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投資高速增長不可持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雖有所波動，但總體上保持了較高的速度，1981-2012年年均增長21.1%，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周期中，投資保持了平穩、持續的快速增長態勢，各年增速均在20%以上。但在2008年底出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刺激效果減弱后，投資增速從2010年開始放緩，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到20.3%。但投資超過20%的增速無論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與國內其他相關經濟指標相比，均屬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拉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力量，并為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制造業規模不斷壯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近

2、幾年，受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前景不明、新興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從去年二季度開始已經連續5個季度低于8%，今年二季度增長7.5%，未來經濟增長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各級政府為穩定經濟增長，仍把固定資產投資作為主要抓手，希望通過投資的高速增長拉動經濟回到上升的軌道。但應看到，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投資高速增長不可持續。一、投資增長受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的制約日益顯現，潛在增長能力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基礎上，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長。近年來投資增長面臨的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成本優勢下降，資源環境的制約突顯。（一）土地對投資增

3、長的制約加劇。投資的高速增長必然伴隨著建設用地的不斷增加，投資多年高速增長使得建設用地日益緊張。農村集體用地轉建設用地不只是面臨18億畝耕地紅線的限制，而且拆遷帶來的補償日益提高、拆遷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資金成本越來越高。“十一五”期間，全國每年建設用地需求在1200萬畝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計劃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只有600萬畝左右，缺口50%以上?！笆濉睍r期，中國建設用地供求矛盾還將進一步加大。因此，各地建設用地日益緊張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土地供應不足、使用成本上升必然會制約投資的快速增長。這就要求各地區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節約建設用地，提高單位土地產出效率，逐步改變粗放型投資增長模式。（二

4、）資源環境對投資增長的制約越來越大。投資的高速增長對環境和資源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大量重化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投資項目的建設及生產對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破壞，使中國的空氣和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另一方面，中國投資的高速增長要消耗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粗鋼、鋼材、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而這些產品的生產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資源，并對自然環境帶來破壞。當前，我國這些工業產品的產能和產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已無提高的空間。2011年，中國粗鋼產量為68327萬噸，已經超過了全球產量的一半，水泥產量20.6億噸，超過全球產量的70%。表1列出2011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粗鋼和水泥產量數據，中國產量遠

5、高于其他國家，中國粗鋼和水泥產量占全球的比重與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明顯不相符。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不計成本的加大投入或許還可以理解，但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城市建設成就顯著，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種高消耗、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表1:2011年十大粗鋼和水泥制造國家產量國 別粗鋼（萬噸）國 別水泥（萬噸）中國68327中國206317日本10760印度20687美國8624美國6662韓國6844土耳其6388俄羅斯聯邦6840越南5860巴西3516俄羅斯聯邦5611土耳其3410韓國5191意大利2867日本5129墨西哥1814墨西哥

6、4004烏克蘭1768泰國3842資料來源：2013國際統計年鑒，印度水泥產量為2010年數據。年鑒中未列印度粗鋼產量，根據世界鋼協統計數據，2011年印度粗鋼產量約為7220萬噸，排世界第四。（三）中國人口結構的新變化對投資快速增長形成制約。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這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相當長時間以來第一次出現絕對量下降。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達到19390萬人，占總人口的14.3%，比重比2011年提高0.6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口紅利

7、優勢有所減弱，中國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將是長期趨勢。用工成本上升和外需不足交織在一起，將使部分出口型企業競爭力下降、經營困難，持續投資能力減弱。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對投資增長的制約作用將會持續顯現，投資高速增長的潛在能力下降。二、中國主要產業投資的高速增長潛力下降從支撐投資增長的主要產業看，投資高速增長難度加大。制造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三大產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70%左右，是支撐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其高速增長空間的大小直接決定了中國投資的增長潛力。但當前主要產業投資面臨的制約因素明顯增加，高速增長空間縮小。（一）產能過剩、國際需求減弱、成本上升等問題并存，制約制造業投資增長1.產能過剩問題

8、突出，消化過剩產能將是長期過程。制造業投資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使得產能快速增加。在經濟快速增長、市場需求旺盛時，產能過剩的問題暴露的并不明顯，一旦經濟增長放緩、需求減弱，產能過剩問題突顯，企業開工不足、產品銷售不暢、盈利能力下降，投資積極性降低。2013年二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為78.6%，產能利用水平處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較低水平，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等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更為突出，產品價格下降、庫存積壓，企業生存壓力加大。某些新興行業如風電設備制造、光伏產業也因發展過快、國內外市場需求放緩而面臨過剩問題。消化過剩的產能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投資的影響會持續顯現。2013年上

9、半年工業投資增長16.2%，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17.1%，增速均連續3個月回落。2.中國的外需環境變化，出口低速增長將常態化。今年以來全球經濟保持緩慢復蘇態勢，總體形勢更加錯綜復雜。盡管美國經濟復蘇有一些明顯好轉跡象，但是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經濟持續低迷，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世界經濟復蘇總體上比較緩慢。因此，國外需求難有明顯改善，中國出口恢復高速增長的難度加大。而且，即使美國經濟復蘇，其經濟增長模式也將會調整，不會再回到過去過度依賴消費的增長方式，而且復蘇后的進口需求會更多地從中國轉到墨西哥等經濟體，對中國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中國出口增長放緩，必然要影響到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能力和投資積極

10、性。3.工業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競爭優勢減弱，產業轉移和產業回流現象加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依賴的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減弱，人民幣匯率不斷走高，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國內外競爭壓力明顯增加，盈利空間縮小。因此，國內部分企業開始向東南亞等低成本國家轉移，而且美國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并制定政策吸引本國企業把生產基地遷回美國。產業轉移和產業回流現象會對中國未來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帶來持續影響。產能過剩、國外需求減弱、企業成本上升等因素制約了制造業投資的增長空間，單純靠加大投資、擴大產能的增長之路已經越走越窄。（二）基礎設施水平日益完善，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的緊迫性需求減弱經過多年的

11、建設，我國的基礎設施已經明顯改善，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硬件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再度通過大規模投資來提高的空間已經縮小。在基礎設施中，全國公路網規模不斷擴大，2011年底全國公路網總里程達到410.6萬公里，高速公路總里程達8.49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超過3000公里的省份達到14個，省際高速公路網基本建成，大部分地區地市間高速公路也已貫通，公路大規模建設時期已經過去。鐵路運輸業與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有一定差距，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前幾年高鐵投資高速增長，債務規模明顯擴大，透支了鐵路投資的未來增長。中國的電力供應已經基本能夠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需要，近幾年電力投資增速一直不高，今后提高清潔能源比重

12、是主要投資方向。多年投資高速增長使占基礎設施最主要部分的城市基礎設施狀況有了極大改善，城市廣場、公園、道路、橋梁等地上服務設施日益完備，城市形象明顯提升，投資潛力下降。大城市地下軌道交通、城市地下管網、城市污水處理、生態環境治理等領域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但受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擴大、融資能力下降的制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劇。穩定、持續應是未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的主要態勢。 （三）居民總體住房條件明顯改善，房地產市場的兩極分化制約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高速增長空間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多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快速增長，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13、積達32.7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36.2平方米，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當前的住房需求主要來源于人口的流動性因素，農村流向城鎮、小城鎮流向大城市帶來的住房需求成為主流。而且，當前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兩極分化，一二線城市由于其城市定位及較強的輻射作用，人口凈流入，住房需求較大，供給相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導致住房價格居高不下，住房投資仍有一定的增長空間。但三、四線城市及大部分縣級城鎮住宅供需矛盾并不突出，有些三四線城市由于前些年住宅投資猛增，但人口、產業及服務設施沒有跟上，造成建成住宅空置現象嚴重，甚至出現了鬼城。有些城市人口凈流出，產業萎縮，商品住宅市場供大于需，房地產投資潛力下降。因此，

14、只有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投資不足以支撐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高速增長。當然，中國仍處于城鎮化過程中，城鎮住房的新增需求還在持續增加，但城鎮化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對住房的需求是平穩而持續的。三、內需失衡狀況制約投資的高速增長多年來，我國依靠資源大量投入帶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內需結構失衡就是其中之一。內需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主要由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資本形成率太高，最終消費率過低，即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中資本形成總額，特別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所占比重過高，而最終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所占比重過低。圖1顯示，1978年以來資本形成總

15、額和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在GDP中的比重基本呈波段上升趨勢，而且2003年起連續十年資本形成總額所占比重均在40%以上，2012年為48.1%；與此對應，最終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基本呈波段下降的趨勢，2001年開始下降幅度加大，2002年開始低于60%，2007年開始低于50%，2012年僅為49.2%，比2000年下降13.1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呈基本相同的下降趨勢，2005年開始低于40%，2012年僅為35.7%。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正好相反。2010年，世界平均資本形成率為19.9%，高收入國家為18.1%，中等收入國家為29.4%，中低收

16、入國家為29.3%，均低于30%。中國2010年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8.2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18.7個百分點。除中國外，2010年資本形成率高于30%的僅有三個國家，分別是印度35.1%，蒙古40.8%，越南38.9%。資本形成率高必然造成最終消費率低，目前，世界平均最終消費率在75%以上，絕大部分國家都在70%以上，中國最終消費率水平比世界低20個百分點以上。這一高一低反映了我國內需結構存在嚴重問題。中國資本形成率高而最終消費率低有客觀的原因，如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得民眾更樂于儲蓄，改革開放初期為快速改變落后的面貌，需要加大工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改革開放中期工

17、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必然需要投資超前發展。因此，資本形成率高在特定的時期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已經已居世界第二，這種失衡狀況帶來的弊端日益顯現。投資持續快速增長，已經導致資源能源緊缺、生態環境惡化、投資效率下降，并使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而且主要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并不能使廣大民眾同步享受到發展成果，對居民收入增長帶來了擠出效應，使居民消費能力無法明顯提升，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四、投資的宏觀效率下降，投資高速增長并未帶來經濟和收入同步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其作用與其總量、增速并不匹配，特別是從本世紀初以來，投資的宏觀效率明顯

18、下降。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降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是指報告期新增國內生產總值（本期國內生產總值比上期增加額）與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 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反映每一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額帶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即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帶來多少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額，帶來的增加額越大，表明投資的作用越顯著。當然，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只有一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因此該指標只能近似地反映固定資產投資宏觀經濟效果的變化趨勢。但如果投資效果系數變化很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資的宏觀效率變化情況。圖2顯示1981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的變化情況。1996年之前投資效果系數雖然波

19、動幅度較大，但處于較高的水平，多數年份超過0.4，其中1994年達到0.76，即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帶來0.76元的GDP增量。而1997年之后，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降，各年均低于0.4，其中2009年和2012年僅為0.12。而2009年正是“四萬億投資計劃”效果最為顯著的一年，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7%，當年GDP增長9.2%，其中8.6個百分點是投資貢獻的。從總體上看，雖然投資對GDP拉動作用巨大，但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降確是事實，表明同樣的投資帶來的GDP增量近十多年來明顯減少，投資的宏觀效率明顯下降。（二）投資增速與GDP增速差異明

20、顯加大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年均實際增速（扣除價格因素）比較，也反映了投資的宏觀效率下降的現象。分三個階段來比較兩者的實際增速差異，1981-199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9%，GDP年均實際增長9.3%，前者比后者低0.3個百分點；1991-200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13.9%，GDP年均實際增長10.4%，前者比后者高3.5個百分點；2001-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20.2%，GDP年均實際增長10.2%，前者比后者高10個百分點。三個時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分別比GDP實際增速低0.3和高3.5、10個百分點，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這

21、表明，三個時期雖然投資實際增速不斷提高，但并沒有帶來GDP增速的同步提高，兩者差距越來越大，投資效率下降比較明顯。（三）投資高增長帶來的收入效應減弱固定資產投資除了改善城鄉面貌、促進經濟發展等直接作用外，其最終目的應該是國富民強，不僅要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且要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說，固定資產投資的最終作用應體現在收入的提高上，如果投資多年高速增長并沒有使收入得到相應提高，那么投資的作用要大打折扣。如果用全國財政收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以下簡稱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來分別代表國家、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水平，那么可以通過這三個指標與固定資產

22、投資額的關系，粗略地分析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家、企業和個人收入的影響。圖3 中的三條曲線分別代表各年每百元固定資產投資額帶來的當年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的變化1?？傮w上看，三條曲線呈向下的走勢，表明每百元固定資產投資額最終帶來的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是不斷減少的。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下降幅度比較明顯，90年代中期以后變化幅度相對較小。每百元投資帶來的工業利潤從1981年到1998年呈下降趨勢，但從1999年開始呈回升企穩態勢，2012年為14.8元，明顯低于80年代的水平；每百元投資帶來的財政收入呈波動下行的趨勢，90年代中后期有所提高，但2001年后又開始下降，20

23、12年為31.3元；而每百元投資帶來的工資總額除1989年和1990年有所回升外，基本呈持續回落的走勢，2012年為18.9元。當然，影響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的因素有很多，固定資產投資只是間接因素之一，而且用這幾個指標來反映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家、企業和個人收入的影響，范圍并不全，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未包括農業、服務業企業的利潤，也未包括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利潤，而近年來服務業中的金融業、房地產企業的盈利情況非常好，但工業企業利潤基本能夠代表實體經濟的盈利情況；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未包括農民收入及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的收入，也沒有包括居民的財產收入、金融投資收入等，而這部分收入比重越來越大；

24、財政收入未包括預算外收入，可能會低估政府的可支配財力。因此，這些指標涵蓋的范圍不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這些指標縱向是可比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能夠反映出投資的收入效應變化趨勢。如果沒有反映的部分占主體，只能表明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制度出現了問題，如果金融業、房地產業利潤在全部利潤中占比過高，表明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流出，如果財產（主要是房產）收入在個人收入中占比過高，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問題。因此，這三個指標相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趨勢，基本能夠反映出固定資產投資的收入效應是下降的。投資的宏觀效率下降，表明投資邊際產出下滑，達到同樣的經濟或收入增長，現在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要比以前大得多。這表明投資持

25、續高速增長的必要性下降。五、投資連續高增長，基數越來越大，高速增長空間縮小1981-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1.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由1981年的961億元提高到2012年的374676億元，增長了389倍。1981-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12年三個時期，投資年均增長17.4%、22%和23.2%，年平均投資額分別為2859億元、20284億元和210181億元，投資增速逐期提高，投資額逐期大幅度增加，而且2003-2012年連續10年每年增長速度均在20%以上。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的投資增量相當于1985年的投資額，而實際上20

26、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3%，投資增量近6.3萬億，接近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在如此大的基數上要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難度相當大，就算勉強達到，也不符合經濟變化的規律，投資質量和效益也會不盡如人意。六、轉變投資增長方式，提高投資增長質量分析表明中國投資高速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潛在能力和必要性下降，而且勉強維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長弊大于利。但是，這并不表示中國投資增長已經沒有潛力，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正處于穩步推進階段，投資增長的潛力還很大。但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國投資必須告別高速增長時代，進入穩

27、定增長時期。今后投資的重點應是加強投資結構調整、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單純追求投資規模和速度。如果投資增長質量提高,15%左右的增長速度足以支撐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因此，應根據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淡化投資規模和速度，不斷優化投資結構，追求投資質量和效益的提高，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不懈動力。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改變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模式。長期以來，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各級政府，投資規模和速度是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標，各地為完成投資任務，爭相建立城市新區、開發區、工業園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因此稱中國投資是典型的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也不為過。政府主導投資的好處是可以集中力量上大項目，節約

28、時間成本，在經濟增長低迷時能夠快速啟動經濟。中國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城市面貌改善、企業規模擴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政府主導投資的負作用也很大，一是投資項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造成大量浪費，并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單純追求GDP、投資規模，而忽視了投資效益，造成項目開工前論證不夠，投產后盈利水平不高，有的甚至是投產之時就是虧損之日。特別是各地產業規劃雷同，求全求大，投資效率低下。二是資源耗費巨大，污染嚴重。為提高GDP總量，各地熱衷于上馬投資量大、工期長、投產后產值高的重化工、高耗能項目，對礦產資源、能源和水資源的消耗巨大，投產后造成嚴重的污染，嚴重影響人民的生活質量。三是多

29、年基礎設施投資的高速增長給地方政府帶來巨大的債務風險?；A設施建成后社會效益大、經濟效益小的特點，決定了其現金流并不足以收回投資，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今后還款主要來源于政府的財政收入，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一旦遇到經濟低迷、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積累的大量債務風險將會持續放大。四是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模式，存在較大的“擠出”效應。各級政府的投資項目往往比較容易獲得資金，而且資金成本較低，在資金供應一定的條件下，大量資金投入到政府投資項目，市場可支配資金減少，出現擠出效應，造成民間投資、實體經濟投資資金供應不足、資金成本提高。因此，今后應逐步改變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模

30、式，淡化投資增長目標的考核，政府應回歸到制定政策和標準，為各類投資主體創造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上，使投資真正走上由民間投資主導的自主增長之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雖有所波動，但總體上保持了較高的速度，1981-2012年年均增長21.1%，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周期中，投資保持了平穩、持續的快速增長態勢，各年增速均在20%以上。但在2008年底出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刺激效果減弱后，投資增速從2010年開始放緩，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到20.3%。但投資超過20%的增速無論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與國內其他相關經濟指標相比，均屬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是改革開

31、放以來拉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力量，并為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制造業規模不斷壯大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近幾年，受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前景不明、新興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從去年二季度開始已經連續5個季度低于8%，今年二季度增長7.5%，未來經濟增長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各級政府為穩定經濟增長，仍把固定資產投資作為主要抓手，希望通過投資的高速增長拉動經濟回到上升的軌道。但應看到，受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投資高速增長不可持續。一、投資增長受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的制約日益顯現，潛在增長能力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

32、基礎上，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長。近年來投資增長面臨的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成本優勢下降，資源環境的制約突顯。（一）土地對投資增長的制約加劇。投資的高速增長必然伴隨著建設用地的不斷增加，投資多年高速增長使得建設用地日益緊張。農村集體用地轉建設用地不只是面臨18億畝耕地紅線的限制，而且拆遷帶來的補償日益提高、拆遷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資金成本越來越高?！笆晃濉逼陂g，全國每年建設用地需求在1200萬畝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計劃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只有600萬畝左右，缺口50%以上?！笆濉睍r期，中國建設用地供求矛盾還將進一步加大。因此，各地建設用地日益緊張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土地供應不足、使用成本上升必然會制約

33、投資的快速增長。這就要求各地區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節約建設用地，提高單位土地產出效率，逐步改變粗放型投資增長模式。（二）資源環境對投資增長的制約越來越大。投資的高速增長對環境和資源的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大量重化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投資項目的建設及生產對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破壞，使中國的空氣和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另一方面，中國投資的高速增長要消耗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粗鋼、鋼材、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而這些產品的生產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資源，并對自然環境帶來破壞。當前，我國這些工業產品的產能和產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已無提高的空間。2011年，中國粗鋼產量為68327萬噸，已經超過了全球

34、產量的一半，水泥產量20.6億噸，超過全球產量的70%。表1列出2011年世界主要國家的粗鋼和水泥產量數據，中國產量遠高于其他國家，中國粗鋼和水泥產量占全球的比重與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明顯不相符。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不計成本的加大投入或許還可以理解，但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城市建設成就顯著，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種高消耗、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表1:2011年十大粗鋼和水泥制造國家產量國 別粗鋼（萬噸）國 別水泥（萬噸）中國68327中國206317日本10760印度20687美國8624美國6662韓國6844土耳其6388俄羅斯聯邦68

35、40越南5860巴西3516俄羅斯聯邦5611土耳其3410韓國5191意大利2867日本5129墨西哥1814墨西哥4004烏克蘭1768泰國3842資料來源：2013國際統計年鑒，印度水泥產量為2010年數據。年鑒中未列印度粗鋼產量，根據世界鋼協統計數據，2011年印度粗鋼產量約為7220萬噸，排世界第四。（三）中國人口結構的新變化對投資快速增長形成制約。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這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相當長時間以來第一次出現絕對量下降。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達到19390萬人，占總人口

36、的14.3%，比重比2011年提高0.6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人口紅利優勢有所減弱，中國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將是長期趨勢。用工成本上升和外需不足交織在一起，將使部分出口型企業競爭力下降、經營困難，持續投資能力減弱。土地、資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對投資增長的制約作用將會持續顯現，投資高速增長的潛在能力下降。二、中國主要產業投資的高速增長潛力下降從支撐投資增長的主要產業看，投資高速增長難度加大。制造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三大產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70%左右，是支撐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其高速增長空間的大小直接決定了中國投資的增長潛力。但當前主要產業投資面臨的制

37、約因素明顯增加，高速增長空間縮小。（一）產能過剩、國際需求減弱、成本上升等問題并存，制約制造業投資增長1.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消化過剩產能將是長期過程。制造業投資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使得產能快速增加。在經濟快速增長、市場需求旺盛時，產能過剩的問題暴露的并不明顯，一旦經濟增長放緩、需求減弱，產能過剩問題突顯，企業開工不足、產品銷售不暢、盈利能力下降，投資積極性降低。2013年二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為78.6%，產能利用水平處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較低水平，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等傳統行業產能過剩問題更為突出，產品價格下降、庫存積壓，企業生存壓力加大。某些新興行業如風電設備制造、光伏產業

38、也因發展過快、國內外市場需求放緩而面臨過剩問題。消化過剩的產能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投資的影響會持續顯現。2013年上半年工業投資增長16.2%，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17.1%，增速均連續3個月回落。2.中國的外需環境變化，出口低速增長將常態化。今年以來全球經濟保持緩慢復蘇態勢，總體形勢更加錯綜復雜。盡管美國經濟復蘇有一些明顯好轉跡象，但是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經濟持續低迷，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世界經濟復蘇總體上比較緩慢。因此，國外需求難有明顯改善，中國出口恢復高速增長的難度加大。而且，即使美國經濟復蘇，其經濟增長模式也將會調整，不會再回到過去過度依賴消費的增長方式，而且復蘇后的進口需求會

39、更多地從中國轉到墨西哥等經濟體，對中國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中國出口增長放緩，必然要影響到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能力和投資積極性。3.工業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競爭優勢減弱，產業轉移和產業回流現象加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依賴的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減弱，人民幣匯率不斷走高，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國內外競爭壓力明顯增加，盈利空間縮小。因此，國內部分企業開始向東南亞等低成本國家轉移，而且美國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并制定政策吸引本國企業把生產基地遷回美國。產業轉移和產業回流現象會對中國未來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帶來持續影響。產能過剩、國外需求減弱、企業成本上升等因素制約了制造業投資的增長空間，單純

40、靠加大投資、擴大產能的增長之路已經越走越窄。（二）基礎設施水平日益完善，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的緊迫性需求減弱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國的基礎設施已經明顯改善，部分地區的基礎設施硬件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再度通過大規模投資來提高的空間已經縮小。在基礎設施中，全國公路網規模不斷擴大，2011年底全國公路網總里程達到410.6萬公里，高速公路總里程達8.49萬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超過3000公里的省份達到14個，省際高速公路網基本建成，大部分地區地市間高速公路也已貫通，公路大規模建設時期已經過去。鐵路運輸業與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有一定差距，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前幾年高鐵投資高速增長，債務規模明顯擴大，透支了

41、鐵路投資的未來增長。中國的電力供應已經基本能夠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需要，近幾年電力投資增速一直不高，今后提高清潔能源比重是主要投資方向。多年投資高速增長使占基礎設施最主要部分的城市基礎設施狀況有了極大改善，城市廣場、公園、道路、橋梁等地上服務設施日益完備，城市形象明顯提升，投資潛力下降。大城市地下軌道交通、城市地下管網、城市污水處理、生態環境治理等領域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但受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擴大、融資能力下降的制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劇。穩定、持續應是未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的主要態勢。 （三）居民總體住房條件明顯改善，房地產市場的兩極分化制約了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高速增

42、長空間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多年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快速增長，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32.7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36.2平方米，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當前的住房需求主要來源于人口的流動性因素，農村流向城鎮、小城鎮流向大城市帶來的住房需求成為主流。而且，當前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兩極分化，一二線城市由于其城市定位及較強的輻射作用，人口凈流入，住房需求較大，供給相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導致住房價格居高不下，住房投資仍有一定的增長空間。但三、四線城市及大部分縣級城鎮住宅供需矛盾并不突出，有些三四線城市由于前些年住宅投資猛增，但人口、產業及服務設施沒有跟上，造

43、成建成住宅空置現象嚴重，甚至出現了鬼城。有些城市人口凈流出，產業萎縮，商品住宅市場供大于需，房地產投資潛力下降。因此，只有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投資不足以支撐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高速增長。當然，中國仍處于城鎮化過程中，城鎮住房的新增需求還在持續增加，但城鎮化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對住房的需求是平穩而持續的。三、內需失衡狀況制約投資的高速增長多年來，我國依靠資源大量投入帶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內需結構失衡就是其中之一。內需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主要由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資本形成率太高，最終消費率過低，即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中資本形成總額，

44、特別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所占比重過高，而最終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所占比重過低。圖1顯示，1978年以來資本形成總額和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在GDP中的比重基本呈波段上升趨勢，而且2003年起連續十年資本形成總額所占比重均在40%以上，2012年為48.1%；與此對應，最終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基本呈波段下降的趨勢，2001年開始下降幅度加大，2002年開始低于60%，2007年開始低于50%，2012年僅為49.2%，比2000年下降13.1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呈基本相同的下降趨勢，2005年開始低于40%，2012年僅為35.7%。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與世界上大

45、部分國家正好相反。2010年，世界平均資本形成率為19.9%，高收入國家為18.1%，中等收入國家為29.4%，中低收入國家為29.3%，均低于30%。中國2010年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8.2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18.7個百分點。除中國外，2010年資本形成率高于30%的僅有三個國家，分別是印度35.1%，蒙古40.8%，越南38.9%。資本形成率高必然造成最終消費率低，目前，世界平均最終消費率在75%以上，絕大部分國家都在70%以上，中國最終消費率水平比世界低20個百分點以上。這一高一低反映了我國內需結構存在嚴重問題。中國資本形成率高而最終消費率低有客觀的原因，如于中國

46、的歷史文化傳統使得民眾更樂于儲蓄，改革開放初期為快速改變落后的面貌，需要加大工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改革開放中期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必然需要投資超前發展。因此，資本形成率高在特定的時期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已經已居世界第二，這種失衡狀況帶來的弊端日益顯現。投資持續快速增長，已經導致資源能源緊缺、生態環境惡化、投資效率下降，并使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而且主要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并不能使廣大民眾同步享受到發展成果，對居民收入增長帶來了擠出效應，使居民消費能力無法明顯提升，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四、投資的宏觀效率下降，投資高速增長并未帶來經濟和收入同步增長改革

47、開放以來，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其作用與其總量、增速并不匹配，特別是從本世紀初以來，投資的宏觀效率明顯下降。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降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是指報告期新增國內生產總值（本期國內生產總值比上期增加額）與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 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反映每一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額帶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量，即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帶來多少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額，帶來的增加額越大，表明投資的作用越顯著。當然，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只有一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因此該指標只能近似地反映固定資產投資宏觀經濟效果的變化趨勢。但如果投資效果系數變化很大，能夠在一定程

48、度上反映投資的宏觀效率變化情況。圖2顯示1981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的變化情況。1996年之前投資效果系數雖然波動幅度較大，但處于較高的水平，多數年份超過0.4，其中1994年達到0.76，即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帶來0.76元的GDP增量。而1997年之后，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降，各年均低于0.4，其中2009年和2012年僅為0.12。而2009年正是“四萬億投資計劃”效果最為顯著的一年，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7%，當年GDP增長9.2%，其中8.6個百分點是投資貢獻的。從總體上看，雖然投資對GDP拉動作用巨大，但投資效果系數顯著下

49、降確是事實，表明同樣的投資帶來的GDP增量近十多年來明顯減少，投資的宏觀效率明顯下降。（二）投資增速與GDP增速差異明顯加大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年均實際增速（扣除價格因素）比較，也反映了投資的宏觀效率下降的現象。分三個階段來比較兩者的實際增速差異，1981-199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9%，GDP年均實際增長9.3%，前者比后者低0.3個百分點；1991-200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13.9%，GDP年均實際增長10.4%，前者比后者高3.5個百分點；2001-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實際增長20.2%，GDP年均實際增長10.2%，前者比后者高10個百

50、分點。三個時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分別比GDP實際增速低0.3和高3.5、10個百分點，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這表明，三個時期雖然投資實際增速不斷提高，但并沒有帶來GDP增速的同步提高，兩者差距越來越大，投資效率下降比較明顯。（三）投資高增長帶來的收入效應減弱固定資產投資除了改善城鄉面貌、促進經濟發展等直接作用外，其最終目的應該是國富民強，不僅要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且要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說，固定資產投資的最終作用應體現在收入的提高上，如果投資多年高速增長并沒有使收入得到相應提高，那么投資的作用要大打折扣。如果用全國財政收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城鎮單位就業人員

51、工資總額（以下簡稱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來分別代表國家、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水平，那么可以通過這三個指標與固定資產投資額的關系，粗略地分析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家、企業和個人收入的影響。圖3 中的三條曲線分別代表各年每百元固定資產投資額帶來的當年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的變化1?？傮w上看，三條曲線呈向下的走勢，表明每百元固定資產投資額最終帶來的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是不斷減少的。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下降幅度比較明顯，90年代中期以后變化幅度相對較小。每百元投資帶來的工業利潤從1981年到1998年呈下降趨勢，但從1999年開始呈回升企穩態勢，2012年為14.8元，明

52、顯低于80年代的水平；每百元投資帶來的財政收入呈波動下行的趨勢，90年代中后期有所提高，但2001年后又開始下降，2012年為31.3元；而每百元投資帶來的工資總額除1989年和1990年有所回升外，基本呈持續回落的走勢，2012年為18.9元。當然，影響財政收入、工業利潤和工資總額的因素有很多，固定資產投資只是間接因素之一，而且用這幾個指標來反映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家、企業和個人收入的影響，范圍并不全，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未包括農業、服務業企業的利潤，也未包括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利潤，而近年來服務業中的金融業、房地產企業的盈利情況非常好，但工業企業利潤基本能夠代表實體經濟的盈利情況；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未包括農民收入及私營企業和個體戶的收入，也沒有包括居民的財產收入、金融投資收入等，而這部分收入比重越來越大；財政收入未包括預算外收入，可能會低估政府的可支配財力。因此，這些指標涵蓋的范圍不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這些指標縱向是可比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能夠反映出投資的收入效應變化趨勢。如果沒有反映的部分占主體，只能表明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制度出現了問題，如果金融業、房地產業利潤在全部利潤中占比過高，表明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流出，如果財產（主要是房產）收入在個人收入中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