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夯實商業銀行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近年來，隨著嚴監管和去杠桿政策的實施，我國商業銀行表內信貸投放需求增加，資本消耗加速。同時，出于防風險的需要，我國在監管政策上對商業銀行發行資本補充工具持偏謹慎態度，商業銀行資本補充進程相對緩慢。商業銀行資本需求與資本供給之間尚未完全匹配， 資本不足的壓力逐漸明顯，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中小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壓力相對突出。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型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進程亟待提速。商業銀行補充資本的重要意義（一）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是經濟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需要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

2、.6%，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穩增長成為經濟工作的重心。如果商業銀行資本不足，將影響信貸的投放，削弱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利于穩增長。此外，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企業經營業績下滑，市場違約事件增多，最終可能累及商業銀行。如果商業銀行資本充足，將有助于其抵御市場風險。因此，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是防風險的需要。（二）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是穩健經營的需要資本是商業銀行自身擁有的或者能永久支配、使用的資金，用以支撐其正常經營和吸收損失。充足的資本，不但可以為商業銀行表內信貸投放提供支撐，而且也意味著商業銀行具有更強的風險抵御能力，有助于維護其客戶和投資者的信心，奠定商業銀行穩健經營的基礎。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監管

3、政策概況（一）商業銀行資本監管逐漸趨嚴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引發各國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的重視。在吸取此次危機教訓的基礎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發布巴塞爾協議i，針對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提出資本計量與監管標準，將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大類，此后又將覆蓋市場風險的三級資本納入其中。巴塞爾協議i還提出最低資本監管要求，其中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此后發布的巴塞爾協議更加關注微觀審慎監管，完善了風險監管框架，提出了最低資本要求、監督檢查和市場約束這“三大支柱”，并將風險覆蓋范圍由信用風險擴大至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但最低資本監管要求延續了巴塞爾協議

4、i的規定。巴塞爾協議對資本的結構和內涵進行了調整，取消了三級資本，并根據損失吸收能力的差異，將資本劃分為核心一級資本、其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此外，它還保留了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但要求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5%，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在此基礎上，它增加了儲備資本、逆周期資本和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等更嚴格的要求，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理念。由此，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更趨完善和嚴格。我國監管部門在深刻總結國際金融危機教訓的基礎上，結合銀行業實際情況，及時引進、采納巴塞爾協議的有關要求，把資本充足率監管作為約束銀行非理性擴張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主要的監管政策有，人民銀

5、行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和銀保監會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考核。mpa對資本的考核遵循這一原則：規模增長過快的商業銀行要有足夠的資本作保障，防止行業過快增長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mpa考核將廣義信貸增速納入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c*）的計算之中，并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c*進行比較。當資本充足率不低于c*時，考核可得滿分80分;當資本充足率低于c*但不低于（c*-4%）時，考核可得4880分;當資本充足率低于（c*-4%）時，考核得0分。尤其要說明的是，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考核具有一票否決制，如果這項考核不達標，則銀行的考核結果將直接落入c檔。由此可見資本充足率考核的重要程度。2012年發布

6、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銀監會令 2012年第1號）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包括五個層級：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及第二支柱資本要求。各級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資本要求為：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在此基礎上，銀行需計提儲備資本，要求為風險加權資產的2.5%。在特定條件下，商業銀行需計提逆周期資本，為風險加權資產的02.5%。如果商業銀行是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還應計提附加資本。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資本要求為風險加權資產的1%，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資本要求不得低于巴塞爾銀

7、行監管委員會的統一規定。此外，銀保監會有權提出更審慎的資本要求。在當前監管框架下，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分別為8.5%、9.5%和11.5%，其他銀行的這三項指標可分別在此基礎上低1個百分點。2018年11月，關于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301號）發布，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評估和識別工作開始提速，執行附加資本要求的時間漸行漸近。（二）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相對有限如果按照資本來源渠道劃分，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可分為內源性資本補充和外源性資本補充兩大渠道。前者主要通過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實現，后者主要通過發行資本補充工具實

8、現。擁有強制轉股或減記條款1的債務型工具，也可成為資本補充工具。當達到觸發條件時，轉股條款或減記條款的強制損失吸收機制就會啟動，從而給這類債務型工具賦予了資本屬性。資本補充工具的屬性會影響商業銀行資本補充質量。普通股和二級資本債可看作是資本質量的兩端。資本補充工具的償付順序、期限、分紅派息的自由裁量度、贖回權、利率調整機制、損失吸收能力等屬性不同，資本補充質量也會不同。償付順序越靠后，意味著在損失發生時就越先被用于吸收損失，資本補充的質量就越高;與短期資本補充工具相比，長期資本補充工具的資本補充質量更高，沒有到期日的資本補充工具最高;發行人分紅派息的自主權越強，資本補充質量越高;發行人行使贖回

9、權或者投資者行使回售權的可能性越低，資本補充質量越高;票面利率調整的幅度越小，資本補充質量越高。從總體來看，偏股型資本補充工具比偏債型資本補充工具的資本補充質量更高，補充資本層級也更高（見圖1）。根據監管規定，合格的外源性核心一級資本補充工具主要有ipo、定增、配股及轉股后的可轉債，其他一級資本補充工具主要有優先股和符合條件的永續債，二級資本補充工具主要有二級資本債，合格資本補充工具相對有限。從理論上說，一級資本占比越高，損失吸收能力越強，但會增加銀行的運營成本;偏債型資本補充工具雖然能夠降低融資成本，但實際清償能力有限。因此，商業銀行在選擇合適的資本補充工具時，需要綜合考慮資本承壓程度、資本

10、補充質量、審批難易程度、股權結構、成本與收益等因素，在偏股型資本補充工具和偏債型資本補充工具之間進行權衡。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和金融市場穩定、防范并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是監管部門的重要任務。為防止一些商業銀行受業績和規模驅使而追求大規模、高質量的資本補充，監管部門對資本補充工具的審批持謹慎態度。從總體來看，涉及資本市場的工具或偏股型資本補充工具的審批，通常需要多個監管部門相互協調和配合來完成，發行條件更為嚴格，程序相對復雜，周期相對較長。因此，商業銀行資本補充需求與資本供給之間往往不完全匹配，資本充足率的變化趨勢受經濟政策、資本監管要求和資本補充程度等幾方面因素共同影響，這也體現了國家在穩增長與防風

11、險之間的平衡。商業銀行資本壓力現狀及原因分析（一）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的結構性特征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具有明顯的“中間小兩邊大”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從資本構成層級的角度看，位于中間層的一級資本充足率厚實程度最低。截至2018年末，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1.03%、11.58%和14.2%。為保守起見，以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考核標準為參照，這三個指標的底線距離2分別為2.53個、2.08個和2.70個百分點，其他一級資本最為缺乏。另一方面，從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的角度看，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也呈現“中間小兩邊大”的特征。大型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12、較高，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壓力較大。筆者以29家a股上市商業銀行為樣本，計算了2018年9月各類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底線距離。表1顯示，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安全邊際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安全邊際都不足2個百分點，考核達標壓力最大。（二）不同類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存在差異的原因不同類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同，主要是由于商業銀行的經營能力、業務結構等存在差異，其資本消耗程度、資本補充難度和快慢不同。一是在經營能力方面，大型商業銀行更容易從國有控股股東處直接獲取資金來補充資本，經營能力更強;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等中小型銀行的信用基礎較大型商業銀行弱

13、，在經營中更加傾向于市場化經營原則，其資本補充面臨更多限制。二是在資金來源方面，大型商業銀行與諸多大企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客戶基礎雄厚，負債中低成本的一般性存款占比高;而且大型商業銀行都是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可以直接通過業務獲取流動性補充工具，在同業資金鏈條上屬于資金的凈融出方。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通常負債基礎較弱，為爭奪客戶資源，不得不提供相對較高的存款利率，這將侵蝕其部分利潤，削弱其內源性資本補充能力;而且這些商業銀行對同業資金的依賴性強，受穿透式監管的影響更大。三是在資產運用方面，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在負債成本較高的情況下，為獲取收益，在資產運用方面更加激進。在經

14、濟下行期，它們更容易遭受信用風險，不良貸款比例遠高于大型商業銀行，并會催生出更大的資本補充需求以應對風險。（三）中小商業銀行資本壓力大的原因從資本充足率計算公式的角度分析，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資本壓力大，一方面與分母增速較快有關，即風險加權資產加劇增長導致資本消耗過快;另一方面與分子增速較慢有關，即資本補充不足。一是風險加權資產加快增長加劇了資本消耗。近年來，隨著金融去杠桿、穿透式監管政策的實施，商業銀行表外資產逐漸回表，對表內信貸的需求增加，新增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已從2017年初的62.4%上升至2018年末的81.4%，在高峰時接近90%。表內信貸投放加速了資本消耗，如

15、將買入返售金融資產作為同業資產，風險權重僅為20%（3個月以內）或25%（3個月以上），而在表內業務中，商業銀行對一般企業信貸投放業務的風險權重為100%。筆者計算了在a股上市的不同類型商業銀行風險加權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見圖2）。29家上市銀行的風險加權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已由2016年6月的61.4%升至2018年6月的63.7%。其中，大型商業銀行相對穩定，幾乎無變化;而此前依靠同業業務、表外業務等擴張規模的中小型商業銀行，風險加權資產比重則上升得十分明顯，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由63.6%升至70%，城市商業銀行由61.8%升至66.7%，農村商業銀行由66.6%升至68.6%。二是內源性

16、資本補充能力減弱。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國內外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疊加互聯網等新業態環境下金融業競爭加劇，給銀行的盈利能力帶來挑戰。受此影響，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惡化勢頭有所抬頭，壞賬核銷壓力增大，凈息差明顯收窄（見圖3）。 2013年至2018年9月，a股上市大型商業銀行的平均凈息差從2.57%降至2.13%，股份制商業銀行從2.49%降至2.08%，城市商業銀行從2.85%降至1.9%。凈息差下滑導致商業銀行的凈利潤增速減慢，通過未分配利潤進行核心一級資本補充的能力下降。三是外源性資本補充不足。從總體來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品種較為匱乏，現有的資本補充工具發行門檻較高、審批相對

17、嚴格、流程較長，中小型商業銀行的發行難度普遍比大型商業銀行高。以2018年a股上市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工具發行情況為例（見表2），大型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方式最為靈活，首單永續債落地于大型商業銀行，政策導向也支持大型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股份制商業銀行主要以發行二級資本債為主，其優先股發行需求大，但審批進度較為緩慢;城市商業銀行發行的可轉債和二級資本債明顯偏少。綜上所述，當前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存在結構性差異，一級資本充足率整體承壓，主要是由資本補充工具失衡所致，其他一級資本補充工具僅有優先股，且發行條件較為嚴格，監管部門審批較為謹慎。股份制商業銀行資本充足壓力較大，主要是由于風險加權資產增速過

18、快，以及優先股等資本補充工具發行進度緩慢。城市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壓力較大，主要是由于資本補充工具使用有限。大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壓力較小，主要是由于風險加權資產增速較慢，而且資本補充相對得力。政策建議為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商業銀行需保持適度的資本充足率，這需要商業銀行和監管部門等多方共同努力。筆者建議，一方面，商業銀行要強化資本管理，培育資本節約理念，合理高效地運用資本;另一方面，監管部門之間需要加強協調和配合，疏通現有資本補充渠道，促進資本補充工具創新，強化政策激勵與引導。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強化資本管理。商業銀行應樹立資本約束理念，擺脫對資本補充的過度依賴。建議商業銀行制訂完善

19、的長期資本管理規劃，提升資本運用效率，推動“輕型化”轉型。綜合運用風險調整后資本收益率（raroc）和經濟附加值（eva）等工具，提升資本收益率，實現收益增速大于資產增速、資產增速大于風險加權資產增速的良性循環。二是疏通現有資本補充渠道。建議監管部門加強協調與配合，提升現有資本補充工具的審批效率，縮短審批時間。此外，充分考慮商業銀行在服務實體經濟中的特殊作用，針對其出臺有別于一般工商企業的定向增發、優先股等資本補充工具發行方面的管理規定，尤其是降低中小商業銀行的發行難度。三是創新資本補充工具。國際經驗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商業銀行的資本補充工具創新逐漸增多，為商業銀行資本補充創造了有利條件。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