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以物興、物以情觀”及其對中國文論發展的影響 李貝爾 中文1001 201009100703摘要：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情以物興”、“物以情觀”的文論思想，闡述了在詩文創作中“情”與“物”的關系并運用這一論點進行了大量文學批評，這些內容都對此后的中國古代各時期的文論思想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關鍵詞：情以物興 物以情觀 劉勰 文心雕龍 中國古代文論 為情造文 文心雕龍是一部我國先秦至南齊時期文學理論的集大成著作。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先秦的萌芽、兩漢的發展，到魏晉時正式開始對文學本身作逐漸深入的研究，產生了一批頗有卓識的單篇文論。而劉勰的文心雕龍便繼承了前人的優秀成果，并且頗有自己的見解，對今后的文論思想的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尤其是對“情”和“物”的關系和作家的創作靈感來源的見解更是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重大貢獻。 其實論詩中的情，早在先秦時候就有提出，毛詩序中具體提出了“詩言志”的論點，認為“志”與“情”必須同時萌發，還有陸機在文賦中提出的“詩緣情”的說法，至此之后“情”與“詩”就有了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詩文的創作還是要以現實為基準，若是離了“物”和“景”，詩文也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可依托，難以全靠詩人的情感支撐，所以也就越發顯示出劉勰觀點的可貴。 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情采篇中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是說一個人的美麗，必須先有內在的姿質之美，不能完全靠脂粉的打扮；文采雖可使作品外表美麗，但如果內容不好、不真實，無論用多么漂亮的文辭也不能成為好作品。真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才一再強調文章的寫作要以“述志為本”，要“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情而造文”。還有時序、物色兩篇，其中也包含了文學、情感和現實的關系?！按呵锎颍庩枒K舒，物色之動，心意搖焉?！边@里指的是心與物、主體與客體在長期實踐中多形成的心物感應關系。接著具體描述了四時的自然景色變化對人的心靈的影響，于是才有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觀點。 可見劉勰已經意識到了，文學離不開現實生活，它的發展演變是受到后者的影響和制約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現實生活的翻版，而是作家對于現實生活的審美的反映，又糅合了作家自己的情感，是作家心靈的藝術結晶，是高于現實的再創造。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詞必巧麗。”，這是文心雕龍詮賦篇中的話，是說人的情思因景物而興起，所以志義必須鮮明雅正，景物被人帶著情韻來觀看，所以文辭必須精巧美麗?！扒橐晕锱d”、“物以情觀”，這兩句話說出了劉勰對于情與景關系的理解和論述。情與景互相引發、交融的。自宋代以來，作品看重外形描寫的逼真，于是仔細觀察風景的情狀，深入鉆研景物的形貌，人們寫作詩歌，情志只求深遠，成功在于能夠密切貼合景物，所以才能夠使讀者在看到文字的時候，就好像身臨其境，直接看到景物的面貌。然而事物有持久的面貌，人的情感和神思卻是千變萬化，唯有將看到的景物與自己的思想、感情相互融合，才能在不經意間成就情景交融、登峰造極的作品。 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物色二字指的是自然景物。從感情觸發這個角度說，自然景物引發了人的感情活動，劉勰把此稱作“情以物遷”“情以物興”，從這個理論層面上，劉勰的高明之處，在于指出作者不是無動于衷的欣賞事物、被動產生情感反應，而是“情往似贈”，帶著主觀情感去觀賞事物，同時，景物引發人的感情活動，也不是機械的反饋，而是有傾向的，與主題相適應的。物色篇從互動意義上論述了詩文寫作中的情景關系，即景物觸動了人的感情，情感又借景物來抒發。 劉勰曾大量列舉詩經楚辭中描寫自然景物的范例來闡明自己“辭以情發”的觀點。他對于詩經的成就十分推崇，他用其中的句子指出“詩人感物，聯類不窮”，即詩人不僅被外物所惑，而且還引起各種聯想，借用景物描寫來抒情，。例如“灼灼”借桃花火紅鮮艷之色表現了姑娘出嫁時的熱烈歡快的情緒氣氛，“依依”借春天柳枝的柔弱飄擺之態表現了軍人出征時依依不舍的留戀心情。它們既是“隨物以宛轉”，描寫精確，也是“與心而徘徊”，符合內心感情色彩。對于楚辭的描寫，劉勰也是多加肯定。不過他并不滿漢賦，說司馬相如一類人只是“模山范水，字必魚貫“，既不能精準的描寫自然景物，也不能借景抒情，他將“詩人”與“辭人”對立起來，把“為情者”與“為文者”對立起來，并批判“為文者”“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其作品“淫麗而煩濫；同時表彰“為情者”所“風雅”作品，是“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這是劉勰對漢代辭賦興起之后的一種評價，很明顯，他固守的是詩經作者的“志思蓄憤”的傳統，并以此傳統作為參照系來批評漢代辭賦之作。從他的文心雕龍多篇文論中都能看出，劉勰十分不滿“為文造情”的創作方法，在他心中，為情造文，辭以情發才是上品，所以他也對富麗大氣卻缺少生氣的作品并無較高評價。 雖如此說，但是劉勰認為，景物的描寫還是必要的，但必須為抒情而寫，單純寫景就失去了意義。他的這些觀點在之后的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引起了深遠的影響。唐代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到詩歌的“意境”概念，詩歌三境物鏡、情境、意境，也提到了情與物的關系。而在唐代末期的文學理論批評中，司空圖在詩品中提到“詩家之景”，又進行了理論概括，稱之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既指出了詩歌藝術形象中有形的象與景，又有借助前一種象和景比喻、暗示、象征出來無形的、虛構的景象。雖然司空圖與王昌齡都意在點這個“境”字，然而，“境”也不過是情與物、神與景的交融，?！耙晕锶∠螅繐舻来妗保晕餅楸龋∑湎笠燥@示意境，讀者目擊詩人所取之相、所遇之景，通過自己的審美體驗和思想感受來領悟詩人的想法和理論含義。 而劉勰所提出的“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正是將物與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情感要由真實的景物和事情才能自然地闡發，而讀者要通過作者對情感和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