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 我注意到文學報上關于大秦帝國的爭論，始于李星的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爭鳴。不過，最初引起我注意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它的長。文章登了兩個版，而文后還附有編者說明：“原文一萬兩千余字，版面所限，略有刪節”。李星是我的老相識，我一向佩服他的忠厚和嚴謹。看來他最近一定是特別地忙，以至沒有時間把文章寫得短一些。然后我注意了一下文章的內容。坦白說，有幾處不怎么懂。不過，就文中所涉及的那點事來說，我確實認為用不著說那么多話。再然后我注意到，他幾次三番表示自己只是個搞文學評論的，不斷地對自己的知識、視野等等的“局限”感到心里不踏實，甚至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參與討論那些歷史、文明史、文化史方面的問題。于是我猜

2、，這個老實人真是太老實了，以至被別人用一些大而無當的東西給繞住了。大秦帝國不就是一部小說嗎？既然是搞文學評論的，你直說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好小說，不就完了？ 因為開了這個頭，凡文學報上登出有關的爭論文章，就留心一下。其結果，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這些文章的長。但我心里仍有自己的基本判斷：不就這么點事兒嗎？真有這么多話可說嗎？有一陣我甚至有點兒納悶：是不是一部小說寫得長了，對它的評論就得也往長里寫，寫短了就對不住人家那個長小說了？ 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據介紹全書500余萬字。很遺憾，沒讀過。沒讀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太長，買不起，也看不動。當然，買不買看不看的背后，也有個預判：值不值。我的預判是不值。以我

3、的了解，“大秦帝國”（不是整個春秋戰國當中那個諸侯國）那點事，倘要寫得精彩，應該是五六十萬字；寫得尚可讀，不應超過120萬字。另據介紹，作者寫這部書，用了十余年。那么他應該有足夠的時間把它寫短，而終于寫了這么長，一個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沒有這個能力。 這個預判，后來在相關的爭論文章里得到了部分的證實。為了回答一些批評，作者又寫了長文，來闡釋自己的創作初衷，并對自己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評價。其一，他說自己這部小說的特點之一，是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處理史料。這曾經讓我很吃驚，因為從一些評論中介紹的情況看，這部小說的歷史觀，很難跟歷史主義對上號。幸好，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很負責任、很詳細地介紹了“我所理解的歷

4、史主義”是什么什么。雖然這讓我又吃了一驚，因為他所理解的歷史主義，和我所理解的相差甚遠，不過，負負得正，吃了兩驚之后終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歷史主義，剛好跟他所寫的小說嚴絲合縫。其二，他說自己這部小說的特點之二，就是該小說不是純文學，而是對純文學的超越。這曾經讓我很吃驚，因為雖然我沒有讀過小說，但從一些評論文章看，評論家們基本上都是把它當作純文學作品對待的，無論說好說壞，都是以純文學的評價標準來衡量的。幸好，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很負責任、很詳細地介紹了“我所理解的純文學”是什么什么。雖然這讓我又吃了一驚話休煩絮，總之負負得正，不管別人對純文學怎樣理解，反正他所理解的純文學，剛好被他的小說所超越。

5、如果我們在討論問題時，都用這種態度來對待那些最基本的概念，這些討論還有意義嗎？ 而實際上，在我讀到的幾篇爭論文章中，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有好幾個關鍵性的概念，表面上是一模一樣的字，但是用在不同評論家的文章里，明顯地具有不同的涵義，讓人不知道他們究竟在說什么或想說什么。所以我讀不懂。坦率講，我覺得這是一種聾子的對話。 二 就說“歷史主義”吧。警惕文學批評的沉淪（董健橋、王幅明，文學報2011.2.17）一文說：“所謂歷史主義，也許有著不同的理解，使用這個概念，應當首先給出使用者對之的理解和規范。”董、王二位先生意識到了不能亂用概念是好的，但他們給出的辦法是錯的。在論證或辯論中使用概念，應該符合這個

6、概念被普遍認定的定義，滿足其相關的內涵與外延的限制，而使用的對象，則必須在這個概念所能涵蓋的范疇之內。只有這樣，別人才能明白你在說什么或想說什么。如果你在使用這個概念時，想對那個“普遍認定的定義”做出某種局部的補充或修正，你就必須明確表明這是你的補充或修正，而不是把你的補充或修正塞到原來的定義里面去。像董、王二位先生所說的那種使用方法，如果在使用同一個概念時，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先給出自己的“理解和規范”，然后再按這個“理解和規范”去使用，那么同一個概念就會產生N種不同的“理解和規范”，豈不都成了自說自話？ 事實正是如此。據董、王二位介紹，孫皓暉先生在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一文中，對他使

7、用的“歷史主義”做了如下的規范和說明：“什么是歷史主義？就是以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為根基，以歷史發展的實踐性為尺度，去審視中國文明歷史的遺產，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確立值得當代的我們繼承發揚的東西。這一文明價值評判體系，其具體的展開方式是：依據特定時代的主流性社會需求，依據當時的社會實踐結果，依據歷史元素在后續發展中所呈現的文明輻射力，去綜合衡量該時代所有構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價值，并確立它們的歷史地位。”當然，按孫先生（也包括董、王等先生）的想法，經過這樣的“理解和規范”，大秦帝國就成了“歷史主義”的范文，但是孫、董、王等先生還應該想到，用同樣的方法，別人也可以將大秦帝國論證為任何主

8、義的小說。比如有人想將它說成是一部“暴政主義小說”，那么只要先給出他對“暴政主義”的理解和規范，而這個理解和規范恰好能跟小說對上號，它真就成了一部暴政主義小說了？ 有一篇批評大秦帝國的文章，叫論“秦家店”核心價值在當今的反動性，作者董健在文中也給出了他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和規范”：“喜歡放過歷史罪惡，不愿接受歷史教訓的人，或者為了現實的需要而要從歷史文化資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總喜歡搬弄歷史主義這個概念。”您瞧瞧，對于同一個“歷史主義”概念，這位董先生的“理解和規范”，與那位孫先生的“理解和規范”，差距有多大？大到足夠繞地球一整圈！當然，兩位都在地球上，所以面對面的差距看上去很大，背靠背地算

9、，二位其實是后背貼著后背。而寫沉淪的董、王二位的態度，也真夠可以的。二位認可了孫先生的“理解與規范”，卻不允許董健先生有自己的“理解和規范”。二位質問道：“這段關于歷史主義的棒辭，不知作者源于何據，抑或是自己的發明。”這一問，其實問得極好，只是同樣的問題也應適用于孫先生才公平。孫先生那一大段話，不像是抄來的，因為其文字的表達力，不像那種經常被引用的論述。至于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歷史發展的實踐性”，則肯定是孫先生的發明。至少，我是頭一回聽說“歷史發展”還有“實踐性”！ 沉淪免除了這個追問之后，又直接給孫先生的理解和規范升了一格：“可以看出，孫皓暉先生運用的歷史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

10、的歷史主義。”這就怪了，董、王二位“可以看出”，怎么我一點兒也沒看出來？想了想，明白了，董、王二位省略了馬克思對“歷史主義”是怎樣“理解和規范”的。而且這省略還透著蹊蹺不是假定別人都知道，而是假定別人都不知道。 三 好吧，我來代勞吧。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按普遍認定的定義，它有三個基本要求，其中的第二個注意歷史的演變，和第三個要做階級分析，和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關系不大，不再做詳細介紹，它的第一個要求，實際上也是“歷史主義”這個概念的基本定義，本來表述得是非常簡明而精確的，那就是：“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都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對它們的分析和評價，也要從那些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 就這么簡

11、單！所以，無論是孫先生的理解和規范，還是董健先生的理解和規范，都跟“歷史主義”這個概念的原有定義毫不搭界。西方現代理論中也有“歷史主義”的概念，但那是完全不同的范疇，跟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同樣毫不搭界。 如果真像文學報的編者所說，想要通過爭論弄清楚一點兒什么，就不能這樣隨意地使用概念。先生們都是專家學者教授，不應該連這點兒邏輯常識都沒有。然則我只好做一種“小人之心”式的猜測了：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弄清楚什么，倒是為了把什么搞亂。 這一點，在孫先生的“理解和規范”中其實已經所有透露。他在“去分辨其中的良莠”之后，緊接著就“去確立值得當代的我們繼承發揚的東西”，這是明顯的偷換概念。歷史主義地分析和評

12、價大秦帝國時期的各種人物和事件，其中當然不乏許多“良”性的、積極的、推動了歷史前進的、值得肯定的東西，但是這和“值得當代的我們繼承發揚的東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范疇。500萬字的大秦帝國，所要做的文章，其實就這么一點點。 就這么點事兒，偏要往大里說，往復雜里說，直到說不清道不明為止。該說誰說誰，該說啥說啥，干嗎非要弄出個“秦家店”來？“秦家店”已經是個模糊不清的群體了，怎么又出來個“核心價值”？它本來有N個價值，你說A、B、C能進核心，我說X、Y、Z才能進核心，說得清嗎？于是就引來反批評。反批評很好嘛，哪點兒你不贊成，說就是了，干嗎又要弄出個“警惕文學批評的沉淪”？批評大秦帝國批評錯了，文學批評就“沉淪”了？極而言之，即便在批評大秦帝國的文章中出了一萬篇不說理的文章，離整個文學批評的“沉淪”也還遠著哩。比一比，李星文章的標題就平和多了。李星是老實人。 孫先生還有一篇長文，叫文學的邊界在哪里。多大的題目！恕我直言，要探討這樣的問題，大秦帝國遠不是合格的文本。說白了，不就是大秦帝國里塞進了大段大段的“史論”嗎？寫了，書里印了，誰愛看誰看，不就完了？塞得再有道理，也不等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