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農化村莊：一種缺乏社會延展性的社區組織    藍宇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郵編100121摘要：目前的非農化村社區組織構建基本上是在粗放型城鎮化背景基礎上自下而上選擇的結果，普遍存在缺乏實現與更大社會整合的內在素質與結構。其中，封閉性利益共同格局是缺乏社會延展性的根本，單位化傾向是缺乏社會延展性的結構性因素，擬家族化傾向是缺乏社會延展性的結構性與管理性因素。因此，如何根據未來發展前景與社會適應進行恰當的組織定位與構建顯得極為重要。關鍵詞：社會延展性/封閉性利益共同體/單位化傾向/擬家族化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農村的自然城鎮化過程中形成了規模不等

2、、遍及全國各地、尤以城市周邊與發達地區為甚的非農化村莊。這些難以計數之村莊的出現無疑是神州大地展示改革開放成果的一道道亮麗風景，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使城鄉改革走向縱深而無法回避的問題。就目前的非農化村社區組織的構建而言，普遍性地存在缺乏實現與更大社會整合的內在素質與結構。時下的村莊組織構建基本上是在自發的粗放型城鎮化背景基礎上自下而上選擇的結果，因而是在更多地基于原有背景基礎上的選擇與創新，而非更多地基于發展前景基礎上的選擇與創新。村莊組織的這種構建取向自然會極大地影響到村莊自身乃至整個城鄉格局的未來走向，所以值得我們關注。本文主要就非農化村莊組織缺乏社會延展性的共性特征作一番探討。需要說明的是

3、，農村非農化一般是以行政村為基礎展開的，因而行政村就成為農村自然城鎮化過程中的基本分化單元，并因此成為與文中村社區組織或村莊組織相當的概念。一、封閉性利益共同體格局是非農化村社區組織缺乏社會延展性的根本村莊的非農化過程亦往往是村莊土地的非農轉化過程，并同時往往也是村集體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的過程。這種在新條件下村集體重新獲得活力與地位的現象有人冠之為新集體主義。如果從理性的角度來透視新集體主義，它的確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如在重新調動村社區資源、規范村社區管理、推動村社區公平發展等等方面都有至少暫時難以替代的積極意義。但如果從更為理性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會發現，新集體主義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封閉邊界村社區

4、利益共同體的現實之上，而正是這種基礎本身成為限制村社區組織進行廣泛社會整合的決定性因素。在諸多有關非農化村莊探討中，有關村莊社會邊界封閉性的論述已不少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的確，非農化村社區組織都普遍性地作為利益獨享共同體而存在，是否村社區組織成員在利益分享中有著截然的差別，且這種差別反映在村益分配的各個領域，如同一道道鴻溝把組織內外的人一分為二，形成封閉的村社區利益格局。封閉性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以下二個相互聯系的因素：第一，擁有村莊土地權主體構成的封閉性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非農化村莊權益分配的封閉性。農村中，土地所有權在村社區，而村社區包括二個具體層面，即自然村社區和行政村社

5、區，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地緣與血緣關系，而后者除了反映地緣血緣關系外則更多地包含制度性因素。在我國現行土地政策中，確實規定了土地歸最基層的自然村所有，正因為如此，在非農化程度低的地區，村社區實體邊界更接近自然村。然而，在眾多非農化程度高的村莊，行政村則成為更具實體性的單位，其中的緣由并不深奧。國家為了在宏觀上控制土地的使用，同時還規定了自然村不具有改變土地使用性質的初審權，而行政村則具有這個權利。正是由于這個制度性的差異使行政村擁有了實際上的決定權，因為村莊在其非農化與自然城鎮化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變農業用地為非農用地的過程，所以這種權利的至關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村域里，誰掌握有非農用地

6、的控制權，誰就有可能成為動用社區資源、組織合作事宜、進行社區利益分配的主體。可見，土地權在非農化村莊形成中的突出功能。與此相適應，個人能否成為村社區組織一員基本上也是與其是否享有村社區的土地權而天然規定的。深圳萬豐村在1985年成立以股份合作制為合作形式的經濟聯合社時，其社員資格在實際執行中就是按照聯產承包制時是否擁有土地分享權來決定，在村社區組織合作投資的項目上也是以是否擁有土地分享權來平均投資數額，并按人頭平均分配投資收益。在這里，土地享有權大于單純資金投入者的資金權或其他身份所有權。第二，村籍制度使村莊利益邊界得以強化與固定化。許多非農化村莊都程度不等地形成了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

7、村籍制度。村籍制度的共同點無非是以各種名目保證村組織成員在就業、入學、醫療、收入分配各方面的獨享權或優先權。實際上，村籍制度就是實現村社區利益自我保護，從而使村社區資源不致外流的控制機制。由此而不難理解，越是發達的非農化村莊，村籍制度往往越加完善。雖然不同村莊中，村籍制度包含的具體內容千差萬別，但是否擁有土地權卻往往是村籍制度中區別對待的分水嶺。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村籍制度是土地權封閉性的派生物，但它一旦產生卻又成為強化村社區利益格局封閉化的催發劑，“一村兩制”因此而成為非農化村莊的普遍現象。與土地權密切相關的村莊封閉性利益格局何以成為制約村社區社會整合的根本？首先，由于村社區利益與土地權的強

8、相關性，非農化村社區發展與土地非農化及升值的強相關性，土地資源無疑是村社區相當重要的資本與資源。然而，任何村域內的土地資源都是有限的，村莊非農化過程中，隨工商服務業的發展，土地不斷轉化為非農物業，一旦實現這種轉化，土地往往不具有再生性，隨村社區土地資源的枯竭，一些村社區組織本身的權威性可能會由于資源的喪失而受到影響。更多情況下，土地轉化為“實物”與資金、成為村社區可以帶來效益的物質資本，由此而強化了村社區組織的資源與權威。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其實都是非農化村莊演變的自然邏輯，都共同反映了土地對村莊發展的約束。盡管村莊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對外擴張、需要適應市場競爭，但是源于與土地權相關的約束往往會

9、產生出一系列的連帶制約，而所有這些連帶制約在實際操作中又會程度不等地限制村社區組織的社會參與。例如，源于與土地權相關的制約，村域組織內的企業往往只能按村社區共同體的邏輯，而不能按市場邏輯參與競爭。其次，由于村益權不僅與土地權相聯系，且一般還以村籍制度形式規定下來，因此而必須帶來村社區組織內外社會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在人員的社會流動層面，由于利益分享的封閉性，為了分享更充分的村益權，村社區成員（尤以發達非農化村莊為甚）只把自己的發展空間局限在村域范圍內，還有的因怕斷送子女將來享受村益的機會而不惜以限制子女接受更多教育為代價。村籍制度如同一道墻，不僅里邊的不出去，外面的更進不來。許多非農化村莊中

10、，從事各種職業的外地人一般都超出本村人口數，有的甚至超出本村人口數倍、數十倍，而這眾多的“外地人”卻被視為村組織外的“次等居民”而無法納入村制內，更難以分享村益的平等待遇。實際上，任何現代組織的健康發展都需要在與外在環境與資源進行廣泛交換及互動中來實現，否則，這種組織的發展只能是斷裂性的。二、單位化傾向是非農化村社區組織缺乏社會延展性的結構性因素單位制本來是用于描述城市社會組織的概念，用于描述與高度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的、受到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沖擊的、但仍普遍存在于我國城市社會生活中的、并以各種制度形式規定下來的全能型組織。單位制組織的突出特點是單位辦社會，單位既是人們的就業場所，同時又是人們生

11、活滿足、福利供給的場所。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單位因高度的功能內卷化與人員內卷化而在社會體制轉軌、經濟轉型背景下成為企事業單位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滯后因素。令人憂慮的是，農村城鎮化過程中，許多非農化村社區組織在其自覺不自覺的構建中都傾向性地出現了村莊單位化現象。有人建議村落研究中采用單位化視角是有現實依據的。村莊中的單位化趨向一般在非農化初期就初顯端倪，隨著非農化程度的提高，這種趨向愈顯突出，“村辦社會”成為許多非農化村莊最合適的寫照。一些發達地區不僅村辦企業、市場、學校、醫院、幼兒園、養老院等等機構一應俱全，而且還已具相當的水平與規模。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非農化村莊的單位化現象是在自然城鎮化背景下村

12、落組織發展的一種自我選擇。直接層面上看，前述中的村莊資源獨享性正是村社區組織單位化的關鍵因素，亦即村莊單位化傾向是封閉利益共同體格局在村社區組織結構中的延伸。村莊的非農化、村莊工商服務業的發展給村社區組織帶來了巨大收益，而村莊收益權的封閉特征又決定了收益的分配再分配基本上是在村社區共同體內部進行的，這正是非農村莊單位化的內因。從更宏觀的視野看，村落的單位化實際上與我國城鎮化的整體格局聯系在一起。城鎮化過程中，村莊在區域中的功能是逐步建立并不斷調整的，這就要求有相應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用地結構、基礎設施等等與之相配套，村社區組織的功能利益結構也必須在此基礎上形成才會合理化。然而，近二十多年來，

13、我國農村城鎮化普遍帶有強烈自發性傾向，主要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推動，這種粗放型城鎮化的總體形勢必然給組織結構的型構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許多地區的城鎮化的確是在缺乏長遠與總體基礎設施構架、人口遷移與土地使用規劃，存在嚴重的基礎建設滯后，人口遷移與土地使用處在分散的自發半自發狀態，并導致一系列相關問題。這種情形下的村莊社區組織構建顯然是一種缺乏外部空間合理化支持的構建，因而也只能是村莊封閉取向的構建視野。也就是說，在這種城鎮化背景之下，村莊發展的自然選擇傾向便是通過完善自身內在的分配與再分配機制來彌補外在功能擴展受阻的缺陷。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村莊單位化傾向還有主觀決策方面的因素。即使在一些被認為“有序

14、”的城鎮化格局中，背后包含的卻是“無序”的因素與問題。以廣東南海市為例，南海市的鄉村城鎮化基本上是以管理區（相當于行政村）為單位展開的，每個管理區按區內特點來組織土地的規劃與使用，建立起農田保護區、工業開發區，群眾商住區，而僅每個鎮都有十多個甚至二十多個管理區。不難設想，重復投資、產業同構、缺乏規模集聚效益無疑是這種遍地開花式非農化難以避免的問題。相應的，在村社區組織構建中，結構同構、功能雷同、村辦社會便成為這種城鎮化狀況下的自然結果。村莊資源辦社會是在村莊非農化程度較高，且村莊外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又相對滯后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具有封閉邊界的全能型村域共同體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村社區成員對其的

15、依賴性則與城市單位制約組織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隨著村益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村社區與村域外的聯系邊界會越來越模糊化，聯系的范圍會越來越拓展化，這就客觀上要求村社區組織具有更強的實現外在社會整合的內在結構，但村社區組織的單位化傾向及與此相聯系的內傾型發展則與這一客觀發展要求恰好背向而走，這會給社會大市場、大分工、大區域功能合理化的發育與完善帶來滯后性的影響。總之，無論從村社區組織單位化現象的內在因素還是宏觀背景看都存在制約其社會空間擴展的共同性問題。三、擬家族化傾向是村社區組織缺乏社會延展性的結構性與管理性因素非農化村莊中，普遍性地存在擬家族化現象，亦即村社區表現為家族性組織與管理在村社區共同體中的

16、放大化。按理說，村莊的非農化、鄉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會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以家庭或家族為基本單元的組織結構，因為隨鄉村經濟的發展與業緣關系的擴展，人們的經濟社會交往會更多地出于利益上的理性算計，而與之相應的科層化組織結構及管理模式會愈顯重要。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擬家族化的組織性與管理性傾向在非農化村莊中反倒有抬頭的跡象，其中的原因也許并不復雜。理性利益的擴展及其實現必須要借助于一定的組織化方式，且這種組織聯接方式不可能超越現實的文化土壤，特別是在鄉村非農化初期。這就是為什么村莊的非農化與家族化，擬家族化趨向同時成長，甚至業緣利緣關系越突出，家族化、擬家族化關系反而越凸現的原因。改

17、革開放后家族企業的興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現象。從這一視角反觀村社區組織，不難發現，隨著村莊的非農化發展，維系社區內部各種關系的聯結方式及紐帶主要是從家庭、家族關系中類推與提升出來的并具有類似性的關系，因而村社區組織行為特征及組織成員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也與家庭家族很相似。一些村社區組織內，“不論是上下級還是鄉里鄉親，只要是彼此相交至深，關系密切，就必須要將其轉化為一種類似家庭式的關系，彼此稱兄道弟，排輩論長幼”（注：折曉葉，村莊的再造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這種超越血緣關系，但又十分類似的組織聯結方式正是擬家族化的內涵與表現所在。與擬家族化村社區組織聯結方式相聯系的則是擬

18、家族化的村社區管理模式。反映在決策層面上，村社區往往有一個“精英決策層”，其中還有一個類似家長的“總管”。他在整個社區決策核心層與整個村社區事務的定奪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多村社區組織是政黨企社權合而為一，在此，集各種權力于一身的黨支部書記往往成為最具實權與影響力的權威人物，成為政黨企社事務中的“家長”，其能力的大小，品行的優劣，素質的高低自然成為村社區組織發展狀況與水平的重要變量。全國許多著名村莊的發展都反復印證了這種能人效應。一個強村與一個強人的密切相關性正是我國目前村社區組織發展的普遍性事實。表面上看，村社區的精英決策帶有濃厚的非規范性，非程序化色彩，然而，這種非規范性與非程序性并非是

19、雜亂無章，無規矩可循的，而規矩這種決策并使之秩序化便是村莊中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家規家矩是家長決策的依據，它往往內化于人們的心理而外化于人們的行動之中，以一種非正式制度形式調節著家族的運轉。在村社區組織中，就有與家規家矩相類似的、以非正式制度或準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鄉規民約，它在規范村社區組織成員的行為與關系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男女平權為憲法所規定，但在分享村益權利上卻常常反映出對女性的歧視與不平等。大凡在所有的村莊中，鄉規民約都是實現村莊秩序與整合的實質性工具與手段。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越是非農化程度高，集體經濟強大的村莊，鄉規民約的重要性越顯突出，當中的道理也許正是總體利益規模的劇增更需要對

20、人們的行為與關系進行恰當定位與規范以便于利益的分配與擴展，且這種定位與規范會自然地借助于已經根植于生活之中的各種習慣，在此前提下，鄉規民約的重要性則會相對突出化。當然，隨著村社區組織利益性社會關系的急速擴張，對正式制度的需求及其有效性的確在提高，特別是企業組織之中。但即使就是在企業領域，非制度性規范的“嵌入性”影響仍是至關重要的組織發展因素。鄉村企業管理中的濃厚家長制作風、非科層化現象都反映了這一傾向。由于村社區組織主要是借助非正式制度或準正式制度來達至秩序的實現，而這種秩序的達至顯然需要相應的信任結構作基礎。從這一層面看，村社區組織更反映出它的擬家族化本色。具體而言，村社區組織大多還是由“生于斯，長于斯”的熟人關系網絡組合而成。熟人中，彼此全面人際關系互動所形成的彼此依靠與信賴是特定的血緣、親緣、地緣、擬親緣交織在一起并相互強化。作為非農化村莊，這些關系肯定還與諸多的業緣、利緣關系交織在一起，只是其中的業緣、利緣關系往往會在血緣、親緣、地緣、擬親緣關系的不斷化解中得到維持與鞏固。在這一視角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