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傳統中國城市的多彩畫面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讀后感巍峨的城門、厚重的城墻、精美的牌樓，傳統城市的象征，或以其殘存的實在形象，或借助圖像、影視畫面，向后人述說著過去。百年前，數以千計帶有這些符號的城市散布各地，連同眾多村落構成華夏大地的主要景觀。當時的城市與城市生活也成為今天中外學者熱切關注的話題。中華書局新近推出的施堅雅（G.William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2001年3月，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一書的中譯本，是這一領域不可多得的佳作。此書屬于專題論文集，由三編16篇論文組成，施堅雅為各編寫了長篇導言。內容涉及廣泛，大體側重三方面：城市的建立與擴展，影響其形式與發展的

2、原因；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系；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研究的時段主要集中在明清。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距英文版的出版已近四分之一世紀。20多年對學術發展而言，可以說是經歷了一代，乃至兩代，盡管如此，這本書仍然顯示出多方面的魅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城市的跨學科研究。在中國學術界，歷史上的“城市”一向屬于歷史地理學家的領地，而此書則全然異趣，它薈萃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者。除了地理學家章生道外，還包括不同領域的歷史學家，如長于佛教史、思想史與隋史的芮沃壽、專攻明史與思想史的牟復禮、研究經濟史的馬克埃爾文（伊懋可）、專心地方政治制度的約翰R瓦特、以宋代經濟史與江南區域史著稱的日本學者斯波義信、

3、擅長家族史的休DR貝克等；以及不少人類學家，如施堅雅、傾心中國，特別是臺灣民間宗教的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王斯福）、致力于道教史與臺灣道教研究的施舟人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關心的問題不同，切入的角度各異，研究的方法有別。他們共同探討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所勾畫的不同側面為讀者構建了豐富的思想空間。關注城市歷史的一組研究中：芮沃壽討論了中國人關于城市選址與規劃的觀念及其實踐，借用人類學的術語，他的研究近似于“主位觀察”，提供了理解中國城市建設的“內部視角”。牟復禮在分析傳統中國城市特點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建立過程、景觀、象征意義與城市生活的特色。拉姆利的研究，通過比較19世紀臺灣地區宜

4、蘭、新竹與臺北三城修建的經過，揭示了政府與地方社會間復雜的關系。這兩篇文章涉及的同是“筑城”，時間上相距五百年，且一為都城，一在邊陲，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其中的異同，得以認識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連續性。施堅雅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中華帝國晚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占多少，論文所采用的方法則是在他所創立的“區域理論”基礎上，通過復雜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幾乎沒有直接引用具體史料，帶有明顯的社會科學化的色彩。討論城市間以及城市與農村空間關系的一組文章也是各具豐采。施堅雅的另一項研究探討經濟中心地與地方行政治所的關系，強調前者對后者的制約作用。此文是他將其理論應用到分析政治制度的重要嘗試。瓦特則透過縣衙門，觀察以城

5、市為主的行政體制如何與以農村為主的社會相互作用。他所提出的縣衙門是地方政府與非正式的地方權力代表協商的主要中心的觀點，成為日后研究當時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出發點。斯波義信依據施堅雅的理論對12-19世紀以寧波為中心的區域經濟進行深入研究，采用了長時段、區域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王朝斷代史的舊框架。格里姆在中國書院發展的大背景下描述了明清時期廣東地區書院城市化的過程，并利用施堅雅的理論加以解釋，擴大了這一理論的適用范圍。這組研究所強調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區域體系內的密切的城鄉聯系，而非城鄉隔絕與對立。研究城市社會結構的一組論文同樣新意迭出。戈拉斯在對清代前期的行會的研究中歸納了行會在構成、活動上的特點。

6、斯普倫克爾關于城市社會管理的研究圍繞城市中官方管轄權與慣例管轄權的關系展開，指出前者涉及的范圍有限，很多事情要由社會組織管理，后者包括街坊宗教會社與行會等。關于行會作用的重要程度，作者的理解與上文有別。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德格洛珀與施舟人的研究，或以學宮與城隍為例討論了官方信仰與民間信仰的相互關系，或詳細分析臺灣城市個案的社會結構、信仰組織的結構與關系。這些研究從不同側面涉及了城市內部的官府與民間社會的關系。施氏理論沒有涵蓋城市內部的社會關系與信仰，這組研究補充了他的不足，是其延伸。全書的研究宏觀微觀并重，既有長時段、全國范圍的鳥瞰，如章生道對縣治的形態與結構的考察、施堅雅對19世紀城市化、城市

7、與地方體系層級的研究；更多的是細致的專題性或個案分析。具體方法上既有傳統的文獻分析；也有社會科學化的統計分析與圖表分析；很多作者還利用了比較的方法，注意到中西方“城市”的異同；還包括不少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著眼點也相當多樣：或揭示修建城市的觀念背景，或討論具體城市的建造背景，個別城市與周邊的經濟關系，或關注城市內部，從縣衙、行會、書院、宗族到各種信仰組織，信仰活動，或宏觀考察城市人口的比例、經濟中心與治所的關系等等，揭示了帝國晚期中國城市與城市生活的多彩畫面。作為論文集，本書譯成中文已逾60余萬言，篇幅龐大。盡管如此，論題仍相對分散，作者們與其說是要描繪一幅全景，不如說是試圖提供觀察“城市”的多

8、重視角，展現研究的多種可能性。這些異彩紛呈的具體研究多是在施堅雅所創立的理論的啟發、影響下展開的，有些則是直接應用了他的理論，顯示了施氏理論的廣泛影響。這種多學科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實現，與施堅雅本人的學術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施氏本人就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執著實踐者。做為一位人類學家，他關注的卻是村落以外的世界，并將他的研究方法運用到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上，而對現象的分析又借鑒了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地理論”。他所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如他自己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言（頁9-10）,正是跨越了傳統學科邊界的結果。由于他的人類學背景，促使他能夠透過農村來觀察城市，理解兩者間的復雜關系，構建了觀察城市的新視角

9、，這又進一步促使他注重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與變化趨勢，提出了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解釋，從而超越了“沖擊一反應”、“傳統一現代”與“帝國主義”模式，推動了美國中國學界研究模式（paradigms）轉變，成為新的“中國中心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六十年代以來“區域史”與“地方史”的興起與施氏的影響密切相聯（參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一一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144-152頁）。由此也不難看到一種理論的出現對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價值。作為一個活躍在不同領域的學者，他深得跨學科研究之益，因而也積極推動、組織多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本書就是這種研究所結下的成功的果實。當然，施氏理論的提出

10、隨即便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贊同、應用者有之，批評、駁難者有之。此書可以說是認同并應用其理論的學者的集中展示，既體現了其說的優長，亦暴露了它的缺陷與限度。這是任何一種理論所無法避免的。目前，中國學者也已從單純引進、借鑒轉而開始認真思考這一理論的貢獻與不足，期盼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在不久的將來更上一層樓，構建出對中國傳統城市，乃至中國歷史的理論解釋。歷史地理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美G.WilliamSkinner/施堅雅本善由施箋雅主編，收金象了K美日本耋灣等地季者的城市史研究文。全善分懸三偃I部分，分別是屣史的城市、空的城市和作卷社

11、曾ft系的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施箋雅本人鷹用他的展域ft系理的黑篇厚言，道彳固理在阜街界被耦坐“施箋雅模式”。11977年，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英文版，1977）一書，收錄了歐美與日本等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一些有關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成果。該書圍繞中華帝國晚期（施氏所謂的帝國晚期指的是中國的明清時期，至1895年為止）城市的三個方面來論述。第一編“歷史上的城市”，論述城市的建立與擴展，以及影響其形式與發展的諸種因素。第二編“空間的城市”，著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區域中扎根的過程，論述城市與城市以及城市與鄉村間的關系。第三編

12、“作為社會體系的城市”，論述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各部都有一篇由施堅雅撰寫的單獨的導言。在第一篇導言“中華帝國城市的發展”中，施氏再次將他的區域體系分析理論貫徹到對中國城市的具體研究之中，認為直至19世紀中葉，在中國從各大區各自發展出的獨立城市體系之間，經濟與行政事務關系還過于薄弱，不能把各部結合成全國范圍的統一城市體系，這也是把各區城市化分開來進行分析的充分理由。他認為地方制約、行政收縮以及中世紀娘變形式是對中華帝國晚期城市發展最具意義的三個問題。第二篇的導言名為“中國社會的城鄉”，施氏在此文中把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與作為行政治所的城市加以區分，認為治所的正規行政屬性，大部分是由它在相關經濟中心

13、地區域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發展出來的，非正規政治體系的規模與強度，與官僚政府的強度成逆變化關系一一這是一種協變，它把“自然”經濟區的結構，表現得至少與各省的排列一樣清楚。施氏此文中提到的兩個問題十分有趣，一是中國士大夫有多少城市成分；二是傳統中國有沒有獨特的城市文化。而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在一般人想象之外的。在第三編導言“清代中國的城市社會結構"中，施氏尖銳地提出，對于這個問題，尚無幾個學者作過詳盡的微觀研究，所以許多概括并無可靠的理論根據，多的則是嘩眾取寵的炒冷飯。施氏在這篇文章中提到城市生態問題、客居與城市社會問題以及城市社會如何管理的問題：“帝國晚期的城市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個統一的

14、社會政治實體呢？提供過什么市政設施，又通過什么制度上的安排呢？官紳商人的政治權力又如何行使與調停？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城市畢竟是管理著的呢？"（中譯本，第649頁）他認為在這方面進行新的研究，是可以取得豐富報償的。施氏的理論對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在中國國內興起的城市史研究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尤其是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中文譯本之后，在國內幾乎所有的城市史研究論著中，都隨處可見施氏的影子。”系一引自定宜駐有近年中K明清典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黑偃IfW題，原載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出師表兩漢：諸葛亮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

15、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圣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思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后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