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圍繞提升消費力設計政策體系王強東省委十屆五次全會提出,要處理好擴大投資與促進消費的關系,在不失時機地擴大投資需求、全力推動重大項目建設、提高發展可持續性的同時,著力解決消費率不高的問題,形成投資與消費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金融危機給廣東帶來的是出口萎縮，其實質就是消費力和生產力平衡關系的破壞。外部消費力縮小了，內部消費力又沒起來，以致現有生產力閑置或過剩，企業開工不足、歇業或倒閉。外需不足盼內需，“擴大投資，促進消費”即由此應運而生。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廣東與全國一樣，在擴大投資與促進消費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如下：第一、生產性投資和消費性投資比例不平衡。目前，刺激經濟的措施大多沿用老套路

2、，側重生產性或基礎設施型投資，忽視消費性或社會保障型投資。如全國的四萬億投資，72是基礎設施投入（含四川地震重建支出）；而廣東五年二萬億的刺激投資，主要也是投向基礎設施或產業工程，關乎民生或消費的只在30左右，與中央基本一致。這種側重生產性或基礎設施型的投資，雖然GDP見效比較快，但其后果則是產能繼續過剩和加劇，危機期延長和程度加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是金融危機的爆發地，經濟受損嚴重，但美國787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計劃在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規范的“巧經濟”(the smart economy)策略安排下，取得了明顯成效。其“巧經濟”投入基礎設施項目的只有1200億美元，占投資總額的15.2

3、，而其余約85則投入醫保、社保、減稅、補貼、公共產品購買和新興科技項目。從這里，應該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第二、生產性政策體系未改變，生產型政府體制未改善。好的體制是第一生產力，好的政策是特大生產力。肇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改的不是機器，不是水土，而是體制和政策，結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體制和政策不但有導向性，而且有強制性。政府如制定“外向型政策體系”，如投資優惠政策，外商減免稅政策，出口退稅政策，經濟就形成“外向主導型”；政府若制定“內需型政策體系”，如消費退稅政策，分配均衡政策，社保優先政策，人均收入評價標準，經濟就會形成“內需主導型”。政府的體制也是如此，如果唯GDP馬首

4、是瞻，就形成生產型政府；如果以人均收入和社保、醫保水平為圭臬，就會孕育出公共服務型政府。但就目前的政策體系和政府體制的狀態看，其“外向型”、“生產性”結構偏差還沒有得到有效的糾正、改善或改變，這對“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戰略是一種巨大的障礙。第三、初次分配格局的偏向未能扭轉。分配格局直接決定消費力的大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馬克思說的“對抗性的分配關系”，是分配的“零和搏奕”；政府財政、企業盈余、居民收入三者分蛋糕，其分配份額是你大我小，此消彼漲的。改革開放前，中國和廣東由于經濟底子薄，長期實行低分配，高積累的政策，實行“國家拿大頭，企業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政策。改革開放后，這種格局和慣性也一直

5、未能改變。而且，隨著GDP的不斷增大，居民收入的份額反而不斷下降。如1978年，廣東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為60.6%，隨后逐年下滑，2007年為38.78%，下滑幅度為36.5%。但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則連續上升，從1978年的14.6%上升至2006年的31.3%，上升幅度為114。政府財政收入比重1994年為12.3%，2007年則達到了24.9，上升幅度也超過102。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滑，消費力不能增強，“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也就自然乏力。最近，省委汪洋書記提出“要加強擴大內需的戰略研究，要對擴大內需作出戰略部署”。這是廣東科學發展新階段的先聲，空谷足音，極其可貴。為順利實施擴大

6、投資與促進消費的戰略，擬提出以下深層次的對策建議：一是政策轉向，管理改制。首先，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圍繞消費力的提升來設計和制訂新的政策體系，逐步實現政策體系從“唯生產力標準”到“消費力標準為主，生產力標準為輔”的歷史性轉移，實現從經濟改革到經濟與社會改革全面推進的轉移，給“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戰略實施打開政策通道。其次，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如將各級政府的國企出資人身份變更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把各級國資委劃歸各級人大管轄，理順國資企業產權所屬關系，徹底解決“政企不分”的痼疾；同時，可將各級人大的財經委員會更名為預算和撥款委員會，把原來政府既是“用款人”又是“撥款人”的“自用自批”的財經管理體

7、制，理順為“用款人”與“撥款人”嚴格區分、嚴格監督的現代財經管理體制，從而優化財政資源配置，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為“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做好財政體制的鋪墊。二是全民產權，“虛化實落”。據國務院國資委和廣東省國資委的資料，2004年底，廣東國有資產總額為14174億元，當年利潤為370億元；2007年資產總額為17000多億元，當年利潤則約為680億元。這些巨額資產和利潤，名義上屬于廣東全民所有，但實際上一直是“虛化”的。建議將劃歸人大管轄后的國資委更名為國民權益基金管理委員會（簡稱“國金委”），把“國金委”所屬國企每年的經營利潤按比例投入到社保、衛生、教育、就業培訓等公共服務領域，由此實現產

8、權“虛化實落”，還利于民，直接增強廣東居民“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后勁。三是調整分配，厚待民生。如前所述，廣東GDP年年高額增長，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占GDP的比重亦同步增長，唯獨只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這與“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戰略顯然背道而馳。因此，要迅速研究出臺系統的經濟、社會改革措施，盡快扭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長期偏低的現象，逐步并快速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直至回歸到1978年占60.6%的初始水平。四是盡快推行衡量官員政績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消費力標準。廣東進入工業化中期以后，整體實力今非昔比，自此消費力標準就上升為衡量國民幸福和個體實力以及整體實力的主要標準。國強不一定民富，但民富則一定國強。廣東現在已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當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進程，率先以消費力標準及其各項評價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