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學論文-強制性管制放松與邊緣性進入的發生“小靈通”現象的深層思考論文關鍵詞電信產業管制放松主壟斷邊緣性進入論文摘要本文的分析表明“小靈通”現象的發生是市場需求結構、管制放松的路徑和管制權力安排共同作用的結果。以拆分原有在位者為主要手段的電信業管制放松，所造成的需求與價格的矛盾為“小靈通”的發生提供了市場機會，而高盈利業務的被剝離，迫使原有在位者利用尚存的壟斷勢力或優勢，以及和管制者的“拆分一補償”關系，向新運營商的市場進行了局部的滲透。這種行為表面上加劇了中國電信業管制的無序和混亂，但卻提高了市場的可競爭性和消費者剩余。我國電信業的管制放松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中國聯通的強制性進入為標志。自此以后，對原有在位者和主壟斷者中國電信的不斷拆分和重組就成為管制放松或改革的核心.隨著壟斷地位和勢力的降低或消失，中國電信(包括網通)通過引進“小靈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經營業績和市場的競爭結構，也對已有的管制放松的改革取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管制經濟學、企業戰略博弈的視角，深入分析這一現象發生的需求、市場結構和體制根源，對中國電信業未來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一、“小靈通”：基于需求與管制結構的邊緣性進入“小靈通”的出現和超常發展，是過去幾年中國電信業的一個重要現象。已有的研究較多地從其技術先進性和產品壽命周期的視角進行定性分析，認為它對產業競爭不會產生積極作用，也較少分析其產生的體制根源，尤其是對管制者、在位者和進入者未來政策和戰略選擇的影響。從企業產品決策和市場定位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小靈通”是一種典型的邊緣化進入，即新進入者在管制條件下，為取得管制者的認可和弱化原有在位者的低價阻止，而實施的一種交叉彈性較低的差異化產品策略，或填補原有市場空隙的行為。這種行為在改變著中國電信市場中各個運營商的地位和戰略的同時，已經對管制的變革取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中國電信產業的需求特性與“小靈通”的比較優勢電信需求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新增消費者的使用價值與已有用戶的數量成正比，即邊際效用遞增，這就是電信業所特有的網絡外部性。管制放松、市場結構變化引發的價格下降，曾對需求的快速增長發揮決定性作用。隨著保有量的提高和需求結構的變動，固定電話業務已經呈現出增量不增收，需求價格彈性降低的特點，而在移動通信領域，資費調整對需求的帶動作用還十分明顯(見表1)。雖然我國電信資費的水平已經大幅下降，但如果與實際收入水平相比較，仍顯得較高。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手機對相當多的人來講往往充當著尋呼機的角色。取消初裝費后，盡管用戶數量都在急劇上升，但卻出現固定電話運營商的收入下降和移動運營商收入增加的局面。對于中國電信而言，隨著入網費的大幅下降，如何刺激消費者使用費的上升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增收手段。這是中國電信引進“小靈通”(PHS，PersonalHandyPhoneSystem)的市場基礎和動機。表1移動電話對固定電話的侵蝕單位：億次固定電話移動電話20012002增長()20012002增長()區內通話量國內通話量國際通話量6113.222127967.8014158.115529.51885379.513959.4-9.50-11.30-1.4016805630.731390993.6810271.3523897606.92005812.914266.942.2044.2038.90資料來源：中國通信年鑒(2002)。“小靈通”無線市話業務最早在日本以PHS技術形式出現，由于它存在著難以向高標準的移動通信技術平滑過渡等先天不足，技術上的落后和數字移動電話資費的快速下降，使它在日本只繁榮了很短一段時間，就極度萎縮。但是，浙江余杭市1998年引進成功后，它迅速在我國其他中小城市蔓延，為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贏得了相當大的市場空間利潤。2001年以來的管制放松使“小靈通”用戶呈爆發式增長，2001、2002、2003年的用戶數量分別為511萬、1319萬和3500萬。一個“落后”的技術為什么在中國能發展壯大，一定存在其合理性和競爭優勢。“小靈通”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核心競爭力價格低廉。對消費者，尤其是收入較低、活動空間有限的人群而言，“小靈通”是移動的服務、固定的收費。沉淀成本低、邊際收益高。對運營商中國電信和網通而言，“小靈通”無須進行巨額的新設備投資，只需要付出一個增量成本，不必重建傳輸網絡，總投資和邊際成本很低。與移動通信投資相比，沉淀成本更低，盈利能力很高，它的ARPU(即平均每戶營業收入，AverageRevenueperUser)值是固定電話的2到3倍。“零”互聯結算費和低邊際成本。“小靈通”是由固定電話的運營商引進的，在互聯互通的結算體系上和固定電話無異，而根據現有的核算方法，移動用戶撥叫固定電話要支付通話費的80給固定運營商，“小靈通”在這個環節上就比移動電話更具價格優勢。但是，如果嚴格按照產業管制的有關條例，“小靈通”不可能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在它出現的初期，信息產業部已經對其投資行為予以禁止，但最后不得不以行業標準的形式將其定義為固定電話的延伸，而這一變化的發生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為什么管制者會對“小靈通”如此“厚愛”，而不是像當初對聯通的進入那樣予以抵制?我們將從邊緣性進入、產業結構，以及管制者與企業關系的角度，對這一問題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解釋。2業務分拆、在位者損失“補償”與“小靈通”產生和成長的博弈分析在中國電信業管制放松的過程中，利益受到最大損失的是原郵電部，第一次分離，至少使其資產規模縮小了13，從而不能在郵政業務和電信業務之間實施交叉補貼。而隨后的幾次改革實際上是對原中國電信的不斷拆分，拆分的結果使其從集管制與運營為一體的準政府機構，逐漸變為一個一般的運營商。中國電信所擁有的業務全是傳統的低盈利乃至虧損業務，但同時又不得不為其他運營商提供基本的傳輸通道，資產規模巨大，但盈利能力很低且處于不斷下降之中。IP電話曾是其寄予厚望的增長點，但由于四個運營商都有經營權，巨大的市場增長潛力引發了激烈的價格競爭，沒有對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時，大力發展IP電話對原有業務的替代效應很大，但其投資對不同運營商而言卻沒有大的差別。因此，由業務分拆引發的地位變化是中國電信發掘新增長點的首要動因。管制者對“小靈通”業務從反對到“正名”的轉變，與中國電信在產業鏈中的地位直接相關。在現有的通信產業鏈中，中國電信基本上承擔著普遍服務的職能和歷史成本，而初裝費的取消，使其支出和提供的服務出現不對稱，這提高了它在與管制者談判時的討價還價能力。另一方面，管制者一直尋求營造一個可競爭的市場結構，移動通信市場中的雙寡頭壟斷，在初期曾對價格和資費水平的降低發揮重要作用，但隨著競爭過程的延伸和重復，兩個運營商之間的行為更趨于合謀，偏離了管制者的初衷，因此，我們認為管制者對“小靈通”的態度轉變，與其產業組織目標是一致的。在原有的業務劃分中，各個運營商實際上仍處于壟斷或主壟斷的地位，而隨著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的出現，全業務經營就成為一個可以選擇的取向。對中國電信而言，大力發展“小靈通”既是填補現有市場空間的一個手段，也提高了獲得3G牌照的可能性。下面的簡單模型分析表明，“小靈通”的發生和成長實際上是固定電話運營商、信息產業部和移動運營商三方博弈的結果(見表2)。(1)固定運營商(電信)與管制者之間的“投資一認可”博弈。假定沒有“小靈通”時管制者的效用水平為U*，中國電信的利潤為*，“小靈通”的投資或沉淀成本為Cs，帶來的新增利潤為，同時，認可“小靈通”后管制者的效用函數為U=U(,s)，這里，代表其他運營商的利潤變化，s代表消費者剩余的增減。從這個簡單的博弈矩陣可以看出，信息產業部之所以在最后能認可中國電信發展“小靈通”業務，原因在于政企不分的產權結構使其承擔了企業投資的成本，在中國電信的投資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對其禁止不僅會導致大量投資的沉淀，也使一部分消費者無法享受低廉的通信服務。對“小靈通”的認可雖然會降低其他運營商的利潤，但數量龐大的中低收入者對移動通信需求的實現，或新進入導致的價格競爭，只能增加消費者福利。對中國電信而言，由于“小靈通”是一種增量業務，與可能發生的沉淀成本相比，新增利潤相當可觀。因此，投資，認可就成為一個納什均衡。表2中國電信與信息產業部的“小靈通”博弈信息產業部中國電信禁止認可投資不投資-(+Cs)，(U*-Cs)*，U*(*+#)，(U*+-+s)*，U*(2)不對稱在位者(移動與聯通)的“智豬”博弈。在位者中國移動和聯通為什么對“小靈通”采取“容納”的態度，也與這種進入的邊緣性和中國電信的產業地位有關。首先，“小靈通”對移動電話的替代是有區間和范圍限制的，不像當初聯通對中國電信的潛在威脅那么大。受技術和管制的約束，在初期“小靈通”只能在本地使用，還沒有實現全國聯網，也不能提供短信服務，這就限制了其消費范圍。其次，從運營商之間的關系分析，在當前的用戶結構和互聯互通結算規則下，移動運營商對固定運營商的依賴更大，對“小靈通”進入的低價封鎖，只能導致全行業盈利能力的下降。但隨著其在全國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的放號，移動運營商的反應日趨激烈，新一輪的資費競爭已經展開。移動通信市場現有的廠商結構也為“小靈通”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的市場地位十分懸殊，雖然“小靈通”對它的沖擊要大于前者，但卻沒有阻止“小靈通”進入的能力。對市場規模巨大的中國移動而言，采取低價策略抵制“小靈通”進入的損失遠遠大于容納其進入后利潤降低的程度。阻止進入要發生成本，而阻止成功的收益卻是公共產品，“搭便車”或機會主義傾向使任何一個企業也不愿在“小靈通”進入的初期采取有效的抵制策略。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智豬博弈”，具體的結構見表3。表3移動和聯通之間的“智豬”博弈聯通(小豬)移動(大豬)阻止不阻止阻止不阻止(大-C)，(小-C)大，(小-C)(大-C)，小-大，-小如表3所示，假定采取低價阻止對兩個在位者增加的利潤分別為大和小、大和小分別代表不抵制行為的支付，阻止的成本均為C，但容忍進入對兩個企業的影響并不相同。顯然(大大)(小小），因此，移動更有積極性采取不抵制的措施，而一旦它容忍“小靈通”的進入，作為跟隨者，聯通的最優策略也是不阻止。在實際的競爭過程中，即使在位者針對“小靈通”采取封殺措施，由于中國電信在“小靈通”業務上明顯存在成本優勢，價格競爭顯然對在位者不利。互聯互通的產業特征和現有的需求結構，使移動對固定電話的依賴遠大于后者對前者的依賴。原中國電信在聯通進入過程中所實施的互聯限制和歧視，也會對移動市場現有在位者產生一種威懾。需求結構、市場結構和產業鏈安排等三個因素的共存，加上管制者的認可，使得對“小靈通”的容納就成為一種必然。“小靈通”現象還證明，現有管制權力的多元雙層安排，使運營商和管制者之間發生合謀或“俘獲”的可能性提高。“小靈通”的出現與中國聯通的誕生存在較大不同(見表4)，前者是自下而上的企業行為，表明隨著管制的不斷放松，最高管制者酶權威和能力在下降，也反映出電信市場的特點決定在較長時間內，只要有壟斷勢力的存在就會發生管制者被“俘獲”的現象。內容聯通“小靈通”進入方式在位者反應進入速度消費者福利市場結構變動沉淀成本技術先進性管制者反應政府和利益集團策動下的強制進入互聯限制和低價打壓業務展開受阻，只有移動領域取得成功引發價格整體下降，福利增加傳統壟斷結構瓦解很高最新技術限制、扶持需求和管制引致下的邊緣性進入邊緣性替代，反應緩和迅速擴展，爆發式增長滿足中低收入者的需求可能導致全面競爭結構的產生很低淘汰技術再利用禁止、默許、容納表4“小靈通”與聯通進入的比較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上述分析表明，“小靈通”是一種基于市場創新和管制缺陷的邊緣性進入，它與強制性進入相比，更有利于競爭性市場結構的形成和提高消費者剩余。需要指出的是，“小靈通”的發生也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其運營商不是中國電信而是類似聯通這樣的新進入者，或者中國電信不是中國傳統電信業的代表且主營業務在海外上市的股份公司，或者中國電信業的管制放松采取的是民營化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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