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運用財政學原理分析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思路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對于任何社會公平的實現都是必需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系轉向市場經濟體系，相應地收入分配制度從單一的按勞分配也調整適應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時，國家的政策也在支持和鼓勵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全民富裕。取得的成效是卓越的，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卻在這樣繁榮的環境中進一步拉大，貧富懸殊。中國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群體之間等，且差距有不斷拉大的趨勢。收入差距懸殊，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機制，極其容易聚焦社會矛盾和社會失衡，無疑對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是有阻礙

2、作用的。根據大部分學者的觀點，城鄉收入差距是現今影響最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影響中國收入差距擴大最重要的因素。中國的收入不公問題的解決，或許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賴于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解決。但總體而言，中國收入差距問題的存在是多層面的，且極具有結構性特征。對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做一個系統的分析和思考，其次會涉及地區和行業差距的相關解析，最后會對現狀和出路問題做一個概述。引起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發展過程中本身產生收入差距；國家長期以來失衡的城鄉發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著高度的市場分割狀態等等。經濟

3、結構調整、群體結構劃分及出于整個國家經濟戰略的角度，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但隨之而來的是城鄉政策不平衡導致社會經濟結構城鄉二元化，農村的發達程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如果說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是導致城鄉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那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存在則可能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的潛在根源。勞動力市場分割缺失效率且影響收入分配公平，帶來的社會影響是消極的。 長期以來，國家政策對工業和城市建設有明顯的偏性，不均衡的政策使得農村、農業和農民不斷地為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作出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及不斷的讓步。在大力度的國家財政支持下，城市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及收入消費等體系

4、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設。同時，不容忽視的是長時間的政策傾斜不斷在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就收入和消費而言，城鄉差距是再明顯不過的。此外，長期的政策傾斜還使得農業、農村和農民在國民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環節及諸如醫療社保、就業教育、勞動保護、福利等社會層面，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農業生產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國家政策如果不能下決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現狀，農業人口單純依靠耕種而實現財富和收入的增長是不可能的。 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效應在近十年來仍呈現增強趨勢。市場分割給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制造了障礙，導致勞動力在資源配置上的低效率。無論是制度還是政策層面，優化勞動力的配置，推動用人制度改

5、革，致力縮小城鄉勞動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類似的改革都是必須的。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實施給了農業人口不應有的待遇，尤其在戶籍制度、公共投資和服務等方面農村地區幾乎可以忽略。這里筆者做一個假設，如果轉移小部分對城市的財政支出進而轉嫁到廣大農村地區的鄉鎮建設和社會保障、教育等的設施體制建設上，無疑，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利用得當，取得的效果也會是顯著的。拿廣州、上海大城市作比，每年政府的財政支出預算如若稍稍削減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通過與省市范圍內的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市縣或鄉鎮簽訂政府合約或者類似的互助協議。支持落后地區和鄉鎮的經濟發展，改善當地收入狀況，為個人或者地區的經濟改善創建良好的大背景環境。同

6、時，把這項工作作為官員的績效考核部分，這樣的激勵或許會更有效。因為單純就道德層面而言，共同富裕非政府絕對的義務，也絕不會足夠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員全力以赴的作為。但如果把事業與自身的利益聯系在一起，激勵機制帶來的效果是可預見的。過去十年，在農民收入來源的主要組成中，農業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并沒有帶來實質的財富增加，增長最快的是轉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城市化進程繼續在政策的推動下大步前行，但就整個國家而言，我們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是滑稽的。城市的就業條件和環境吸引農業人口的流入，但現狀是，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形成兩個階層，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體和城

7、市居民之間差異的改變很難成為現實。一方面，將廣大農村勞動力剩余人口轉移出來是國家發展所必須的，但如果農村剩余勞動人口想要實現與城市居民相差無幾的收入狀況，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必須加大對農村地區教育設施的投入。受教育程度對收入的影響是明顯的，而農村地區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師資、辦學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業勞動人口的收入增長空間。農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高，也給依靠先進技術的引進和自主創業及剩余勞動人口向城鎮轉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礙。特別是第二代的農民群體，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們在城市的工作機會和環境，特別是收入狀況受到明顯的局限。存在于地區、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最明顯的成因應該是政

8、府政策和財政支持傾斜的作用結果。 中國的經濟體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府作用過大的經濟體，政府的政策干預和對某些關系國計民生行業的準入限制等等，對市場的自發調解不利且某種程度上為地區經濟發展設置無形障礙。近二十年來，相關統計數據單就中國城鎮地區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長指標而言，就出現了明顯分化。地區間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突出。一方面歸因于沿海地區優勢的政策扶持帶來的快速經濟增長和便捷的區域對外經濟聯系吸引的大量外國資本流入和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勞動力流動推助了沿海地區人口的收入的走高。但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對于地區和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度

9、量的統計口徑和因素選擇存在爭議。對不同地區收入統計進行調整的影響是多重的，其一便是可能會縮小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影響總結結論。行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特別體現在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其次還主要體現在高技術和知識要求的部門與進入門檻低的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擴大。行業收入階層的穩定性越來越強，與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趨勢不再。同時，相關研究表明，行業部門中學歷及受教育程度與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趨向，學歷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長對下一代的養成及收入差距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即我們平時所說的窮富二代就是這樣的例子。 這樣的情況下，縮減收入差距不僅僅

10、需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還需解決長期的收入差距問題。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對全國范圍內尤其是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教育投入，隨著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異及城鄉和地區間教育差異的縮小，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也會隨之減弱。 從整個社會層面看，社會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還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這其中包括一些私營企業的偷漏稅、違法的走私交易的進行和政黨官員的腐敗收入及灰色收入。尤其是腐敗和灰色收入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很大程度上引起公眾的反感心理，給社會帶來不穩定的潛在威脅。但無論從何種層面上，種種收入差距不公的現狀是沒有任何正面效應的。收入分配需要一個理想的、成體系的改革方案來解決不公和

11、差距擴大問題。然而，收入分配的變革又是需要深層次變動體制的，在現有的分配格局下進行改革，必然觸犯某些獲利集團的利益而遭受阻礙。短期內能有效的是相關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適應性調整，但同時，也應有心理準備，收入差距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仍面臨擴大的趨勢。某些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作為是消極的，但如經濟體制改革、稅收體制改革以及工資體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目前來說，緩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較重要的是對財政資金的分配格局作調整。適當的財政支出政策為農村地區稍做傾斜，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蓋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在國家財力和能力支付范圍內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個更好的政策體系。前瞻性的某些認識是必須的。一個問

12、題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顯露，到時再采取政策來制止是失效的且滯后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面對這種收入分配格局，我們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調整。在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應當貫徹“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2008年我國的人均G D P已經達到3266元，已經有條件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我國應當為農業的發展提供較好的環境，抑制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向農村“過度索取”的趨勢。其次，取消二元戶籍制度，促進城鄉融合。應該說我國的二元戶籍制度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鄉人口流動，人為的將農村勞動力限制在了土地上，不利于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再次，要健全

13、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有必要拓寬農村社?；鸬墨@取渠道，通過法律、法規的規定明確國家、集體、個人的投保比例，防止農民“因病致貧”。最后，中央應當加大對于農村教育、醫療、生態保護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惠農支出。在解決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西部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豐富的礦產資源，發展新型工業。西部地區的有色金屬儲量居全國前列，西部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發展有色金屬加工工業。其次，西部地區的旅游資源較為豐富，西部地區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加大對景區的宣傳，搞好旅游開發。最后，西部地區有較為獨特的地理環境，可以發展高附加值的農產品。西部地區有充足的日照且地熱資源較為豐富，因此可以發展農產品的深加工，這不但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抵御市場對農產品需求波動的風險。 在解決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問題上，筆者認為，首先，我國應當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實現政企分開。政府應當轉變職能，成為企業的監督者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