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蘇軾可謂最喜歡言說“歸去”的文人之一， “歸”、 “歸去”或“歸去來兮”之類的詞在其詩詞文中出現的頻率極高。 蘇軾鐘愛陶淵明的詩歌，尤其對陶氏的歸去來兮辭至為喜愛，他不僅有?栝改編歸去來兮辭的哨遍、有歸去來引及和陶歸去來兮辭，甚至遠謫惠州時，有居士卓契順不遠千里為他捎來家書，感動之余，他當即為卓契順書寫了陶潛的歸去來詞以相贈，于此可看出陶潛的歸去來兮辭是非常能切中和契合蘇軾內在心理的觸媒，因此， 筆者將蘇軾這種頻頻言歸的現象及其所折射的內心思想稱之為“歸去來兮情結”。 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既與其常年飄蕩、渴望安寧的生活及精神的棲息地有關， 更直接呈現了他對于出處進退及處窮

2、之道的思考。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和心理狀態下，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的內涵有所不同，就求歸地點而言，蘇軾經歷了從“歸故山”到“歸田園”，再到“此心安處是吾鄉”的三個心理階段的變化。一、 歸故山蘇軾自 21 歲離開家鄉眉山，在此后四十余年的人生里，除了僅在母喪及父喪時兩次回蜀外，便再未返鄉。終其一生，蘇軾對家鄉都是十分想念的，在詩詞中，其思鄉及渴望還鄉的情懷常具體化為“歸故山”。 如“無可奈何新白發， 不如歸去舊青山”（浣溪沙、“蒼顏華發，故山歸計何時決”（醉落魄）、“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醉落魄）、“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涼”（臨江仙）、“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永遇樂）、

3、“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韻）、“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送安淳秀才失解西歸）等。以“故山”作為家鄉的代名詞， 既吻合了傳統文化中“山林”所代表的隱遁、出世之義，是對陶潛“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白居易“因話出處心， 心期老巖壑”等前賢詩文的呼應； 同時更是切實地指向蜀地及眉山多山的地理環境，甚至在許多時候故山就是指峨眉山，以上所引“故山猶負平生約， 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便是一例明證。蘇軾回憶家鄉時，總好言及峨嵋，還不乏其例，如：“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送楊孟容）、“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嵋翠掃空”（秀州報本禪院鄉分僧文長老方丈 ） 、 “膠西高處望西

4、川， 應在孤云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掃雨余天”（寄黎眉州）。峨眉山距離蘇軾的家鄉眉山僅 80 余公里，乃天下名山，為鐘靈毓秀之地，所謂“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又不乏“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 如聽萬壑松”這樣頗具傳奇色彩的世外高人隱居。 唐代陳子昂、駱賓王、李白、杜甫、岑參、白居易等詩人都吟詠過峨眉。所以，峨眉山較之于眉山，似乎是一個更大的文化符號，也足以代表整個蜀地，蘇軾以峨眉山代指故山或故鄉，是為家鄉尋找到了一個頗具指標性和知名度的符號，這充分反映了他以家鄉為傲、眷念故鄉的心理，也透露出他向往山林的出世之思。蘇軾對故鄉念念不忘，自然與他長年漂泊、居無定所的生活狀態有

5、關，他對自己飄蕩不定的人生有非常深刻的體認，自稱“身如不系之舟”。熙寧七年，他作詞醉落魄，云“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元豐七年，他回顧自己的生活為“三十三年， 漂流江湖，萬里煙浪云帆”（ 滿庭芳） ；元?六年，他在送別友人時，慨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貶官赴嶺南途中，深感“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天竺寺）；從海南北歸途中，感慨“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與范元長十三首）。正是遠離了故鄉且經年萍蹤不定，才讓蘇軾對家鄉的想念綿綿不絕， 當然， “家鄉”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獲得了精神棲息地的意義，回家意味著身體與心靈的雙重休憩和安寧。蘇軾對故鄉

6、念念不忘，還與他渴望省親盡孝、情系家族興衰的宗法觀念有直接關聯。雖父母雙亡，但雙親及發妻的墳塋仍在眉山、不少親屬故舊也在眉山，作為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受宗法觀念濡染的士大夫，蘇軾又焉能忘懷于鄉土？貶謫黃州時期，蘇軾在寫給堂兄蘇子安的尺牘中稱：“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與子安兄七首其一）“墳墓咫尺，親眷滿目”，這種“第一等好事”自然是必須回到故土才能實現。自登州還朝時，他針對祖墳邊的松樹被人偷伐的情況，特地囑托蘇子安等“甚煩照管”、“略往覷”，“當分明點數根槎，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與 子安兄

7、七首其三）。同時期，蘇軾在寫給鄉人的信中稱：“某 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后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 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 （與鄉人一首）自揚州還朝時，他 修書蘇子安，表達想念：“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 墳墓，陪侍左右耳。”（與子安兄七首其四）蘇軾不僅在尺 牘中頻頻提及家鄉墳螢，在詩詞里亦反復致意于此，如江城子 中的“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黃州寒食詩中的“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涂窮，死灰吹不起”。滿 庭芳中慨嘆“家何在？因君問我，歸夢繞松杉”，所謂“歸夢 繞松杉”，實是指夢回松杉環繞的故鄉墳螢，表達的是祭奠、守 護雙親亡靈之意。遠離故鄉并未使得蘇軾骨子里的

8、宗法觀念有所減弱，歸掃墳墓及與子由兄友弟恭，皆根源于血緣天性，自不待言，他對眉山 蘇氏家族的興衰也是頗為關心的。 貶居黃州時，他在寫給侄子蘇 千乘的信件中稱：“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 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侄輩振起耳。”（與千 乘侄一首）得知侄子蘇千之應舉失利，他明確表達了失望及殷 切的勉勵：“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 而已。人茍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與千之侄 二首其一）貶居海南時，他叮囑在京師的侄孫蘇元老，“侄孫 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住京，凡百加關防”（與侄孫元老 四首其一），其關切憐惜之意溢于言表。蘇軾一直心系故土，也有不得

9、不還鄉的理由， 但他始終未將 “歸故山”的心愿付諸于實際，原因是多方面的。貶謫的十余年， 待罪之身，行動無法自主，這是令其不得返鄉的客觀因素。在其 余二十余年的為宦生涯中，他許多時候都處于黨爭的風口浪尖， 致君堯舜的理想、剛直要強的個性都使他難以驟然放下政治生 活、回歸故山做一個真正的隱者。蘇軾“奮勵有當世志”，而這 種濟世之志又與個人的事功之心緊密相連，因此蘇軾的還鄉是以功成名就為前提的，所謂“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 萬場”（南鄉子）。他雖然早已名揚天下，但這主要是文章 之名，他對自己真正的期許似乎是，“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 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后已”

10、（杭 州召還乞郡狀）。另外，是否還鄉，也涉及到經濟條件、于子孫的發展有利與否等許多的現實問題。 西蜀雖風景秀麗， 但遙遠閉塞，亦是事實，蘇洵當年即有“恐我后世鄙且愚”，打 算移居中原的想法。蘇軾在寫與族兄蘇子明的尺牘中，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信中，他針對蘇子明“數滯留蜀中”的情形，提 出建議：“何似一入來，寄家荊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 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游，皆便也。” （與子明兄一首）該建議從側面透露出，在蘇軾看來，居住 蜀中，于“子孫應舉宦游”是有所不便的。蘇軾也確曾考慮過返 鄉的可行性，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前， 他向王慶源談及其致仕 還鄉的規劃：“某為郡粗

11、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 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后可得也。自數 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履 上下山谷間也。”（與王慶源十三首其十三）在蘇軾的規劃 中，致仕歸鄉須得遵循的路徑是“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 觀”，這一路徑是與蘇軾一貫惡驟變、求漸變的個性相吻合的， 提舉某宮觀是只領薪水不做事的閑職， 也可以保障歸鄉后的經濟 來源。蘇軾的規劃還是比較切實可行的， 只是政治氣候變化之迅 疾和莫測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之后“兩年閱三州”的頻繁調動 及遠謫嶺海的遭際永遠擱淺了他的歸鄉計劃。二

12、、歸田園對故鄉的想念伴隨了蘇軾的一生， 不過，當發現還鄉之夢日 漸渺遠時，他也在進行相應的心理調適。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 蘇軾的歸去來兮情結依然未變， 只是此時他的求歸地點已從“歸 故山”退而求其次為“歸田園”。所謂“歸田園”，即只要擁有一定的田地以供耕讀，便可像陶淵明那樣歸隱終老， 田園的所在 地當然也不必再拘泥于家鄉了。 被貶黃州前，蘇軾更多地是談歸 故山，間或也提及歸田園，譬如：“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 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減字木蘭花）此時蘇軾所 向往的田園具有濃郁的牧歌化、 理想化色彩，歸去來兮的呼吁也 僅僅停留于口號，自然帶著一股瀟灑和干脆。元豐二年十二月, 蘇軾被貶

13、為黃州團練副使，因“不得簽書公事”、不敢多作詩文、 不敢多與人交往，他成了事實上的閑人。他最初寄居于定惠院， 后遷居城南長江邊的臨皋亭，其后友人馬正卿為他請得城東的營 房廢地數十畝，讓他開墾種植，此即東坡。他談及其耕種生活：“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 果菜十數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與李公 擇十七首其九）正是這種從前未曾有過、像老農夫一樣的躬耕 經歷，令蘇軾在心理上走近了陶淵明， 開始將自己當下的生活與 陶潛的“守拙歸園田”相提并論。他在信中告訴友人王定國：“近于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甚 貴。近日方得雨，日夜墾辟，欲種麥，

14、雖勞苦卻亦有味。鄰曲相 逢欣欣，欲自號麋糟陂里陶靖節如何？ ”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 其十三）。在詞作江城子中，他甚至視陶淵明為前生，認 為自己的居住環境、生活方式、當下心態與陶淵明幾乎同出一轍：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 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 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 余齡。至于回歸故鄉的念頭，蘇軾并未完全打消，甚至憧憬有朝一 日”或圣恩許歸田里”， 彼時則與眾鄉老往來徜徉、 “對坐莊門 吃瓜子炒豆”，但他也深知希望渺茫，所以在力求安于東坡躬耕之樂的同時，也設法消解自己的思鄉情懷。他告訴友人：“臨皋

15、 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 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與范 子豐八首其八）其詩晚游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其一 亦曰：“晚照余喬木，前村起夕煙。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 遠謫何須恨，來游不偶然。風光類吾土，乃是蜀江邊。”可以看 出，蘇軾是通過尋找謫居地與家鄉的相似之處，來消除身在異鄉的隔膜感，從而在根本上消解地理上的家鄉概念。無論是貶謫黃州及乞居常州時期， 還是遠謫嶺海時期，蘇軾 都在試圖將居住地營造成一個足以安樂終老的田園，并高歌“歸去來兮”。如從黃州赴汝州團練副使途中， 他向神宗皇帝上表乞 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 粗給粥，欲望圣

16、慈許于常州居住” （乞常州居住表），得蒙恩準后，蘇軾激動地寫道：“歸去 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 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鐵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 （滿庭芳）他又在詞作蝶戀花中借一老叟之口表達歸田 之意：“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為官去。尊酒不空田 百畝，歸來分得閑中趣。”謫居嶺南時，蘇軾更是大范圍地寫作 和陶詩，對貶謫生活中的田園之樂反復吟詠。雖然他力圖從自己的謫居與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中尋找高度的一致，但事實上，二人的“歸園田”卻有一些本質的不同。陶淵明是如“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 一樣，毅然辭官、主動回歸田園，其歸隱決心十分堅定，其田園體

17、驗亦因之更顯自然本真。蘇軾則是因貶謫異地、歸故山無望，被迫過起了躬耕南畝的生活， 即他本人所說的“老 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與滕達道六十八首其 三十五）。由于是無奈回到田園，所以他對田園之樂的描述更 多地帶有自我勸慰與開解的意味，在體驗田園的同時，心情又頗多矛盾與掙扎，作為“劍外思歸客”的異鄉感是一直或隱或顯存 在于其內心的。如貶謫惠州時，蘇軾描述其白云峰新居，曰：“下 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 非茲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與陳伯修五首其五） 謫居僧州時，稱“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謫海 南，作詩示子由）。一方面如此表現安適達觀，另

18、一方面蘇軾 又稱不堪“謫居岑寂”，“但癡望沛澤北歸”，且在歲末年終之 時，”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或“會和無緣，不能無天末 流離之念也”（與程正輔七十一首其八、十四）。因是無可 奈何歸田園，所以一旦獲得重新啟用的機會， 蘇軾的歸田之趣便 會即刻讓位于致君堯舜之志，歸耕陽羨不足五個月，就應命出知 登州，即為顯證。當然，這絕不意味著蘇軾所體驗及所描述的田 園之樂就是虛幻不實的，只是這種樂趣因時而變，帶有時效性。還可注意的是，蘇軾被貶黃州與被貶嶺海時對田園生活的態度雖 有諸多相似，如都持樂天知命觀，盡量從田園中體驗安適，亦盡 量消除身處異鄉的隔膜感， 但兩個時期仍存在一些差異。 蘇軾從 黃州的田

19、園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較之嶺海時期，無疑更大也更真實。元豐七年四月，蘇軾離開黃州時，作詞滿庭芳留別鄰里 諸子，詞云“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抒發了不能還鄉的遺憾，但同時又囑托“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表達了有朝一日重返黃州的愿望。在與黃州友人的信中，蘇軾亦表示：“仆暫出茍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終當作主，與諸君游，如昔日也。”（與潘彥明十首其六）元?元年，蘇軾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寄詞如夢令二首與黃州太守楊?，再度抒發對黃州的想念，其一云：“為向東坡傳語。人在玉堂深處。 別后有誰來？雪壓小橋無路。歸去， 歸去， 江上一犁春雨。”在這些文字里，蘇軾儼然視黃州為意欲歸去的理想田園

20、，個中雖有夸張與美化之嫌，但無疑表明，黃州時期耕種東坡、憩居雪堂的生活確實給他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憶。至于惠州與儋州，曾給過蘇軾“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到昌化軍謝表）的驚怖記憶，所以他對惠州與儋州的真實體驗恐怕遠不如在黃州時的豐富充盈， 其書信中多次透露出的企盼北歸情緒，便很能說明一些問題。三、 此心安處是吾鄉蘇軾心目中的田園并不是一個空泛意義的隱居處所，它非常質實地指向一些具體的前提，即田地的確實存在，并且最好是可解決二十余口人溫飽的良田，這從蘇軾乞居常州便可窺豹一斑。天真與實際在蘇軾身上是并存的，這一點亦屬正常人性，不必為先賢諱言。不過，蘇軾一生實在太過飄蕩沉浮，歸故山縱然是遙遠的夢想，連覓一個穩定安適的田園終老，也鮮少可能。蘇軾并非一個習慣與享受飄泊的人，他一直在漂泊，又一直在渴望歸去，其求歸之地從故山退守至不拘于故鄉、謫居地的田園，最后退無可退、歸無可歸，便只能是“此心安處是吾鄉”了。元?元年，蘇軾與自謫遷地嶺南返回京師的友人王定國相見，在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