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來魏晉南北朝大族個案研究綜述個案研究本是一種社會學方法，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家族制度時經常運用。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史學工作者也開始予以援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殊歷史環境，有關這一時期某些著姓大族的個案研究，更成為學術界注意的一個重點。就筆者所見，到1995年底，共發表了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個案研究的學術論文20多篇。此外，還有一些這一類型學術專著，如田余慶先生所著的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該書以東晉為斷代，分別對當時把持朝政的幾個大族進行了研究。一、研究概況 從內容上看，個案研究大多側重于家族源流的梳理、婚宦特征及其變化原因的探討、文化特征的研究、家族興衰原因及其歷史地位與作用的評析。 （一）婚媾 漢魏以來，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鞏固，主要依賴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員政治地位的升遷和學術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間通過婚姻裙帶關系的彼此提攜與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別是東晉南朝僑姓士族維持高門地位的一種重要手段。有時婚媾的變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會地位的變遷。 1婚媾特征 劉靜夫的兩篇研究文章京兆杜氏研究（許昌師專學報1993年第3期）和潁川荀氏研究（南充師院學報1987年第3期）對潁川荀氏和京兆杜氏的婚媾情況作了比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屬于高門大族，且都與皇室聯姻。荀氏的婚姻之家，有記載的共18族，其中屬于漢代的有2族，即南陽陰氏和潁川唐氏，屬于魏晉時期的有15族。這15族之中，曹氏、司馬氏皆為皇族，潁川陳氏、鐘氏、渤海刁氏、弘農楊氏為漢晉名族，瑯邪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太原王氏皆兩晉南朝一流士族。此外潁川辛氏、東萊劉氏、沛國武氏、樂陵石氏、河東毋丘氏這5族雖后世不顯，傳世不多，但與荀氏聯姻時亦皆當時顯宦。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內司馬氏為皇族，其他京兆韋氏、河東裴氏、馮翊嚴氏、北地傅氏、太原祁縣王氏、河南元氏等基本上屬于高門大族。這兩大族因與皇室聯姻的多少不同，所以對皇室的依賴程度也不同。荀氏，彧子惲娶曹操女，惲子霬娶司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羨尚晉尋陽公主等，綿延兩晉，一直與皇室保持親戚關系，對皇室的依賴性也較大，幾乎是同命運，共興衰。杜氏，杜預娶司馬懿女，杜女為晉成帝皇后，杜攢尚魏孝武帝妹，僅此3例，其地位不全靠皇親。王大良在南陽順陽范氏研究（載南都學壇1990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范氏自魏晉至梁陳300多年歷史的婚媾情況，作者指出，在通婚家族中，皇室1例，瑯邪王氏2例，陳郡謝氏1例，新野庾氏l例，陳郡袁氏1例，郡望不明者l例。除皇室、庾氏和郡望不明者外，皆一流大族。范氏能與這些大族聯姻，說明其地位與之相近。就婚而言，范氏雖能聯姻王謝，但由于它不能聯姻帝室，說明其地位不及王謝，只能算是王謝一流士族之下的二流士族。 史學界一般認為士庶不婚。80年代以來的一些個案研究從家族的角度對此作了深入的探討。經過研究，他們大多提出這樣的認識，士庶不婚是士族婚媾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實行身分內婚制，但在其初期并不嚴格。士族身分內婚制經歷了一個萌芽、形成、發展，到最后崩潰的過程。卜憲群在瑯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載安徽師大學報1988年第l期）一文中研究了瑯邪王氏的婚媾情況，作者指出，兩漢至西晉是士族身分內婚制萌芽階段，但婚姻上士庶之分尚不嚴格。永嘉亂后，由于北方南遷高門特殊的政治地位及文化傳統的差異使僑姓高門之間累世聯姻，嚴格的身分內婚制形成。南朝后期，經約200年的文化交融，特別是南方土著的興起，導致了僑姓士族嚴格的身分內婚制解體。葉妙娜在東晉南朝僑姓世族之婚媾陳郡謝氏個案研究（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中也研究了謝氏婚媾的這種變化過程。作者認為，僑姓士族從西晉便實行身分內婚制，初期也不嚴格。東晉時開始嚴格流品，以門第世系為主要條件。南朝初年，謝氏婚媾基本上維持身分內婚制，除彭城劉氏外皆為士族。齊梁以后，謝氏家族日趨沒落，為謀求政治、經濟利益開始聯婚寒庶與吳姓，持續數世紀的身分內婚制最終走向瓦解。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西北高昌地區。宋曉梅麴氏高昌張氏之婚姻（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對張氏婚媾演變作了深入探討后指出，麴氏高昌初期，高昌士族也曾流行身分性內婚制。他們在嚴格等級內，尤其注重地域觀念；中期，高昌士族婚姻圈有所擴大；后期，婚姻圈更加開放，士族婚姻圈由封閉到開放，正是高昌士族形成、發展到分化的過程。劉馳的從崔、盧二氏婚姻的締結看北方士族地位的變化（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指出，北魏時期，婚姻上的士庶之別同樣相當嚴格；到東魏、北齊時期，一些出身寒微的胡漢統治者憑借政治上的權勢進入到漢族高門士族的婚姻圈內，從而與北魏時期形成明顯的對照。 2影響婚媾的因素 影響士族婚媾變化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地域、個人人品與才能等，80年代以來的大族個案研究對此也進行了探討。 關于士族婚媾與政治的關系，王連儒東晉陳郡謝氏婚姻考略（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考察了東晉以來謝氏婚姻由沉寂到隆盛的發展過程后指出，門閥社會，士族婚姻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與政治有關。以門第與政治為前提的士族婚姻，使謝氏自東晉以來在倫常政治領域承受著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是家道隆盛時，如何通過與士族的聯姻去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二是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過人們對士族地位的認可，通過政治的途徑，去保持和延續族望與門第的整肅。葉妙娜、卜憲群、宋曉梅也都認為，政治對士族婚媾起著決定作用，并由此而出現了士族身分內婚制。隨著士族特別是高門士族發展到鼎盛時期，身分內婚制的更加嚴格，婚姻圈進一步縮小，甚至表現出為地域婚，國婚的色彩也比以前淡泊。在他們婚姻關系中大量表現出的是中表婚和異輩婚。隨著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身分內婚制開始走向解體，這主要表現為士族高門婚媾中的國婚成分陡增，并開始聯婚于寒庶之家。 對于宗教是否影響婚媾，研究者頗有爭議。葉妙娜指出，謝鯤娶中山劉氏，除身分因素外，可能還有道教原因。兩晉之際，由于士族身分內婚制不十分嚴格，所以一些門第出身較為低者，因個人人品因素或宗教因素，也能婚媾名門。即使在嚴格的身分內婚制形成以后，宗教仍影響士族婚媾。宗教對婚媾的影響，既表現為同信仰之家的聯婚，亦表現為不同信仰之婚族的仇隙，例如謝安與婿王國寶交惡恐就有宗教因素在內。對于王、謝交惡，卜憲群不同意是宗教原因所致的結果。他認為，政見的不同，是導致雙方離絕的原因。六朝時期，學術宗教思想的交融性很大，宗教區分并不十分嚴格。同一家門中，不同宗教信仰者可以并存；不同宗教信仰者也可以結為婚姻，關鍵仍在于政治利益的遠近。王連儒也主張，王、謝構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二族對桓氏政治的不同態度。王、謝因桓氏而產生的矛盾，到劉宋文帝時仍為二族后人所秉承。 經濟因素，在士族婚媾變化過程中同樣起著決定作用。它是導致士族身分內婚制解體的因素之一。葉妙娜、卜憲群、劉馳都認為，在士族政治地位衰落時期，家境日窮的士族為資納婚現象已非個別現象。婚媾已從保持士類純潔的排外方法變為謀求政治、經濟利益的手段。結果是，封閉的婚姻圈開放了，身分內婚制走上了解體之路。宋曉梅發現，高昌士族也盛行過以資納婚現象，但這種現象卻發生在麴氏高昌中期高昌士族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時期。 個人因素對士族婚媾也有影響。葉妙娜認為，兩晉之際，士族身分內婚制業已形成，但并非十分嚴格。出身門第低下者，所以能婚媾名門，除宗教因素外，還有個人人品的原因。但南渡以后，東晉僑姓士族實行嚴格的身分內婚制，個人人品因素逐漸被排斥，以人才媾婚的現象不復出現，門第觀念開始已占絕對統治地位。卜憲群發現，兩漢至西晉是士族身分內婚制萌芽階段，婚姻上士庶之別尚非嚴格，文化似為聯姻的標準之一。東晉在嚴格實行身分內婚制的基礎上，僑姓之擇偶，仍把個人的才學、風范作為選擇的途徑之一，并非只有政治一途，這種狀況延及南朝未變。葉文與卜文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頗有分歧。 （二）仕宦 魏晉南北朝時期，婚、宦是衡量門族高卑的尺度。仕宦的演變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興衰。土族的仕宦是一個變動的歷史過程。 劉靜夫對漢魏舊族潁川荀氏和京兆杜氏的仕宦特點作了比較，認為族大人眾，累世為官，是其共同點。荀氏見于記載的約100人，而杜氏達120多人。荀氏主要仕于漢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極少；而杜氏則遍及南北胡漢王朝。荀氏在上層交往廣泛，在中央做文職高官的多，主要是一個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層交往少，做地方軍政長官的多，是一個帶有豪強色彩的官僚世家。前者門第高些，后者生命力強些。關于河東裴氏，程裕禎河東裴氏論略（山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2期）一文指出，兩漢時代，只是其崛起的醞釀時期，此時裴氏族人的地位和作用尚不引人注目。這時有關裴氏的記載，史料所及的只有裴蓋、裴遵、裴瑜、裴曄數人，且無更多的事跡可考。裴瑜雖官至尚書，但也只是作為一個陪襯人物附記于后漢書史弼傳。漢末魏晉之際，裴氏異軍突起，裴茂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封陽吉平侯，三子：潛、徽、輯。裴潛是正史立傳的第一個裴氏族人，也是裴氏崛起的關鍵人物。入晉，裴氏迅速轉盛。裴潛，潛子秀、楷，秀子頠、楷子憲，祖孫3代，5人入相，其間不過四、五十年時間。至南北朝，裴氏已成為一支相當活躍的政治勢力。進入隋唐，裴氏更盛。五代以后，裴氏開始衰落而尚有余波，到兩宋就結束了其輝煌歷史。長社鐘氏也屬漢魏舊族，謝文學潁川長社鐘氏研究（許昌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對其家族成員的仕宦情況作了追溯。作者指出，鐘氏自西漢至唐代中葉900多年，世系不斷，從東漢末年到鐘繇到唐中葉嘉璧兄弟500余年，幾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輔，下至縣令，屬典型的士族之家。關于庾氏家族，孟繁治漢魏晉南北朝時潁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許昌師專學報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東漢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歷史。其家族萌芽于東漢，崛起于曹魏、西晉，隆盛于東晉，衰落于南朝。漢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鮮見寡聞，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現是在東漢，庾乘即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記載。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時官至太仆、大鴻臚。西晉時期的庾氏家族已遠非曹魏時期那樣，僅在朝中傳旨宣詔，教授經學，這時已能聯合朝臣，干預朝政，具有朋黨之威，家族之望了。東晉時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業的最輝煌時期，也是這個家族人丁興旺的時期，庾亮是這個家族幾百年歷史上的代表人物。經過東晉廢帝年間的政治變亂，庾氏家族已明顯地由興盛走向了衰落。相對于上述家族而言，瑯邪王氏大致可歸為新出門戶，卜憲群對其仕宦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兩晉是王氏的上升時期，生活于兩晉時期的瑯邪王氏大多數勤于吏職，也不鄙視軍功，王氏不僅掌握軍隊，且在中央官職中多為精簡貴要之職，逐漸成為顯赫的第一大家族。南朝時期，王氏依然是高門士族，但與兩晉相比，已明顯處于衰落的過程之中，其仕宦特點為：第一，軍權被削弱；第二，文才與職官緊密聯系；第三，擔任中央官職的人數驟增，特別是梁陳時期。仕于北朝的瑯邪王氏有22人，起家皆為中央官職，且多清簡貴要之職，但自王肅以后，不見秉政者，成了為皇室服務的宮廷文士。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對瑯邪王氏從政治史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他指出，瑯邪王氏在東漢時已有相當的門戶勢力，但東漢末年，門戶當已就衰。曹魏黃初年間王祥為徐州別駕，遂以顯達，使王氏復起，開魏晉瑯邪王氏門戶興旺之端。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兩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初顯“王與馬共天下”之勢。永嘉南渡后，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維持了20余年，從而奠定了東晉門閥政治的構成模式。這種局面直到庚氏家族興起，抑制王氏并凌駕于王氏之上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葉妙娜的東晉南朝僑姓高門之仕宦：陳郡謝氏個案研究（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對陳郡謝氏的仕宦進行了個案研究。葉文認為，謝氏自魏晉興起以來，雖在社會上享有一定聲譽，但政治勢力未隆。真正享有高級的、世襲的、獨立的地位，是在淝水之戰以后。東晉末劉宋初是謝氏家族發展的轉折時期，由宋末到陳是其走向衰落的時期。謝氏上升期全盛期衰落期，經歷了文武文的變化過程。從這一角度看，謝氏家族的發展軌跡是一條拋物線，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歸，但前期僅是士族，后期則是“士”和“世”的復合。對于其仕宦特征，作者認為，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全盛期，他們生氣勃勃，握兵執政，在中央擔任參與決策的要職，在軍界出任重鎮，操縱全國命脈，是國家的棟梁。在轉折期，他們擔任清顯但無實權的高級官職，在中下層的壓迫下，不得不退出軍界，因循守舊，坐享聲譽。在衰落期，他們徒有虛名，腐敗無能。因此葉妙娜認為，史學界對于世家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實際是指在衰落期或轉折期才出現的現象。世家大族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故其仕宦特征也會有階段性。田余慶先生在其專著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對新出門戶陳郡謝氏也作了深入探討。他指出，謝氏家族歷史，其先世只能上溯兩代。謝鯤祖纘，魏典農中郎將，謝鯤父衡，以儒素顯，仕于晉武帝、惠帝之時，歷國子博士、太子少傅、散騎常侍。東晉時期，謝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家族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謝鯤一改父輩的儒素習尚，追隨元康名士，這是謝氏家族社會地位變化的關鍵。謝氏兄弟謝尚、謝奕、謝萬相繼出刺豫州，從而建立了家族興旺發達的實力基礎，這是謝氏在東晉發展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是以謝安為中心的階段，謝安憑借家族勢力和抗拒桓溫的機緣，得以任綜將相，又以淝水之戰的卓越功勛，使謝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年間進入士族的最高層。此后謝氏權勢受制于會稽王司馬道子，謝安、謝玄被解兵權，旋即相繼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卻穩定在一個極限水平上，一直延伸到南朝之末為止。王大良的3篇南陽家族史系列研究南陽涅陽劉氏研究、南陽順陽范氏研究和南陽堵陽韓氏研究（分別載于南都學壇1989年第3期、1990年第5期和1992年第1期）分別對南陽的這3個家族仕宦情況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南陽劉氏為西漢長沙定王之后，入東漢歷3個世紀的默默無聞后，在漢末魏初之際由于劉廙父子的顯貴而得到了重新振興，從而成為士族。東晉南朝之時，劉氏成員在仕宦上通顯者不多，此時多以文吏見稱。南陽范氏自魏晉至梁陳300余年歷史，有官職可考者23人中，一至三品6人，其余多為中下品官，所以就宦言之，范氏并不算顯赫。因此范氏雖為士族，然而在政治上除極少數幾個時期（宋初、梁初）外，基本上是不得志的。至于南陽韓氏，王大良指出，其家族史突出特點是階段性和不連貫性。其家族發源于先秦，衰落于東漢，至東漢中葉重新興起，并漸趨興盛，至魏晉達到頂峰。此后再度衰落，至東晉十六國時期因韓延之仕歷三朝振興，但在韓道仁之后復歸沉寂。西魏北周時韓盛一支雖七世相傳，但此前世系無從知曉，無法與韓延之等聯系起來。唐代3人，世系更不可考。關于隴西李氏，張金龍隴西李氏初論北朝時期的隴西李氏（蘭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一文指出，李寶入魏后的20年內，其諸子幾乎無人在平城政權任職，除少子李沖外幾乎全都是在35歲以后進入仕途的。北魏后期，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等原因，李承兄弟諸子獲得了與其父輩相當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尤以李承子及李沖長子最為突出。北魏末、東西魏初，隴西李氏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擊，迅速衰敗下來。施光明的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中國魏晉南北史學會編，齊魯書社出版，1991年5月版）一文對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的仕宦進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前涼、西涼、北涼政權中，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宋氏家族的成員為官，勢力強大；后涼、南涼政權中沒有發現宋氏家族成員，這樣，在整個十六國時期，宋氏家族的勢力呈現出馬鞍型，中間出現了一個低潮。 （三）學術文化 世家族要取得社會承認，須符合當時社會價值取向。文化素養在當時是衡量人才優劣的重要標志，也是人們入仕做官及官職升遷的重要條件。魏晉士族多以家學名世，以士出身，雖初有軍功顯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學識見稱。這也是當時士族傲世驕人的一個資本。 孟繁治論潁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許昌師專學報1993年第3期）一文認為，魏晉時代，是庾氏家族政治發展的重要積累時期，其間文化的特征十分明顯突出。庾氏在東晉政治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此時也正是該家族文化最發達的時期，文化事業成為他們政治活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員無不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文化水平，他們在教育、文學、書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司馬氏江左政權與庾氏聯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庾氏在西晉時期政治上已有積累之外，應歸結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優勢。劉靜夫則對荀氏與杜氏在文化方面進行了比較，認為兩族各有家學，荀氏以禮樂、律令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預后又以春秋左氏傳出名。在文化層次上，就整體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輩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軍功顯名。謝文學指出，潁川鐘氏世同魏晉士族一樣，以士起家，后以軍功卓著而逐漸變成豪門大族，后代以文化修養而著稱。重視儒學是鐘氏家族的又一重要特征。關于河東裴氏，程裕禎認為，河東裴氏自漢末以來，“家傳儒業”，把儒學作為整個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和世家文化的核心，其文化品格就是“選德報國”即中華民族一貫推崇的“清廉忠正”，其文化活動豐富了中國的學術文化。封海清瑯邪顏氏研究兼論文化在世族仕宦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昆明師專學報1989年第3期）一文也探討了文化與士族仕宦的關系。作者指出，顏氏是起于曹魏的“新出門戶”，顏氏之成為士族，走的是以文化顯名立身進入仕途的道路。從顏氏家族成員的仕宦過程中可以看出，文化在士族仕宦過程中，從入仕的政治資格的取得，起家的遲早，起家官職的高低，到仕途的升遷，都起著積極的作用。士族政治地位的跌落，是和他們喪失了文化優勢這個因素分不開的。葉妙娜指出，東晉南朝社會重人物，風流學養特為士類所矜異，概括起來主要有品德、學問、風流和清淡，謝氏也并非單純依靠軍功上升，在這四個方面，同樣占有優勢。特別是南朝時期，由于對軍政影響的逐漸喪失，陳郡謝氏主要是以文豪、詩人留名，而不是以政治家、軍事家聞世。東晉南朝門閥興盛，學術、宗教皆與門第相結合，是士族維持其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視文化的高低以論門第，亦是當時普遍的社會價值觀念。作為江左第一高門瑯邪王氏家族的門第，又與文化的關系如何呢？卜憲群瑯琊王氏與六朝文化（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一文認為，王氏自西晉到南朝的基本思想，即認為儒、道、佛“將毋同”，王氏家族既習染玄風，又出于儒道、儒佛之間，其儒家思想特點是經世致用。由于地域的差異，王氏的宗教信仰從東晉始即分為兩部分，王導一枝信佛，王正一枝則以道教傳家。王氏家族在文學、史學和書法藝術上都成就卓著。王大良在其南陽家族系列個案研究中指出，東晉南朝之時，南陽劉氏雖在仕宦上通顯者不多，但在社會和文化修養上都不亞于其他士族。南陽劉氏此時也以文史見稱。南陽范氏以士起家，后世漸以文化修養見稱。重視儒是范氏家族的另一重要特征，除了崇尚儒學外，范氏家族中又有不少人篤信佛教，從而成為范氏的另一家風。范氏自魏晉到隋初，雖在政治上除極少的幾個時期外，基本上是不得志，但其家族成員卻取得了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成就。對于隴西李氏，張金龍認為，隴西李氏在前涼時期開始接受儒學，但在北魏前期，隴西李氏與中原高門相比，儒家倫理較為淡漠。門風較次，孝文時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所憑借的主要不是文化優勢，而是政治才干。但到了北魏后期，定居平城已久的隴西李氏已進入士族階層，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李氏子弟獲得了與其父輩相當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 （四）興衰原因 對于荀氏家族興盛的原因，劉靜夫認為，一是荀彧為其族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是聯姻魏晉皇室和相機應變的政治態度，使他們順利地通過了兩次政權更迭的難關；三是家族枝葉繁茂，又重視子弟教育，成才者多；四是宗族、姻親、知舊的相互提攜。其衰落的原因是：首先，它是一個經濟基礎并不雄厚的官僚世家；其次，荀氏的經濟狀況，決定它是一個司馬氏政權的附庸，隨著東晉皇權的削弱以至覆亡，其賴以寄生的基礎也隨之動搖以至消失；第三，東晉中葉以后，荀氏枝葉凋零，成才者少，加之朝代革易，南北紛爭，子弟流離分散，門戶衰落了。河東裴氏從漢末到隋唐的興盛原因，程裕禎認為自有其歷史文化因素。魏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門閥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為那時的名門大族營造了一個最適宜的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同時也依賴于整個家族的“博學稽古”、“通涉經史”的深厚文化底蘊。 對于庾氏家族崛起并興盛的原因，孟繁治通過對該家族的歷史與時代的關系以及家族內部結構的綜合考察。作者認為，東漢的品題標榜之風為庾氏家族的興起提供了歷史的機緣；西晉時期庾氏的政治積累為其在東晉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家族成員在西晉的孝友地位及明經修行的儒學文化傳統，則是庾氏興旺發達的深層原因。 （五）家族歷史地位與作用劉靜夫認為，荀氏家族的主要貢獻是在文化方面；政治上，早期（荀 豈頁 以前）曾有所作為，中后期多碌碌無為，表現出一種趨炎附勢的趨勢，聯姻世家，依附權貴。關于河東裴氏，程裕禎認為，其貢獻是輝煌的、歷史性的，其領域也是多方面的。卜憲群對瑯邪王氏的政治行為及政治思想特點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總觀瑯邪王氏，其政治活動基本上是進步的，積極的。他們與歷代封建統治階級中有識之士一樣應予以肯定。封建的儒家思想，依舊是整個王氏家族的主要思想，其政治行為多受此調節。王大良指出，南陽韓氏家族史的突出特點是其階段性和不聯貫性。魏晉至隋唐時許多士族世系聯貫不斷達數十世，南陽韓氏顯然不能與之相比，這就決定了其家族地位只能是全國中小士族之一，盡管它在南陽諸士族中有重要位置。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