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留日學生與中日文化交流李喜所歷史教學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留學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唐朝時期日本向中國派了大批留學生，使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飄洋至日，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初年，兩萬多中國留日學生則從日本引進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和思想演變。留日學生在這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貢獻，構成了清末留日學生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 留日學生引進日本文化的最主要手段是譯書，在1897年以前，雖也有一些日本書在中國流行，但主要是由日本學者譯的，如日本外史、萬國史記、翻譯米利堅志等。1897年羅振玉等人以農學報雜志為陣地，組織人力翻譯日本農業科技書

2、籍，揭開了中國人翻譯日本書的序幕，但影響較小。隨著戊戌變法的展開和留日生的東渡，大量翻譯日本圖書，尋求新的救國良方，就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一代青年面前。于是在留日學生中出現了譯書熱潮，誠如梁啟超所言：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術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則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人，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1904年版,第71頁)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留日學生把譯書作為傳播新思想的重要

3、手段，二是好壞不分，以多取勝。這一方面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新學問的渴求，另一方面也說明社會上需求量大，存在著“學問饑荒”，在這種客觀形勢推動下，留日學生的翻譯活動久盛不衰，出現了幾個有影響的翻譯團體。 其一，譯書匯編社。 該社創立于1900年，初由楊廷棟、雷奮等主持，后有正式社員十三人，大都是早期的留日生，由戢翼翬任社長。他們出版雜志譯書匯編，先將譯文分期連載.然后匯集成冊以單書出版。初創時期由于知道人少，銷路不廣，造成財政上的困難。但由于該刊內容新穎，編輯出色，后來發行量大增，頗有供不應求之勢，所出各類譯書也廣為行銷。他們先后出版了萬法精理民約論、政治進化論、社會平權論、歐洲文明史、社會法、波

4、蘭衰亡史、東西洋教育史，近世海軍等種類繁多又受青年歡迎的譯書。從第七期譯書匯編和1903年第一期浙江潮所刊的六十六種圖書廣告來觀察，屬于政治法律者二十六種，歷史八種，經濟六種，教育五種，社會四種，軍事三種，哲學二種，小說二種，雜著三種，新聞、外交、理學、傳記、圖表各一種，其他二種。顯然政治法律是他們翻譯的重點，在當時愛國青年強烈希望了解世界的情況下，這些書便成了可貴的精神食糧。梁啟超稱贊譯書匯編社“輸入文明思想，為吾國放一大光明”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第794頁)馮自由則認為他們“所譯盧騷民約論、孟德斯鴻萬法精理、斯賓塞代議政治論等，促進吾國青年民權思想，厥功甚偉” (中國近代出版史樸二編

5、，第283頁)。 其二，湖南編譯社。 該社創立于1902年，由黃興、陳范、許直等人負責，主要翻譯人員有周宏業、周家樹、楊毓麟、范銳、曾鰓化等，皆湖南留日學生中的高材生。他們也辦了一個雜志叫游學譯編，先將一些書分章譯出在該雜志上登出，再匯集成冊，分頭出版。和譯書匯編社不同的是，湖南編譯社除譯書外，還譯各種論文、雜著、小品和新聞消息，借以擴大政治宣傳。在游學譯編中列有學說、教育、軍事、時事、歷史、傳記、地理、外論、大事記略、統計表等欄目，內容的豐富，譯文通俗流暢，裝幀設計簡明樸實，價錢十分便宜。湖南編譯社所出的譯書單行本，在數量上、質量上、種類上都相當可觀。從當時留日生所辦刊物的廣告上看，譯書不下

6、五十種，包括政治、法律、教育、哲學、歷史、地理、經濟、天文、生理等類型，其中國家學、自由原論、社會之進化、政治哲學、日本維新二大杰、美國教育制度等書有較大的影響。在宣傳西學，傳播資產階級民主理論方面，湖南編譯社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三，國學社。 1903年由江浙留日學生為主體成立的翻譯團體。由葉瀾負責，骨干分子有秦旅整、汪榮寶、周邊、黃鐸、張肇桐等。該社以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為主要目標，同時翻譯西方和日本的名著。他們計劃編輯出版一套中學倫理教科書、生理教科書、博物教科書以及唱歌、格致等教科書，旨在使中學生能受到系統而全面的教育。為求速效，他們采取 “拿來主義”，先譯國外的教科書，如中文字典、中學讀本

7、、中學國史、法制教科書、經濟教科書、小學讀本、小學地理志等，同時還翻譯了一些合乎青年口味的圖書，如法蘭西革命史、活世界、國體政體概論、體育學、中俄交涉史等。這些書一方面敘事簡明，深人淺出，同時充滿了愛國民主思想，在增長知識的過程中傳播了自由、獨立、民主意識。國學社的功績于此可見一斑。 此外，比較重要的譯書機構還有會文學社，教科書譯輯社，閩學會等，再則還有三五人自愿結合成立小的或臨時性的譯書集體。就是一些雜志，如湖北學生界、江蘇等，也附設編譯部，一方面登一些譯稿，同時也出個別單行本。許多留日生則獨立進行翻澤，將譯稿帶回國內出版，當時的文明印書局、明權社、啟新書局、廣智書局、少年新中國讓、廣益書局

8、、東華翻譯會社等就出版了為數相當可觀的留日學生翻譯的作品。內容涉及也相當廣泛，包括介紹社會主義，如近世讓會主義、社會黨等。總之，譯書是留日學生救國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們試圖用這種方法傳播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啟迪中國人的思想，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 從鴉片戰爭之后譯書的發展過程來考察，這時譯書有兩個新的動向： 一是留日學生大量地翻譯日本書籍改變了過去英美譯書占統治地位的局面。甲午戰爭前，所譯圖書大都為歐洲或美國，其中英、美占絕對優勢。從1850到1899年，翻譯圖書五百六十七種，英美有三百六十八種，占百分之六十五。日本圖書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戊戌變法之后，隨著留日學生的增多，特別是中國人把日本視為獨

9、立振興的樣板去頂禮膜拜，翻譯日本書便取代英美圖書的統治地位，以1902到1904年看，所譯日本書三百二十一種，占全部譯書的百分之六十點二。這種局面的出現，主要出自留日學生之功。 二是在譯書種類上巳經由自然科學為主轉變為社會科學為主。甲午戰爭前，所譯外國書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自然科學。這和洋務運動時期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西方僅僅在科學技術上優于中國認識水平相一致。馬關條約的簽訂和戊戌變法的展開，人們逐步認識到要用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來解救中國，于是在選擇外國圖書上就以社會科學為主，從1902到1904年，社會科學占全部譯書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從1880至1904年，譯自日本的單行本圖書兩千二百零

10、四種當中，宗教哲學九十八種，文學二百八十八種，社會科學六百九十七種，史地二百五十七種，自然科學二百六十七種，應用科學三百九十六種，雜錄二百零一種。自然科學只占百分之十二。由此不難看出，對外國圖書的選擇是受中國人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政治斗爭的客觀要求制約的。 留日學生的翻譯由于數量大，種類多，也出現了一些缺陷。這主要是，有些譯文求快而不夠準確，有些書追求生動而走了原意。同時在同一種書的選擇上個別的沒有選用最佳版本，次者譯了，仔的反而未譯。這些都是前進中的缺點，辛亥革命后隨著譯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不足的地方逐步得到了糾正。從總的傾向看，留日學生的譯書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引進了外國尤其是日本的

11、優秀文化。甚至在文字和文體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例如在譯書活動中引用過來的一元論、一覽表、二重奏、人生觀、人格、人權、大本營、土木工程、方程式、三段論法等等，也在中國語言中廣泛加以應用。以前中國人在譯英文書中運用的一些詞匯有的也改用日語來譯，比如英文的democracy，早期譯作“德讀克拉西”，后吸收日語譯為a民主，telephone一詞，早期譯為“德律風”，后按日文譯法改為“電話”，還有Science，最早譯作“塞因斯”，后吸收日文的方式譯成“科學”。就象古代的日本從中國引進了大量的語言文字促進了日本語言的形成一樣，留日學生這種文字上的學習無疑豐富了中國的民族語言文字。 在文學藝術方面，中國

12、留學生既吸收了日本文藝的一些特點，也接觸到了歐美的資產階級文藝流派。日本流行的一些小說、文藝理論通過留日學生介紹到了中國。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李是天津人，曾在上海南洋公學教書，1905年到日本留學后，進人東京上野美術學校讀書，專攻繪畫，并學習彈鋼琴。“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約定的時間以外，決不會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歐陽予份.自我演戲以來，弟14死)。為了學習油畫，他拜日本著名油畫家黑田青輝為師，刻苦練習，終于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受到了黑田青輝的稱贊。現存的油畫裸女、朝是李叔同的杰作，形態逼真，fmg如生，將西方繪畫藝術進行了創造性地應用。和李叔同一塊學油畫的還有曾孝谷、陳抱一等

13、，他們也善于創新，在他們的作品中既吸收了西方藝術的長處，也有不少獨到之處。李叔同歸國后在上海主編太平洋報畫刊，曾孝谷給川劇畫布景，陳抱一從事美術教育，任過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的校長。西方繪畫藝術尤其是油畫藝術的傳人中國，他們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話劇傳入中國也出于留日學生之手。日本歷史上本來只有一種“歌舞伎”劇，十九世紀末日本戲劇界的激進分子從歐美引進了話劇，演出以愛國主義為題材的作品，時人稱“壯士劇”。李叔同等人接觸到這種戲劇形式后，十分感興趣，并為其簡明、生動、易于排演、配合現實、容易為觀眾理解等優點所吸引。于是在1906年成立了春柳社，聚集了留日學生中一些戲劇愛好者學習排練。1907年，東京中

14、國留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舉行販災游藝會，李叔同等人演出了話劇茶花女。他為了演好茶花女，將心愛的小胡子都剃掉了。這次演出雖然在藝術上并不十分成功，但卻成了中國話劇的先聲。許多留日生為他們這種大膽創新精神所吸引，紛紛加人了春柳社。緊接著，春柳社又趕排了話劇黑奴吁天錄，進行了第二次公演。這次演出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趕來祝賀。登臺演出的演員們的心情自然無比激動，歐陽予倩回憶說：“這是新派戲的第二次表演，我頭一次的登臺。歡喜、高興自不用說，尤其是化好了裝、穿好了衣服，上過一場下來，屋子里正開著飯，我們幾個舞伴握得緊緊的，一同吃飯，大家相視而笑的情景，實在是畢生不能忘的”(自我演戲以來，第low).此后，春柳社的一些社員趕回上海，排練一些中外生動活潑的小話劇，引起了觀眾的注意。后來又成立了進化團，在大江南北和京津一帶演出話劇。辛亥革命后，話劇就以它的藝術生命力，在我國文藝園地中迅速傳播開來了。 在軍事方面，留日學生也涌現了值得驕傲的人物。蔣方震、蔡銬、張孝準在士官學校留學時就有“中國三杰”之稱，蔣方晨尤注意軍事理論研究，他認為騎兵必須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