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農民的社會心態看鄉村社會的發展態勢作者 陸益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基金項目 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 方法研究中心重大招標項目“農村社區建設與農村發展的社會 學研究”( 12JJD840009)在城市化問題成為社會、 媒體和學界熱議的話題時， 鄉村社 會發展及其未來也成為人們關切的重要問題。 中國社會發展從計 劃時代“反城市化”到如今市場時代的“力推城市化”的戰略 調整，究竟會給鄉村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城市化是否就是 農村發展的唯一理想歸宿，農村是否逃脫不了走向終結的命運 呢？中國鄉村社會總體上的發展態勢如何

2、呢？關于鄉村社會發展問題， 目前的研究停留在村莊個案研究以 及行政式調研之上。 一些研究對中國農村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總體 態勢和特征所作的理論概括，如“中國社會的個體化” 1 、鄉 村社會的“原子化”及“半熟人”化等 2 ，都是基于對一個或 幾個村莊的簡單觀察， 此種研究范式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局限。 而 費孝通在江村所作的田野調查， 希冀描繪的是“鄉土中國”的文 化結構與功能， 也未以此來推論農村總體態勢和發展規律。 村莊 民族志研究以及為獲得對鄉村直覺的一般性調研非常必要且重 要，但要拓展對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總體的、宏觀的認識，必須在 研究方法上進行創新。 目前鄉村社會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注重結 構

3、的、客觀的表象或問題的陳述， 而對研究對象主體性重視不夠。 要突出鄉村發展的主體性， 并在結構和主體性之間尋求溝通的媒 介，對鄉村社會主體農民的主觀世界或社會心態的考察可能 是一種可行的路徑。本文基于對 2012“千人百村”調查數據的 分析， 試圖再現農民眼里的農村發展， 即從調查所反映的農民 幾種基本心態中， 解讀并研判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態勢及特 征。從農民的幸福感看鄉村社會的發展質量 雖然幸福感是一個抽象的難以界定的概念， 不同的個體都會 有自己的理解和評價方式， 但在調查中如果讓農民來評價自己的 生活是否幸福， 也能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測量出個體生活的綜合狀 態。這其中既有農民對自身生活

4、狀態的主體性感受， 也包含外在 的或社會的客觀發展狀態， 這兩個方面既相互影響， 又相互區別。從對農民的幸福感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到， 認為自己生活很不 幸福的農村居民僅為 1.6%，表明目前農村對生活持極端消極觀 念的人的比例非常小。 9.4%的農民對自己生活感到較為不幸福。 兩者加起來有近 11%的農民感覺生活不幸福，說明目前農村社會 僅有 1/10 左右的居民有不太樂觀的生活感受和態度。相反，認 為生活比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農村居民占 69%，其在一定意義上 說明農村居民的幸福感指數較高。 這一幸福感指數或許超出人們 的一般想象，與一些“三農”問題研究結論似乎也不完全相符。這說明人們總傾向于把

5、農村社會設定為問題重重的社會， 而農村 社會的現實狀況也許并非如此。 當前農村居民對生活的態度總體 上趨于積極樂觀，多數農民對目前的生活狀況是滿意的。農民所表達出的幸福感盡管是從私人生活的角度出發， 對自 己現狀所作的綜合評價和選擇， 但一個個隨機選擇和評價放在一 起，就可能反映出農村社會發展和社會生活的總體情況。 為了探 究被訪農民作出幸福或不幸福的選擇與農村發展之間的關系， 我 們將農民的收入情況（對數）和所在區域作為自變量，對農民的 幸福感選擇進行多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并對其作出幸福、 居中和不幸福三種選擇的可能性進行預測，結果如圖 1 所示。圖 1 農民幸福感的 Mult

6、inominal Logistic回歸圖（2012“千人百村”居民）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 農民的幸福感與收入及區域類型有著 較為顯著的關系，收入水平越高，農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越高； 從區域類型角度看，先進村代表典型的發達村莊。我國東、中、 西部農村發展水平總體上為階梯狀態， 區域類型變量實際上代表 了農村發展程度或水平的高低。 回歸圖也顯示出農民的幸福感與 區域或農村發展水平之間有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發達的先進村 和東部地區的農民， 對生活感到幸福的可能性明顯高于中、 西部 地區的農民， 而感到不幸福的可能性則明顯低于中、 西部地區的 農民。 收入水平和區域發展程度對農民幸福感的顯著影響，

7、 驗證 了一個基本道理：盡管農民私人生活的幸福與不幸福千差萬別，但“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可以提高農民的幸福感。農村相對較高的幸福感指數也從某個角度說明， 現行的農村 政策特別是支農惠農政策發揮了一定積極效應。近70%的農民之所以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 原因雖是多種多樣， 但根本在于農村 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樣，對于那些尚未感 到生活幸福尤其是感到生活不幸福的農民來說， 原因也可能復雜 多樣，但關鍵問題也在發展和收入方面。對這一經驗事實，可以 用“絕對發展論”來解釋，即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 對提高居民幸福感指數有絕對的積極意義。一些外國學者曾用 “中國之謎”來質疑中國

8、的發展對提高人們幸福感所起的積極 作用，他們從“相對剝奪感”理論的視角出發， 提出中國發展過 程中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 3 顯然，這 種觀點忽視了絕對發展對農民幸福感的顯著正向影響。當然，農民的幸福感與收入和區域變量的顯著相關， 也從一 定角度反映出農村發展的區域差異是明顯的， 且這種區域差異對 農民的生活及福利有明顯的影響。 因此，在追求農村絕對發展的 同時，還需要有針對性， 因為各地農村及不同的農民家庭可能面 臨不同的問題，不能想象農村問題是普遍的、統一的。因地制宜 地推進支持農村發展策略， 是深化農村改革和鞏固農村改革發展 成果合理的政策選擇。尤其對中、西部農村而言，

9、提高他們的絕 對發展水平、 促進農民增收， 將會使感到生活幸福的農民越來越 多，感到生活不幸福的農民越來越少。 從農民的公平感看鄉村發展的和諧度改革開放后， 中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收入差距拉大的 客觀現實， 社會公平問題也越來越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 在 社會差別方面，城鄉差別一直是中國社會最大也是最突出的差 別，統計數據也顯現出城鄉差距在不斷拉大。 2011 年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181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 6977 元，城鎮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 3.13 倍。4 既然鄉 村社會發展明顯滯后于城市發展， 農民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 民，在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客

10、觀背景下， 農民是否認為這種狀態屬 于社會不公平呢？或者說， 他們是如何看待社會公平問題的呢？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 感到當前社會完全不公平和完全公 平的農民分別占 8.4%和 6.3%，這一數字說明對社會公平問題持 極端態度的農民所占比例不高， 農民在社會公平問題上的態度總 體上趨于平和。此外，有 23.1%的農村居民認為當今社會比較不 公平，有 35.7%的農村居民認為社會比較公平。總體來看，認為 社會公平的農民超過認為社會不公平的農民 10.5 個百分點，共 有 31.5%的農村居民認為當今社會不公平，認為當今社會公平的 農村居民總共有 42%，另有 26.5%的村民持中立的立場。農村居

11、 民的社會公平感指數達到了 42，這個數值相對來說還是較為理 想的。因為ISSP（國際社會調查項目）關于社會不平等的調查 顯示，即便是西歐和北歐的福利國家， 其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相 對較低，即客觀的社會不平等程度較之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來說要低；但居民主觀的社會公平感指數通常也低于30，即認為其社會是公平的人比例低于 30%。5 從一些社會經濟指標來看， 鄉村社會在發展上的滯后性以及 較大的城鄉差別的確是公認的客觀現實。 為何這種客觀現實與農 民主觀的社會公平態度出現分離的悖論呢？要解答這些問題還 需進一步分析農民的社會公平感是怎樣形成的。 為了認識農民社 會公平感的形成機制及所包含的意義， 我

12、們選擇了區域類型、 收 入水平、是否有干群糾紛經歷和農民認為自己目前階層地位較之 10 年前的變化四個變量作為自變量，對影響農民公平感形成的 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表 1 農村居民公平感的形成機制（2012“千人百村”居民）* p 農民在對 10 年前的階層地位認同方面，呈現出極 為明顯的“偏下層”認同的結構特征， 將自己認同為中下層以下 即第 4 等級以下的農民達到 76%，而認同中層的不到 20%，這一 認同結構具有較典型的 “金字塔型”特征。 而在農民對 10 年后 未來階層地位的認同方面， 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偏中層以上” 的認同特征，將自己 10 年后階層地位認同為中

13、層（ 5級）以上 的農民占 62.4%，認同社會底層的下降至 16.8%，整個認同結構 的形態具有“菱形”或“橄欖型”特征， 這樣的階層結構通常也 被視為理想型的社會結構。農民對階層地位變化的感知具體表現為： 56%的農民認為自 己目前階層地位比 10年前提高，認為 10年后階層地位會提高的 近 57%；而認為目前階層地位比 10 年前降低的農民占 8.4%，認 為 10 年后階層地位比目前降低的僅為 4.6%； 1/3 左右的農民認 為自己的階層地位不會發生變化。 農民的這種階層認同特點反映 了三個基本現實：一是農村居民從發展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收 益，他們對發展成果和未來具有較大的滿足感和信

14、心； 二是農村 社會結構在發展過程中有了巨大變遷； 三是農民整體持積極向上 的樂觀社會心態。 在農民對待階層地位變化的態度中， 我們并不 能明顯看到相對剝奪感的存在， 相反發現多數農民具有相對滿足 感。盡管農民對自己階層地位的認同心理及態度， 只是他們對自 己社會地位的一種主觀認識、 判斷和評價， 與現實的客觀結構可 能存在著一定差異；但農民的主觀意識也是客觀現實的一種反 映，因而他們的階層認同和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現實中的 結構。如果按照當前一些社會經濟的客觀指標來衡量， 那么農民 的社會階層位置大多是處在社會的下層或底層。 如李強的“丁字 型”社會分層理論提出，按照國際職業指數（ IS

15、EI ）來測算，農 民在職業分層中處于底層（ 23 分），也就構成了“丁”字的一 橫，城鎮居民則是構成“丁”字一豎的主體。 9 按照“丁字 型”分層理論， 農村社會階層結構就應該是“一字型”結構， 即 絕大多數農村居民都是一樣的，屬于社會的底層。然而，在農民 的眼里，為何階層結構不是如此簡單的形態呢？為何多數農民不 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下層或底層呢？這些問題或許需要我們重新 思考和理解從客觀指標角度進行社會分層的意義。農民的主觀社會分層可以說是農民主體性的現實， 即從農民 主體性角度所理解的現實。 既然廣大農民自己都不認為所生活的 社會地位結構并非單一， 我們就需要去探究和關注農民主觀態度 背后的

16、現實。 從農民的階層認同以及關于階層位置變化的主觀態 度中，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種現實， 那就是多數農民的社會地位 實際已經得以提高， 農村社會結構在發生巨大變遷， 廣大農民從 發展和結構變遷中獲得了實在的收益， 這些客觀的收益增強了他 們主觀的相對滿足感，也消解了部分客觀的結構緊張。從農民對政府的態度看鄉村治理狀態 鄉村治理問題可以說是農村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 在生活著 總人口近一半的鄉村社會， 如何治理好這一社會空間， 直接關系 到廣大鄉村居民的福祉， 也是鄉村研究面臨的重大課題。 曹錦清 提到，農村研究的真問題是農村土地和集體財產收益分配兩個基 本制度，以及農村基層行政優化和人口管理兩個基

17、本問題， 10 其核心實際上都屬于鄉村治理問題。 關于鄉村治理問題， 特別是 在鄉村自治問題上， 西方學者習慣于用國家與社會、 國家與農民 關系理論來分析和解釋現實中的現象和問題。 但是，國家與社會、 國家與農民的分析框架過于籠統和龐大， 現實中出現的與鄉村治 理相關的問題， 恰恰是發生在農民的生活世界里， 而非在抽象的 政治理念中。那么，什么是農民生活世界中的鄉村治理呢？對于農民來 說，無論何種模式的鄉村治理，都是自己與各種政府部門、各種 干部或官員打交道的過程， 因為他們生活中遇到的公共問題總是 與各級政府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所以， 要認識和理解農民生 活世界中的鄉村治理情況， 從農民

18、與政府關系的視角出發非常重 要。為了解當前農民與各級政府關系的總體狀態， 我們在調查中 考察了農民對政府的評價與態度。 盡管我們并不了解農民是按什 么樣的標準來評價各級政府， 但農民在對政府的評價中， 至少體 現了他們對各級政府態度的總體情況。 目前農民對各級政府的具 體評價結果如表 2 所示：表 2 農民對各級政府的評價情況（2012“千人百村”居民）調查結果表明， 目前農民對政府總的評價趨于中等， 總評分 為 75 分；農民對鄉鎮政府的評價最低；其次是縣政府和村基層 自治組織； 對地方政府包括市政府和省政府的評價居中； 對中央 政府的評價最高。 由此可以看出， 農民對政府的評價隨政府級別 的升高而提高，政府行政級別越高，農民對他們的評價越高，級 別越低，評價也越低。從農民對不同層級政府的評價中， 也可看出當前農民對各級 政府的基本態度， 以及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農民對基層政府特 別是鄉鎮和縣政府相對較低的評價， 意味著他們與基層政府的關 系較為一般。 這一經驗事實在一定程度上， 驗證了趙樹凱提出的 農村基層“治理質量貧弱”的觀點。 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