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從近世到近代，華北農村社會結合的變質內容提要:關于中國農村社會結合問題的討論總是直接關系著對該時代農村社會性質等基本問題的認識。本稿通過對近世以來華北農民日常社會結合行為的探討來參與上述討論。對沙井村形成過程的個案研究表明，華北農村的社會結合具有地域特征。對近世華北農村的“鋤社”、“合具”等農耕結合習慣與近代的“搭套”在組織規模、勞動范圍、持續時間等方面的相互比較證明本世紀30-40年代華北農村的社會結合已經變質。關鍵詞：社會結合、共同體理論、近世的與近代的、搭套(合具)。村落社會中的農民在生產勞動、自治防衛、精神活動、日常生活等諸多方面需要結成各種協同、合作關系，并以共同的行動和行為表現出來。對于近代中國農村的上述種種社會結合（出于學術上的見解或禁忌，有些學者稱之為“共同體關系”，有些學者則稱之為“協同關系”或“共同關系”）的性格，諸如內聚性、封閉性、緊密程度、合作程度等等的議論在30-40年代關于舊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中便被提出來，并在日本學者中間發展為一場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體理論之爭。論爭的一方以平野義太郎為代表，注重舊中國農村村落社會的對外封閉性、村落成員間的緊密結合與集團性的一面，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戒能通孝則強調舊中國農村村落社會相對開放、內部成員結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雙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對立的中國農村社會認識論。這一論爭經過二戰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又不斷地以類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國學者提出來。例如，70年代初在關于東南亞農村共同體社會性質與農民學理論方面曾出現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與薩繆爾波普金(SamuelL.Popkin)之間的“道義的小農”與“合理的小農”的理論對立，這里便展現出同當年的村落共同體理論論爭如出一轍的圖式；80年代初日本的中國學者中有人重拾“共同體”說而引起質疑，隨后中國村落中“共同關系”的側面再次得到學者的關注，這些學者的問題意識也明顯地源自于當年平野戒能間的論爭1。在中國國內，類似的問題并未引起真正的學術討論，不過關于中國農民是利他的、集團主義的，還是算計的、利己主義的一直是學者及政治家們關注的話題。在本世紀初，梁啟超、孫中山的中國農民“有家族而無國族”論和“一盤散沙”論影響至深2。在一般學者中間，1940年代費孝通提出的“自我中心主義”說較具有代表性；在中國共產黨人當中，劉少奇早在1938年對華北紅槍會等農民組織的分析中曾尖銳地指出了農民自私自利的一面3。但是，如果說世人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私”以及“自我中心主義”的認識已經固定化下來還為時尚早。50-70年代集體化、人民公社化的反反復復、階級斗爭學說的風風雨雨都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已經迷失了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社會結合認識的基本立腳點。可以看出，有關中國農村社會結合問題的討論總是直接關系著對該時代農村社會的性質等基本問題的認識和評價，由此產生的理論對立雖然不斷地陷入膠著狀態，但還將會不斷地延續下去。在這場關于中國近代農村社會性質及農民學理論的討論中，由于對舊中國農村社會中村民間的各種社會結合的實態考證仍很不充分而留下不少空白。多數論者偏重于農民的政治的、經濟的行為研究，諸如宗族、祭祀、信仰、自治、防衛、水管理等表露在外的場面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力，而很少有人從小農的日常行為的實態、指導原理以及在近代社會的演變等方面去說明問題。小稿試圖通過對近代華北農民普通的日常的社會行為農民在農耕生產上的種種相互結合（以下簡稱為農耕結合）的探討來參與上述課題，并試圖通過順義縣沙井村500年村落形成、村落生活變遷的實例證明，中國農村社會中社會結合的性質有一個從“近世”跨向“近代”的變質過程；對所謂“共同體”、“共同關系”等問題的討論應該放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的、地域的環境中去討論。一、近世華北村落的再編1沙井村外觀1994年8月和1996年3月，筆者先后兩次去順義縣沙井村從事村落的歷史與村民結合等方面的調查。順義縣隸屬于北京市，縣中心部位于北京東北30公里處，四周仍保留著純然的農村風情。乘車驅至縣的最北端時，遠處蜿蜒起伏的燕山余脈才第一次把視線遮擋住，而縣內1000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有96%是一片平原坦途，與華北大平原的任何之處都沒有什么不同。從車窗望去，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楊在廣袤的大地間不時地交錯伸展，這是京郊農村特有的風景。在夏季里，不論你怎么驅車奔跑，映入眼簾的除了玉米地還是玉米地，自然景觀的變化很少。順義縣城的街面比華北的其他地方顯得井然有序，已很難看到往昔的殘影。不過，從市街中心向北走不遠便會看到，街心的圓形臺基上一個通體由漢白玉制成的八角形柱式仿古建筑峨然佇立，在午刻的陽光下格外耀眼奪目。這個被稱作白幢的建筑自明清時代以來一直是順義舊城的象征、并且作為“順義八景”之一而遠近聞名。往昔這里還曾是極為熱鬧的短工市場。沙井村位于白幢西南二、三公里處的縣內公路旁邊，雖然早在200多年前的縣志中便有了該村的記錄，但乍眼看去仍不過是個普通的北方村落。盡管如此，一個偶然的原因致使該村名聲在外，近50年來沙井這一村名不時見諸中外學術書籍之中。這是由于抗日戰爭期間滿鐵調查員曾多次到該村從事調查，在調查中獲得的資料以后被整理出版4，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近10年來去該村從事訪問、調查的外國學者先后便有五批之多。2村的形成，傳說與考證關于沙井村的由來，在1933年（民國22年）楊德馨編纂的順義縣志（以后簡稱作楊志）卷一、疆域志井泉部中，有“沙井，在沙井村，水常溢，村名以此。”的記載，當年滿鐵調查員從村民們那里也得到了同樣的說明，這眼沙井的照片還收入慣行調查卷一的封頁上。在順義縣，象沙井村這樣以自然、人文景觀（井、泉、河、樹、橋、寺、廟等）取名的村莊為數不少，人們也許很容易地據此推測：該村在形成當初村落成員之間地緣的結合較為顯著，而來自宗族的血緣的結合較為薄弱。進一步探尋沙井村乃至華北農村形成的歷史是農村社會研究的基本出發點，但由于文獻資料的不足，這又是一項困難的作業。當年“滿鐵調查”的參加者和慣行調查的編纂者們似乎放棄了這種努力，他們斷言：“沙井村在歷史上是個無名的村落”，認為“（在沙井村）流傳著明代初期從山西洪洞縣過來的移民開辟此村的傳說，而在村民所有地中存在著各種旗地，這些情況在河北省平原地帶隨處可見，沒有什么值得特別一提的地方”（慣行調查，卷一，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概況）。但是根據地方文獻，可以知道沙井村至少有278年的歷史。康熙59年（1720年）黃成章編纂的順義縣志（以后簡稱作黃志）卷一、疆域志鄉村部中，登錄了201個村莊，其中沙井村的村名與鄰村石門、網圈（現村名為望泉寺）、南法信等已被明確地列入該縣所屬“新南路”項下。據此再往上追溯40年，康熙13年（1674年）由韓淑文編纂的順義縣志（以后簡稱作韓志，這也是現存最早的順義縣地方志）上、城池志村鎮部中，登錄了106個村莊，卻看不到沙井村的蹤影。不過稍加留意的話便會發現，這106個村莊分布于八個方位，除了縣城東部的村莊之外，其他都距縣城5里之外。在該志村鎮部的篇首有這樣一段文字：“村鎮，共八面。（？一字削除）京衛良牧署莊（？一字削除）村界連縣境，不隸所轄”。這說明，確有不少毗鄰縣城的村莊未被該志登錄。再看韓志上、形勝志順義境圖，會發現圖中縣城西部有一處標為“良牧署”的地方，領轄地域也似乎非常廣闊。這個良牧署是怎么回事？據明史職官，良牧署始建于永樂5年（1407年），隸屬于上林苑監。其職掌是監督、指揮領地（稱作“苑地”）內的“養戶”，飼養牛、羊、豬等家畜，供宮廷祭祀、饗宴之用5。又據黃志形勝古跡及楊志建置志公廨稱，良牧署的治所在今日的衙門村（在縣城及沙井村西北3、4公里處），以衙門村為中心，管轄有舊安樂縣一帶的廣袤地域。楊志中另有記載說，“署即皇莊，不隸京府，永樂二年移山東西民填之，有恒產無恒賦，但以之畜為賦”6。康熙年間在順義縣西方的衙門村里保有一碑曰“良牧署碑”。關于此碑的由來和內容，在黃志中有如下記錄：良牧署舊廨在縣西北五里許。周環繚以城垣，內建大堂二堂各三間，有匾曰政宜忠恕，康熙辛未署丞趙贊極立。后堂五間，大門三間。堂前古碑一，系明嘉靖間翰林李蒙撰記。字半剝，難卒讀。因間即其意而隱括之。大都謂署為上林苑監設也，其地遠接居庸、近鄰京鄙，為邊警告急往來所必經之處。往歲嘉靖庚戌虜犯邊庭，郡邑胥被其殘害，人民多所殺傷。搶掠荼毒，害有不可勝言。辛天威震疊，廟算淵長，固以奪丑虜之魂而褫其魄矣。但居安思危，虜患預防又所難免。因給貲約三十余兩，復蒙都憲高公捐助七十余兩。遂命署丞董其事，始于壬子之秋，終于癸丑之夏，而堡垣乃成，爰建廳舍。庶民有倚托之藉，而官無斥堠之虞，亦可資之以為保障云。于是乎記7。綜合以上諸文獻及韓志、黃志中鄉村、人物記載可以看出，良牧署作為明清兩朝的官莊源遠流長，從明代初期至清初持續經營近300年；其領地遍及順義縣西部的廣大地域，緊鄰縣城；明代初期政府曾大量遷徙遠方人民至此，構成了該地住民的重要部分；經長期開發，域內人民生息繁衍，村落遍布8，又不歸地方管轄。良牧署在1553年（嘉靖32年癸丑）前后曾大興土木工程，據此可以推斷其經營規模于此時達于歷史上的極盛，形成后日之格局。清朝入關后仍承襲明制，良牧署至1691年（康熙30年辛未）尚保留其建置，而在1720年修撰黃志時便不復存在，其堂屋廳舍此時已被稱作“舊廨”，而歸入形勝古跡之列。根據其他幾種資料推測，良牧署屬地及人民于1699年（康熙38年）前后漸次納入順義縣地方行政，一任民間自由認租開墾9。那么，在良牧署的統轄之內是否有沙井村呢？在黃志卷二、形勝井泉部中，筆者發現了這樣一段重要的記載：沙井，在良牧署。在所有關系沙井村歷史源流的文獻記錄中，這一段簡短文字有可能將該村的形成追溯至遙遠的明代。可以據此確定：“沙井”在良牧署的管轄范圍之內；通觀黃志和楊志的相關記述，此“沙井”系指今日沙井村內之井，并且至少在清朝初期作為名勝而遠近馳名，與順義縣境內其他著名“景致”、“古跡”、“冢墓”、“集鎮”載入縣志內。以此井為中心形成的農業聚落（是否稱作“沙井村”尚不得而知）在康熙末年由良牧署編入順義縣的行政支配并以“沙井村”之名首次載入當地縣志以前便早已存在。僅根據歷史文獻，沙井村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至300年以前；聯系到明初的良牧署創立時大量移民進入該地的史實以及靠近縣城的自然條件，沙井村極有可能于15世紀初葉便已形成至今已走過近600年的滄桑歲月。1940年前后滿鐵調查員向沙井村民詢問該村的歷史時，很多村內識者認為，沙井村在300年前的明代就已存在；村廟南的水井是“本村最古老之物”；該井雖然已不知年代幾何，但“極為古老，傳說在村子出現時就已有了，即先有井，后有莊”10。關于村名的由來，村民們回答說，“因為無論哪個井都有沙子。其他村的水井有含沙子的，也有沒沙子的”11。來自這些村民的口碑傳承與前面筆者根據文獻記載所做的推論是一致的。關于沙井村和華北農村的早期歷史，還有以下幾類歷史資料值得參考：其一，元代天歷2年（1330年）順州知州梁宜在所題順州公廨記中描述到，順義縣城四周盡被“平田”包圍。在梁宜的另一篇題記順州廟學記中，有“村墅若鱗比、若櫛密”之句12。其二，據明代弘治4年（1419年）的順義縣戶口統計，有人丁數12960人；而清朝初期（1670年前后）由于“逃亡故絕”的原因激減至2175人，僅為歷史高峰期的六分之一13。其三，在清初，順義縣也經歷了大規模的圈地過程，形成“屯莊遍置，旗民雜處”14的局面。由于“節年圈投去地”，清朝初期（1670年前后）順義縣實在存剩地畝1270頃余，僅為明朝末期的地畝數3180余頃的40%15。對于明至清初的官方人口與地畝統計應持審慎的態度。上述各項統計數字懸殊之大也多少讓人產生疑問。不過，仍可以據此作出以下推測，在600年前的元代，沙井村及附近地區并不是不毛荒野，而是得到相當開發的農業地域。而明末清初的戰亂給當地帶來巨大的破壞。可以想定在這以后，當地又迎來了一個新的入殖、開墾期，大量外地移民在此時進入無人管理的官地及民間荒廢土地。這一大多數華北農村都曾經歷過的社會變動以及同時期皇莊、旗莊和旗民的大量涌入必然對當地村落的再編以及村落內部的村民構成產生重大影響。沙井村的老人們曾給筆者講述過該村先民“窮八家”的故事。這八家的姓氏在慣行調查第二卷中也有記述，即張、孫、趙、馬（或許為孟之誤。村西有大片墓地叫孟家墳）、郭、喬、王、經八家。這八家不知是元代還是明代從遠方牽來，定住于此，成為沙井村的最早居民。現在，八家中只留下張、孫兩族，其他諸姓或遷移他處或死絕無后，目前村內張和孫以外的各姓都是清代順治（1644-1661年）年間進入該村的16。根據筆者入手的沙井村楊姓家系圖（沙井村村民楊慶忠提供），楊姓一族的初代祖先楊鳳祥為清朝東北地方的將軍，至今已傳十代。沙井村的楊姓村民常常自豪地講，他們這一族是在清朝初期移入此地，那時本村尚沒有其他居住者17。上述村民的諸種傳說進一步印證了前面的推測，沙井村及許多華北農村經歷了明和清初兩次大規模的入殖、開墾時期。大批移民的進入不僅促成了華北農村村落的形成還決定了村落內部的構成。在沙井村，不論是先民“窮八家”還是后來的移住者都屬于多個不同的姓氏，沒有形成主體家族的村落。對沙井村歷史形成的考察并非只具有個案研究的意義，該村的歷史變遷表現出許多華北農村所具有的共同性，從中多少能窺見華北農村雜姓聚居村落的地域性特征。同時通過對華北農村村落形成史的考察也將有助于對該地域村落社會結合的理解和把握。二、近世華北農村的村落生活與農耕結合1鋤社、慶場、耕獲以力相助旗田巍認為，后世的村落變得日益不安和窮困化，與此相對照，曾經有過一個“村落生活安定的時代”18。筆者從直感上對這一說法抱有懷疑，但手中收集到的歷史文獻資料卻幾乎都在支持旗田的立場。這些文獻資料所描繪的近世（這里指中世與近代之間的一段歷史時期。在中國史上從明代至清中期與之相當）華北農村的村落正象是所謂“共同社會”（Gemeinschsft）的典型：村落的成員相互間以情緒的理解和共同感受進行交往和交流，他們之間存在著的是一種溫情的全人格的結合關系；同時，村民生活中那種余裕和從容不迫也為近現代農村所少見。這一切都很容易讓人們接受上述旗田的假說。以下是一些關于農耕生活的粗描，從中多少可以窺出近世華北農村村落生活的風景片段。鋤社，是元代著名農學者王禎的農書中所介紹的農耕互助組織。在農書鋤治篇里有以下記載：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19。對于農書鋤治篇的這段記載，清水盛光的如下解說值得借用。文中的北方村落具體系指何處地方并不明了，但據說王禎是山東東平縣人，因此可以認為鋤社出現的地方是山東省或者與之鄰接的河北省一帶鄉村。這些地方的農民以十家為單位結成一個鋤社，依順序互相幫助耕作，接受援助的家庭負責飲食之招待。此外，在秋收之后，村民備上豚蹄和盂酒，相互犒勞20。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村落社會的農耕結合及其有關記載可以追溯至上古時代，鋤社當然不是最古老的農耕結合組織。但是以上鋤社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近世發端之期有關華北農村農耕結合的較詳細的記錄。筆者從中得到的印象是，在600年前的華北農村，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的相互結合極為發達，其組織程度和規模等方面都遠遠超過了近代；也似乎應該相信那是一個“村落生活安定的時代”。從鋤社的時代至清代初期歷經300余年的社會變遷，華北農村的“近世的”特征沒有甚大的改變。我們從清代初期的文獻記錄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村落生活仍保持著安定的狀態，村民之間感情厚篤，各地保留著前世傳習下來的農耕互助習慣。在康熙宣化縣志里，記錄了華北北部宣化縣一帶農村中“耕獲以力相助”、“慶場”的風俗。農家村居，情甚親昵。有無相通，老少相愛。耕獲以力相助。有上世遺風焉。菽麥稻禾熟則作食饋親友。納稼畢，又釀酒設席待親友之來勞者。曰慶場21。以上數語描述了近世村落社會中村民生活的全景：在這個村落社會里，村民之間感情極為親密；大家不分親疏你我都相互敬愛而有禮，有不備之物必相互融通；而在耕作和收獲的農忙季節，大家必傾力出來相助；這些良風美俗非一朝一代所成，而是源遠流長，世代相習；一到作物收獲季節各個農家便準備食物招待前來相助的親族和友人；待糧食收入谷倉之后又備酒設宴招待那些相助者，共享豐收之喜悅；這一作法在當地儼然已約定俗成，名為慶場。這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與旗田所說的“沒有看青之必要的時代”相吻合、但不知有多少屬于夸張的成分。那時的地方志作者的確總愛以“上世遺風”來粉飾現實，不過據此仍可以謹慎地推測：時至清初，華北的農村社會上承前世，較為安定、富足，沒有發生劇烈的中斷和變動；以耕種和收獲時的互助為主要內容的村民農耕結合盛行于鄉間。2合具、搭套、伴工近世華北農村的農耕結合并不只限于鋤社和慶場之類，還有其他多種形式。其中有的像鋤社和慶場那樣到了近代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還有很多農耕結合習慣歷經演化一直延續到近代。令人遺憾的是，昔時的地方志等文獻資料對村落社會的生活很少記述，這使我們很難了解近世農耕生活與近代的關聯。作為一個例外，山東省北部登州府的歷代府志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關于農耕結合的連續記錄。在順治登州府志中，有以下記述：耕用牛四，謂之一具。窮民有至三、四家合一具者22。接著，在200年后問世的光緒登州府志里，也有“耕用牛四，謂之一具。貧者數家合一具”這樣與前代府志類似的記述。這里不僅介紹了當地耕種時的役畜使用習慣，還描述了一種在貧窮農民中間使用的農耕結合方法。這說明，在400年前的登州府一帶農村，農家從事耕種時一般是使用四頭牛，使之組合在一起進行作業。此耕種方法應是2牛在前牽引犁、耬或耠子等翻土農具作條（有的地方叫做耠溝），1牛在后拖著“砘子”（各地稱呼不一）將撒在條內的種子和糞壓實，并將兩旁的土填入條內，其后又1牛拉著“蓋”和碌轆等農具將播種后的土地進一步摩平、壓實。這種將4頭牛組合在一起的耕種方法不僅達到了較高效率的連貫作業，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華北干旱氣候下容易出現的土壤結塊和水分蒸發，保證作物根部在土壤里扎實、發育，為古來華北旱作農業的一般農法23。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有兩點，其一，不具備擁有4頭牛條件的貧苦農民采取數家結合起來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役畜不足的問題。可以推定，在實際耕種作業時不會只是各家役畜的結合，還應當有農家相互間勞動力的提供或支援等人的結合。因此，這應是一個不同于鋤社、且被華北農民普遍使用的農耕結合方法。只是，作為一種農耕結合的習慣，其名稱尚不得而知。其二，“具”的概念在這時已經出現。當時的農民把耕種作業時最低限度必要的一組役畜稱之為“具”、“一具”。此外，數家貧苦農民們將各自的役畜湊合在一起，結為一具，共同進行耕種作業的農耕結合方法被府志的編撰者稱作“合一具”。近世登州府農村流行的上述這種農耕結合習慣在近代華北農村各地幾乎都有發現：在山東省西部農村稱之為“合具”，在河北省中部、南部稱作“搭伙具”，在華北北部，例如沙井村則多稱作“搭套”或“搭具”。從其內容和稱呼上的一致性來看，近代華北農村各地流行的合具、搭套等等類似的農耕習慣的本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年以前。這樣，順治登州府志中的片段記載也許是有關合具、搭套這一農耕結合習慣的最早記錄24。光緒登州府志還記述了一種叫做“伴工”的農耕結合方式：田多人少，彼此相助，曰伴工25。根據大量地方志文獻中的記載，伴工與人們所熟悉的近現代農村的換工基本相同，在明清兩代的數百年間，伴工作為一種農家在農耕生產時相互間交換勞動力（或曰提供勞動力支援）的農耕結合習慣，普遍流行于從華北的山東到江南的江蘇、浙江等廣大地區。在川陜及華中、華南等其他地區，同樣流行著與伴工名稱相異、但內容相同的習慣。伴工這一農耕結合習慣顯露出如下一些特征：與古代的上百家、鋤社時代的10家為單位的大規模農耕結合方式不同，伴工可在小范圍的農家間進行，在形式上簡單方便，因而成為近世乃至當代最為常見的、普遍采用的農耕結合方式。同時由于伴工的對象變得固定而明確，農家們很可能相互以對方的勞動力支援作為參加伴工的（暗默的）前提條件，一種交換的、計算的意識很容易從中產生。因此，伴工包含了許多近代農耕結合的要素。伴工一詞至遲在明代的萬歷年間便已出現，在浙江的一些農村甚至沿用至今，但在近代華北農村已無法尋覓，似乎被與之相類似的換工、幫工等說法取而代之26。三、近代華北農村社會結合的變質從元代的“鋤社”到清代初期的“耕獲以力相助”、“慶場”、“合具”等農耕結合習慣與近代順義縣沙井村的搭套習慣相比較是極為有趣的。由于篇幅的關系，有關后者具體的形式、內容等的討論只能讓給別稿（參見注24）。在此僅簡要指出，前者表現出與近代渾然不同的“近世的”特征，而后者則明顯地顯示出農村社會結合的變質。首先，元代至清中期以前各種農耕結合的組織規模較大，共同勞動的范圍也較廣。村落成員熱中于大家共同參加的農業勞動，并且樂于相互支援，不計利害得失。對于近代的華北農民來說，10戶以上的農家組織在一起共同從事包括鋤地在內的農耕勞動是不可想象的；數戶農家湊成4頭牛進行耕種的方法也是過于奢華。近代華北農村的搭套或合具一般是由2戶農家組成，至多3戶，普通只能動員兩頭役畜，勞動范圍僅限于農繁期的耕作和收獲。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華北的農民沒有象他們祖先那么多的土地，更可能是他們早厭倦了大規模的共同勞動所容易產生的利益不均和自身束縛。其次，近世的農耕結合具有組織化、穩定性和社會保障的特征。“社”這一名稱本身便顯示出當時的這種農耕結合并非是松散的臨時的組合，此外社內沒有勞動能力的農家可以得到他人的支援的保證。這說明近世的農耕結合不會受各個農家家庭經濟地位的升降變動所左右，而能持久地存在下去。相反，近代的搭套則不同：由于各個農家的經濟狀況變得愈加不穩定，一方農家的經濟條件一旦發生變化搭套便會終止；即便是雙方的經濟狀況沒有變化，而來年是否繼續進行搭套也需要重新確認；在實際當中搭套的持續時間一般維持在2、3年左右。最后，近世的農耕結合表現出較強的娛樂性。村民們在共同勞動中不乏歡樂氣氛。輪到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勞動時要準備飲食飯菜招待大家，收獲之后又要相互設宴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