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孫昌武教授與佛教文化研究孫昌武教授與佛教文化研究摘要：孫昌武教授的?中國佛教文化史?和?禪思與詩情?，充分表達了孫先生治學的主要觀點、奉獻和特色，其佛教文化的研究視角，既是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對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的深化。關鍵詞：孫昌武；佛教文化；中國佛教文化史；禪思與詩情論文聯盟孫昌武教授是我國著名的佛教文學、佛教文化研究專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后出版?唐代文學與佛教?(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臺灣谷風出版社1987年)、?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修訂再版)、?詩與禪?(臺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中國文學中的觀音與維摩?(高

2、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2022年修訂再版)、?禪思與詩情?(中華書局1997年；中華書局2022年修訂再版)、?文壇佛影?(中華書局2001年)、?游學集錄?(南開大學出版社2022年)、?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遜(南開大學出版社2022年)、?祖堂集?(中華書局2022年)、?中國佛教文化史?(中華書局2022年)等20余部著作，并發表數百篇論文。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心無旁騖，勤勉治學，其論著自成一家，成就之高、影響之廣，為海內外學術界所公認。孫昌武教授的佛教文學、佛教文化研究是全方位的，恢弘博大而又深邃精細，限于篇幅，本文僅以先生兩部最能代表其學術成就的著作?禪思與詩情?和?中國佛

3、教文化史?為例，對其在佛教文學、佛教文化領域研究的主要學術觀點作些介紹。一、對詩禪關系的精辟闡釋除了對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作出一般性的描繪之外，孫昌武教授治學的一個主要核心是討論禪宗思想與古代文學之間的交互影響。禪詩關系是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中一個熱點問題，有關論著頗為豐碩，孫昌武教授的?禪思與詩情?獨辟蹊徑，以對歷史明晰確切的把握，對詳細問題的深化討論而引人注目。該書2022年的修訂本，較之1997年版增加了近6萬字，反映了孫昌武教授多年來在這一學術領域辛勤耕耘的新創獲。孫昌武教授是國內最早關注詩、禪關系的學者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即開始這方面的研究。經過10余年的艱辛探究，至?禪思與詩

4、情?的出版，形成了全面系統的認識，本書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學術界研究成果的水準。?禪思與詩情?不是泛泛地議論詩、禪關系，而是從大量詳細的歷史事實人手切入主題。詳細來說，它選取了從唐代初期東山法門興起至北宋年間江西詩派興起大約500年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禪宗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通過細致的疏理、精辟的闡析，令人信服地提醒了這兩個黃金時代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書沒有像某些理論著作那樣，人為地構起一個理論框架，全書的章節條目顯得極為質樸，增訂本也并沒有在這方面作大的調整。全書是緊緊圍繞禪、詩各自開展的歷史進程來尋繹其內在的深層聯絡和歷史規律的。從禪宗史上的東山法門到南宗禪、洪州

5、禪、分燈禪與詩歌史上的盛唐詩、中唐詩、晚唐五代詩和北宋詩，各自形成兩條明晰的開展線索，兩條線索之間又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彼此映照，交互影響。全書在以下兩個層次的經緯向度上獲得了歷史的、邏輯的統一，顯示出作者開闊的視野、獨到的視角和敏銳的目光。首先是禪史與詩史的關系，其次是思想與情感的關系，前者屬于事，后者屬于理，但它們并非兩個不同的東西，而是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聯絡、交織在一起，處理不好，很容易形成兩張皮：考索詳細微觀的歷史事件，容易流于瑣屑、穿鑿；作出宏觀的理論概括，又容易流于空疏、武斷。以?禪思與詩情?命名，就是在提醒兩者的內在統一，力求到達佛禪所謂理事圓融之境。孫昌武教授擅長把研究的問

6、題置于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下，涉及面非常廣，舉凡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乃至風俗習慣等不同領域、學科，皆不拘一格地在其考察之下。?禪思與詩情?直接分析和涉及到的人物有上千人，引用的著作近3。0部，這一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可以說都涉及到了，而這些內容又并非那種一般性的鋪墊，而是融入在細致的描繪之中，共同構成全書恢弘的背景。因此，書中所作出的大量概括性論斷防止了空疏、武斷之病，也絕無穿鑿附會之處。?禪思與詩情?的構造看似質樸簡單，實際上非常巧妙地運用了點、面結合的方式，既嚴格按照歷史順序展開，又注意對不同歷史側面作出細致的描繪，真正做到了體大思深。如書中一、二章分別介紹達摩禪法和東山法門以及南宗

7、禪后，第三章選取王維和杜甫兩個重點人物進展分析；第四、五章在介紹了洪州禪和當時文人的好禪和習禪風氣后，第六章選取白居易作出重點分析；接下來七、八、九、十、十一共五章，那么分別從喻禪與喻詩、默契與言句、玄思與樂道以及以王梵志、寒山和中晚唐詩僧創作等幾個方面展開，皆屬于對洪州禪一章的詳細推進。第十二章介紹了宋代以后形成的分燈禪，接下來第十三、十四、十五章那么分別通過以禪說詩以及蘇軾和江西詩派幾個方面，對宋代詩風的形成與禪宗的關系作出分析。這樣，全書既脈絡明晰，又層次清楚：有總有分，有理有事，有事有人，有俗有僧，相當全面而深化地反映出這一歷史時期禪、詩之間的交互影響、中國文人對佛教的不同態度以及不同

8、的信仰層面等等。孫昌武教授在?禪思與詩情?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獨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如對詩禪關系，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禪宗的開展與文學有親密的關系，互相間產生過重大影響。可以研究作為佛教宗派的禪宗的文學，這是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研究文學中的禪，這在中國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都有獨特的、重要的表現。中國禪宗文化更鮮明地反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色，它的濃重的文學性質就是這種特色之一。應該說，把濃重的文學性質視為禪宗的特質之一，就為將大量的禪宗文獻放在文學的角度來研究提供了理論根底，同時，對深化中國禪宗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從這個觀點出發，他提出許多極富新意的見解，如指出：中唐之后

9、，詩與禪的結合也更親密，禪偈與詩的交流給宋以后詩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禪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是應予以肯定的。流傳或記述禪宗歷史與禪宗人物的人，是具有強烈的藝術創作的自覺的。禪宗資料給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大批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研究達摩，考證其人的本來相貌是一個課題，但考察不同時期被創造的達摩的相貌從而探究其意義，在對這個禪宗祖師的研究上確實是更重要的。以禪說詩是詩歌普遍繁榮的一個結果，很多禪詩，其價值是遠遠超越其宗教意義的；我們既要注意到禪對詩的影響，也要注意詩的繁榮對禪宗開展的促進。假設沒有唐代寫景詩的普及與繁榮，就很難形成禪宗中以詩句對答的風氣。孫昌武教授治學，一向堅持論文聯盟以提醒歷史事實真

10、相為出發點，注重對歷史過程作出準確、精細的描繪，而不刻意人為地構建體系，拋開史料作題外的批判、發揮。早在198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柳宗元傳論?中，他就指出：這種研究，不應是實用主義地以古人去牽合幾個先驗的教條，也不是浮皮潦草地去總結幾個公式，而應當是對柳宗元的時代、生平、思想、創作進展詳細的、細密的分析，這樣就會得出許多于我們有益的東西。這一治學原那么可謂堅持了一生，即建立于微觀研究、融匯眾長根底上的弘通博大。不把看似微觀的情況弄得很細致，對涉及全人、全部作品的宏觀規律也就難以把握。而且客觀地說，假設只解決微觀課題，達不到宏觀規律的把握，終歸還算弄清了點滴情況；但假設沒有微觀的研究為

11、根底，憑空去設想宏觀的規律，那么只是毫無價值的臆想。?禪思與詩情?一書中對寒山詩的研究可以視為作者宏觀微觀結合，由一系列小結果推導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大判斷的范例。關于寒山其人，學術界有許多不同觀點，也做過不少考證研究，卻很難獲得統一的認識。本書沒有陷在那些難以實證和印證的考據之中，而是通過對寒山傳說及其作品存在的種種矛盾情況的研究分析，將寒山詩作為中唐時期在禪門偈頌影響下通俗詩繁榮的一種表現來闡述，得出只能肯定中晚唐確曾流傳一批通俗詩，其作者被稱為寒山子或寒山；在詩的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關于寒山這個人物的傳說，也不能排斥當時確有過叫做寒山的人，他也可能是寒山詩的作者之一的結論。盡管這個觀點并非

12、由孫昌武教授首先提出，盡管它也屬于一種推測和假說，但認真研究一下寒山其人及其有關研究成果，感到本書確實已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迄今為止最令人信服、也最充分的論證。將寒山視為一個創作群體的觀點，一下子開闊了研究思路，使全書對寒山的闡述新意疊出，比方通過對?寒山詩集?流傳過程的考察，指出：寒山詩本來就是經過晚唐到北宋幾百年問一直不斷被創作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就沒有所謂真偽的問題。通過這些精辟論證，寒山這一創作群體的獨特現象以及寒山傳說本身在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就被充分地提醒出來了。?禪思與詩情?的重點并不在禪思想與文學思想、文學批評的關系方面，但書中喻禪與喻詩、默契與言句、以詩說禪、活句與活法諸章

13、，實際上已經勾勒和描繪出唐宋詩學一些最重大的理論概念的發生和開展軌跡，妙在本書說理從不離事，總是做到言外有境，境中有人，不脫離詳細的歷史背景去空洞地作出什么理論或審美上的升華。而且，其切入角度也很巧妙，比方喻禪與喻詩章通過明鏡與泉流兩個禪宗譬喻在詩歌中不同的表現所作的精深研究，詳細研究了南宗禪影響于詩的一個側面，同時也非常透辟地提醒了一個宗教概念是如何轉化并生成為一種藝術概念的實際過程，這可以視為本書重視描繪的一個范例。二、對中國佛教文化的深化開掘在?禪思與詩情?修訂本中，孫昌武教授以?關于佛教、禪宗與中國關系的研究?為題，補寫了一篇?增訂說明?。在這篇文章中，孫先生高屋建瓴地對佛教傳人中國后

14、，對中國文化產生的深化影響作出宏觀分析，指出：佛教文化的內涵遠遠大于佛教本身。佛教作為一種文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相貌，如此深化地浸透到中國文化的整體構造中，無論如何都是不容無視的。這段話絕非一時興到之語，而是孫先生多年研究中國佛教與文學關系后，得出的一個具有總結意義的結論。當時，他多年來孜孜不倦構思、寫作的一部多卷本著作?中國佛教文化史?也根本殺青。又經過艱辛的審閱、修訂過程，2022年中華書局推出了他的五卷本?中國佛教文化史?，這部著作提醒了外來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逐步融入中國文化傳統并發揚光大的規律，標志著國內學術界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到達了一個新的程度，

15、也標志著孫昌武教授的研究重心由佛教文學轉向佛教文化。當我們細讀這部鴻篇巨制后，方恍然大悟：孫先生的這次轉向，并非放棄對佛教文學的研究，而是將佛教文學研究放到了一個更為宏大的視角下觀照，如此，中國佛教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特色和成就才更為明晰、精細地顯現出來，這也正是他關于宏觀、微觀的辯證考慮的一種表達吧。之所以要將中國佛教文化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系統研究，孫昌武教授對此有著極為深化的見解。他指出：這一方面是由于佛教在與中華文化長期的互相磨合、吸納和借鑒的根底上，形成成就輝煌的中國佛教文化，成為構成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大支柱之一，更重要的還在于：盡管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但是在中國這樣具有濃重理性精神和人本觀念

16、的傳統中，佛教文化的許多內容已超越了純粹的信仰意義，獲得了獨立的價值，中國佛教文化的成就和價值就特別重大，影響也更為深遠和宏大。基于這樣一種源自深思熟慮的深化文化信念，作者闡述了他的一個精辟觀點：中國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層面，而在于其文化層面。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將佛教視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國佛教的開展放到中華文化整體開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恢弘博大、紛雜繁復的佛教文化便山河無隔礙，世界掌中觀了。比方關于中國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國佛教文化史?在綜合、總結國內外學術界大量研究成果的根底上，提出很多獨到的見解，指出：在中國佛教宗派的所謂八宗中，三論宗、法相宗、密宗可以歸為一類，它

17、們根本對應印度大乘佛教歷史開展的三個階段，它們把這三個階段的內容移植過來，當然也作了或多或少的改造和發揮，從而形成中國佛教的三個宗派。而天臺宗、華嚴宗可以歸為第二類，這是兩個具有豐富理論內涵又有機交融了外來教理和外鄉思想而自成宗義體系的宗派，是外來佛教在中土環境中被改造、開展并作出獨特發揮的產物。禪宗、凈土宗和律宗可以歸為第三類，共同特點是理論色彩都比擬薄弱，重在修持理論，因此更富于群眾性，在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傳播，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宏大的作用。特別是禪宗和凈土宗，乃是中土民眾真正需要的宗教，是表達民族精神的佛教，這是二者后來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的根本原因。這些分類和分析，對于我們全面認識中國佛

18、教的開展軌跡和特征等具有重要價值。又如在評價天臺宗判教思想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和地位時，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中國佛教史上的判教，是根據判教者的理解對于佛教思想的歷史開展進展梳理、安排，實際反映了對于教理開展的總體認識。這種工作是只有在對于佛教整個歷史開展過程進展充分的分析、批判、整理的根底上才能進展的。智顗的判教，不只表現出對于佛教及其在中國的情形相當全面、深化的理解，更充分顯示出他思維境界的開闊與思維方式的統攝精神。智顗判教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奉獻，可以比擬先秦?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和經學中董仲舒、新儒學中的朱熹等人總結學術的工作，在總結前人各家學術方面是集大成的工作，又給

19、后期宗派提供了借鑒，開拓了方向。僧團的建立乃是印度佛教對中國的一大奉獻，在論文聯盟佛教輸入以前，中國沒有定型的宗教(即所謂歷史宗教、教團宗教等)，外來的佛教正填補了中國這種宗教的空白狀態。宗教的最廣泛的社會根底在廣闊民眾的生活理論之中，即使是在宋、元以后佛教已經衰落的情況下，強大的信仰潮流仍在民眾間涌動并持續地發揮宏大的社會作用。同時又指出：沿襲中國古代社這種宗族、地域性組織的傳統，中國佛教建立起名目各異的法社，這又是中國佛教的創造。中國佛教更多承受大乘居士思想，又受到外鄉倫理觀念的影響，居士佛教非常興隆，從而僧團外圍的法集結社也相當興盛。在分析中國佛教法集結社由宗教性質轉向文化性質時指出：由

20、南北朝的社邑開展到明清的香會，這種群眾性佛教組織與活動的演變，正描繪出中國佛教在民眾中傳播、開展的軌跡。社邑的建立與活動本來具有單純的信仰動機，民眾為了實現福利發動、組織起來，而到明清時期，赴廟會、趕香市，已是萬眾歡騰的民眾聚會，佛事與商貿、游藝結合在一起，民眾在這里既拜佛、上供，祈求福佑和濟度，又得到交易和娛樂的時機，成為一般勞動者平凡生活中少有的歡樂節期。這一點也正表達著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特點，即生活化和現實性。全書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觀念等問題從文化角度給予了全面解讀，從信仰到制度、禮儀乃至風氣等諸層面，都提出很多獨到見解，即使是從一般的佛教史或佛教思想史研究角度看，這些考察也都是非常深化

21、的。如：中國佛教兼容大、小乘經典的態度和做法，使得更全面地承受這些經典所承載的文化內容成為可能，也讓不同階層、不同觀點的人得以從中選擇自己可以承受的部分。佛教就其根本教義說，不成認人的特定的等級身份，因此信仰是向廣闊民眾開放的。在中國傳統的等級專制制度下，這種觀念對于一般民眾培植信仰心更增加一份吸引力。特別是佛教把樹立信仰歸結到每個人當下的心態，既不問這個人的等級身份，也不管他的前世因果，只需當機立斷，回頭是岸。這樣，信仰讓每個平凡個人得到從現實苦難解脫的出路，真正表達了依靠自力挽救自己的精神。宋代之后中國佛教開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援儒入釋，這是宗派佛教表達外來佛教適應外鄉思想、文化傳統的大趨勢

22、。滿意學一派為狂禪，顯然有兩方面意義，一是認為這一派學說雜糅禪而非醇儒，另一方面那么是不滿于發揚禪的任性而為、狂放不拘、蔑視傳統、獨立自主的性格。因為這不只是以禪亂儒，更叛離了禪學矩矱，所以從禪學正統立場看也是異端。心學的主要弱點也淵源于禪思想的空靈虛幻而缺乏建立性。皆分析透辟，一語中的。沒有這些對佛教自身研究的深化，也就談不到佛教文化、佛教文學研究的深化。正是基于佛教中國化所帶來的中國文化深層構造上的影響和變動，孫先生作出一個具有文化史價值的大判斷：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奉獻，集中表達在文學藝術方面。佛教與文學有著深化的緣分。孫先生指出：文學創作屬于佛教中極其重要且成就突出的外學之一。這一方

23、面與佛教的固有傳統有關：自佛陀創教伊始，就注重利用文學創作來闡揚教義、教理，翻譯佛教典籍里有大量文學成分，包括藝術性很高的文學作品。同時，中國的文化傳統又促進和增強了這一點，中國是一個有著濃重的崇文尚藝傳統的國家，許多有文學才能的人參與僧團，文學創作也成為僧團的重要活動，利用各種文學款式來弘法，對于推動佛教傳播和開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得中國的佛教文學尤其興隆。將佛教文學藝術的開展放到中國佛教整體開展的大背景下考察，無疑將極大地深化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由此得出的一些結論就平實而弘通，令人信服。在?中國佛教文化史?第22章佛教義學對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中，孫先生系統考察了佛教思想對中國文學深化的影響和

24、奉獻，也討論了所謂佛教文學的本質內涵，指出：佛教義學對于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可以概括為三句話：注入了許多全新的觀念，豐富了文學理論，推動了文學思想的開展。他特別強調：不是所有涉及到佛教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稱之為佛教文學，考察佛教文學要著眼于它對于中國文學作出的獨特奉獻。推崇原創，珍視最初的具有原創意義的珍貴觀念、思想，是貫穿先生全部治學生涯的一個宗旨。書中對佛教義學真實的觀念如何輸入中國文學，作出詳密深化的研究，同樣是描繪方式的一個范例。中國文化自古有重現實、重人生、重倫理、重教化的傳統，這些也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根本原那么，表達在實錄、征實、老實等等概念中。這種傳統的真實觀一方面有著積極作用，一方面

25、也對藝術虛構和想象空間造成了很多限制。而佛教所追求的真實與中土傳統的真實在觀念上是截然不同的。就教理內涵說，佛法的真實是絕對、超越的諸法實相、真諦；就思維方式說，這是基于宗教玄想的絕對境界，與現實的現象界完全無關；而到達這個境界的途徑，那么要靠內心的覺悟，需要全然擺脫常識。表達在文學創作中，那么要追求超越客觀實際的另一種真實。著作引用了?文心雕龍論說?的一段話：次及宋岱郭象，銳思于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于有無之域，并獨步當時，流聲后代。然滯有者全系于形用，貴元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假設之絕境乎。又對照了劉勰重要的佛學論文?滅惑論?中的一段文字：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那么空玄無形，而萬象并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指出這里所表達的文學精神，正是來源于佛教的真實觀：劉勰明確指出玄學貴有、貴無兩派的缺乏，認為都是偏解而非正理，而真理的極致那么是佛教的般假設思想，實際上是把它當做文學創作表達的最高境界，而劉勰所提出的這些文學思想，即在中國征實、實錄的文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