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與偏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可能會淡忘好多東西，但是對一些特殊人群的歧視或是偏見卻并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除。也許婦女不再是我們歧視的對象，但是在好多人眼里女性仍然不如男性，或許現在很多用人單位會把話說的委婉一些，會說這個工作不適合女性做，其實也是一種變方的歧視！當然在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著重男輕女的現象，大家喜歡生男孩不喜歡生女孩！不得不承認，在生理上或是在體力腦力上，男性是比女性要強，但是社會總該給女性些機會，讓女性去嘗試，讓女性自己擺脫被歧視的困擾！正如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企業家、女官員、女外交管等等，這在舊社會是不可能有的！這些改變正是驗證了我的那句話，要給女性機會，讓她們去嘗試。然而當我再去面對社會中的一些歧視女性的現象時，我只能說社會對女性的歧視確實有所減少，但并沒有消除。然后我再說對艾滋病人歧視與偏見。從現在的醫療的水平來看，艾滋病是一種無法治愈的疾病，患上了艾滋病就意味著死亡。所以人們害怕得艾滋病，害怕被傳染。在人們的潛意識里面認為艾滋病和感冒發燒一樣很容易被傳染，所以人們見到艾滋病患者都不敢靠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艾滋病患者受到了人們的歧視和偏見。其實艾滋病的傳染并沒有那么容易，它是通過血液、性、母嬰等方式傳播的，但絕對不是人們想象的像感冒發燒一樣傳播的那么容易！與艾滋病人正常握手吃飯都是沒問題的。但是這些知識并沒有讓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艾滋病患者被歧視和偏見的情況并沒有被消除。當然還有對農民工的歧視與偏見，還有外國種族間的歧視，那么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我總結了幾點。首先，是社會的影響，在多年的社會影響下，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歧視，于是世世代代傳遞下去，然后社會又沒有人去管，去反抗，于是這些群體不停的被歧視。還有，就是很多人本身很優秀，就向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譬如兩個體重相似的男性和女性，男性可能會比女性提起的重物的重量要高，于是歧視就產生了，因為男性覺得我比你厲害，所以就會有男性歧視女性的這一現象。還比如像白領看不起農民工等這些勞動團體，他們覺得你和我用同樣的時間工作，你比我累，比我干的活重，可是你掙得錢比我還少，于是歧視也產生了。這些歧視都是產生于自生的優越感。最后，也許是這些人本身就有什么惡習，比如像黑人，有些黑人吸毒，還有好多惡習，就很理所當然的讓人歧視了。當然這個原因占得比重很少，但也很重要。那么面對當今的社會我們要去怎么解決歧視與偏見這個問題呢？其實，在我們的思想里，就不要有這些歧視與偏見的意識，人們總愛先入為主，總相信第一印象，第一感覺是正確的。其實不然，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也許你是幸運的，你是個白人，你是個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天災難降臨到你的身上，你要怎么去面對，當然由白人變成黑人是不太可能，除非要改變基因，但我相信沒有誰愿意。可是，患上一些疾病的概率卻是在每個人身上都是存在的。那那個時侯你被人歧視了怎么辦，你有想過沒有。我相信誰都會后悔吧，我當初為什么要歧視這些人。那么是只有每個人都經歷過被歧視后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才能沒有歧視嗎？我想不然吧，其實在每個人心里要明白，這個世界是公平的，你沒理由歧視任何一個人，也許他們在某一方面不如你，但同樣你肯定也有某些方面不如他們，因為如無完人，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所以我們誰都沒有理由歧視任何一個人。 我希望社會能夠不再有歧視和偏見，讓我們一起努力吧！以下為摘寫的文獻：文獻一： 比麻風更可怕是歧視和偏見作者：羅真如出處：紅網每年1月份最后一個星期天是“世界防治麻風病日”，今年，我國的主題是：“消除麻風歧視，共建和諧社會”。1月27日，湖南省殘聯要求社會各界積極支持麻風病防治工作，努力實現基本消除麻風病的控制目標，并呼吁社會消除對麻風病人的歧視和偏見，為他們回歸社會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2008年1月28日湖南日報)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接觸性傳染病，主要侵犯人體皮膚和神經，如果不治療可引起皮膚、神經、四肢和眼的進行性和永久性損害，曾長期被認為是“不治之癥”，屬于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建國以來，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各級政府和麻風病防治工作者的艱苦努力，我國的麻風病防治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全國共計免費查治麻風病人約50萬名，至今，90%的縣(市)患病率已控制在1/10萬以下。但是，我國目前麻風病患者及殘疾者的生活、醫療、康復等方面依然存在諸多問題，其中社會對麻風病人的歧視和偏見尤其突出，徹底解決麻風病這個公共衛生問題依然任重道遠。麻風病人由于長期遠離主流社會，在物質和精神交流方面被徹底孤立、冷落和拋棄，即使被治愈并恢復健康，不但本人很難再回到主流社會中去，就連他們身體健康的子女也被烙上“麻風后代”的印記受到歧視，被排斥在主流社會生活之外。顯而易見，只有麻風患者或麻風病治愈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得到真正的恢復且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麻風病的治愈才是真正完整的。正緣于此，法國慈善家佛勒豪律師1954年在巴黎發起建立世界防治麻風病日，旨在喚起人們寬容地對待麻風病人，尊重他們的人格和自由，幫助他們得到與其他病人一樣的治療和生活。我國衛生部門每年在“世界防治麻風病日”都要發布主題，目的就是消除對麻風病的恐懼和歧視，呼吁社會對麻風病人伸出溫暖之手。麻風病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常人對患者和治愈者的歧視和偏見。我們知道，歷史上，限于當時的科技和醫療水平，人類常常視疾病為上天的懲罰，對那些當時無法治愈患有傳染性疾病的個人、家庭、部落乃至整個人種或躲避，或驅趕，或關押，甚至殘殺和消滅。13世紀，當麻風病蔓延世界各地時，出于對麻風病的恐懼，有人用船把麻風病人大批運到海上，再投入大海溺死，有人把麻風病人放逐到荒無人煙之地，任其自生自滅。即使到了科技和醫療發達的現代社會，一些國家和地區對待麻風病人依然是簡單地集中隔離進行治療。人們談“麻”色變，談“艾”色變。一些人利用人們懼怕艾滋病感染者的恐懼心理，高薪聘請艾滋病感染者充當收賬員角色，去收那些難討之賬，效果居然很好，特別具有黑色幽默味道。毫無疑義，人類的健康發展史既是科學戰勝疾病的歷史，也是與歧視和偏見做斗爭的歷史。從醫學上說，麻風病治愈者同其他疾病治愈者一樣已經不是病人了，他們希望象正常人一樣回歸社會，融入到社會大家庭中去，但社會上一些人卻對他們側目而視，拒絕向他們敞開回歸大門，這只能說這些人在思想上還患有重病，必須進行徹底的糾治。文獻二： 反就業歧視的偏見作者：王軍針對“市場的就業歧視”，反歧視禁令可能增加企業成本，減少就業機會。大概沒有人喜歡被歧視，但許多人的心靈深處卻都隱藏著歧視他人的本能。弗洛伊德說，人們做任何事情都起自兩個動機性的渴望和做偉人的欲望。成為重要人物的欲望使人們厭惡和排斥歧視，但也正是這種強烈的欲望常常驅使人們通過與他人相區分或者歧視他人而獲得某種優越感。歧視根植于人的本能，實乃人性之弱點。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譴責“就業歧視”。所謂“就業歧視”，有的來自法律和政府部門，有的歧視來自企業。人們譴責就業歧視，因為它限制了就業，進而限制歧視者的勞動權、發展權等權利。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上，不僅存在大量“就業歧視”，也有許多“擇業歧視”。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不愿意去欠發達地區就業，他們實際上是“歧視”欠發達地區的用人單位。在應屆畢業生的招聘會上，備受大學生追捧的是高待遇的大企業(例如銀行、保險公司、壟斷性國企、外資企業等)，而許多中小企業卻少有人問津，這當然也是大學生們的區別對待或者說是“擇業歧視”。但是，人們為什么不譴責應聘者的“擇業歧視”而只對用人單位的“就業歧視”大加鞭撻呢?原因在于人們先驗地認為用人單位一定是市場上的強者，而應聘者一定是弱者；強者以強凌弱當然是可恥的和不公正的，而弱者則根本沒有資本去“歧視”強者。這是“反就業歧視”觀點的一個偏見。事實上，在勞動力市場中，強弱對比是相對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對于某些用人單位可能是“弱者”，對于另一些地區或行業的單位則可能是“強者”。事實上，應聘者的“擇業歧視”鼓勵了用人單位的“就業歧視”。當北京高校的大多數應屆畢業生傾向于留京工作的時候，他們“歧視”京外工作機會的一致性選擇人為地惡化了自己在北京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是，人們現在已不譴責這種“功利主義”選擇，因為大多數人已認同勞動者的自由選擇具有更重要的價值。當我們把“歧視”界定為“區別對待”并在市場競爭的語境中思考它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歧視”是無所不在的，它是市場選擇的同義詞，不僅“強者”會實施“歧視”，假想中的“弱者”也會實施“歧視”。因此，通過法律禁止某些人的市場性歧視而放任另一些人的市場歧視是缺乏正當性的。當一個企業用身高、籍貫、性別或者其他可能與工作毫無關系的標準限制應聘者的范圍時，這個企業實際上是在自縛手腳，承受錯過優秀人才的損失。如果這個企業的歧視性招聘行為并未對應聘者的人格造成法律上應獲救濟的侵害，法律有什么必要干預企業的這種“自損”或“自殘”行為呢?市場自然會讓這些自負的企業付出代價，雖然這個過程可能是緩慢的。如果企業的歧視性招聘行為確實損害了特定應聘者的名譽權或者其他人格權利(例如對身高或籍貫不符合該企業要求的特定應聘者施以侮辱性言詞)，構成侵權，受害人可通過民事訴訟機制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沒有反就業歧視的法律，受害人也可以得到法律救濟。更重要的是，選擇雇員是企業固有的權利。企業對應聘者施加的某種限制，在局外人看來也許與工作職位毫無關聯，是徹頭徹尾的歧視但是，對企業來說可能是一個有意義的限制標準，可能會提高企業的效率。顯然，企業在追逐利潤的時候不得損害他人的權利，關鍵是界限在哪里。我認為，只要企業的區別對待行為未對特定應聘者造成人格損害，企業就有權決定選擇雇員的標準，無論這些標準在局外人看來是否有效率，是否構成歧視。當然，慣于“只爭朝夕”和“立竿見影”的國人一定會批評說，等待市場糾正企業的歧視行為時間太漫長，而訴訟的成本又過高，不如法律直接禁止就業歧視有效率且來得爽快。但這種觀點過于天真了。反歧視禁令只能讓明目張膽的歧視銷聲匿跡各種區別對待的招聘標準勢必以隱蔽的、變相的方式實施。這時候就需要支付大量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成本來識別“合理的區別對待”和“不舍理的區別對待”。相應地，企業為了貫徹自己的“偏見”勢必花費成本將雇員選拔標準合法化，把明顯的區別對待化妝為隱性的區別對待。在一些國家中小企業因反歧視調查或訴訟而破產關閉的案例并不少見。因此，反歧視禁令可能增加企業成本，減少就業機會。而且，反歧視禁令將導致用人單位的真實選拔標準更加難以識別。無法獲知企業真實標準的應聘者們，不得不付出大量時間和機會成本，陪用人單位把“合法游戲”玩到底。反就業歧視禁令最終將損害它本來想保護的人。以上分析針對的只是“市場性就業歧視”。而來自法律和政府的“制度性就業歧視”則必須通過法律的方法來消除。因此，把有限的執法和司法資源集中運用于打擊制度性或政府性歧視才是明智的選擇。 文獻三：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偏見 出處：戴維波普諾社會學 第三部分社會不平等 第十一章（二）在許多情況下都會出現偏見和歧視。一個宣稱“我的學校是這個城市中最好的，其他所有學校都不好”的人就有偏見。一位只雇傭一個和自己畢業于同一個大學的求職者的老板，對其他求職者也有歧視。盡管這樣的行動可能導致誤解與失望，但是它們是很隨意的，只會傷害到一些人。在本章中，我們將討論社會上對少數民族群體的偏見和歧視這樣一個更嚴肅的問題。1、偏見偏見（prejudice）一詞拉丁語詞根的意思是“判斷在前”，因此，從字面上理解偏見就是超前判斷。偏見包含兩個成分：信念和態度。偏見的信念成分叫做刻板印象，即關于一個類型中所有人、物或者環境的簡單化的或未加證實的概括。態度部分是由對于偏見對象的評價性判斷構成。因此，也許可以把偏見正式定義為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對人、物或環境作出的判斷。一種偏見既可能是肯定的，例如認為非裔美國人是優秀的體育運動員；也可能是否定的，例如認為依靠福利的人很懶惰。盡管否定性的偏見非常有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肯定性的、帶偏見的想法也會歪曲事實，把一個人塞進一個先定的類型里。一定的偏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情況下甚至是有用的。例如，假如你一個人在大街上，有一個拿刀的家伙要襲擊你，而你看見旁邊有兩個可能會幫助你的男子，一個強壯高大，另一個瘦小，那么你會叫誰幫忙呢？當然是找高大健壯的那個男子。實際上，那個男子可能怕刀，見到流血就惡心，不愿意摻合別人的麻煩事情。另一方面，那個矮小瘦弱的男子可能很勇敢，而且在空手道比賽中得到冠軍。但是當時的情況使你不能以兩個男子塊頭大小以外的東西為依據作出決定。平常類似的偏見例子幾乎每天都有。一個商業主管雇傭一個秘書，一個大學生要求某種類型的室友，或者一個家庭選擇生活的郊區，所有這些都要求有一定的判斷，而這種判斷是根據以前形成的概括作出的。當一個先前形成的判斷在事實證明它不是真的以后仍然不改變，偏見就成為一個問題了。還是回到我們前面的那個例子，假設你認出那個瘦子是最近空手道世界錦標賽的冠軍。在這種情況下，你要作出選擇就會因此而受到影響。你會想：“高大健壯的人往往比矮小瘦弱的人打架更厲害，但是這個人已經證明是一個出色的斗士，所以我選他會更安全一些。”換句話說，你將會拋棄偏見，因為它無助于你在此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策。然而，有些人卻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多年來一直相信瘦人不會成為一個好斗士，并對此深信不疑，根本不會接受（而且甚至拒絕去考慮）與此相反的任何證據。超前判斷在很多情況下對社會互動是必要的，而偏見引起的社會問題與在增加證據后不能拋棄超前判斷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大量證據表明，有些人在心理上可能比別人更容易帶偏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不久，阿多諾（T. W. Adorno）和他的同事進行的研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美國人有專制型人格（authoritarina personality）。專制主義者把世界嚴格分成強和弱、好和壞、優和劣。他們靠著等級制度而興旺發達，對模棱兩可的東西感到不舒服。他們一般認為自己的群體比較理想，看不起群體外的所有人。專制型人格形成于兒童早期，一部分是出于父母嚴格的不可改變的訓練，而這種人格通常一代代傳遞下去。然而，專制主義只是解釋產生偏見的根源的一個部分。盡管人格因素可能使一個人或多或少帶有偏見思想，但是社會學家強調偏見總是后天習得的。沒有人天生就有偏見。偏見是我們從父母那里、在學校或教堂、從朋友那里以及從讀過的書籍中、看過的電視中學習得來的。偏見可能形成一種文化。例如，在北愛爾蘭長大的新教兒童對天主教的偏見通常是從所有的社會經驗中習得的。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所習得的大部分東西加強了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認為自己的文化比較優秀，并以自己的標準去評判其他文化。正如我們在第六章中提到過的，人們的思想、態度和感情受到接受流行的信念（包括刻板印象）的社會壓力的嚴重影響。是什么導致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產生偏見？社會環境的變化是這一過程的主要因素。特別是，一個已經扎根下來的群體感到另一個群體對它存在經濟上的威脅時，偏見一般就會產生。例如，20世紀初新移民群體到達美國時，他們在工作上與定居了較長時間的移民形成競爭。結果，早期移民常常對新的移民群體有偏見和敵意。相反，當人們感到威脅沒有以前那么大時，偏見可能會減少。幾項研究都表明，有些群體的人比另外一些群體成員更有可能對少數民族群體產生偏見。因為工人階級中的白人往往與黑人在職業上形成競爭，所以他們往往比社會地位較高的其他白人對黑人更有偏見。出于類似原因，上層非猶太人對猶太人的偏見特別普遍（威廉斯，1964）。有些社會學家指出，地位較低的群體比地位較高的群體一般更有可能帶偏見（辛普森和英格爾，1972）。這一趨勢可能是由于偏見可以間接地提高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的地位，假如他們使另一個群體的地位比他們更低，那么他們的地位就可以提高。2、歧視偏見和歧視通常被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對。盡管它們確實經常一起出現，但是把它們作為兩個不同的概念來區分也是重要的。偏見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一種態度，歧視是一種行動或行為。更準確地說，歧視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體或類屬之成員而對他們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偏見和歧視并不總是同時出現。人們有可能帶有偏見，但并不通過歧視的方式表達這種偏見。例如，有些人可能認為亞洲人較差，但是因為這些人也承諾要實現民主的理想，所以他們不會阻止亞洲人住在他們的小區、參加他們的教堂活動、與他們自由競爭工作。相反，歧視有可能是沒有偏見的。公司領導可能意識到史密斯女士有能力擔任副總裁之職，不過還是拒絕讓她出任此職，因為他們擔心客戶不愿意與一位女主管打交道。“我個人并不反對史密斯女士，但是如果我提拔她將會影響我的生意”這一借口，表明的是歧視性行動的正當性，并不反映個人的偏見。盡管如此，偏見和歧視往往還是會相互加強。很多種形式的歧視都產生于偏見的態度，而持續的歧視也會產生偏見。如果通過歧視性行為使一個群體的成員得不到足夠的教育，那么雖人就有可能逐漸認為這一群體智力低下。而到最后，反而可能忘記了這一群體教育的不足是歧視的結果。美國許多種歧視曾經都是合法的甚至是法律所要求的，比如說投票的限制，在原來的13個殖民地中絕大多數地方，只有有財產的21歲以上的白人男子都有投票權。這一法律限制歧視窮人、非白人（包括印第安人）、年輕人以及婦女。19世紀初，對貧窮白人男子投票的歧視被取消。1870年，對黑人男子投票的歧視在法律上被廢除盡管還有很多微妙的習慣做法存在。1920年婦女獲得了投票權。最后，1924年當印第安人獲得特許得到投票權后，正式宣告選舉歧視壽終正寢。在美國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非正式的歧視，其中有一些十分微妙。例如，有偏見的老板拒絕招收每一個黑人求職者，說他們都不合格；一個大學的招生官員擅自決定招收猶太人的名額，多一個也不招；房地產代理商不讓美籍拉美人看某些小區的房子，解釋說“你們不會喜歡住在城市中的那個地方”。想想這些人的行為！當然，歧視并不是美國所特有的，而是全世界都有的現象。很多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是法律上認可的，特別當少數民族是政治或者宗教上的異己者時更是如此。3、偏見與歧視的變化形式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通過了許多廢除歧視性行為的法律。然而，這些法律不會自動改變人們的態度和感情，因此要實施并不容易。很難證明要租房子的人被房東拒絕是因為他是黑人，也很難說明一個求職者沒有被雇傭是因為他是意大利人。甚至在證據很清楚的情況下，往往長時間的昂貴的法庭訴訟對實施反歧視法來說是必要的。增加對立群體之間的接觸能夠減少偏見嗎？在一項開拓性研究中，社會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1958）得出結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接觸確實有此效果。如果主導群體成員與少數民族成員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如果他們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彼此合作，相互依賴，如果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有著平等的地位，而且他們的接觸是由大家接受的法律或習俗所認可的，那么偏見性態度一般會減少。另外，新近對消除隔離狀態的白人與黑人的許多研究都表明，在消除種族隔離之后他們相互之間的態度有顯著改善（利普賽特，1987；彼蒂格魯，1971）。不過，增加接觸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解決辦法，有時甚至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例如，有一項研究比較了田納西州的橡樹嶺（Oak Ridge）市中學生在學校取消隔離制度之前與取消隔離后一年的態度，結果發現反對少數民族的態度實際上更嚴重了（坎貝爾，1971）。檢討25年來的研究，我們發現我們并不真正清楚消除種族隔離和增加不同種族成員之間的接觸是否減少了偏見（福特，1986）。然而，隨著少數民族成員逐漸取得較高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他們地位的改善有助于修正其他群體的態度。例如，非裔美國人獲得中學和大學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因此他們找到高收入的好工作機會就增加了，而他們經濟狀況的改善可能有助于弱化仍然在我們社會中占主流的一些刻板印象（彼蒂格魯，1982）。文獻四：上海人對“江北人”的偏見和歧視由何而來作者：胡雪巖老上海大概都知道，說他人是“江北人、蘇北人”通常帶有貶義、甚至有歧視的成分。一般人的常識認為，因為他們從事的行業基本上都屬比較低的階層：三輪車夫、剃頭師傅、擦背按摩、流動小販 。可是，很少人理會，這種帶歧視性的“常識”何時形成的呢？如果看看宋代翰林的大畫家張擇端，他是怎樣地平常心的畫出了那個時代小市民生活中的樸實親切，繁榮富足、安居樂業、平等相處、人頭涌涌，一片和諧-我只看到畫家對各種樸素民俗生活的熱愛，看不到士大夫對小市民、低階層職業的歧視。到大清帝國入主中原，開始改觀了。明朝氣數將盡，大勢已去， 不少人自愿、非自愿的歸順為“大清順民“-可是，身為“江北人”的揚州市民，在史可法將軍的領導下，進行了反清抗戰，史將軍大義凌然，以身殉國。揚州軍民被清軍屠城十日。幸存者王秀楚寫下了血寫的史記揚州十日。揚州的鄰居江陰城內，十萬軍民，也不愿做亡國奴，拒絕剃頭留辮子，寧死不做“大清順民”。西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北京通州人閻 應元（崇禎辛巳年，任江陰典史（相當于正科級公安局長），已經離職歸田，應江陰城軍民邀請，重出掌印，領導抗清。城府內糧短缺銀，幸得徽商程壁捐出全部家產十七萬兩白銀助陣。“。閻應元領導人民，修繕城池，制作火器，嚴密防務，嬰城守御。江陰人民堅持守城八十一天，前后挫敗二十萬清軍的進攻。打死清軍七萬五千人，并斃其“三王十八將”。至八月二十一日(第八十一天） ，因眾寡懸殊，矢盡糧絕 ，清軍以大炮破城。“城破之時，閻應元端坐于東城敵樓之上，要了一支筆，在城門上提到：“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