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論文-協商民主：執政黨主導的民主化進程的選擇性親和論文關鍵詞協商民主執政黨選擇性親和論文摘要通過從民主化理論的微觀視角來研究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從執政黨應對轉型時期的重疊危機，探索民主的程序化價值以實現體制內漸進民主化以及發揮組織化治理資源優勢增進有效治理幾個方面論證執政黨在推動協商民主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協商民主是執政黨主導民主化進程的選擇性親和，協商民主的發展是執政黨主導的漸進、可控的民主化思路。協商民主是這樣一種民主：在共同體中的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過對話、討論、審議來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審視他人的偏好及其相關理由，力圖通過完善民主程序、擴大參與范圍、強調自由平等的對話來消除沖突，保證公共理性及普遍利益的實現。近年來隨著西方國家公民社會的壯大及批判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于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都達到了高潮。我國目前關于協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做規范性闡釋，或者把協商民主與中國的政治實踐聯系起來，得出了兩種不同的觀點：樂觀派認為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日益發育，公民政治意識逐步覺醒，協商民主將會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些人則基于對公民參政意識、公民社會成長的制度空間等的質疑得出悲觀的結論。本文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實際上還是基于對協商民主的規范性理解，對政治轉型的功能性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沒有深刻得理解和把握協商民主的實質內涵，因而也就不能準確預測其發展前景。本文力圖對協商民主進行經驗研究，用“選擇性親和”來定位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從而透視轉型時期執政黨主導的民主化進程的基本邏輯和理路。一、協商民主：執政黨應對轉型時期重疊危機的民主機制美國學者盧西恩W派伊將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不穩定狀態概括為六大危機：一是認同的危機，即剛取得獨立的國家還沒有形成政治一體化。二是合法性危機，即政府權威與職責合法性由上認同危機的存在而經常遭到質疑。三是貫徹危機，即政治體制不健全，政策難以實現。四是參與危機，即政治體制不健全，制度化水平低新生政治集團很難通過制度化渠道進入政治；五是一體化危機，即整合危機，指難以將民眾參與與政府績效統一起來，以解決參與危機及貫徹危機。六是分配危機，即政權無力解決轉變時期的分配問題1。我國學者吳輝認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以上危機可集中概括為整合危機、參與危機和合法性危機。有效解決參與危機，關鍵的是要建立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渠道。亨廷頓認為：“任何一種政體的穩定性都取決于參政水平與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間的關系，要想維持政治穩定性，必須在參政擴大的同時，使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復雜性、自主性、適應性和連續性隨之增長。”2他將政治制度化水平低而參政水平高的政治體系形容為各種社會力量都按自己的方法直接在政治領域內活動的政治體系，即“執政官體系”；將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對高于參政水平的政治體系稱之為公民政體。“在大眾社會中，參政是非結構性的不規則的、零亂多樣的，每一種社會力量都試圖通過自己最擅長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冷漠與憤慨情緒交替出現，而在參政型政體內，高水平的群眾參與是通過政治體制而組織起來的，是結構性的，各社會力量必須將它的力量來源和行動方式轉變為這一政治體系中的合法制度化力量來源及行動方式，參政必定是廣泛的，而且是通過合法渠道組織起來的結構化了的。”3為此，亨廷頓提出了其著名的公式“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穩定”。作為一個轉型國家，制度的確立往往滯后于現實社會的變革，體制內提供的渠道很難滿足新的問題及要求，由于體制渠道的封閉，民眾通常利用反體制、反現行政策的社會運動形式來表達其要求。近年來，城市社區組織及農村村民越來越多地運用上訪、請愿、游說，甚至游行、靜坐、示威、圍堵黨政機關等激烈手段，要求有關職能部門解決與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相關的拆遷、治安、環境、就業、服務等政策問題，這是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于政治參與度的典型表現，這種狀況如果長期積累就容易導致參與危機的彌散。協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為公民參與開辟了一條結構化的途徑，通過信訪制度、聽政會制度、民主懇談會制度、工青婦系統等各種形式，民意得到了有效的疏導和傳遞。同時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中，權威的樹立，權力的積累是十分重要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在政治上則需要高度的共同性、一致性，因此，它在政治民主上的取向主要是效率的而不是政治的。事實上不僅是一黨制國家要么繼承了一個政治化了的社會，要么促進了一個社會的政治化，和多元制政治實體相比，它們更需要一個普遍政治化了的社會，一黨制是排它的，因而它更尖銳地面臨自我辯護及自我肯定的難題，故而一黨政體不能簡單指望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獲得合法性，它們必須表明它們能夠比多黨政體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因此指政黨和國家必須具備超強的整合能力，有效地實現價值觀念的整合，化解沖突，形成全社會的合力推動現代化的進程。協商民主強調在充分深入的參與和討論之上形成偏好的轉換和社會共識性的達成，因而在整合社會意識，實現政治共同性，從而降低政治改革和公共政策的成本上具有強大的功效。二、協商民主：治理資源約束下的理性選擇如何進行民主而有效的社會治理是執政黨在社會層面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應該是一個規范化、法治化的社會，國家對社會的治理遵循的是制度化的渠道。然而目前我國執政黨面臨的一個基本現狀是制度性治理資源的貧弱。如果全部依靠制度化的治理則容易導致對有限的制度資源大量的消耗，一旦超出制度的承載力，則會導致治理危機的爆發。因而理性的選擇是通過組織化的治理對治理對象進行一定的攔截，減少制度化治理的壓力，實現有效治理。中國共產黨是通過建立和擴大自身的組織網絡及建立自身的組織體系，奪取國家政權并徹底改造舊國家機器的基礎上建立政權進而構建國家的治理體系的。執政黨擁有完善的組織網絡體系、深厚的社會基礎，黨組織網絡滲透至基層各個角落，覆蓋了各個政府層級，各個社會領域及行業，國家全部的治理空間，整個社會都被納入這樣一個組織網絡之中。可見，組織化治理資源是執政黨治理的最大優勢資源。協商民主實際上為執政黨釋放其強大的組織功能，進行對社會的組織化調控、組織化治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協商民主在社會層面的各種制度如上訪、聽證、調解等雖然是一種結構化的民主渠道，但它們又具有散點式、機動性、細致性、親和性等一些特點，協商民主提供一個協商場所供各利益主體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協商，最后實現由執政黨主導局部性地消解問題，而不是訴諸制度化治理渠道，避免社會矛盾的固化和分歧的彌散。因而協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執政黨發揮其組織治理優勢，避免制度化治理資源劣勢的一種理性選擇。同時，協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執政黨組織及其外圍組織對社會各種利益主體的一種“說服”。通過協商民主的各種形式，執政黨的各種政策被給予修正，但更重要的是政策獲得了更牢固的合法性。執政黨組織對大眾的說服是通過其對協商民主議程的掌握和其知識、技術、信息的顯著強勢地位實現的。2002年1月12日鐵路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方案聽證會是一個典型案例。在這次聽證會上，固定代表中市各政府部門代表占10人，專家占5人，他們全部來自人大或政協，群眾占4人。政府人員比例高達51%，當選代表33人，其中消費者占12人，來自工人、農民、外出務工人員、教師、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等各個民主體。經營者代表7人，來自各省鐵路局。此外是來自國務院發展中心、國務院法制辦、經貿委、交通部、社科院、大學等的專家代表。4聽證會上群眾甚至沒有全部發言，聽證會實質變成了專家的論證會。同時政府在選擇代表時，也融入了自己的意愿，在該聽證會上，河北律師喬占祥在春節期間因火車票上漲的行政議程狀告鐵道部，他也報名參加這次聽證會，但被消費者協會以某些理由排除。林尚立評價聽證會制度時認為：“聽證會制度從產生的社會根源來看，其實是不同利益群體間的一種權衡過程，主要功能應是通過相關者的民主參與來引起社會強勢對社會弱勢利益的關注，由于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的限制，聽證會也許從根本上不能解決問題，但通過它可以使一定歷史階段的利益分配得以順利實現，為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贏得有利條件。要贏得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最為關鍵的是要使社會成員對利益沖突得以接受。5三、協商民主：執政黨主導的民主化進程的程序價值親和林尚立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形式，民主政治實際上由三大要素構成，即價值、制度、程序。價值決定民主的政治目標和合法性取向，制度決定民主政治的結構及功能，程序決定民主政治運行的方式及手段。”6價值、制度、程序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價值與制度確定的情況下，程序的實現程度直接關系到價值和制度的實現程度。他繼而認為在多元化已成事實非競爭性民主已無立足之地的當今社會，競爭和協商是民主程序的兩種主要價值取向。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其民主的程序性價值總是要受到其價值、制度的規定性限制。其中國家的政黨制度架構對民主程序性價值的限定尤為明顯。西方國家的主流政黨制度架構是競爭性政黨制度，它假定政黨只有在競爭性選舉制度中才獲得其合法性，并且將自身的行為限定在憲法和法律的約束范圍內從而實現民主憲政的。這種制度的競爭性取向決定了其民主程序的競爭性。而我國政黨制度的基本架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制度。強調執政黨的主導地位，其民主更多的體現為執政黨一元化集中領導及權威統合下的咨詢式的民主。不主張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形式。從民主化進程的視角看，協商民主的發展表現出其對于政治協商制度的一種“路徑依賴”。陳堯認為：歷史上形成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或限制或助成可供選擇的民主方案，它們可能決定了可供決策者去考慮的選擇方案，也即顯示出一定的“路徑依賴”，正確的戰略選擇只能在過去、現在的客觀情勢相結合中才能進行，在客觀條件中所創造的各種可能性或社會中去選擇。”7然而，這種“路徑依賴”背后蘊涵的卻是執政黨主導的體制內漸進民主化的思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協商民主從本質上講是主體政治力量與次主體政治力量之間的合作，體現為執政黨的權威性統合和對各參政黨的咨詢性協商。它是一種國家政治架構層面上的力量協商機制。四、基本結論中國協商民主生長、發育的生態環境與協商民主應然的環境呈現出巨大的不對稱性，因而，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不能用功能主義方法來理解。中國協商民主一方面強調民主參與的廣度與深度，并作為一種結構化渠道緩解了轉型時期執政黨面臨的參與危機及決策合法性問題，另一方面，它又強調協商過程中的公共理性及協商結果的共識性，契合了轉型時期執政黨進行社會整合的需求，因而它是有效應對轉型時期重疊危機的有效民主形式；協商民主是中國民主程序性價值的一種親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及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制度架構，決定了中國民主的程序性價值取向不是競爭性的，而是協商性的，從政治協商向協商民主的過渡和推進體現了執政黨體制內漸進民主化的道路選擇；而在社會治理層面，協商民主為執政黨發揮其組織化治理資源優勢對社會進行有效民主治理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平臺，它是執政黨制度性治理資源薄弱而組織性治理資源雄厚的條件限制下的理性選擇。參考文獻1Cf.Lu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