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較發達地區農戶參與農信社小額信貸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摘要：結合農戶借貸行為特征，采用江蘇省金湖縣273個農戶實地調查數據，通過基于“直接意愿調查法”的二元probit模型，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實證分析中國較發達地區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現狀及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外出務工人數、農村家庭大額非日常支出、農戶人際關系的強弱和正規社會資本資源顯著影響農戶小額信貸的需求，而非農收入比重、農戶兼業類型及地區人均貸款顯著影響農戶獲得小額信貸的概率。因此，重視和挖掘農戶潛在信貸需求，改進信貸產品服務和質量，滿足農戶多樣化的資金需求，才是實現農村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之道。關鍵詞：農戶；小額信貸；需求；直接意愿發展中國

2、家的農村信貸市場通常被認為是受抑制、不完善和分割的，有正規信貸需求的農戶面臨著不同程度的信貸約束，可能的原因包括正規信貸資源不足、農村信貸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信貸機構和農村借款者間信息不對稱、薄弱的法律體系等等(aghion，et al，2005)。近年來，農村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非傳統的金融創新形式為中低收入農戶提供金融服務，為解決農戶和農村發展轉型期所面臨的資金約束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我國的農村小額信貸借鑒了gb模式，試圖通過正式金融影響農村金融市場，緩解正式金融抑制，壓縮民間借貸生存空間，使利率回歸合理水平。自2002年開始，為加大支農力度、提高農戶貸款覆蓋率，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

3、行以農村信用社為主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鑒于農信社在我國農村小額信貸市場的重要份額，本文嘗試從農戶小額信貸需求視角出發，利用實地調研微觀數據，研究不同類型農戶參與農信社小額信貸的程度及影響因素，并為促進我國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一、文獻綜述我國有關小額信貸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國際小額信貸歷史、發展模式、經驗及啟示方面，其中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曉山為代表。隨著國內小額信貸實踐的發展，研究開始側重于我國小額信貸模式和評價等宏觀政策的探索。多數研究討論了小額信貸在我國降低農村地區信貸配給和消除貧困方面的作用。如：秦慶武等(2009)認為，小額信貸是緩解農戶信貸約束的有效方式

4、，對發展農村生產、促進農戶消費以及農民增收具有重要意義；王春蕊等(2010)通過研究參與小額信貸項目農戶的收入變化來評價由于獲得小額貸款而給貧困農戶帶來的正向經濟效應。還有學者研究了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對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單方面影響。何廣文等(2005)認為，正規金融機構進入小額信貸領域存在優勢，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開展是我國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與農村金融發展的現實需要，促進了農村地區的資金供給和需求，增強了農村信貸投入的增長效應。李友華等(2011)通過對中國郵儲銀行的調研，認為正規金融機構是農村小額信貸快速發展的主力軍。然而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張宇哲等(2004)認為，我國農村正規金融

5、機構基于資金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標而設計的農村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不能滿足農戶多樣、復雜的小額信貸需求。隨著農村金融制度研究視角的轉變，目前的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研究增加了對農戶信貸需求行為的關注，更關注以前傳統金融干預所忽略的非農生產行為、規模效率和儲蓄流動(hartarska，et al，2006)。國內外學者主要從農戶自身稟賦條件、收入變化、小額信貸資金來源和使用結構、小額信貸利息率及期限、農戶小額借貸還貸等方面，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nguyen(2007)認為，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戶主年齡等農戶稟賦特征對農戶信貸需求有顯著影響。董曉林(2010)實證研究發現，與農戶還款能力相關的實

6、物資產、房產結構、農業生產收入以及擔保人要求等因素顯著影響其小額信貸的獲得及實際貸款金額。黃祖輝等(2007)也發現農戶參與正規信貸程度隨家庭收入和財產的增加而提高。此外，呂京娣等(2011)研究了小額信貸農戶的還貸行為，認為農戶兼業會影響農戶小額信貸還貸行為，農戶年收入、專業技能、文化程度、信用等級、貸款利率和用途以及貸款額度對農戶還貸產生正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確實提高了農村信貸的覆蓋率，但是對于農戶而言，不同地區農戶參與小額信貸程度是否存在差異?農戶層次分化對同一地區內部不同類型農戶參與小額信貸是否有影響?農戶小額信貸需求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是否都有正式小額借貸需

7、求?農戶獲得小額信貸取決于哪些關鍵因素?農戶小額信貸需求缺口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小額信貸微觀研究的進一步驗證。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選擇蘇北24個縣中經濟位居前列的金湖縣作為考察對象，其經濟狀況既有別于蘇北貧困縣域，又和蘇南農村經濟發達地區有所不同，農戶差異分化特征較全面，基于同一地區內部考察不同類型農戶參與小額信貸的意愿與影響因素具有一定代表性；第二，試圖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尋找農戶參與小額信貸程度的可能原因，順應了從需求角度出發解決農村金融問題這一趨勢，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通過基于“直接意愿調查法”的調查問卷，獲得了較高質量的農戶小額信貸需求信息，并結合聯立

8、方程的使用，提高了有效需求的可觀察程度，改進了模型估計效率。二、數據來源與樣本基本特征描述(一)樣本地區經濟特征金湖縣位于江蘇中北部，土地面積1393.86平方公里，水資源較為豐富，耕地面積3.46萬公頃。2009年底，全縣總人口36.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5.4萬人，占比69.6。人均gdp為25086元，遠低于蘇南、蘇中地區，但在蘇北24個縣中位居前列。農戶人均純收入6109.4元，地區總產值中三次產業比例為18.9：45.9：35.2。從總體上看，全縣農業在傳統種植業基礎上，充分發揮自然資源優勢發展生態農業。但在三次產業中，農業增加值比例偏低，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較小，全縣金融機構農戶貸

9、款僅占全縣貸款總額的24.76，支持農業發展的金融資源仍然不足。(二)樣本地區小額信貸的運行情況作為一種新型的扶貧模式和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小額信貸在農村金融領域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位置。金湖縣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金融機構包括農信社、農業銀行、郵政銀行、江蘇銀行、常熟銀行和金石小額貸款公司，就開展小額信貸的時間、規模、分布范圍、支持力度來看，農信社占據了全縣主要市場份額。以農行為例，自2009年才開始運行，要求國家公務員擔保或借款人財物抵押，辦理手續較繁瑣，加之縣以下分支網點的撤并，小額貸款由縣農行信貸部統一發放，難以充分掌握農戶信息，因而遠不能滿足農戶需求。而農信社網點遍及各個鄉鎮，各村組都有

10、信貸員，便于掌握農戶基本信息和貸款監督。擔保方式有信用、財物擔保和小組聯保，1萬元以下不用擔保，根據農戶經濟狀況和信用程度，在核定額度和期限內向農戶發放信用貸款。貸款期限為一個生產周期，最長不超過一年。(三)樣本來源及農戶基本情況描述本文樣本來源于2010年8月在蘇北金湖縣進行的農戶調查，收集了調查地區樣本農戶2009年的家庭基本特征、生產、生活及借貸行為等多方面信息。調查采取典型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即先將全縣11個小額信貸投放鄉鎮按照經濟發展水平排序，按照好、中、差三個水平段選取代表性的鄉鎮樣本，分別是陳橋、塔集、金北鎮；然后在樣本鄉鎮區域對300多個農戶進行隨機問卷調查，最終獲得有

11、效問卷273份。從調查情況來看，樣本農戶戶主年齡主要集中在30-60歲之間，占總樣本的86.61，正處于創業和家庭財富積累的黃金時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較大的生產、生活資金需求的可能性。農戶受教育水平中，初中文化比重最大，占46.52，高中文化程度農戶也占到18.32，由此可認為調查地區樣本農戶對自己的生產及借貸行為具有一定的理性判斷能力。家庭凈資產包括生產性(非土地)和消費性固定資產兩部分，近30的農戶家庭資產在5萬10萬元之間，資產小于1萬元的農戶僅占總樣本數的3.66，這與調查地區總體經濟狀況是一致的；此外，樣本家庭年收入的調查統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縣在蘇北縣域經濟中的優勢地位。除

12、家庭凈資產和收入水平外，依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標準，將農戶家庭兼業類型分為四類：純農業戶指家庭全年生產性純收入中80以上來自農業；i兼農戶指家庭全年生產性純收入中5080來自農業；ii兼農戶指家庭全年生產性純收入中5080來自非農業；非農業戶指家庭全年生產性純收入中80以上來自非農業。基于這一劃分標準，對樣本地區的調查結果顯示，單純依靠傳統種植業進行生產經營的農戶所占比例很小，i兼和兼農戶達到70以上，更多農戶充分利用各類資源開展涉農或非農生產經營活動，還有不少農戶選擇外出打工，提高了農戶家庭非農乃至總收入水平。其中，第二、三產業占三次產業比重最高的陳橋鎮ii兼和非農業戶達到50以上，高于

13、其他兩個第一產業比重較大的鄉鎮，說明當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農戶家庭非農收入比例的增加有一定影響(見表1)。(四)不同類型農戶小額貸款規模、渠道及借貸資金支出分析在調查中了解到，隨著農村經濟社會轉型，農戶分化特征也在農戶借貸行為中表現出來，農戶借貸融資渠道、需求及規模、用途等呈現多樣化特征。這一點印證了韓紅(2008)對農戶小額信貸市場主體異質性的基本假設。在273個樣本農戶信貸渠道意愿調查中，46.15的農戶表示有信貸需求時先考慮向親友借款，20.88的農戶首選正規金融機構，另有23.81的農戶考慮從親友和正規金融機構的渠道混合借款，可以看出，除農村地區傳統的民間互濟外，正規金融機構尤其是農

14、信社在農戶中的可依賴度在逐步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農信社通過信用評級、小組聯保的方法對農戶發放不需抵押擔保的小額信用貸款。進一步分析發現，農戶實際獲得資金渠道與兼業類型有一定關系。總的來看，i兼和ii兼農戶民間私人融資的比例小于其他兩類農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外出務工的非農收入增加為家庭提供了可用自有資金，緩解了資金缺口壓力；與其他類型農戶相比，純農業戶向親友借款比重最大，這與調查中純農業戶擔心“收入低無法償還”、“貸款期限短”等是一致的；非農業戶私人有息借款和農信社借款的比例都高于其他農戶，可以認為這類農戶由于資金需求量大，僅靠正規金融機構難以彌補其資金缺口，私人有息借款由于金額、期限及辦理手

15、續等限制較少成為最終資金來源(見表2)。參與農信社開展的小額信貸中，不同類型農戶小額借貸行為也存在差異。在調查樣本中，36.63的農戶獲得了農信社小額貸款，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段，但中等及以下收入的農戶占比為41，說明較高收入的農戶也獲得了農信社的小額信貸資金，這一統計數據符合調查中農信社“不一定針對中低收入，只要有需求就可以申請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實際運作情況。從不同收入樣本農戶貸款規模來看，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戶小額貸款規模較小，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戶小額貸款規模也較大(見圖1)。此外，樣本農戶受教育水平與小額信貸參與程度基本呈倒u型關系，即受教育年限最短(文盲)和最長(高中以上)的農戶較少參與小額

16、信貸，而中等文化程度的農戶參與程度較高。農戶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因而貸款資金用途既涉及生產也涉及生活消費。受調查樣本農戶資金用途廣泛，生產方面包括農業和非農業投資，占56.9；生活消費方面包括建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占43.1。從支出結構看，低收入農戶貸款傾向于生活消費，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戶更傾向于生產投資，以獲取更多收益。三、農戶參與小額信貸市場的實證分析為進一步探究農戶小額信貸行為，我們在統計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從實證角度對農戶參與農信社小額信貸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計量分析，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解釋農戶和農信社的小額借貸行為。首先構建農戶小額信貸需求影響因素模型，討論模型中使用的因變量、自變量和

17、識別變量，然后分析估計結果及農戶小額信貸需求缺口，進而分析農戶獲得小額信貸的關鍵因素。(一)模型選擇與變量設置需求方程以農戶2009年是否有小額信貸需求為因變量，有需求取值為1，反之為0。在“不是所有農戶都有小額信貸需求”的假定前提下，識別有效需求成為模型計量的關鍵。根據zeller(1994)的研究，農村金融市場借款者分為貸款申請和未申請兩大類，其中申請借款者又分為完全被拒絕、部分被拒絕和完全獲得者。本文基于農戶“農信社小額信貸需求意愿”調查，通過問卷詢問“有無向農信社申請小額信貸”分離出顯性的小額信貸需求，又通過詢問“未申請原因”進一步分離出隱性或潛在的小額信貸需求，從而剔除樣本農戶中真實

18、無需求和無效需求的未申請者。未申請原因選項包括：(1)自有資金充足，不需要借款；(2)資金不足時能從親友處無息融資；(3)已獲得其他貸款；(4)農信社小額貸款可申請額度太少；(5)貸款期限短；(6)利率高；(7)不能提供擔保、抵押；(8)不清楚貸款程序；(9)金融機構服務差，手續太麻煩；(10)擔心不能償還；(11)沒有金融機構熟人；(12)不是信用社社員；(13)信用社網點離家遠；(14)有信用社貸款未還；(15)其他。如果農戶選擇(4)(13)，則視為有小額信貸需求存在；其他選項則視為確實無需求或無效需求。經篩選分離后，全部273個農戶樣本中，存在農信社小額信貸需求的農戶共有161戶，占比

19、58.97。影響樣本地區農戶小額信貸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表示農戶家庭資源稟賦的戶主年齡、受教育年限、家庭勞動力占比、外出務工人口占比、耕地面積的變量，反映農戶生產消費行為的農戶兼業類型、家庭消費、禮金數變量，還包括反映農戶家庭資本及收入情況的家庭凈資產、非農收入等變量(見表3)。為進一步揭示農戶分化對不同類型農戶小額信貸行為的影響，我們引入了農戶兼業類型和非農經營收入這兩個變量。一方面，非農收入水平高可能自有資金更充足，對小額信貸需求有一定替代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更大規模的非農經營需要更多的流動資金，從而增加信貸需求。又由于農戶是具有多重身份和特征的綜合體，借貸同時支持農戶的生產和消費

20、，因此，除了采用反映生產投資和日常消費的變量外，教育、醫療、建房、農村家庭辦大事的支出對農戶小額借貸活動同樣有影響，我們采用是否有大額非日常消費這一啞變量作為這些支出的代理變量。農村家庭間人情往來往往反映了農戶社會關系，一旦出現資金缺口，廣泛的社會網可為其提供便利，對農戶向農信社小額借貸的需求必然有影響，因此采用2009年禮金數作為代理指標。同樣，引入是否有其他借款變量控制其他借款來源可得性對農戶小額借貸行為的影響。為避免變量的內生性，將模型中一些變量實際值處理為人均值和占比值作為代理指標。識別變量有時直接來自于樣本獲取方法或影響需求供給方程的外生變量，有文獻曾以地區氣候作為農戶信貸需求的識別

21、變量(kochar，1997)。調查中發現天氣因素對農戶影響不大，因此采用健康狀況作為識別農戶對小額信貸需求的變量。而對于農信社來說，這一變量通常不可觀察，在供給決定中并非很重要。(二)估計結果及農戶參與小額信貸影響因素分析基于以上討論，本文對式(3)、(4)進行probit回歸，估計結果在表4中列出。從農戶小額信貸需求方程來看，農戶家庭外出務工人數占比在10顯著水平上負向影響其信貸需求，可以解釋為外出打工等非農生產行為減少了農戶自身對農業生產資金的需求，同時打工帶來的收入彌補了家庭資金缺口，對小額信貸具有替代作用。這一點從農戶借貸需求調查訪談中也得到印證。非農收入占總收入比例與農戶小額信貸需

22、求呈正向關系，然而統計顯著性上并沒有獲得支持，這與之前對非農收入與信貸需求關系的分析相符合，非農收入水平高可能對小額信貸需求有一定替代作用，但也可能增加流動資金的需求。教育、醫療、建房、農村家庭辦大事等大額非日常支出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參與農信社小額信貸活動，這主要由于非日常消費支出通常數額較大且多是剛性需求，僅靠親友間借貸難以滿足，從而增加了農戶對其他借貸的需求。農戶近三年禮金數和家庭社會資本都可反映農戶社會關系強弱，我們發現，禮金數與小額信貸需求成負向關系，說明由于農戶付出了人情成本，因而在有臨時資金需求時可通過親友間無息借貸解決。是否是村干部或有政府、金融部門工作親戚等社會資本資源指標顯著正

23、向影響農戶對農信社小額信貸的需求，可以解釋為這些社會資源為農戶了解農信社等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政策提供了便利條件，緩解了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三)進一步討論：農戶獲得小額信貸決定因素分析決定貸款獲得的供給方程中，因變量設為是否得到小額信貸及貸款數額，其中得到貸款取值為1，反之取0。根據對樣本地區農信社小額信貸業務運行狀況的調查，農信社主要以農戶家庭稟賦特征、戶主技能、農戶收入和資產等為發放小額信貸的主要標準，評判農戶償還能力，因此采用這些因素作為方程自變量。償還能力越強，小額信貸獲得概率越大，貸款金額也可能越多。多數研究引入耕地面積變量，然而很少有證據說明這一指標對農信社貸款決定有顯著影響，這

24、一點在農信社人員調查訪談中也間接得到證實。農戶居住地與農信社網點距離遠近被引入供給方程識別農信社貸款決策，可以認為距離較近便于貸款的事后監督。此外，我們還采用了樣本農戶所在地區人均貸款作為農信社貸款決策的代理變量，但對于農戶需求而言影響不大，可視為外生變量。地區人均貸款額越高，該地區小額信貸申請者越容易獲得貸款(見表4)。對農信社供給方程的估計結果見表4。農戶家庭凈資產和非農經營收入都在10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信社小額信貸的獲得，這兩個結果表明，除了反映農戶償債能力的家庭凈資產，農信社也將非農收入視為農戶按期償還貸款的重要保障。模型借鑒呂京娣(2011)引入農戶兼業類型這一變量，以檢驗農戶層次分化對農戶小額信貸行為的影響。估計結果沒有發現農戶兼業類型對小額信貸需求的顯著影響，可能是由于隨著農戶非農化程度的提高，小額貸款的額度難以滿足農戶日益增長的流動資金需求。然而農戶兼業類型對小額信貸可獲得性的影響為正，說明雖然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農信社基于政策層面為加大支農力度、提高農戶貸款覆蓋率而開辦的業務，但利潤最大化和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