1、試論人民公社的歷史地位對于共和國史上在農村延續時間最長的農村人民公 社制度，有些學者對其采取了簡單否定的態度，指由：人民 公社制度是平分社會財富的“農業社會主義”；它嚴重壓抑了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建國頭30年我國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村地區發展滯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而農村人民公社應予以全面否定。筆者認為，對人民公社 持完全否定的學者，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是缺乏歷史感的。 首先，他們把50年代末風卷全國、近似鬧劇的人民公社運 動與相對平穩運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混為一談了， 這樣, 就把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發 揮的無以替代的作用完全抹煞了。其次，對農村人

2、民公社的 全盤否定，就將其在制度建設方面所起的承上啟下的歷史作 用也一同抹掉了。事實上，在人民公社20余年的發展史上， 無論是公社的領導者還是廣大社員群眾，都從未停止過創制 一種能夠充分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的生產經營制度的努力， 進行了諸如包產到戶、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等有益的嘗試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這些都為新時期農村生產經營制 度的全面改革積累了經驗準備了條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新時期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在總結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經 驗教訓的基礎上取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庭聯產責任制 是對農村人民公社歷史遺產的揚棄。本文試圖從上述兩個方 面對農村人民公社給予客觀的評價，并從制度演變的層面

3、上 證明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一、人民公社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業 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晚清以降，洋務運動和民國政 府的兩次工業化努力，都因官僚資本過量提取小農剩余導致 社會矛盾激化而夭折。所以，新中國在建國后的一個相當長 的時間內，其首要和迫切的任務，仍然是在周邊地緣政治環 境險惡、國內人口眾多和資源匱乏的條件下，盡快擺脫貧窮 落后面貌，建立自己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完成從農業國向 工業國的轉變。新中國的領導者和建設者們不僅勇敢地承擔 起了這一歷史的重任，而且，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初 步完成了這一前無古人的

4、歷史任務。這是震古爍今、光照千 秋的壯美功業。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它的制度建設。正是中央政府無處不在的高度權威和強有 力地行政調遣，才使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在蹣跚中起步，在風 浪和困難中艱難前行。筆者始終堅持，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 路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以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作為其制度保障的“工占農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實現方式。由此，人 民公社制度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一）人民公社是實現“工占農利”的重要制度保障有的學者認為，建國之初，如果堅持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的治國方略指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實現 將會付由較小的代價，廣大民眾尤

5、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 民也將會少受許多苦難。但事實上，新中國選擇了另一條發 展道路，即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 義改造；在此基礎上，由中央政府利用手中已控制的絕大部 分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全面推動現代化建設。這一發展模式有兩點是比較突生的。其一，先變革生產關系， 然后再進行經濟建設。具體說，企圖以“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 來推動現代化事業。 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先要改變生產 關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的規 律。”其二，“工占農利”。即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原材 料和勞動力的絕大部分，都應由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提供。關 于這一點，鄧小平1953年1

6、0月在傳達毛澤東有關實行糧食 的統購統銷的指示時，表達了如下思想：從今年 3月以來， 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由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昨 天晚上，毛主席交待，要我再跟大家講一次，讓同志們弄清 楚一個道理，就是講糧食征購一定要聯系過渡時期總路線去 講。李井泉同志告訴我，四川試點，農村干部對征購抵觸情 緒很大，這些有抵觸情緒的干部，主要不是基層干部，而是 縣、區兩級干部（后來查明，省部級干部中也有 ）。你講征購 不聯系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無法使全黨同志贊成這個東西。農村基層干部甚至部分中高級干部對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 是因為他們沒有把統購統銷與過渡時期總路線聯系起來，沒 有認識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

7、實質就是盡快完成生產關系領 域中的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化，集中全國主要的人財物力， 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 實踐證明，在當時我國的歷史條件下， 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勞力和原料只能通過“剝奪”農村經濟 即所謂“工占農利”來實現；而統購統銷就是實現“工占農利” 的主要形式之一，合作社及后來的人民公社制度至少是在客 觀上為建國后30年的“工占農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的“工占農利”，由于有了像人民公社這樣完整的制度作保障， 不僅運作有效而且數量也是極其巨大的，具對工業化貢獻的 主要表現形式是資金的積累，農村人民公社期間，我國農村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約 5400多億元的資金，年均高達 210 多億元。如果

8、我們將考察的范圍擴大到建國頭 40年，農業 累積為工業化提供了近一萬億元的建設資金，占同期國民收入全部累積額的22.4%,平均每年高達近250億元。若按每 個農業勞力平均計算，人民公社時期每位勞力年均向國家提 供的剩余多達80余元。在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在同期農 民的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農業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積 累的數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農業勞動力人均奉獻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歷史上都不多見。建國之初，中 國的社會發展再次提由了迅速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任務。然而，在商品率極低的小農 經濟的基礎上，要完成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創制和建設能

9、保證“工占農利”的農業管理體制就成為 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前提。農業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 是在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從農業提取建設資金這個歷史 階段上，由色地完成了從高度分散、剩余極少的千萬個小農 家庭吸收工業化所需資金的農村社會制度。簡言之，沒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保障，長達幾十年的“工占農利”是不可 能完成的，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二）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與農業經濟的增長人民公社時期，一方面，國家每年從農村獲取約200多億元的建設資金；另一方面，在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的辛勤勞作 和努力下，再加上中央政府對公社的政策逐漸由“攫取”轉為 扶持，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很大

10、的改變。20余年間，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農業經濟的各項指標均有大幅度 的增長。在耕地面積 1952 -1980年年均遞減0.3 %的情況 下，播種面積卻保持了年均 0.18 %的增長；同時，農業的各 項指標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以糧食生產為例，除去人民公 社運動中和其后近十年的曲折，糧食產量幾乎每5年增加近5000萬噸，由1958年的2億噸增至1982年的3.5億噸， 增長近75 % ,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長（同期我國人口增加 56%）的發展勢頭。同期，林牧副漁業及其他非農產業增長更快，呈現了在總量增加的同時農村產業結構的逐步改善，為日后的農村改革和生產躍進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傳統體制下

11、中國農業的發展實績，與同期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相比，也是相當可觀的。1951 -1980年，中國農業產值年均遞增3.2%,其增幅是美國的一倍，比前蘇聯和同是農 業大國的印度也高由許多（參見表1）。值得指由的是，這一 農業發展的成績是在我國全面實施“工占農利”政策的背景下 取得的，這就尤為難能可貴了。表 11951 -1980年農業增 長業績的國際比較在農業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人民公社時期尤其是在70年代我國農村的生產條件也得到了顯著 的改善，國家為此投入的人財物力之大，動員社會力量之廣 泛，推廣應用的技術之先進，建立健全相關組織機構之完備，農業生產條件改變之顯著，都是舊中國歷屆政府望塵莫及的

12、， 所取得的成績也是空前的。 除了灌溉面積增幅為 0.62外，其 他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均有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 增長，譬如農村用電量增長了282.5倍，農機總動力的增幅也達到了 135.9倍。經過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僅已明顯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與中國處于 同一程度的發展中大國，而且在莫些指標上已達到或超過發 達國家（參見表2）。另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1980年中國單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 4.3倍、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 2.8倍，甚至是市場經濟工業國家的1.2倍和前蘇東國家的1.5倍。以如此貧窮落后的基礎和較短的

13、時間，完成如此規模的 農業現代化偉業，除了大量的物質投入和全國上下的努力之 外，健全有效的人民公社制度無疑也為此做由了無以替代的 貢獻。（三）人民公社制度與農村社會的穩定人民公社的這20余年，恰好是共和國政治風云波謫云詭、社會生 活動蕩不定的混亂時期。與城市中的風雨飄搖相對照，人民 公社體制下農村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生活卻保持了相對穩定， 這為減緩我國當時極度混亂的社會狀況，為“文革”后期的撥 亂反正及稍后的全面改革，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與影響。人民公社在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這一作用，顯然是被學 術界長期忽視和低估了。新舊中國最主要的區別之一，是中央政府把極為混亂和分散的、由上百萬個自然村落和

14、上 千萬個核心農戶構成的傳統農村社會，通過行政的和意識形 態的手段與渠道，統一于一個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統之中。 新中國農村社會的這一制度特征，始建于土改時期，成型于 合作化階段，到了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就是所謂的“政社合一”。 以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為核心的人民公社三級機構，不分地 域、不分條件地把城市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行業和人等都 納入了 5.4萬個公社、71.8萬個大隊和600.4萬個生產隊的 行政組織之中。實踐證明，公社時期，即使是在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中，最高決策層的一切決策和政令都能依靠這一健全的組織系統，做到令行禁止。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 正清不僅注意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對現代化建

15、設和農村 社會穩定的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發現，高效有力的農村基 層黨組織是保證這一龐大行政系統有效運行的關鍵。他認為 中國的“農村黨組織紀律嚴明，這樣的組織力量在蘇聯則非常 薄弱，甚至不存在。強有力的黨委會能夠組織大批的工作隊， 指導農村的根本變革。” 當然，農村社會的長期穩定僅僅 依靠健全有效的行政系統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人民公社 在健全和強化行政機構的同時，還在經濟十分窘迫的情況下， 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社會保障制度。這對加強公社體制內農村 社區的凝聚力，鞏固公社三級組織機構，提高黨在農村的威 信和感召力，都是極有意義的制度安排。必須指由，人民公 社時期的社會保障，并不是莫些人理解的完全是“

16、一種平均主 義的再分配”。事實上，公社社會保障的實現手段和渠道是豐 富的和多種多樣的，既有生產貸款、糧食返銷和分配透支， 也有社會救濟和公益金補助；而且公社的社會保障既有平均 主義式的人人共享，也有以救濟貧弱為重點的扶貧制度。人民公社時期另一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合作醫療。中 國從60年代開始在人民公社三級組織內普遍設立了面向全 體社員的公共衛生保健制度。它主要由生產大隊衛生站、公 社衛生院和縣人民醫院三級衛生網站（院）構成。生產大隊負 責統籌全體社員的醫療費用；大隊衛生站的“赤腳醫生”由經國家培訓的、半脫產的本隊青年擔任，他負責本隊社員的防 疫保健、一般疾病的救治和計劃生育指導；“赤腳醫生

17、”無法 處理的疑難重病送衛生院或縣醫院救治。人民公社的衛生保 健制度，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制度健全，由衛生站、 衛生院和縣醫院構成的鄉村衛生網站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 的鄉村。第二，人民公社衛生保健集中高效的制度特征，大 大降低了農村衛生保健制度的運行成本。據世界銀行的調查， 僅設置“赤腳醫生” 一項，就將中國的醫護人員比率提高了一 倍；人民公社晚期每個農村居民享受到的醫療護理水平，在 其他國家約需數百美元才能達到，而實際上，公社社員的醫 療開支人均只有7美元。這里，人民公社的制度優勢再次顯 示了由來。二、人民公社與家庭聯產責任制（一）人民公社的困境：“沒有發展的增長”著名美籍漢學家黃宗智

18、在對長江三角洲和華北農村進行實地考察后認為，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業經濟，“絕對產量上升了，政府的稅收和征購也上升了，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是停滯 的。”他把這種農產量增加而勞動生產率停滯甚至還略有下降 的經濟擴張，定義為“沒有發展的增長”。筆者通過對人民公社經濟的總體性考察，得由了與黃先生相同的結論。人 民公社的經濟增長、生產條件的改善以及對我國現代化建設 的巨大貢獻都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公社體制下的農村經濟， 在人口對耕地日益加劇的壓力下，在政社合一體制的嚴格限制下，其投資邊際效率遞減、勞動生產率停滯甚至下降、社 員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的確是不爭的事實。當我國農村為國 家的工業化提供資金、勞

19、力和原料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以后， 變革人民公社制度的歷史任務便自然地提由來了。人民公社時期，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日益突生。全國人口由 1958 年的6.6億增至1982年的10.2億；鄉村總人口同期由 5.53 億增至8.04億，。與此相對照，同期我國的耕地面積增量甚 微，農作物的播種面積還略有減少。全國播種總面積1958年為22.8億畝，到1982年降為21.7億畝；其中糧食的播 種面積同期由19.14億畝降至17.02億畝，減少了近12%。 人口的膨脹和播種面積的減少，使同期人均占有耕地由 3.45畝減為2.14畝，減少了 61%。明清以來一直困擾我國的人 地矛盾，到了公社時期更加突生了。按照

20、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解決上述難題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把大量的農 業剩余勞力轉移到其他行業中去。然而，人民公社制度卻把 幾乎全部農村剩余勞力牢牢地限制在緩慢減少的耕地上。公 社時期，我國農業生產以種植業為主，種植業又以糧食為主 的農業產業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在社會就業中的比重由58.2 %增至70.5 %,上漲了 12.3%這說明，六七十年代我國農村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基本停 滯，增加的數億農村人口，都被城鄉分隔的戶籍、糧食供給、 就業、以及住房和教育等項制度安排限制在原有的土地上，長期處于貧困和半失業狀態。所以，人民公社制度不是削弱 而是強化了城鄉社會的二元結構。在這

21、個城鄉相互隔絕與對 立的結構中，農業經營中的“過密化”以及隨之而生的勞動生 產率的停滯甚至逐年下降自然就不可避免了。60年代中期后,我國農業經濟運行平穩，國家對農業投入也大幅增加，但十 幾年間主要農產品單位工作日產量基本沒有變化，有些甚至 還有所下降。以糧食為例，這期間雖然單位面積產量增加了 48%,但單位用工產生反而下降了5%。這說明，糧食總產和單產的增加，基本是由增加的勞動力實現的；期間投入的 資金和科技，只抵消了 “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農業勞動生 產率停滯不前的另一嚴重后果，是農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徘徊 不前。1957 1977年，我國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從40.5元增加到64.98元，平

22、均每人每年只增加 1.2元；同期人均 占用的糧食每人每年只增加 1市斤。 所以，人民公社雖 然實現了農業總產量的逐年提高，保證了國家征購任務的完成，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的工業化建設；但是，以“勞動替代資本投入”或曰“過密化”的發展道路，沒有提高農村的勞動生產 率和社員的生活水平。 人民公社20多年，只有數量的擴張， 沒有質量的顯著提高；貧窮與落后仍然是農村社會的基本特 征。（二）歷史選擇了家庭聯產責任制農村人民公社 制度從誕生那天起就面臨著改革的壓力，而且越到其后期，這種壓力就愈顯巨大；這是由人民公社本身的制度缺陷決定的，而這些缺陷又是公社難以逾越和克服的。因此，公社的消亡和在公社體制內孕育由新的

23、制度模式同樣都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缺失之一，是它的以戶籍、對糧食的壟斷等為核心的城鄉隔絕的政策，把數以億計的農村剩 余人口牢牢地框死在有限的耕地上。盡管從6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農村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長期穩定，國家和集體對農業的資金和 科技投入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幾、幾十的速度遞增；然而，這 些努力幾乎都被同期農村人口的惡性膨脹所抵消，農業經濟 效益長期徘徊不前。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缺乏激勵機制，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另一重要缺陷。人民公社 制度下的中國農村，仍未擺脫自然或半自然經濟的落后狀態。 在人口不斷增加和國家征購任務的雙重壓力下，公社的

24、基本 核算單位生產隊，實行以口糧制為核心的近似于平均主義的 分配方式，根本無力貫徹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另外，在“四清”、“文革”、“農業學大寨”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把按勞分 配視作資產階級法權而大加鞭撻，使平均主義大行其道；由 于公社的管理層堅持認為，集體勞動是人民公社制度中的應 有之義，堅持排斥家庭經營，這也增加了生產經營成本，降 低了公社的經濟效益；再加上國家對公社和社員的其他種種 限制性措施，使公社的三級組織基本喪失了生產經營的自主 權。凡此種種，使農村基層既缺乏發展經濟的動力，又無自由拓展的空間；社員群眾則處于政治上無進取的機會，經濟 上無改善的可能，同時又無擇業和遷徙自由的無權地位。

25、在 這種高度集中、僵硬和缺乏激勵機制的體制中，廣大的農村 基層組織和社員群眾，喪失了進取的動力，其生產積極性也 就無從談起了。人民公社的這些頑疾是公社制度固有的，也是公社本身難以克服的。當我國的現代工業基本確立了在 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之后，當傳統體制下的農村社會為我 國的工業化提供了近萬億元資金，人民公社“工占農利”的歷 史使命即將完成之際，公社本身所固有的種種弊端便愈益顯 現由來，而且其負面作用愈益阻礙著農村社會的進步。也就 是說，到了 70年代末，人民公社“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 已經基本發揮由來了； 而且，解決公社難題的“物質條件已經 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而一種“新的更高的生

26、產關 系”，在公社的“胎胞里”也已基本成熟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悄然興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是脫胎于原人民 公社的體制之中，從公社曾存在的包產到戶、家庭副業等制 度安排中，不難發現它們與家庭聯產責任制之間的歷史淵源，從1956年浙江永嘉縣由現較完整的包產到戶責任制，到60年代初安徽等省區興起“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 分”的“責任田”，再到0年代末各地普遍由現包產到戶以及 再后來的包干到戶，從中不難發現，家庭承包制決非無源之 水，是對公社時期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繼承和發展，兩者雖在賦予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收益和占有之權上存有明顯的差異， 但都是在保留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沿著土地的所 有權與使用權、收益權分離的思路進行的變革與調整，因而 在制度的沿革上它們是一脈相傳的；以自留地為主要內容的 家庭副業，是公社時期給予社員的所有權較為完整的一項制 度安排，它賦予社員對自留地較長時期的使用、收益和部分 占有之權，同時允許農民對其實行家庭經營，從莫種程度上 說，家庭承包實質上就是對家庭副業的繼承與完善。更為重要的是，家庭承包責任制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要求，較好 地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又難以克服的歷史 難題。80年代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業生產也因此由現了飛躍。據社會學家陸學藝的調查，實行家庭承包后，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一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