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愛的審判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日瓦戈醫生“世世代代將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審判”日瓦戈醫生的詩歌一維特根斯坦在讀完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嘆：“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有權寫作。”1我一直想說，這也是我在閱讀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時的最大感慨。寫作的權利意味著人的尊嚴、文學的尊嚴，而帕斯捷爾納克通過寫作日瓦戈醫生所贏得的，正是人的尊嚴、文學的尊嚴。毋庸諱言，對于置身社會主義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來說，這應該是一份人們期待已久的尊嚴。社會主義，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歷史實踐，也是20世紀最為嚴峻的時代課題。2正如帕斯捷爾納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會逼近到每個人的腳下，濺在所有企圖逃避、茍且偷安的人身上。這場血的洪流就是革命。”3然而，也因此，對于所有置身社會主義這一特定背景的人來說，“社會主義”就必然意味著嚴峻的挑戰。帕斯捷爾納克的可貴在于，他最早意識到了這個挑戰。“如果我們還能活到可以把當時的情況記錄下來并且看到這些回憶錄的時候，我們肯定會認識到，在這五年或十年當中的感受，遠遠勝過整整一個世紀。”4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并不僅僅是一場社會變革，而且還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總結，而且需要精神的審判。而這一切，也正是一個作家的所能為與所應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經借助瀕臨死亡的俄狄浦斯王之口聲稱：“你們在快樂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們就會永遠幸福。”莎士比亞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瀕臨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聲稱：希望后人能夠想起他的故事。帕斯捷爾納克稟承的也正是這一作家的神圣職責。“遠遠勝過整整一個世紀”的“感受”，被他“記錄下來”，并載入日瓦戈醫生的字里行間。他借助日瓦戈醫生所寫就的，正是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歷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記、心靈史詩，他所完成的則是關于社會主義的精神審判。猶如維特根斯坦對于托爾斯泰的贊嘆，帕斯捷爾納克也“是一個真正的人”。命運把他拋入20世紀的俄羅斯煉獄，讓他置身一個悲欣交集的時代，而他則以極大的勇氣去面對這一煉獄與時代。他明白自己的選擇，也明白這一選擇必然意味著承擔，甚至意味著生命的代價。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時代，在任何時代，類似他的這一選擇都不會獲致當政者的首肯，都會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都會被“排斥”為“異己”，“靈魂因為人類的苦難而受傷”。回想一下斯大林的稱他是“天外來客”，肖洛霍夫的說他是“寄居蟹”，還有某些評論家的指責他脫離人民，他的聲音也“經常被時代的進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沒”，就會意識到上述的“排擠”與“排斥”。但是，這也正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識到：每個個人都是整個國家，是個人的尊嚴作為前提在維護著國家的尊嚴。對于任何一個個人，國家都既不能“預支”，也不能“透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須為所有的人去爭取之；自己所拒絕的*，也就必須為所有的人去拒絕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維護個人的尊嚴，才能維護人類的尊嚴。在此意義上，個人的聲音勝過時代的雷霆，個人的聲音就是時代的最強音。1935年夏天，他臨時被派去參加巴黎和平代表大會，會議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醞釀要組織起來反法西斯，但是他卻說：“我懇求你們，不要組織起來。”這當然是一個置身邊緣情境的“邊緣人”，正像帕斯捷爾納克在詩歌中不無痛苦地傾訴的那樣：“整個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樣。/但是世界，披著優美的衣裳，/卻不來傾聽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樣。”5然而，也正因此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人”。顯然，倘若統治者的操縱歷史的權利是真實的，那么帕斯捷爾納克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所擁有的思想的權利就同樣是真實的，而且是更加真實的。作為自己所面對的一切的見證者與守夜人，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個人，帕斯捷爾納克同樣可以在歷史的長河中寫下自己的名字。同樣，也猶如維特根斯坦對于托爾斯泰的贊嘆，帕斯捷爾納克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也“有權寫作”。作為一個美學研究者。我一直為帕斯捷爾納克的對于美學的痛斥而慚愧：“美學并不存在。對我來說，似乎美學不存在是對它的一種懲罰，因為它撒謊、妥協、迎合俗趣、屈尊俯就。因為它在對人一無所知的時候，胡扯專業問題。”6因為這無疑也是中國的美學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爾納克顯然沒有“撒謊、妥協、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沒有“胡扯專業問題”，而是敏捷地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爾納克念念不忘的是“還債”。在逝世前的一年，他還對一位美國詩人說：“當我寫作日瓦戈醫生時，我感覺對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正是為了還債。這種負債感在我緩慢的寫作過程中變得一發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僅僅從事詩和國外作品的翻譯，我有責任通過小說評述我們的時代遙遠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時間不饒人。我想將過去記錄下來，通過日瓦戈醫生這部小說，贊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返。我們的父輩和祖先也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念一定會復蘇。我不知道日瓦戈醫生作為小說是否獲得了徹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種各樣的缺陷，我仍然覺得比我的早期詩歌具有更高的價值，內容更為豐富，更具備人道主義精神。”7在一封書信里，他還進而提到了寫作這部小說的動機，“有的人非常愛我（他們為數極少），我的心有負于他們，我是為他們而寫的，好象是給他們寫的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在另一封書信里他還說，“這部小說是我償還債務的一部分，證明我盡了自己的努力。”在這里，“我感覺對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正是為了還債”，“這種負債感”，“我的心有負于他們”，“這部小說是我償還債務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話語意味著帕斯捷爾納克對于自身責任的覺察。這是一種身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絕對責任，只要聯想到“喪鐘在為每一個人而鳴”，我們就不難領悟這種絕對責任意味著什么。由此，盡管帕斯捷爾納克毫無怨尤地接受了世紀所給予他的一切，但是他卻同時又以無限的責任感回報著世紀所給予他的一切。50年前的現實已經告訴我們，帕斯捷爾納克因此而成為“諾貝爾”百年歷史上罕見的因永恒榮耀而招致終身災難的作家，這意味著：那個世紀對于這一個人欠下了巨債而且在他生前始終沒有償還，因此，那個世紀也沒有因此而被贖回。這，實在是那個世紀的遺憾，也是那個世紀的恥辱。但是，這卻并非帕斯捷爾納克的遺憾與恥辱。因為，他已經完全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在他看來，革命固然是對現實的拯救，但是美學卻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美學的立場上質疑這場拯救現實的革命，事實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這場拯救現實的革命。這美學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負的世紀巨債，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識到并主動肩負的絕對責任。寫作，是他完成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個人對于一個世紀的巨債借此得以償還，一個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贖回，這，實在是一個人的光榮，一個人的輝煌。帕斯捷爾納克曾說過，“日瓦戈醫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畫出俄羅斯近45年的歷史”。8不錯，這確實是“真正的作品”。作為一個世界聞名的著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很早就意識到：“抒情詩已經不能表現我們經驗的廣博”。在提及幾位詩人的自殺時，他也一再為“生活已經變得過于沉重，過于復雜”，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當的形式和語言去表達而苦悶，“寫下去，過于艱難”。最終，他不惜從抒情轉向了敘事，轉而“用小說講述我們的時代”，并“重新創造一個完整的歷史時代”。在死后發表的自傳性隨筆人與事中，帕斯捷爾納克自陳說：“這里所寫的東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個別事件中為何轉化為藝術現實，而這個現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歷之中誕生出來。”91905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前后的俄國社會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國內革命戰爭，20年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衛國戰爭當這一切紛紜錯亂地匯聚而為前蘇聯社會主義的40周年慶典之際，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紀念日瓦戈醫生。這是在那部前蘇聯的歷史學家們獻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昧心編纂的臭名昭著的聯共（布）黨史教程大行其道、招搖過世之際的一部真正的俄羅斯的精神史記、心靈史記。一切的一切都“轉化為藝術現實”，并且“從命運與經歷之中誕生出來”，讓我們想起的是在中國的秦始皇兇焰熏天之時的孟姜女的長歌當哭，或者司馬遷不畏漢武大帝的淫威所嘔心瀝血而出的史記，或者面對法國的拿破侖的革命與暴力狂飆而毫不退讓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羅斯著名詩人沃茲涅克斯基在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世紀的紀念文章中寫道：“二十世紀選擇了帕斯捷爾納克。”是的，確實如此！相比之下，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日瓦戈醫生無疑讓整整半個世紀的所有的中國作家全都黯然失色。同為曾經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當我們回首前塵卻惟馀慚愧。我們迄今也沒有能夠產生諸如此類代表著民族的良知與良心的大師與巨著。“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我們的恥辱，即便是在這個美學精神大面積失血的噩夢結束以后，我們的一切也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轉變，謂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爾納克所生活的時代置換成我們的解放戰爭、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試問，我們又有哪一位名家與名作成功地面對了這一切呢？沒有！愷撒的寶劍。早已敗壞了美學的趣味。更為嚴重的是，在中國的作家中我們從未看到過帕斯捷爾納克那種令人充滿敬意的負債感以及對于作家天職的自覺。多年前，看到我們的屈原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去求得一個小小的楚國之君的認可，我們的杜甫在安史之亂中顛沛流離、拋妻舍子地去追隨皇帝，對于他們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精神王國中同樣是國王，沒有意識到皇帝無數但是屈原、杜甫只有一個，沒有意識到通過自己的詩歌去拯救這個時代有著比現實的拯救遠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個世紀的中國作家的對于現實的俯首稱臣，想想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內的一代名家的不約而同的對于文學以及對于文學職業的蔑視（諸如千萬不要再去學文學，不要去作什么空頭文學家之類）。我們就會洞悉：在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既不存在敢于置身“邊緣情境”者也不存在任何的“負債感”，“有權寫作”的“真正的人”還沒有誕生！10最終的結果，就是20世紀令人遺憾地與我們擦肩而過。而在新百年新千年來臨之際，倘若我們還有羞愧之心，倘若我們也還有進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選擇必須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羅斯文學，回到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日瓦戈醫生。因為，那里是培養人性的溫床，也是愛的學校，痛定思痛，在俄羅斯文學面前，在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醫生面前，我們必須低下自己卑賤的頭顱！二作為20世紀俄羅斯的精神史記、心靈史詩，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用小說講述我們的時代”，面對的是美學應當面對的，發現的是美學應當發現的。閱讀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宗師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當然沒有親身經歷過1917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中，我們不難發現，事實上1917年革命的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實都已經完全呈現。而他的罪與罰也完全可以再加一個副標題：1865，以便與司湯達的紅與黑的副標題1830彼此一致11。他宣稱：“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能避免惡，人的心靈不會改變，不合理和罪惡源自人的心靈本身，”12重溫一下他在小說最后所濃墨重彩地書寫的那個世界噩夢：“某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可怕瘟疫”，“出現了某種新的旋毛蟲，侵入人體的微生物。不料，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靈。人們食用了這種微生物，立刻就會精神失常，陷入瘋狂”，“他們不知道誰審判誰，怎么審判，不能認同什么是惡，什么是善，不明白誰是誰非。人們互相殘殺，懷著某種毫無意義的仇恨。”“一切的一切都在毀滅。”13回顧一下在他之后所發生的一切，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陀斯妥耶夫斯基確實正如后人所贊譽的，是一個“憂郁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無意地思考的問題：“現在在俄羅斯誰不自以為是拿破侖呢？”則在身后的無數來者中激起無窮的深長思考。帕斯捷爾納克無疑是這“無數來者”中的佼佼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紀傳人。毫無疑問，他所面臨的一切都要遠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時代更為嚴峻、復雜。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時代還只是遙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爾納克卻都已然成為必須接受的嚴酷現實。它是人類的一次失敗了的精神冒險、精神實驗，也是人類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瘋狂賭博。它盛行過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塵。它每每以書香開卷，但是偏偏又必然以血腥收場。它試圖用暴力、屠殺來從肉體上消滅一切與自己同床異夢的群體，因為無視自身的有限而自負、愚蠢地以為可以憑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徹底地改變自己的命運，消滅世界的一切“惡”。為此，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來保證手段的合理性，推崇人有罪而歷史無罪的紅色夢幻，結果，不是目的證明手段，而是手段證明目的，最終從反抗轉向革命、從對正義的呼喊轉向對于暴力的贊揚、從對于普羅米修斯的贊美轉向對于愷撒的膜拜，從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轉向奧維爾的動物莊園。半個世紀的時間，人們付出了許多，但是卻收獲寥寥。想上天堂卻偏偏墜入地獄。或者，天國沒有建成，地獄卻已竣工。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開場的是幸福的憧憬，結束的卻是撒旦的詩篇。與此相應的是，個體的命運悲歡離合在群體與歷史的高歌猛進當中被不屑一顧，犧牲成為理所當然。且看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中的揭示：“歷史上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幾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變粗俗了，物質化了。這樣希臘成為羅馬，這樣俄國教育變成俄國革命。你不妨對比一下布洛克的話我們是俄國恐怖年代的孩子們，馬上便能看出兩個時代的區別。布洛克說這話的時候，應當從轉意上、從形象意義上來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國的兒女，時代的產物，知識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過是天意，具有啟示錄的性質而已，這是不同的事物。而現在，一切轉意的都變成字面上的意義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這里。”14“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變粗俗了，物質化了。這樣希臘成為羅馬，這樣俄國教育變成俄國革命。”這是何等觸目驚心的一幕？！但是，這卻就是歷史的真實，也正是帕斯捷爾納克所必須接受的嚴酷現實。然而，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帕斯捷爾納克。他并沒有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