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與祥子形象的比較分析摘要阿Q精神與祥子性格是普遍存在于中華民族各階層的一種國民性弱點。將這兩個人物形象進行全面剖析與比較，是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具有針砭時弊的作用。阿Q是農民與游民的結合體，祥子是舊北平時代的洋車夫，他們之間既有鮮明的不同點，有驚人相似的國民性弱點，而且又相互交織，相互轉化。阿Q與祥子的命運代表了不同時期中國下層勞動人民的歷史命運。如果勞動人民的國民性弱點不改造，精神上不獲得解放，那么我們就不會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新文化，更不會實現國民的現代化。關鍵詞阿Q；祥子；形象；比較分析阿Q是魯迅的阿Q正傳中的主人公，而祥子是老舍的駱駝祥子中的主角，他們雖出自不同的作家之手，但卻是兩個蜚聲中外的著名藝術形象，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廣泛的影響。阿Q是辛亥革命時期落后的不覺悟的農民，但“阿Q形象卻超越了其自身擁有的具體的階級階層身份，是病態國民性在近代中國的一種典型和象征。他影射出中國民族的劣根性，他代表整個近代社會中的流行社會心理和精神特征。”1祥子是城市底層社會勞動者的形象，他的一生經歷了“精進向上不甘失敗自甘墮落”這樣的過程，揭示了個人奮斗不是勞動人民擺脫貧困、改變境遇的正確道路。個人奮斗順利的時候，表現為要強上進；遇到挫折，會自私自利。2祥子的悲劇在于他以血淚控訴舊社會對勞動者的無情壓榨和摧殘。阿Q與祥子都是被封建文化荼毒的悲劇人物，他們身上有著中華民族的國民性弱點。如果說二十年代阿Q的發現，是先驅者魯迅對中華民族的一項偉大貢獻的話，那么三十年代祥子的發現，則是后繼者老舍對中華民族的又一項重大貢獻。兩個形象無論是從外貌還是行為，他們的不同之處都不勝枚舉。可如果把兩個人物形象進行重新認識、比較，就可發現在他們面目各異的血肉之軀中，包裹著相同的國民靈魂，他們之間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相互轉化。魯迅曾斷言，在洋車夫中可以找出阿Q的影子來。今天我們從外及里的認識這兩個藝術形象，有助于認識現代我們國人的靈魂，我們也許能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具有深刻針砭的作用。一、外部行狀大相徑庭勿庸質疑，江南農村的流浪雇農阿Q與北方舊都的人力車夫祥子，在外部行狀上，確實大相徑庭。外貌特征上阿Q生于江南農村，整天靠替別人做短工維持生活，已經人到中年，又瘦又乏，生活赤貧。祥子生在農村，在北方舊都做了一名洋車夫，年輕力壯，生機勃勃，不愁溫飽。生活態度上阿Q不熱愛生活，沒有理想，在生活中也沒有目標，過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阿Q還不務實，雖然生活十分窘迫，但卻處處擺闊。“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什么東西”可是在這以前，他的狀況不過是窮困潦倒而已。他一旦有了錢，就神氣活現，滿把銀的和銅的在柜子上一扔現錢，“打酒來”可以想像的出來，他當時是多么的“闊綽”。而祥子卻熱愛生活，以“體面”、“要強”著稱，就算是每天不愁溫飽，也堅持攢錢買車，做一個獨立的勞動者。他把買車當成“志愿、希望，甚至宗教”近乎狂熱的去實現這一目標，用孤獨掙扎編織著美麗的夢想。不管中間遇到什么困難，他總是有一個清醒的目標攢錢，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車。且祥子比較務實，為了買車，省吃儉用，不舍得吃好的、喝好的。就算是拉完一趟買賣，多掙了幾毛錢，嗓子干得特別厲害，也不舍得買好一點的茶葉，即使生了病，也都是忍忍就過去了，這些只為能早一點買上一輛屬于自己的車。做人行事上阿Q雖具有農民的質樸，但也有無賴的行徑；對待強者，逆來順受，對待弱者，兇態畢露。挨了趙老太爺的打，泰然處之，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反倒輕松些；而對待比他還弱小的尼姑，不僅要唾罵，而且要動手動腳，進行凌辱。他還為了生計當過小偷并以為榮。祥子呢，則恰恰相反，他正直善良自己因為曹宅的事，錢被孫偵探搶了，卻堅持不偷曹宅的錢財，窮死也不能偷，遇到比他還弱小的老馬祖孫倆傾注了真誠的關切和深沉的同情，主動為他們買羊肉包子充饑。他還具有勞動者的責任心和榮譽感，當他在曹府拉車，不小心翻了車，造成車壞主人傷時，他引咎辭職，情愿退工錢賠償主人。正象文中所說“他仿佛就是在地獄里也能作個好鬼似的”。對外抗爭上阿Q不能正視現實，不能進行切實的反抗斗爭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常常以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在幻想“闊的多、兒子打老子”中求勝利。而祥子卻不同，他被虎妞引誘，逼其成親，受到虎妞的性欺壓與經濟上的鉗制，獨立人格受到了貶低，只好壓抑正常人的人性和需求。盡管如此，可祥子卻不甘俯首認輸。他在可能的范圍內，對虎妞強加于他的性糾纏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抗、掙扎，還迫使虎妞為他買了一輛車，即使他已經陷入了虎妞的圈套，但他仍不改自己作一個獨立勞動者的初衷，不愿依靠虎妞的經濟優勢，在老婆手里討飯吃，更不愿受她的鉗制。所有這些，都表明祥子在命運的捉弄面前不甘失敗，竭力掙扎和抗爭的生活姿態。以上說明，阿Q和祥子雖然都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但由于阿Q對待生活是消極的、被動的，而祥子對待生活是積極的、主動的，這些使得他們的外部行狀大相徑庭。二、封建文化的積淀阿Q與祥子生活的時代不同，他們的身份、地位也不盡相同。可是如果將他們深入加以剖析比較，就會看到，在他們面目各異的形態中，卻包裹著相同的國民靈魂，在他們身上肩負著幾千年來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民族心靈重荷。首先，封建文化的積淀之一“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法”是阿Q的靈魂，“主要表現為阿Q的客觀現實處境的處處失敗，十分悲慘，而在他的主觀幻想世界里卻“常處優勝”，自我滿足，他的一生本是一本奴隸的血淚帳，而在他的主觀世界里卻是一部得意的英雄勝利史。”3他自高自大，自輕自賤，自欺欺人，不肯正視現實，只求在精神上取得自我安慰。阿Q生活很貧苦，卻要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在吃了虧以后，總是神往精神勝利的幻境，取得心滿意足的得勝快感，來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挨打后，他想不明白為什么，就給自己一個“兒子打老子”的理由。阿Q是個連姓趙權利都被剝奪的失敗者，卻在心造的幻影中保持優勢，“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歡誰就是誰”。阿Q運用自己的獨特方式精神勝利法麻痹自己，使自己處于不敗的地位，這是何其不幸，何其愚昧祥子的身上同樣也有“精神勝利法”。祥子在奮斗屢屢受挫、受到欺侮時，他就想“惡人都遭報應，都會死，那搶他車的大兵，不給仆人飯吃的楊太太，欺騙他壓迫他的虎妞，輕看他的劉四，詐他錢的孫偵探，愚弄他的陳二奶奶，誘惑他的夏太太都會死，只有忠誠的祥子活著，永遠活著”于是屈辱的痛苦化成了勝利的愉快。而奮斗失敗時，他又想“要強有什么用呢攢錢，買車都給別人預備著來搶，何苦呢何不得樂且樂呢”祥子借用此精神勝利，為自己找借口，為自己開脫，進行自欺，以達到阿Q式的心理平衡。阿Q與祥子都有“精神勝利法”，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一無所有、一無長物，沒有家族、親友和社會力量的支持和保護，他們能“活下來”就是個奇跡，他們在現實的物質生存中總是失敗，只要他們還愿意活在那個世態炎涼的傳統世界上，他們就只有借助于精神的方式精神勝利法。其次，封建文化的積淀之二奴性十足。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等級觀念，人分等級，人出生環境便決定了是主人還是奴才，是貴族還是賤民，主人貴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奴才賤民受苦受死是天經地義的事。阿Q與祥子身上都刻著“奴才”的烙印。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阿Q卻認為“這于他也很光彩”，因為他和趙太爺是“本家”，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第二天，阿Q就被趙太爺打了嘴巴，剝奪了姓趙的權利，然而他卻“得意了許多年”，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卻反覺“輕松些”，著了趙太爺的大竹杠，仍一無掛礙繼續舂米，被把總抓到大堂，竟身不由己跪下畫圈，無故被殺，也泰然處之。祥子很本分，不爭勝。剛買好的車被亂兵搶走，只是暗暗落淚，攢的錢被孫偵探順手牽羊敲詐勒索，也忍氣吞聲，受大仙欺騙，以致虎妞難產而亡，仍低頭認命，最后小福子被逼上吊，也是自認倒霉，懊惱了事。他認為，一個拉車的，“要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著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擊打”。再次，封建文化的積淀之三家族至上。中國人都仰仗祖宗，把祖宗當成惟一的護身符，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阿Q與祥子雖然孑然一身，卻一心想著為家族延續香火。阿Q對于女人，他一點兒也不懂得愛情，只要“困覺”，以便于傳宗接代。祥子自從被虎妞誘惑后，心里一直有個陰影，揮之不去，最使他憋氣的是虎妞還是個破貨，而自己卻非要娶她，覺得自己死后沒臉去見自己的父母。可是當虎妞快要生孩子時，他立時奉她為功臣，并“覺出自己的尊貴，仿佛沒有什么也沒有關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會是個空的”。因為這樣為家庭延續了香火，家族可以繼續傳遞下去。然后，封建文化的積淀之四因循守舊。中國封建王朝特別是清朝末期狂妄自大，盲目排外，不愿與西方交流，關閉國門，因循守舊。阿Q與祥子生活在舊中國的二三十年代，腦子里受著封建文化洗禮，認為以前舊的習慣皆是好的，新出現的事物都是壞的，死抱著原來的老傳統，死守著原來的舊思想，而且還特別嚴重。阿Q進過城，呼吸過城里的新鮮空氣，見過世面，可他卻同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一樣，反對一切違反未莊習慣的事物，甚至對城里人將長凳稱為條凳，煎魚時不加蔥葉加蔥絲，女人走路扭得不好看也大加責罰。自然對于假洋鬼子剪掉頭發，身穿洋服而深惡痛絕。認為假洋鬼子的老婆敢陪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而不愿發跡以后娶她。遇到一男一女講話，更是覺得有違人眼，不僅怒目而斥，還要擲石頭以示懲罰。而祥子身處新文化的中心，整天和新文化打交道，不象阿Q僅僅進過幾次城。可就是在這樣的新環境中，還保持著舊習慣的“鄉下腦殼”。他崇拜的人物“除了黃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而且在買車過“雙壽”時，頭一個買賣絕對不拉女客，就算是過年上街，“也覺得滿世界帶著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他身在北京，可卻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守著電話不打，甚至也不喜歡接電話，靠著銀行，卻不把攢的錢存入銀行，仍然將錢裝入瓦罐放在床頭。最后，封建文化的積淀之五愚昧無知。阿Q與祥子面對到來的新的革命與戰爭表現了極其嚴重的愚昧無知。阿Q依古訓，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要被殺頭，看到殺革命黨，甚至還比手劃腳，后來看到這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惶恐起來，于是又神往革命，演出了一幕投革命黨的鬧劇。“阿Q的愚昧使他不知道因何失業和挨餓，認為是小D搶了他的飯碗，分不清敵我友，不知道應該聯合誰，打擊誰，他把小D和趙太爺一樣看成是自己的頭號敵人，把王胡和趙秀才、假洋鬼子等量齊觀”4，“第一個該死的是小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么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而祥子，身處當時的政治中心，卻從來不關心政治，連發生在身邊的戰爭也不注意，也不管戰爭是怎樣的毀壞田地，他關心的只是多拉一兩個客人，多掙幾毛錢，在遭受意外打擊以后，他感到困惑不解的只是別人“憑什么”欺侮他。當孫偵探勒索他的積蓄，他的唯一疑問仍然是“我招誰惹誰了”第一次丟車后為了急于買車，他和別人搶生意，甚至為了錢，他可以投擊革命，出賣人命，甚至叛變革命。阿Q與祥子“把階級對階級的矛盾都看成了只是個人與個人過不去；把不可避免的階級沖突，又看成純粹是偶然碰上的無妄之災”5。再加上他們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個人主義思想，沒有絲毫公共心，沒有遠大的生活理想，對待革命多為戲劇的看客，沒有清醒的認識到革命會給自己帶來些什么，對待事情不問是非曲直，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從眼前利害出發。對于階級斗爭客觀規律的一無所知，不可避免地使他們處于極其被動、處處挨打的境地。以上說明，阿Q與祥子的心理有著某些相通之處，他們都來源于封建等級制度和落后的愚昧心理，都是共同的文化心理給他們所造成的心靈重荷，這使得他們的靈魂，驚人相似，難以區別。三、水乳交融的相通性阿Q與祥子他們不僅有明顯的差異性和驚人的相似性，而且他們之間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水乳交融的相通性。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知道“精神勝利法”是阿Q的靈魂，是他賴以生存的法寶，至死前的“畫圓圈”都在用“精神勝利法”。可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并不是痼疾，當現實環境偏向于他時，他在思想上立刻丟掉了精神勝利，而轉向了物質勝利革命剛開始阿Q和未莊的人樣害怕，但是一看到革命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也害怕起來，便開始向往革命，向往有一天能夠爬到未莊主子的寶座，要取趙太爺、舉人老爺而代之。而且一旦爬上未莊主子的寶座以后，他首先要殺的就是趙太爺、舉人老爺。他此時不再滿足于“先前比你們闊多啦”，而是要滿足于其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威福、子女、玉帛。這說明阿Q不是永遠甘為人下，而是當外界壓迫稍微小了些，他便要象祥子一樣做現實的強者。可殘酷的現實社會并沒有給阿Q這樣一個機會，而是無情地碾殺了他要做現實強者的愿望，因此他只有寄托于精神勝利，在自己精神勝利的幻境中自我陶醉、自我滿足。祥子呢，以“體面”“要強”著稱，一心想通過自己誠實的勞動作一個獨立的勞動者，作一個現實的強者。其所謂現實強者，充其量只是爬上膠皮團主子的寶座，做一個暫時做穩了的奴隸。同樣現實社會也沒有給祥子這樣一個機會，而是把他打入了阿Q式的現實慘敗境界，于是他便把外在愿望轉化為其內心狀態來滿足，把屈辱當成光榮，取得心理平衡。如上文提到的面對奮斗失敗，他想“要強有什么用呢攢錢、買車都給別人預備著來搶，何苦呢何不得樂且樂呢”從而消除失敗痛苦。由此可見，祥子只是在順境中想做現實強者，而在逆境中他只能采取阿Q式的模式精神勝利法。而阿Q雖說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一直采取精神勝利法，可一旦遇到順境，便也要求做現實強者。他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待順境都發奮圖強，對待逆境都精神勝利。假如祥子繼續生活下去，那么他必定又是一個阿Q，所以祥子即前阿Q；假如阿Q繼續生活下去，遇到順境，他必定又是一個祥子。阿Q由祥子處走來，卻又要向祥子處走去，假如中國一直如此，便會形成一個怪圈，阿Q和祥子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四、封建文化造成的惡果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阿Q與祥子既存在難以混同的差異性，又存在著難以區別的共性，這兩個形象是各自獨立的，但就某些方面來講，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難以分辨的相似之處。阿Q與祥子的這種共性與差異性、相通性與獨立性，為我們提供了打開魯迅與老舍這兩位藝術家偉大藝術心靈的鑰匙。魯迅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作為五四文化新軍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早在留日時期，就認為中國自立之本，自強之道，在于立人。他創作小說的目的就是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他塑造阿Q的形象，是想暴露國民弱點的。“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中間，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先生就是通過阿Q這一典型的藝術形象，反映了封建統治者所造成的國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勢力兇殘狡猾的反動本質，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阿Q頭上的“光”，照出了中國國民心靈上的黑洞。”6這里所說的“國民”，不僅僅指農民、游民等被壓迫人民，而是包括他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他們在生活中雖有不平，但無力反抗，只好在想象中尋找某種精神上的寄托。這就是魯迅所痛心疾首，大力鞭撻的“國民性的弱點”。老舍作為“五四精神”的忠實繼承者，從不隱諱“五四”和魯迅對自己的惠澤。他認為，改造國民性才是救國之道，他把改造國民性與批判封建文化結合起來，著重揭示封建文化所造成的民族心靈重荷。他創作小說的動機，就是要把封建社會所造成的惡果揭露出來，“祥子被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