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的事景理情岳陽樓記一文融敘事、寫景、議論與抒情于一體，既簡約地交代了相關事件，又描寫了岳陽樓的湖光山色，既有精辟深刻的哲理議論，又在寫景議論之中寄寓著復雜的情感。事岳陽樓記一文寫了三個方面的事。一是滕子京的事：“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并“屬予作文以記之”。該事件的時間是“越明年”，即“慶歷四年”的第二年，公元1045年。事件發生的背景是：滕子京被貶到岳陽任太守，雖“憤郁滿懷，卻勵精圖治”，以至一年時間便“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在這種情況下，重修岳陽樓，擴展原有規模，將唐代名家和今人的詩賦刻在上面。作者寫滕子京的事，是交代寫這篇文章的背景和緣由。二是范仲淹的事：“作文以記之”。范仲淹與滕子京是同榜進士，是摯友。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后，猶覺不足，以為“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為著”。于是，修書好友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圖，請“作文以記之”。范仲淹欣然命筆，“作文以記之”，便有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三是遷客騷人的事：“遷客騷人，多會于此”，并在此“登樓”、“覽物”。岳陽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那些被降職外調的官員和不得志的詩人大多在這里聚會，也因此，才會有不同的“覽物之情”。寫“遷客騷人”的事，為議論提供了由頭，為抒發情感提供了反襯。景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一文中寫了三個方面的景。一是“岳陽樓之大觀”。作者先總寫一句“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點明巴陵的美景都集中在洞庭湖上。接著從空間角度，突出岳陽樓所見之景的壯美，“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湖面廣闊，水勢浩淼，動詞“銜”、“吞”賦予靜態的湖水以動態的生命力，表現其“盛狀”“大觀”的氣概。其次，再從時間緯度出發，概括洞庭湖的不同景象，“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清晨湖面灑滿陽光，傍晚則是一片昏暗，各種景物的變化無窮無盡。這段寫景，讀來氣勢磅礴，洋溢著積極人生的浩然之氣。最后用“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作結，這既是對前文“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的照應，也是作者的有意轉折，作者要避開前人所述，另辟蹊徑，借題發揮，借景抒情，以明心志。二是“霪雨霏霏”之景。作者所寫“霪雨霏霏”之景并非實指某時某地之景，而是虛筆，作者憑借著想象極力渲染一種“悲”的氛圍。從時間看，是“連月不開”，連綿的雨幾個月都不放晴。從湖水起落程度看，是“陰風怒號，濁浪排空”，陰冷的風怒吼著，渾濁的浪沖向天空。從視覺效果看，是“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太陽和星辰都隱藏了光輝，山岳也潛伏起形體。從人物活動看，是“商旅不行，檣傾楫摧”，商人和旅客不能前行，桅桿倒下，船槳折斷。從傍晚環境氛圍看，是“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傍晚天色昏暗下來，虎咆哮猿悲啼。這是作者在文中寫到的第二種景，與后文“處江湖之遠”相照應，全用四字短語，一氣呵成，虛擬了一個讓人感到極其“悲傷”的自然環境氛圍。三是“春和景明”之景。與第二種景一樣，“春和景明”之景也是虛擬之景，作者憑借想象極力渲染“喜”的氛圍。看湖面，“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湖面平靜而沒有驚濤駭浪，天色湖光相連，萬里碧綠，呈現一篇壯闊、愉悅的景象。看動物活動，“沙鷗翔集，錦鱗游泳”，沙洲上的鷗鳥時而飛翔，時而停歇，五彩的魚兒歡快地暢游，一片喜樂的場景。看植物生長，“岸芷汀蘭，郁郁青青”，岸上的芷草和小洲上的蘭花，茂盛而且青綠，十分喜人。看晚上的景象，“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湖上煙霧完全消散，皎潔的月光一瀉千里，湖面上金光閃爍，月兒的影子猶如一塊璧靜靜的沉浸在水底，漁夫們你唱我和，寧靜、祥和，其樂融融。這是作者描寫的第三種景，與后文“居廟堂之高”相照應，與第二種景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出無比歡樂和喜悅的氣氛， 理文章的理，是通過對比來表現的。首先是在第二段總寫，為對比張本。作者在描寫“岳陽樓之大觀”景象之后，提出“欣賞自然景物而觸發的感情應該會有所不同”的觀點，總起下文，為實現對比進行鋪墊。接著在第三、四段進行對比性描寫和闡述。在這兩段，一則，作者對比描述了“霪雨霏霏”之景和“春和景明”之景兩種景象，二則，分別針對這兩種景象，闡述“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一句的內涵。其內涵關鍵在一個“異”字。這“異”便是“或異二者之為”中“二者”的表現。“一者”是“覽物而悲者”，“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二者”是“覽物而喜者”，“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這“異”的“二者”有個共同點，就是“因外物的好壞和自己的得失或喜或悲”。第三，闡明事理。在對比“覽物而悲者”和“覽物而喜者”這二者之后，作者便提出“或異二者之為”，這“異”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至此，作者便在對比之中，順理成章地提出了其要在本文中闡述的基本道理：不因外物的好壞和自己的得失或喜或悲。當然，作者的說理還沒有結束，他繼續通過對比，將其說理進行升華。怎樣才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列舉了一個對比性事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就是說，能做到“進亦憂，退亦憂”，不管身處何境，不為自己憂，只為民為君憂，這樣，一個人的悲喜就超越了“外物的好壞”和“自己的得失”了，就不僅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而走進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者用“覽物而悲者”和“覽物而喜者”對比，告訴我們做人要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用“進亦憂，退亦憂”的對比，告訴我們做人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遠大抱負。情聯系寫作背景，透過文本字面，我們以為，范仲淹在這篇文章要表達的情感態度既在明志與自勉，又在贊美與規勸好友滕子京。首先是明志與自勉。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出身貧苦，“少有志操”。他為官生涯，有“進”有“退”。但他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始終都沒有懈怠“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使命。因此，我們可以將這篇應約之文看作是范仲淹的明志之篇。在文章結尾作者也說“微斯人，吾誰與歸”，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人，“我”和誰一道呢？這實際上就是作者在表明自己的心志，自己是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此文看作是范仲淹的自勉文字。據史料記載，范仲淹居官38年，平調、升遷和貶謫的職務共50余項，自辭升遷三次。如此坎坷經歷，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范仲淹寫此文，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實際上，也是在勉勵自己，要求自己按照這樣的志向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其次是贊美與規勸。先說贊美。滕子京謫守巴陵，他雖“憤郁滿懷”，但卻“勵精圖治”，僅一年，就“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因此，在范仲淹看來，滕子京是“微斯人”中的“斯人”，是志同道合之人。從這個角度看，文章表達了對好友滕子京的肯定和贊美。再說規勸。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岳州的，他因此“憤郁頗見辭色”，在岳陽樓落成之時，別人慶賀，他卻說：“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雖然他能做到“勵精圖治”，情緒仍然低落。因此，范仲淹借“作文”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