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民間調解的問題反思和優化路徑引言 民間調解早在西周與東漢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便有調解案例記載， 古代 稱之為&dquo;和解 ”、&dquo;勸釋 ”、&dquo;休和 ”、&Idquo;調處”、&dquo;私休”等。由于受地域 經濟、鄉土文化、歷史背景、自然地理、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各 地鄉土民間調解特色各異。 河東民間調解依托于虞舜歷史文化、 鹽池 經濟文化、 儒家思想與河東鄉土習俗、 風情形成了獨具河東鄉土特色 的民間調解方式、 理念與文化， 對于分析民間調解具有比較典型的意 義。然而，隨著法治現代化的鄉土縱向型推進，民間調解

2、同鄉土民眾 傳統文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沖突 1 。通過對河東民間調解的實證研究， 可以發現民間調解所植根的鄉土社會結構在新紀元法治鄉土縱向型 深度演進的今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何對傳統的民間調解進行 相應的揚棄和轉型， 以在現代社會繼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對我國多 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民間調解的價值功能 民間調解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 歷史悠久的糾紛解決方式， 以其 所獨有的親和性、 便利性和低成本等優勢， 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功能，簡述如下。（一）有利于修復當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民間調解植根于悠久的鄉土文化。 鄉土，在中國意味著在一個相對封

3、閉的自然地域內， 一群或幾群或多或少有血緣關系的鄉民組成了一個 事實上具有血緣與地緣相結合的宗法家族社會。 因此，多數的民間糾 紛當事人之間都有著血緣或地緣上的密切關系， 而民間調解為當事人 雙方提供了不用對這種密切關系構成嚴重傷害的對話和交流的平臺。 民間調解并不像訴訟等糾紛解決程序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 通過確定 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強制性的裁決實現糾紛解決的目的， 而是對加害方或違約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情況下使其真正認識到 自己的錯誤并主動向被害方或守約方進行道歉和賠償， 并得到加害方 或守約方的寬容和理解。民間調解更加注重對當事人的說理和勸告， 而不是訴訟等糾紛解決方式強制性的冷

4、冰冰的法律程序， 對受到糾紛 破壞的當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有著良好的修復作用， 因此更容易得到 當事人的認同。（二）降低糾紛解決成本 訴訟、仲裁等糾紛解決方式雖然具有權威性、 終局性和強制性等特征， 為糾紛的最終解決提供了國家力量為后盾的良好保障。 然而，復雜而 冗長的訴訟和仲裁程序卻給當事人帶來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上 的負擔。尤其對于已經受到傷害的原告來說， 這種負擔對其更是雪上 加霜。因此，訴訟和仲裁所帶來的正義一直被稱之為 “ 昂貴的 正義”。而民間調解則非常靈活和便利，只需要找到一個雙方 當事人認可的調解人即可進行， 不受場地和程序的限制， 也不需要額 外的

5、費用，從而將相應的糾紛解決成本控制到最低。（三）提高糾紛解決效率 民間調解有利于案件的繁簡分流， 從而促進糾紛解決效率的提高。 民 間調解通過糾紛當事人之間的協商和對話等方式達成合意， 從而實現 消減利益沖突的目的， 使其不必通過復雜而冗長的訴訟或仲裁等正規 的法律程序。因此，民間調解可以大大節約當前稀缺的司法資源，使 多種糾紛解決機制能夠得到更好的整合和利用， 從而大大提高糾紛的 整體解決效率。二、民間調解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為了有效掌握民間調解存在的問題， 筆者對河東民間調解進行了深入 調研。在參與河東民間調解調查的 263 名鄉民中，大部分鄉民認為應 通過民間調解方式來解決糾紛 (80.

6、9%)，其次是雙方協商解決 ( 12.2%)， 選擇打官司即訴訟方式來解決糾紛的只占 (6.8%)，對于仲裁則根本沒 人選擇 (0%)，在有效問卷調查中，大多數鄉土社會民眾、鄉村調解員 和糾紛當事人都認為民間調解的效果較好， 其有效百分比分別為 66%、 77%和 69%，認為效果一般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別為20%、 13%和21010，認為效果不好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別為1 1%、5010和 8%，認為沒有效果的所占有效百分比分別為3%、 3%和 2 010。以上數據表明，無論從民間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方式還是實際效果， 在普通民眾 中都有著高比例的認同， 其中民間調解這一糾紛解決方式的認同比例 高

7、達 80%，而認為具體效果較好的比例則高達 71010。正如費孝通先 生所說鄉土社會具有&Idquo;差序格局”性2,我國民間糾紛具 有復雜化、瑣事化、生活化、區域化和鄰里化的特性，因而解決的方 式也偏向于對于普通民眾更具有親和性、 靈活性以及低成本的民間調 解方式。因此,民間調解對于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體構建的作 用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在對河東民間調解的相關實證資料進行整理 的同時，也能發現民間調解仍然存在諸多制約其進一步發揮作用的諸 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以下矛盾的存在。（一）鄉土調解和法律規定之間的矛盾 同鄉土調解方式在普通民眾中高達 80.9%的認同率，以及高達

8、71%的 效果較好的評價比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河東調節有效問卷調查顯示， 對于法律專業人士來說，僅有28認為民間調解效果較好。這一現象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傳統鄉土社會的根基強調以血緣關系為基礎， 雖然法治理念逐漸深入， 鄉土民間調解文化觀念依然是解決鄉土社會 糾紛的重要因素 3。這種調解文化觀念生動地表現在我國民眾的日常 用語中。如用于調解婚姻家庭糾紛的俗語有 “ 一日夫妻百日恩 ”、&dquo;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Idquo; 家人， 打斷骨頭還連著筋 ” 等；調解相鄰關系的俗語有 “ 遠親不 如近鄰 ” 、

9、&Idquo; 低頭不見抬頭見 ” ；用于調解借貸、 買 賣糾紛的俗語有&Idquo;好借好還，再借不難”、&Idquo;生意不 成情義在 ” 、 &Idquo; 不做一錘子買賣 ” 等。然而， 鄉土調 解這種更多地依靠傳統習慣、 調解人員的個人能力以及被調解人之間 的關系形成最終的調解方案， 不僅可能同真正反映廣大民眾根本利益 的法律規定之間產生較大的差異， 而且由于相關調解結果的執行主要 依靠道德約束， 缺乏法律的強制性威懾， 在當事人拒絕承擔調解結果 規定義務的情況下得不到有效的保證， 從而往往達不到真正解決糾紛 的目的，導致二次糾紛出現的

10、可能性增大。（二）鄉土調解人員的內生權威性要求和現代制度權威之間的矛盾 在參與調查的 91 名鄉土社會民眾中，有 42.3%的人認為宗族長能夠 很好地調解民間糾紛， 31.2 010選擇村干部。而在被調查的 78 名鄉 村調解員中，有 41.8的人認為選擇村干部更合理，其次是宗族長， 占 41.2%。對于被調查的 87 名糾紛當事人而言， 有 43.3%的人選擇宗 族長，其次是村干部，占 35. 0010。此外，在參與調查的 64 名法律 專業人士中，有 48.3%選擇村干部，其次是宗族長，占 39.7 010。通 過比較分析四類人群對于該問題的不同選擇， 可以發現， 鄉土社會民 眾和糾紛當事

11、人傾向于選擇宗族長， 鄉村調解員和法律專業人士傾向 于選擇村干部。同時，對于參與調查人群的進一步問詢發現，絕大多 數鄉土社會民眾和糾紛當事人在有自己宗族長的情況下， 都將宗族長 作為調解人員的首要選擇。而只有村莊中缺乏宗族長這種 “ 原 生型內生權威 ” 人物的情況下，鄉土社會民眾和糾紛當事人才 會傾向選擇于村干部，或許是基于村干部的 “ 次生型內生權威 ”4 。然而，從法治的角度，選擇作為現代制度權威代表，從 而能更好地運用法律知識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村干部對于解決民 間糾紛更為有利， 這也是受法治理念影響較深的鄉村調解員和法律專 業人士傾向于

12、選擇村干部的主要原因。 受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的普通民 眾普遍愿意選擇內生權威人物如宗族長作為民間調解員的首要選擇， 而現代社會的權威架構則明顯更傾向于代表政府權威的村干部。 這一 鄉土調解人員的內生權威性要求和現代制度權威之間矛盾的存在， 或 者是普通民眾的內生權威性要求向現代制度權威妥協， 從而影響民間調解結果在民眾中的實際權威； 或者是現代制度權威向民眾內生權威 性要求妥協，從而使民間調解結果不能同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相一致。 無論哪種情況的出現， 都會嚴重損害民間調解對于糾紛解決的實際效 果，從而不利于民間調解的順利發展。（三）解決糾紛和保護合法權益之間的矛盾 河東調解中高達 810_10 的

13、民間調解方式認同率和普通民眾更傾向與 選擇宗族長等內生型權威作為民間調解員等事實顯示， 在現代法治理 念的影響下，民間調解人員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強調需要依法調解， 但并不影響在具體的調解過程中更加強調人情的作用， 在河東調節調 研過程中對選擇民間調解方式的普通民眾的問詢中得知， 其之所以選 擇民間調解而不是訴訟等解決糾紛的方式， 主要原因在于多數民間糾 紛當事人雙方一般都具有朋友、親戚，甚至是親屬之類的復雜關系， 因此不得不考慮糾紛解決方式可能對這些關系的具體影響。 而對接受 調查的鄉村調解人員問詢得知，其在調解中使用最多的兩句話是，&dquo;多謝你們對我個人的信任”, &Idq

14、uo;看在我的面子上， 大家各讓一步”。因此，民間調解更多地依靠親情、友情以及 調解人員的權威達成解決糾紛的目的。 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很大程度上 只是使糾紛得到形式上的解決， 并沒有實現充分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的目的，甚至在明知調解結果可能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 勸 告當事人為了糾紛的解決而放棄對這些權益的爭取。 民間調解這種偏 重于形式上的和諧從而忽視當事人合法權益問題的存在5 ，必然使相關糾紛得不到合理而徹底的解決， 從而為眾多因此而產生的二次糾紛的發生埋下了伏筆。三、民間調解優化的具體途徑 河東調節調研實證數據所反映的我國民間調解諸多問題的存在， 實質 上是現代法治社會建

15、設同傳統文化兩者之間互相碰撞過程中必然產 生的結果。要保證民間調解在現代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占據應有的重 要地位，實現其新時代的法治化轉型， 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對現有民 間調解進行優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以法律規定為基礎進行調解 法律是現代社會整體利益的體現， 對法律的普遍認可和認真遵守是法 治社會實現的必要條件 6。因此，針對當前民間調解在很大程度上主 要依靠當地傳統習俗和人情， 而忽視相關法律規定， 從而使調解結果 同社會整體利益不一致的問題， 有必要確立以法律規定為基礎進行調 解的基本原則，即在法律規定的大框架下，充分考慮當地的習俗，以 及當事人之間的關系， 最終確定具體的解決

16、方案。 以法律規定為基礎 進行調解能夠極大地增強民間調解所具有的解決糾紛的功能。 一方面， 由于法律規定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以法律規定為基礎的調解結 果能夠最大程度地得到雙方當事人的真正接受， 產生最為符合社會整 體利益的實際效果。 另一方面， 與法律規定相一致的調解結果能夠得 到法律的強制性保障， 對需要承擔相關義務的當事人產生必要的威懾， 保證調解結果的順利執行。 另外，以法律為基礎進行調解并不排斥在 民間調解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傳統習俗和人情對糾紛解決的積極作用， 仍然能夠保證民間調解所具有的親和性和靈活性等特征。 以法律規定為基礎進行調解， 是保證民間調解充分發揮對法治社會建設的正面

17、作 用，促進其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二）將宗族長納入現代調解的制度體系 對于民間調解來說， 由于普通民眾對內生型權威的天然認同 7，宗族 長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然而，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必須依賴現代 制度權威使民間糾紛的解決符合以法律為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而以宗族長為代表的內生型權威并不以相關法律規定為調解的基礎， 而且并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威懾作用， 對內生型權威的過度依賴必然 損害民間調解的有效性。因此，要充分發揮民間調解的作用，必須采 取適當的措施解決鄉土調解人員的內生權威性要求和現代制度權威 之間的矛盾。 而通過將宗族長納入現代調解的制度體系， 則可以實現 內生型權威和政府權威的適

18、當結合， 從而保證民間調解功能的充分發 揮。一方面，在遴選村干部的過程中，在不違反相關法律的情況下， 盡可能將宗族長納入村干部體系，充分利用其所具有的內生型權威， 主持與其相關親族的民間調解工作和其他工作。 另一方面， 為了保證 相關宗族長擔任的村干部能夠嚴格按照法律進行調解， 有必要對其進 行專門的民間調解的法制宣傳和教育， 通過培訓考核的方式提高其民 間調解的法律素質， 使其能自覺地按照相關法律的精神和規定主持相 關民間調解。（三）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調解的根本目的 作為現代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間調解必須以保護當 事人合法權益為根本目的， 而不是僅僅實現形式上的糾紛解決。 因此， 在具體調解的過程中，為了保持民間調解所具有的對糾紛當事人的靈 活、親和、務實的特性，需要充分發揮當事人之間的親情、友情，以 及其他密切關系的作用，以及調解人員自身所具有的權威。但這種靈 活、親和和務實不能以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基礎，更不能通過脅 迫、威逼等違反當事人意愿的形式，以犧牲其合法權益為代價促成調 解結果的達成。事實上，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損害很可能只是實現糾 紛形式上的解決，并不能達到很好的社會治理效果，只有在以代表民 眾利益的法律規定的基礎上，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作為調解的根本 目的，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一方面，必須對相關調解人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