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以來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邏輯”批判 近代以來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邏輯”批判 摘要：在近代的中西沖突中，屢敗不振，國勢日衰。部分精英在反思敗因時，把責任歸咎于文化，從而引發了反古思潮。反古思潮的邏輯非常簡單：以、文化的3分及其因果關系為假設前提，以國勢衰微為事實前提，由此展開推理，最終把國勢衰微的責任歸咎于化。但是，這個邏輯本身是錯誤的，并給傳統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在事實上阻礙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關鍵詞：反古思潮 反古邏輯 國勢衰微 民族復興1、國運衰微是反古思潮的境遇甲午、54之際，中國彌漫著疑古反古思潮，至今余波不斷。為什么要疑古反古？更重要的是：反古邏輯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疑古反古？這

2、里的“為什么”有兩個維度：1是“因為什么”，2是“為了什么”。“因為什么”是對生活的回溯，在生活時間上指向過去，是過去的生活境遇產生了生活困境，并因困境而形成生活問題，因此這個“為什么”就是“因為什么問題”。“為了什么”是對生活的展望，在生活時間上指向未來，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解決生活問題，因此這個“為什么”就是“為了達到（解決）什么”。“為什么”實際上是這兩個問題的1體化：“因為什么而為了什么”，也就是因為問題而展開的行動（事情）的旨歸所在。生活問題總是對當下生活的疑問，過去了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它乃是生活的當下展開并呈現為當下的生活境遇。因此，無論“因為什么”還是“為了什么”，

3、發問者總是處身于當下的生活境遇之中并由此而得以發問。那么，反古者們究竟“因為什么而為了什么”而反古呢？這就需要回溯使反古思潮得以涌現的生活境遇。這個生活境遇不是別的，就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的歷史境遇。這個話題看起來很大，其實非常直截了當。從鴉戰開始，中國在與西方的沖突中可以說屢戰屢敗，而這種失敗在甲午戰爭中達到極致。作為天朝帝國的中國淪落了，成為列強欺凌的對象。國運衰微并由此導致的種種問題，都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的心靈。中國人當然不甘淪落，而是發奮圖強，復興中華。要實現民族復興，首先必須追問失敗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1些精英把中國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文化，構造了反古邏輯，從而疑古反古，形成反古思潮。2、

4、概念的簡單澄清人們對敗因的追問，1定會采取某種邏輯。本文在分析清季民初的時人使用的分析邏輯以前，需要簡單澄清幾組概念。第1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是今天經常使用而不知其究竟的1組概念，是指的3個方面。這組概念蘊含了1套對社會的分析框架，社會的1切都可以歸于這3個方面（當然，其內部還可細分）。第2組：物質與文質。人們逐漸遺忘了，在使用上1組概念以前，清季民初的學者經常使用的是物質與文質這1組概念，用以分析社會。這組概念相當于今天說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與第1組的3分法不同，此組采用2分法，但這兩組之間卻有著大致的對應關系：物質相當于經濟；文質相當于政治和文化。第3組：器物與典章制度。回溯到鴉戰之

5、后甲午戰爭之前，人們表達物質、經濟的含義時，常用的是器技、長技、器物，等等；表達政治、文化或文質的含義時，主要使用的是典章制度、法度，等等。雖然3組概念之間有模糊的對應關系，但是這種“相當于”決不是“等同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長技后來演變為。3分法中，雖然科技不是獨立的，但科技是經濟的核心要素。3組概念之間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對西方文明的逐步接受過程。第3組概念，是中國文化自行形成的。第1組概念完全來自于西方。這些概念的使用，各自都大有講究。每組概念背后都蘊含著1套觀念，都是各自文化系統的表現。3、反古邏輯：國勢衰微，罪在文化鴉片戰爭后，人們首先認為失敗的原因是中國的器技落后。鴉戰以前，中國在

6、對外戰爭中當然失敗過，雖然導致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失敗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為中國的武器落后。鴉片戰爭對于中國，與以往的1切戰爭都不1樣。中國的大刀長矛、土槍土炮和英國的堅船利炮，兩相對照，優劣勝敗，1目了然。這種差距，只需1次鴉片戰爭就可以明確無誤地檢驗出來，眼可觀耳可聞，根本不可能容許任何辯解。發現了器技落后，魏源應勢明確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這是1個極富內涵的思路。第1，1個“師”字表明了當時中國人的開明、謙虛和進取態度。第2，1個“夷”字說明了中國人盡管戰敗，仍然保持原有的夷夏之辨的自尊和自信，認為自己是夏，西方是夷。第3，“師夷”構成了1種新的意味。

7、中國人盡管自信，但是并不自封自閉，能夠不恥下問而師夷。第4，“長技”說明中國輸在物質文明上，這1點找準了中國失敗之關鍵。對于這1點，直到今天的中國也還是走在這個思路上，3包括以后的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疑古、反古和改革，以及今天的政治改革，在根本上都要回到長技上來。第5，1個“制”字也意味深長。歷史上漢族幾多被異族打敗，但最終都反過來戰勝了其他民族，并讓這些民族歸化。因此，“制”字就有1種豪氣。大清帝國難道就被1次鴉片戰爭摧毀了嗎？所以，“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有1種“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砥礪豪邁之氣象。接下來，平服太平天國之后的同治中興，尤其是洋務運動，的確顯示了清廷的積極努力。但是，這種承認器技（

8、經濟）落后而保持典章制度自信心，也即保持政治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情況，在甲午戰爭之后陡轉直下。甲午戰敗給中國以真正沉重的打擊，它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甲午戰敗才真正促就了中國整體轉向。甲午之后的歷史，可以說是甲午戰敗的展開。只有理解了甲午戰爭及其對中國的，才能真正理解甲午之后的中國歷史。梁啟超說：“吾國4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償2百兆以后始也”，“至甲午敗后，知西法不能不用”。說到“改革起源”，梁啟超又說：“吾國則1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108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臺灣既割，2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4甲午之后

9、，人們重新反思：為什么了幾10年的科技，卻如此不堪1擊呢？國人繼續向處于強勢的敵人尋求成功秘訣。在西方的典章制度中，中國人很快發現了1樣東西：民主政治。人們認為，科技的落后只是失敗的表面的、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政治上。中國不僅缺乏先進的科技，更缺乏支撐科技發展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僅有利于發展科技，還有利于發揮民智，聚集民力，富國富民強兵。借助西方民主政治，精英們反觀自己，用西方的政治觀念重新解釋中國，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專制政治，對專制政治持否定態度，并在語體色彩上賦予“專制”以貶義，賦予“民主”以褒義。至此，某些精英對西方的認識形成1個基本的框架，認為西方科技發達，是因為其政治

10、制度優越。甲午戰爭之后的初期，精英們主要使用物質和文質這組概念來分析問題。這些精英們認為，西方的物質發達，而且文質發達。并且，精英們認為2者之間不是并列關系或者其他關系，而是因果關系，正是文質發達支撐起了物質發達。我們知道，因果關系的因為a，所以b，表達的是由a必然導致b的必然關系：有因必有果。如果承認物質和文質之間的因果關系，那么，若由因推果，則可以推出文質之強弱導致物質之強弱。西方文質強，所以西方物質強；中國文質弱，所以中國物質弱。若由果溯因，則可以得出物質之強弱乃因為文質之強弱。5中國之物質弱，乃因為文質弱；西方之物質強，乃因為文質強。是故，文質與物質之間的因果關系完全可以顛倒過來構成物

11、質與文質的果因關系，并形成文質與物質的11對應的充分必要條件關系。基于物質和文質之間的因果關系，可以導致兩種決定論。第1是文質決定論，認為1個國家、民族或者社會的1切都受文質決定，因文質之流變而流變。如果是這樣，1切罪責都責無旁貸地歸咎于文質。但是，文質決定論并不能堅持自身。它馬上轉換成另1種決定論物質決定論。為什么呢？文質決定論必然面對這么1個追問：由什么標準來裁判文質之優劣呢？我們知道，人們至今沒有找出裁判文化（或文質）的優劣的有效的客觀標準，如果以文質裁判文質則會導致自己裁判自己而是非莫定。既然文質自己不能提供客觀標準，標準馬上推出文質，裁判權就不得不讓給物質。而物質優劣之標準完全能夠靠

12、物質效用自行裁判，戰爭之勝敗就是直接的不可質疑的標準。所以，裁判標準1定歸結為以物質為標準。物質或者武器就成為“最后的斷語”。6因為中國物質弱，所以中國文質弱。在中國當時的處境下，若還要認為自己的文質優越，馬上就可能遭到這樣的質問：你說中國文質優越，為什么老是敗給西方呢？甚至可能遭到這樣的質問：你這種文質優越有什么“用”呢？所以，若把物質與文質作因果關聯，結果只能導致從承認物質失敗到承認文質失敗。是故，無論哪個決定論出發，最終都會推論出：中國文質虛弱。若按照物質和文質這個分析框架，上述邏輯沒有半點問題。但是，這個框架對物質尚可，對文質就粗略了，因為中國人把民主政治從文質中獨立出來，從而使文質進

13、1步區分為政治和文化，物質則轉換成經濟。于是，社會內部就從文質和物質的2分關系轉變成經濟、政治和文化的3分關系。當社會作經濟、政治和文化3分后，下1個問題就是：3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呢？在此，追問的事實前提是中國國勢衰微，在經濟（或器技）上失敗了，而這個事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追問的邏輯與追問物質和文質的關系1樣。所以，這里的追問是乃是根據事實，由果溯因。由果溯因，國人認為中國雖然敗在經濟，但原因并不在于經濟，而在于典章制度。“典章制度”這1詞語，很快被西來的術語“政治”（實際指的是政治制度）所替代。部分精英認為，是西方的優越的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支撐了西方之經濟。于是，敗因被追問到了政治。但事

14、情肯定不能到此結束，下1個問題馬上前來逼問：為什么西方有優越的民主制度而中國卻無？精英們答案是：因為西方有1套嚴整的學術體系，并且這套學術體系以（philosophy）為核心。于是，對中國失敗的原因就追蹤到了文化。當用因果關系分析經濟、政治、文化之關系時，3者之間就1定會形成1個因果鏈。這個因果鏈有3環：直接的因果關系是經濟與政治、政治與文化，間接的因果關系是經濟與文化。這3環構成1個單向循環，其中任何1方的強弱勝負都會導致另外兩方的強弱勝負，1榮俱榮，1損俱損。這種因果關系可以通過如下追問非常簡單地獲得。前提：西方經濟強大。追問：為什么西方經濟強大？答曰：因為西方政治制度優越。再追問：為什么

15、西方有優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為西方文化優越，有1套嚴密完整的學術體系。結論：西方經濟強大是因為西方文化優越經濟與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關系。如果3者的因果關系是循環的圓環，沒有確定的起點，則仍然沒有辦法尋找確定性，從而無法裁判是非優劣，但現實中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關系不是圓環，而是有始有終的鏈條。在這個因果鏈中，邏輯起點是有的，它不是假設，沒有虛構的成分，而是1個事實起點，即中國國勢衰微，經濟弱。（經濟并不完全代表、更不等于國勢，這里不作分辨。）這個事實就是精英們推論的前提。由這個前提溯因，就1定會推論出中國的政治落后和文化落后。推論的終點是文化，沒有繼續追究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反而僅僅成為1個

16、中間環節。雖然政治也應對中國的失敗負責任，但是不知是政治家為政治開脫還是反古精英們有意無意地繞開了政治，反正結果是政治很輕便地找到了擋箭牌，認為文化在自己身后起根本的作用，7把文化作為抨擊的靶子。在這個因果鏈中，政治1定可能，而且應該、必須為自己的行動尋找1個更根本的原因，否則這種反思反而是不徹底的。政治為自己辯護說：政治不過是舞臺，文化是幕后指揮，是導演；政治是身軀，文化才是靈魂。只要設定3者的因果關系，就必定而且只能走到這1步：文化是邏輯的終結者。在這種追問中，看似文化處于最崇高的地位，可以決定1切，文化的優劣可以決定政治的優劣和經濟的強弱，但是，同文質決定論向物質決定論的轉換邏輯1樣，這

17、種所謂的文化決定論的本質1定是對文化的最徹底的貶低，最終陷入經濟決定論。道理很簡單：判斷文化優劣的標準何在？既然至今為止文化不能提供可以自行裁判自身優劣的客觀標準，那么，它就不得不讓出裁判權，把裁判標準交給政治。政治又能不能提供自行裁判自身的客觀標準呢？也不能。因此，裁判權不得不進1步讓給經濟。經濟能否提供自行判斷自身優劣的標準呢？能。經濟的強弱，完全可以直接判斷，直接檢驗。經濟的強弱，可以表現在經濟交往的盈虧，還可以表現在戰爭的勝敗，而這些都是經濟可以自行檢驗的，不需要任何外在于經濟的東西作標準。因此，如果我們要根據3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1種文化的優劣，就只有讓經濟來裁判政治與文化之優劣，最

18、終陷入經濟決定論。經濟如何裁判呢？經濟強大，則政治和文化優秀；經濟衰弱，則政治和文化落后。所以，無論基于2分的物質和文質，還是基于3分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只要用因果關系處理它們的關系，國勢衰微的罪責就不可避免地歸咎于文化。既然是經濟決定論，文化的地位在哪里呢？文化根本沒有任何地位，文化只能淪為經濟的奴隸。因此，文化決定論的本質是文化罪責論。并且，按照文化決定論的邏輯，它必然導致它的對立面即經濟決定論，所以，反古邏輯犯了建構中的自相矛盾的大忌，因此它是徹底失敗的。8回頭看看“為什么”這個發問。人們為什么變法（等等）？是因為民族遭遇生存危機而為了實現民族復興。民族復興是當然的目的。但關鍵的問題是：

19、如何實現目的？即：如何才能實現民族復興？有人認為應該通過反古西化來實現，并形成反古思潮，繼而在兩個假設前提和1個事實前提之上經過步步追問形成反古邏輯系統首先，因為中國直接失敗在經濟（包括科技）上，所以必須發展經濟，只有通過經濟強大才能實現民族復興。因此，發展經濟就成了民族復興的必要方式或者途徑，這對于各派都無需爭論。目的1旦公認而確定，下1步則是：第2，如何才能實現經濟強大呢？答曰：必須消除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障礙。第3，如何才能消除政治障礙呢？答曰：必須消除阻礙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文化障礙。第4，如何消除文化障礙呢？答曰：只有棄舊從新，否定自己過去的落后的舊文化（或古文化、傳統文化），才能消除

20、文化障礙，接納新文化。接下來，第5，如何棄舊從新？答曰：顯然，不能用自己的落后的舊文化，只有用先進文化來否定、摧毀自己的舊文化，替換中國本有的文化結構，實現文化的先進化。第6，先進文化在哪里？答曰：在反古者心中，西方文化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這已經在戰爭中得到檢驗，并通過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因果關系得到證明，所以必須以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也就是通過反古西化來實現文化的先進化。9注意，在這個思路中，文化已被看成是1個整體，如果它落后，就是根本上的落后，而不是細末的、枝節的、部分的落后，故這里無需分別具體和局部。雖然反古者也并不認為傳統文化完全1無是處，但他們的確對傳統作了根本性的否定，并

21、且必須對傳統作根本性的否定，否則，反古就會因為沒有可供反對的對象而喪失自身。（注意，這幾個環節的言說方式都是“必須通過a，才能實現b”，這種言說方式表達的是a、b之間的必要條件關系。10）所以，第7，初步結論：文化先進化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邏輯先決條件。進1步延伸的結論是，第8，只有反對傳統、全盤西化，才能實現文化先進化。因此，最后的結論是：反古西化就不僅成為文化先進化的邏輯先決條件，還成為文化先進化的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反古而西化。在這種思路下，疑古反古不就順理成章了嗎？因此，近代以來的轟轟烈烈的反古西化思潮，此起彼伏的反古西化言論，風卷云涌的打倒孔家店、打倒歷史傳統文化的社會運動，不過是基于非常

22、簡單的反古邏輯前提1：對社會作經濟、政治和文化的3分。前提2：把3者看成因果關系。前提3：中國國勢衰微，經濟弱。3個前提的區別是：前提3是事實，前提1、2卻是假設。 $false$ 4、對反古邏輯的引證本文對反古邏輯的是否符合反古思潮的實際？這里詳細引用幾則時人對反古邏輯進行敘述的材料，以確證之，為下1步的分析作好準備。梁漱溟說：再其次，我們來看秉受東方文化最久，浸潤于東方化最深的國民對于西方化的壓迫歷來是用怎樣的去對付呢？西方化對于這塊土地的步驟是怎樣呢？據我們所觀察，中國自從明朝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西方化才輸到中國來。這類學問本來完全是理智方面的東西，而中國人對于理智方面很

23、少創造，所以對于這類學問的輸入并345 不發生沖突。直到清康熙時，西方的天文、數學輸入亦還是如此。后來到咸同年間，因西方化的輸入，大家看見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的奇妙，因為此種是中國所不會的，我們不可不采取它的長處，將此種學來。此時對于西方化的態度亦僅此而已。所以，那是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這種態度差不多有幾10年之久，直到光緒210幾年仍是如此。所以這名臣的奏議，通人的著作，書院的文課，的闈墨以及所謂時務書1類，都想將西洋這種東西搬到中國來，這時候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并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

24、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產生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于東方文化從來是不相容的。他們全然沒有留意此點，以為西洋這些東西好象1個瓜，我們僅將瓜蔓截斷，就可以搬過來！如此的輕輕1改變，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并且使中國舊有的文化步驟也全亂了我方才說這些東西與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本來沒有見到文化的，僅只看見外面的結果，以為將此種結果調換改動，中國就可以富強，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于是大家始曉得火炮、鐵甲、聲、光、化、電，不是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后面還有根本的東西。乃提倡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此種思想盛行于當時，于是有戊戌之變法不成而

25、繼之以庚子的事變，于是變法的聲更盛。這種運動的結果，科舉廢，學校興，大家又逐漸著意到制度上面，以為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不單在辦實業、興學校，而在西洋的立憲制度、代議制度。于是大家又群趨于政治制度1方面，所以有立憲論與革命論兩派。但是這種改革的結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仍不能在中國實現，雖然革命有10年之久，而因為中國人不會運用，所以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安設在中國。于是大家乃有更進1步的覺悟，以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后頭。假使不從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則所有種種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領受接納的。此種覺悟的時期很難顯明的劃分出來，而稍微顯著的1點，不能不算新青年

26、陳獨秀他們幾位書生。他們的意思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如果單采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須根本的通盤換過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所以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覺悟1文中以為種種改革通用不著，現在覺得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這時候因為有此種覺悟，大家提倡此時最應做的莫過于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文化最后的根本了11牟宗3說：新知識分子只感覺到國家不行，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反省到文化問題。但他們的反省是非常之外在而直接，是以淺薄而輕浮。他們對于西方文化現成地檢取其

27、與民主，而對于中國文化只是外在地直接地取否定的態度。他們把科學與民主視為文化之全部，而此兩者又是西方的，所以也是西方文化之全部，是中國所沒有的，中國文化沒有這兩者，所以中國文化全是老的，而“老”以封建來規定，所以中國文化是封建的，過時的，全當否定。而且以為要吸收這個新的，必須去掉老的，視中國文化與科學及民主為不相容的對立。我們試看由西方的武力先把滿清政府打敗，繼把我們的民族打敗，最后把我們的文化打敗。其實西洋人并未打我們的文化，當然無所謂敗不敗。文化是自己努力的事，是有彈性的，是隨時滋長或轉型的。西洋人并不敢說打敗我們的文化。外人所能打的只是外在的有形的東西，1定形態的物質力量。兩種物質力量相

28、交綏，沖突便是打，誰強誰打敗誰。把你的1定形態的物質力量打倒就算完，此外他管不著。所以打敗我們的文化是我們自己代人行事，起來自己否定的。這就叫做自失信心，自喪靈魂，此之謂“自敗”。這種敗才算是1敗涂地。12梁啟超也說中國人學西方有從制造（）轉向政制（政治）再轉向文化的發展趨勢。13清季民初，精英們以不同的言說把經濟與文化聯系起來，構成因果關系，認為“國文盛衰之故，與國力之強弱相因”，“國既孱弱，文化落后”。乃至康有為戊戌之后游歷歐美8年后，寫出物質救國論，認為既然“各國強弱視物質之盛衰為比例”，則“歐洲中國之強弱不在道德、哲學”，“校量中西之得失，以為救國至急之方”惟在物質。14在這種思路下，

29、逐漸形成反古邏輯。15陳訓慈后來說，“西國淺學之士，往往因吾國現時之不競，忽忘其過去之事跡。此則吾人不能不1據事實，1溯其先哲之業，以與他邦之發達相較證”。其實早已不僅是西國淺學之士有此見，中國士人中相當1部分人正是以近代“國家”之“不競”而歸咎于整體的傳統文化不能救亡競存。魯迅引用他“1位朋友”的話說：“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但后來的發展卻是先認定既是“國粹”便“不能保存我們”，且有礙于“保存我們”，故必全面徹底打倒推翻對54人而言，全面反傳統似成為國家民族得救的必須，這也有1個逐步發展擴充的進程。16清季士人承認中國傳統有不如人意的1面，然多少還希望挖掘甚至重建出可以借鑒的正

30、面思想資源那時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可以說是這1思路的典型表述。民初人正相反許多讀書人越來越將傳統視為“1家眷屬”，出現1種負面意義為主的“中國整體化”趨勢。17通過引證，可以知道，上文對反古邏輯的梳理是符合實際的。要知道，反古邏輯是反古思潮的必要條件，也是具體反古言論的理論必要條件，通常的反古言論都是建立在反古邏輯之上的。如果反古邏輯成立，則反古言論可能成立；如果反古邏輯不成立，則反古思潮和反古言論1定不能成立。如果要反駁反古思潮及其具體言論，而不在根本上予以駁斥，則很難真正駁倒。從梁漱溟、牟宗3等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們已經發現了反古邏輯，但是，卻缺乏對反古邏輯本身的質疑和反擊，

31、導致各種反古言論至今仍然甚囂塵上。下文通過徹底證偽反古邏輯，從而對反古思潮以及反古言論進行釜底抽薪。 5、反古邏輯的困境之1：存在者領域的3分法導致的困境1、概念的進1步澄清、文化這1組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太日常了，以至從來沒有反思：這組概念如何能夠成立？其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澄清概念，才能理解并駁斥反古邏輯的前提，因此我們需要再1次澄清概念。經濟、政治和文化如何定義，是1個艱難的。不過，本文的論述并不需要以準確的定義為前提，只需要作模糊的界定。模糊的界定只給出種概念，而不給出屬差，對3者的界定范圍上要大于1般的定義。所以，這種討論邏輯地包含了通常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對3者的界定，這里選擇從文化切

32、入。文化是3者中最復雜的概念。關于文化的定義太多太亂，莫衷1是。所知的用來定義文化的更基本的概念（即定義時的種概念，下文使用的是“基本概念”1詞）有兩個：1是產品，2是方式或者活動方式。彼得伯格把文化定義為“人類產品的總和”，18蘇聯學術界通常定義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19“產品的總和”總是某些東西（產品）與某些東西相加構成的總和，“總和”總是在區別的基礎上才可能構成總和。兩種定義都把文化定義為產品，并定義為產品的總和而不是產品的部分，其根本特征都是：產品和總和。但是，這兩個定義的基本概念不是總和，而是產品，產品的總和仍然是產品。在這個意義上，兩個定義的方式是1樣的。e.b.泰勒把文

33、化看作“復合的整體”，也是產品的總和的意思。與之不同的是，把文化看成“方式”，說文化是“1個民族的生活方式”。20在各種定義中，大體沒有超出用“產品”和“方式”這兩個基本概念來定義文化的，其他的定義都是在這兩個基本概念之上延伸的。21“產品”和”方式”之間不是同1邏輯層面的并列關系、種屬關系或者其他邏輯關系，因此，這兩種定義方式是具有實質的區別。產品，是人把自己的活動的產物看成現成的物，故它是現成化的存在者。產品總是存在者化的產品。22但是，“產品的總和”和“1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總分角度又是相同的，都是整體（總和）的角度。“產品的總和”是所有存在者（產品）的總和，而“生活方式”也是各種具體的生活方式的總和。是故，2者都是整體。不過，也不能把2者混為1談，因為兩個整體的構成部分是不1樣的，1個是具體產品這種具體存在者，1個是具體方式。具體產品與具體方式不是邏輯上的并列關系，而是生存論上的派生關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