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后結構主義與超文本理念摘要:后結構主義與電子超文本技術相互應和,推動了20世紀下半葉文本形態與文本觀念的變革。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羅蘭巴特關于“引人寫作之文”的論述,福柯關于知識考古學、權力網絡和全景敞視主義等觀點,都和超文本理論息息相通。深入考察后結構主義和超文本理念的關系,有助于認清社會思潮和信息科技之間的相互作用。關鍵詞:后結構主義；超文本；信息科技；社會思潮由于電子出版物和萬維網()的普及,超文本的應用正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超文本開發者在各個文本單位之間加以明確的鏈接。這些鏈接開辟了新的文本空間,并深化了人們對語言符號相互關系的認識。超文本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批評家何為:超文本時代的批評理論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論家蘭道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達等后結構主義者最近的著作那樣,超文本重新設想了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巴赫金對多聲部的強調、福柯關于權力網絡、吉爾德勒茲與費利克斯加達里關于根莖的“游牧民思想”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現代主義發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象的不滿。1(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113)本文著重論述德里達、巴特和福柯的思想與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處。一雅克德里達(,1930-)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發表的演講人類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被公認為解構主義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國劍橋大學討論是否授予他榮譽學位時,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倫敦時報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德里達先生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哲學家,而他的寫作也的確帶有這個學科的某些寫作標記。然而其作品的影響,在一個令人驚訝的程度上,幾乎完全在哲學之外的領域里,例如,在電影研究、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等系科里。德里達先生的學術生涯在我們看來就是把類似于達達主義者()或具體派詩人()的惡作劇和鬼把戲翻譯到學術領域中來。”3(232-233)這些人的非議是事出有因的。德里達顛覆文學從屬于哲學的觀念,難怪其作品在文學界的影響超過哲學；他所熱衷的解構,帶有鮮明的文字游戲性質,難怪學術界視之為某種“惡作劇”或“鬼把戲”。盡管如此,德里達在20世紀下半葉所曾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驅之一。德里達以對西方從柏拉圖以來重語音輕文字傳統的批判,樹起了迥異于索緒爾所代表的結構主義的旗幟。他不僅著力避免在賦予“所謂時間上的語音實體”以特權的同時排斥“空間上的書寫實體”,而且將賦意過程看成一種差異的形式游戲。他說:“差異游戲必須先假定綜合和參照,它們在任何時刻或任何意義上,都禁止這樣一種單一的要素(自身在場并且僅僅指涉自身)。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并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上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品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生出來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統中,不存在任何簡單在場或不在場的東西。只有差異和蹤跡、蹤跡之蹤跡遍布四處。”3(76)德里達作為前提加以肯定的綜合和參照,并非發生于文本內部,而是發生在文本之間。作為閱讀對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場的,但它的意義不能由自身指涉獲得,而只能在與不在場的其它要素的聯系中賦予。如果不是著眼于單一的文本,而是矚目于多個作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這些要素組成的系統,那么,在場與不在場的劃分便失去了嚴格的界限(因為二者可以輕易轉化)。德里達發明了“延異”()一詞來概括文字以在場和不在場這一對立為基礎的運動。在法語里,它的發音和“差異”()一詞相同,只是寫法上第七個字母有和之分。這個新詞是聽不到的(被讀音相同的所遮蔽),只有在書寫中才能辨認,因此恰好可用來概括文本的特點。根據德里達的解說,延異是差異、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游戲,正是通過“間隔”,要素之間才相互聯系起來。這一解釋完全可以移用來說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這些文本單位因為彼此之間存在間隔(不構成連續文本),才得以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間隔是積極的,是聯想生成的空間。當然,間隔使得這些文本單位彼此之間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使得“意義”的在場與否成為一種懸念,當我們點擊鏈接、在經歷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來的是瀏覽器上“此頁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體驗到間隔本身的消極性(這是閱讀連續文本時體驗不到的)。構成文本單位之聯系的鏈接因為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而得以延續(從一個頁面指向另一個頁面)；反過來,鏈接本身又因為上述延續而產生變異(頁1與頁2的鏈接并非頁2與頁3的鏈接)。這種因異而延、因延而異的運動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誠如德里達所言,“作為文字的間隔是主體退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識的過程。”4(97)因為有間隔,鏈接才成為必要；因為有鏈接,間隔才不是純然無物的空白,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字。間隔出現時,原有的閱讀或寫作中斷,主體從而退席；但是,這種退席與其說是撒手而去,還不如說是新的出場的準備。間隔也促成了用戶心理由意識向無意識的轉化,這種轉化不過是相反的心理運動的前導。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場、新的文本出場之際,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用戶盡可抓緊時間從事其它活動(如打開另一個瀏覽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間隔增加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干擾。但是,這段時間亦可被用戶作為反思之用,有助于從新的內心視點審察先前瀏覽的文本,因此,間隔又增強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理性精神。這就是超文本的間隔所包含的辯證法。德里達所鑄造的“延異”一詞,表明了后結構主義與自己的前身的差別。結構主義看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認為結構的各種要素是同時出現的。相比之下,德里達則注意到要素在時間上的差異。“延異”之延,正是時間性的；“延異”之異,才是空間性的。因此,“延異”恰好是時空的統一。理解“延異”這一概念對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種路徑可以通過地圖等形式在空間中展示出來,但是,對于這些路徑卻不能同時加以探尋。因此,超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當用戶選中某一種路徑時,其它路徑在空間上便由在場轉化為不在場,對它們的探尋相應也就被延緩下來。當然,這種延緩并不是結構的破壞,而是超文本的結構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尋之外總是存在新的探尋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轉,奧妙無窮。德里達所謂“延異”實際上是將結構理解成為無限開放的“意指鏈”(),而超文本則使這種意指鏈從觀念轉化為物理存在,從而創造了新的文本空間。德里達還使用“播撒”來表達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義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達看來,意義就像播種時四處分撒的種子一樣,沒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斷變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結構,而是曲徑通幽的解構世界。不存在所謂終極意義,那么,表意活動的游戲就擁有了無限的境地。這個隱喻同樣可以移用來概括寫作與閱讀超文本時意義的變化。如果說線性文本強調文本的內部關系、因而強調意義的會聚性(所謂“主題”正是這種會聚性的概括)的話,那么,超文本則更為重視文本的外部關系,因而使意義的發散性顯得相當重要。漫游于電子超文本網絡之中,我們從一個頁面進入另一個頁面,也就是從一個語境進入另一個語境,這種運動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而延續的,通過閱讀所把握的意義隨著上述運動而“播撒”,無所謂中心,也無所謂終極。即使上網時心存中心(例如搜尋特定主題的資料),這種中心也會為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網作為一種活動存在為用戶的時間和支付能力所間斷,但這種間斷并不是發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對終極意義的領悟,不過是新的漫游的準備。我國古代治學傳統中,早就有“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分別。德里達眼里的讀者,同樣有著重主觀與重客觀的分野。重主觀的讀者自以為有權力隨便增添什么東西,重客觀的讀者則拘謹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東西。德里達認為這兩類人都不懂得閱讀,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進行解構閱讀。解構閱讀是文本自身解構而造成的意義播撒(),依賴于文本而又不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達的連貫性,也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闡釋或說明。它強調互文性,企圖抹去學科界線,這在精神上與超文本相通。德里達認為解構是“寫作和提出另一個文本的一種方式”。3(19)超文本的閱讀同時也是寫作。網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眾所周知,解構閱讀和傳統閱讀的最大區別在于可寫和可讀,傳統閱讀是重復性的可讀,解構閱讀是批判性的可寫。網絡上面的聯手小說,正是這么一種解構閱讀產生的怪胎:沒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線索,沒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類的群眾倫理訴求。每個續寫者都只是他對于原來的文章進行解構閱讀后的主觀觀察和本體理解,他沒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著在公認價值體系下的統一所指,在網絡聯手的過程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聯手者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環境。”作者參預發起的網絡聯手小說守門(:/.963.)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參加進去。“角色扮演類型的守門讓每個人保留的獨自的視覺,任何場景和事件都是個體的感受,與他人所知無關,這是一種最為自由的個人精神的張揚。在這樣的網絡聯手小說中,道德、價值觀念、文筆、風格都成為了段落性的個別東西,整個情節發展只有能指,沒有所指。重復的只是某一個具體生命由于其經歷和所思所感在一次敘述中的表露,那不是歷史道德的積累,也不需要反映狹隘區域利益的法規。在傳統媒體社會中,個體生命感覺的文化表達總是很難擁有最大傳播范圍的可能,而網絡角色扮演小說讓這種個人自由敘事倫理得到一個最廣闊的相容空間,網絡社會環境確實是解構主義的一個最大最好的舞臺。”5二在20世紀思想家中,法國人羅蘭巴特(.又譯巴爾特,1915-1980)對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這位富于原創性的學者,是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轉折時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預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通過電子超文本網絡得以實現。后現代主義強調能指與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來是個結構主義者,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之后倒戈,對結構主義的美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從而轉向后結構主義。巴特反對結構主義試圖從一個故事中抽取模型、從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敘事結構、再將這一結構應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張將“本文”與“作品”加以區別。根據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對于結構主義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與所指相互統一,存在固定的、對應的象征意義,存在作為最終探索目標的所指或意義的結構。閱讀的意義就在于探尋這種結構。“本文”的概念則是巴特新創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與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間發生了自由的、無目的的意指,這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象征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任何意義都是隨時生滅的,沒有中心、沒有連貫。對“作品”的閱讀僅僅是一種理解、一種文化消費,而對本文的閱讀則是一種創造,這種創造實際上是一種游戲。巴特的/一書,既為后結構主義樹立了閱讀范例,又為超文本閱讀開創了先河。這本書將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切成561個閱讀單元,逐一進行討論,然后以令人驚訝的錯綜復雜的方式將這些討論組織成交叉參考,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出篇幅遠過于原作的文本來。巴特的書自身就有可讀性。讀者無須知道巴爾扎克的原作就可閱讀/,當然,要想閱讀薩拉辛,也無須先讀過巴特的大作。不過,一旦讀過了/,誰還能再獨立地閱讀巴爾扎克的這篇小說呢?巴特的“本文”觀包含了某種網絡的觀念。這里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其一,某個語詞之存在,都以其它語詞的存在為條件,語詞的意義是由其它語詞所組成的無形詞典所規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為條件,文本的意義同樣是由其它文本所組成的無形網絡所規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種鏈接眾多、彼此交互的網絡,是一個能指的星系,沒有所指的結構,沒有開頭,可以顛倒。讀者可從幾個不同入口訪問它,沒有一個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為主要的。這一理想正為萬維網所實現。在萬維網上,任何一個作者都可以將自己所寫的超文本文件鏈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這種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話,那么,每個文件就將鏈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從而產生無窮無盡的可能的文本。通過鏈接,文本分了支,這種分支近于無限,遠非任何個別作者或個別讀者所能窮盡。萬維網既無開端,又無結尾,只是呈現為一個不斷膨脹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沒有一個節點具備相對于其它節點的優先權,各個要素的順序可以任意跳躍。羅蘭巴特的文本觀導源于對“作者具有某種君臨讀者之上的權利”的傳統觀念的反撥。6(51)他將“文”區分為兩類,即“能引人寫作者”()與“能引人閱讀者”()。前者是“有可能寫作的東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寫作的東西”。羅蘭巴特認為能引人寫作者是價值所在,“因為文學工作(將文學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讀者做文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閱讀者充其量僅具有相反的價值,即能夠讓人閱讀,無法引人寫作。他將能引人閱讀者稱為“古典之文”,因它在傳統的文學體制下獲得肯定。其時,讀者陷入一種閑置的境地,不與對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來,不能完全地體味到能指的狂喜,無法領略及寫作的快感,閱讀僅僅是行使選擇權。6(56)他所向往的文學體制,自然是與傳統文學體制背道而馳的。它為讀者從事寫作、實現角色轉換提供了高度的自由。傳統意義上的作者因此完全喪失了君臨讀者的權利。很明顯,電子超文本就是這種“能引人寫作者”,它將作者和讀者變成了“合-作者”(-)。羅蘭巴特所謂“能引人寫作之文”與“能引人閱讀之文”,存在一條重要區別:前者是生產,后者是產品。在傳統時代,是產品(亦即“能引人閱讀之文”)構成了文學的巨大本體。然而,理想之文不應是產品,而應是生產,亦即“正寫作著的我們”,或者說是“無虛構的小說,無韻的韻文,無論述的論文,無風格的寫作,無產品的生產,無結構體式的構造活動”,說到底是隨意所之。“在這理想之文內,網絡系統觸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統,均無等級；這類文乃是能指的銀河系,而非所指的結構；無始；可逆；門道縱橫,隨處可入,無一能昂然而言此處大門；流通的種種符碼()蔓衍繁生,幽遠惚恍,無以確定(既定法則從來不曾支配過意義,擲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諸意義系統可接收此類絕對復數的文,然其數目,永無結算之時,這是因為它所依據的群體語言無窮盡的緣故。”6(62)據作者自述,/一書乃因由高等研究實驗學院1968與1969這兩個學年的研討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跡。其時,電子超文本尚在醞釀之中。但是,羅蘭巴特論“理想之文”的一段話(見上引)已經接觸到了電子超文本在交互參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電子超文本自身是網絡(內部有節點與鏈接),同時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聯系,既無中心,又無邊緣,更無所謂等級。其二,電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銀河系”,即后人所說的“文本宇宙”。其三,作為網絡的電子超文本無所謂“始”,也無所謂“終”,任何一個網頁都可以被設定為首頁。其四,電子超文本的運作是可逆的,目前許多超文本瀏覽器都有“前進”、“后退”的功能。其五,電子超文本網絡的信息資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門道縱橫,隨處可入”,另一方面沒有哪一處算得上傳統意義上的“大門”(常言之“門戶站點”就有許多家)。其六,對于鏈接的追蹤憑聯想而定,與其說遵循既定法則,還不如說是隨心所欲。其七,電子超文本網絡所能包容的文本數量,在諸網互聯條件下,事實上是無止境的。在羅蘭巴特看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種是“將一切文置于歸納和演繹兼具的往復運動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學目光,對它們一視同仁,從歸納的方向,強使它們重返總摹本(),而后一切文都將從這總摹本演繹生發出來”；另一種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運作過程中”,看它如何無休止地“穿行于無窮無盡的文、群體語言()及系統而呈現出來”。羅蘭巴特顯然是傾向于第二種角度的。這種角度事實上就是強調文本的動態過程而非其穩態特征(所謂“獨特性”)。6(55-56)羅蘭巴特的上述觀點,實在相當精彩,為后來的超文本理論家所服膺。他所說的“能引人寫作之文”的特點,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備的交互性、交叉性與動態性。他所寫的符號帝國(1970)一書,將符號學理論糅入自己所觀察與思考的日本文化現象中,蘊含著某種超文本的旨趣,誠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織在一起,力圖使身體、面孔、書寫這些施指符號得以循環互換；我們可從中閱讀到符號的撤退。”7(1)三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1926-1984)以哲學家、社會歷史學家、思想史學家著稱于世,其影響身后猶存。雖然人們不止一次將他的理論歸入結構主義之列,但福柯本人卻從未認可,雖然他與德里達有師生之誼,但兩人早已在學術成了論敵,因此福柯也和解構主義拉開了距離。盡管如此,在對于超文本理念的影響方面,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同樣重要。福柯之所以被某些超文本理論家引以為同儕,與他所創立的“知識考古學”的宗旨不無關系。其一,福柯認為:“就其傳統形式而言,歷史從事于記錄過去的重大遺跡,把它們轉變為文獻在今天,歷史則將文獻轉變為重大遺跡。”這就是說:傳統的歷史研究所關注的是流傳下來的文本所述及的外部事實,而知識考古學則力圖著手從內部研究它們、將對這些文本加以審視與描述看成是自己的任務。與此相類似,線性文本理念建立在自身是對于某種客觀事實的記載、描繪或反映的基礎上,而超文本理念則以創造一種相對獨立的媒體世界為宗旨、誘導人們關注文本宇宙。其二,福柯認為:“不連續性曾是歷史學家負責從歷史中刪掉的零落時間的印跡。而今不連續性卻成為了歷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與此相類似,在對于線性文本的寫作與閱讀中,人們重視和追求連續性,意脈貫通、一氣呵成、起承轉合、首尾呼應,都是基于連續性的要求。但是,超文本卻將不連續性作為自己的標志,主張峰回路轉、化整為零、歧義并見、隨機跳躍。其三,福柯主張以“總體歷史”代替“整體歷史”。二者的差別在于:“一個全面的描述圍繞著一個中心把所有的現象集中起來原則、意義、精神、世界觀、整體形式；相反地,總體歷史展開的卻是某一擴散的空間。”8(7-12)如果說線性文本所需要的是與整體歷史相似的輻輳思維的話,超文本所需要的則是與總體歷史相似的發散思維。線性文本力求建構某種集約的空間(圍繞某一主題加以組織),而超文本則力求展開為“擴散的空間”。福柯所謂“知識考古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稱為“話語理論”,因為它將歷史看成是話語的構造。就話語而言,福柯的以下觀點值得注意:其一,在考察各個時代斷層中作為“碎片”的話語時,不應埋頭尋找其作者,而應致力于研究話語與人的其它實踐產品的關系。“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鏈(正像人們經常在科學史或者哲學史中所作的那樣),也不是制作差異表(像語言學家們那樣),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統。”8(47)他所著的瘋癲與文明(1961)、規訓與懲罰(1975)可作為這種描述的注腳。在與知識考古學大約同時問世的論文作者是什么?(1969)中,福柯將作者界定為話語的功能(而非話語的主體),認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個社會中某些話語的存在、傳播和運作的特征。”9(451)正如福柯所說,作者的功能在整個話語中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就曾經有過無須考究文本的作者是誰的時代。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提出了這一問題。如果將某一文本置于上述網絡,而且標示出該文本的每一觀點、每一用語的來源的話,那么,表面上這一文本獲得了高度重視,實際上卻是被消解了,因為它在人們的心頭喚起的是“不過爾爾”的感覺。當這個文本徹底消融在網絡時,即使它在傳統意義上是大師的作品,也喪失了原有的靈光。通過網絡化的途徑取消文本的自治性,尼采的著作可能被擴展到等同于洗衣店的單子,這是“殺死作者”的方法之一。對此,超文本理論家蘭道已經言之鑿鑿。10(93)事實上,目前網絡的應用已經顯示出了淡化文本作者的傾向。其二,與其它后結構主義者相類似,福柯從互文的角度把握話語的作用。他主張區別書的物質單位和書所支撐的話語單位,認為前者和后者相比顯得既無力又次要,因作為物質單位的書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話語的基礎上。“書的界線從來模糊不清,從未被嚴格地劃分。在書的題目,開頭和最后一個句號之外,在書的內部輪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書還被置于一個參照其它書籍、其它文本和其它句子的系統中,成為網絡的核心。”8(26)這段話頗為超文本理論家蘭道所看重。蘭道在闡釋超文本之由來時特別引用了它。10(3)其三,他希望打通學科界限來開展研究,“考古學的領域可以像貫穿科學的本文那樣,貫穿文學的本文或者哲學的本文。知識不只是被界限在論證中,它還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敘述、行政制度和政治決策中。”8(238)他認為:人文科學是由于人在西方文化構成有待構想和有待認識的對象時出現的,時值19世紀。但是,也正是從19世紀起,認識論領域變得破碎零散,甚至四分五裂。人文科學將完整的人分割為碎片,使之變成不同學科的對象,在這一意義上,人文科學在發明“人”的時候也在消滅“人”。“人是晚近的一種發明。而且這一發明也許即將終結。”11(35)在我們看來,電子超文本網絡的建設,有助于整合各個學科對于“人”的認識,雖然這里所謂“人”已經不再處于世界中心(網絡化生存本無所謂中心)。福柯以“權力思想家”著稱。在權力/知識(布拉埃登1980年版)一書中,他否認權力是個人或階級的資產,強調它具備網絡的特征,其線頭四處伸展。他認為權力并非放射自某一中心源泉(如君主或國家),而是呈現為分布式狀態。權力在社會機體中無處不在。作為權力之對立面的抵抗點也無處不在。權力關系因此是無數對抗或不穩定之點。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如果承認福柯的觀點是正確的話,圍繞國家機器而進行的政治斗爭便失去了意義,社會變革也無法靠自覺、統一的階級力量來推動。不過,福柯關于權力網絡的某些觀點對于文本網絡的研究還是有啟發的。第一,超文本本質上就是文本網絡。已經建造成功并付諸實用的萬維網正在迅速擴展,早晚超文本在社會生活中將無處不在。在超文本的每個鏈接上,我們都看到了某種權力對鏈接的設定就是權力的表現,它要求用戶必須按規定的路線走,不許越鏈接一步(盡管路徑是多重的)。有權力就有抵抗,當用戶覺得頁面上的鏈接不合自己的心意時,盡可以關閉上述頁面。第二,福柯認為在知識形成的過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權力總是與知識聯手,利用知識來推行社會控制。權力和知識是在話語中發生關系的。這啟發我們將權力與知識的關系作為一個課題引入超文本研究。從理論上說,電子超文本網絡應當成為人類共享信息資源、實現知識創新的空間。但是,在網絡中仍然存在對于信息資源的封鎖,這種封鎖自然是依賴于權力才實現的。有封鎖就有反封鎖,黑客的活動正由此產生。黑客利用了他們關于計算機和網絡的高深知識來打破封鎖,反過來了又增進了計算機專家對于網絡安全的認識。第三,福柯所關注的不僅是文本的網絡、話語的權力。在追蹤“監獄的誕生”時,他所作的考察就遍及“高墻、空間、機構、規章、話語”。12(353)這提醒我們:電子超文本網絡仍存在于文化大網絡之中。前者目前無疑是后者當中與高科技聯系最為密切、生命力最為旺盛的成分,但是,其發展仍然為文化大網絡所左右。例如,體現在文化大網絡的價值觀必定會浸染電子超文本網絡的氛圍,甚至決定電子超文本網絡是作為自由天地而開拓還是接受規訓而納入傳統媒體的軌道。西方18世紀有所謂全景式監獄或敞視式監獄(),其特點是以中心了望塔監視設在環形建筑中的眾多囚室。英國監獄改革的提倡者邊沁(1748-1832)認為這種建筑可應用于監視犯人以外的場合,福柯進而創造出新詞“全景敞視主義”()。他引述朱利尤()的話來闡釋全景敞視原則:這里包含的東西不只是建筑學上的創新,它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事件。古代社會曾經是一個講究宏偉場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夠觀看少數對象”,這是廟宇、劇場和競技場的建筑所面臨的問題。現代社會則提出了相反的問題,即“使少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