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二十世紀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華南的農村社會史研究，如果從20世紀上半葉陳翰笙、林耀華、傅衣凌等先生的經典研究算起，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經過半個多世紀海內外學者的努力，華南農村社會史的研究，應該是目前中國區域農村社會史研究中成果比較豐富的領域之一。本文嘗試著把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歷程放在學術發展的脈絡下進行簡要回顧。必須說明的是，由于筆者的學識及資料的不足，本文對前輩時賢成果的理解恐有謬誤，對許多學術史上的重要作品定有遺漏，萬望方家批評指正。1一、經典與傳統：20世紀上半葉的華南農村社會史較早對華南農村進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他們當時雖然關注的是華南農村的現實問題，但是，他們的許多作品已成為了解新中國成立前華南農村社會的經典，并深深地影響了后來的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紹。著名的經濟學家陳翰笙先生是較早進行華南農村社會研究的學者之一。1933年，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的陳翰笙組織了對廣東農村的經濟調查，調查結束后，陳翰笙根據調查結果寫成廣東的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一書，1934年由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1936年，陳翰笙用英文寫成的中國的地主和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一書在紐約出版。2陳翰笙是比較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陳翰笙及其“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十分重視用社會學的方法進行科學地調查與研究，形成具有鮮明馬克思主義理論色彩的“中國農村研究學派”。葛學溥是最早研究華南農村的人類學者（DanielHarrisionKulp，又譯為庫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學生對潮州鳳凰村的調查，寫成了華南的農村生活家族主義社會學一書，描述了潮州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并運用功能學派的觀點分析了華南的家族。3林耀華先生是研究華南宗族問題影響較大的另一位學者，4他的義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國人類學學者研究漢族家族的第一部人類學專著，他的小說體裁的人類學作品金翼影響深遠。葛學溥和林耀華的著述成了很長時期內海內外學者了解中國宗族問題的基礎讀物之一，功能分析方法也成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論依據。綜述二十世紀初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還應該溯及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倡導的民俗研究及其對人類學、民族學的積極作用。1927年，顧頡剛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主任，與何思敬、鐘敬文、容肇祖等創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創辦民俗周刊，開展學術活動。1928年傅斯年組建歷史語言研究所，倡導歷史學、語言學與民俗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風格。三十到四十年代，華南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達到了一個新局面。在中山大學的楊成志、嶺南大學的陳序經的積極推動下，廣東的學者深入到華南農村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社會調查，廣東的人類學和民族學逐漸形成規模。歷史學界較早涉及華南農村史的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些學者。但比較系統的研究還應該從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攻讀社會學，并受到人類學家弗雷澤名著金枝的影響，重視對民間文獻的收集和關注基層社會。他早年撰寫了一系列關于華南農村社會史的著作，5在這些著作中，傅衣凌先生對福建和閩贛毗鄰地區的社會經濟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強調應該從社會經濟的層面分析佃農經濟與抗租斗爭。他大量使用當時學術界不很重視的族譜、碑刻、契約文書等地方史料，對史學界較少關注的佃農經濟、租佃斗爭、鄉族組織等問題進行論述，考察所謂的“福建農村的經濟社區”，逐漸發展出獨特的學術風格和旨趣。今天看來，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南的農村社會研究，雖然歷史學在其中不為主流，但無論是顧頡剛、容肇祖等人的民俗研究，還是后來楊成志、陳序經等人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都體現著歷史學與經濟學、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學科相結合的特點。這一事實，使后來的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一開始就建立在一個多學科研究的基礎之上。特別是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一直有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傳統，對于后來歷史學者的學術風格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二、社會經濟史：區域取向與探索一、社會經濟史：區域取向與探索20世紀50至80年代，中國大陸的社會史研究的主流是政治史范式之下的研究，1但是，或許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緣故，相對于其他區域來說，華南地區的歷史研究較少受縛于政治史范式。50至80年代，華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鎮是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早在三、四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就致力于收集民間文獻和倡導關注基層社會的“社會經濟史”，解放后，他和他的學生以廈門大學為中心，開始有意識地、系統地收集福建地方文獻，并對福建的農村歷史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傅衣凌先生以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刻認識，提出了“鄉族理論”，很長時期內指導著福建乃至華南地區的農村社會的研究。同時，福建師范大學、福建省社會科學院也開始開展福建歷史研究。21949年，著名經濟史學家梁方仲先生就任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任系主任，在中山大學建立社會經濟史學科，開展社會經濟史研究，提倡關注農村與國家關系，廣東農村社會史的研究也在湯明檖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較多的成果。20世紀8090年代，大陸史學界經濟史研究成為主流，廣東和福建的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1985年、1987年分別出版了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形態研究3、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4和明清福建社會與農村經濟5三本論文集。這三本論文集可以說是此一階段福建和廣東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縮影。1987年，傅衣凌在深圳主持召開了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國際學術討論會。本次會議，以區域研究為主題，以廣泛利用地方檔案、民間文書、社會調查等資料為特色，體現了學術界的取向，也體現了華南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水平和成績。20世紀60、70年代也是美國漢學界開始擺脫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開始注重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及動力的時期。一些比較年青的學者，以魏斐德(PhilipA.Kuhn)和孔飛力(PhilipA.Kuhn)為首，開始應用弗里德曼和施堅雅的理論來探討縣政府以外的農村世界。6魏斐德和孔飛力的研究，從更廣闊的社會史角度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注意到了中國社會內部的社會組織及其反應出來的社會結構，開啟了美國對中國研究的社會史的風氣。20世紀5080年代，日本明清社會經濟史學界問題意識由政治色彩較強的“商品經濟地主制論”轉向“鄉紳論”、“國家論”、“共同體論”等與區域社會經濟史密切相關的問題，至80年代，“地域社會論”被正式提出，至今仍然方興未艾。在地域社會研究的潮流下，日本學界對華南的農村社會的研究成果也逐漸增多。總體說來，5090年代，無論大陸還是海外的關于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是在區域社會經濟史的取向和追求下進行的，這一研究取向實際上一直貫穿至今。通過學者們的努力，華南農村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也有了進展，特別是農業商業化與農村商品經濟、土地和租佃關系、賦役制度、宗族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限于篇幅，下文只能擇要介紹。長期以來，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商業化、宗族與土地制都是學界討論的熱點。葉顯恩、劉志偉、譚棣華、黃永豪、伍若賢等人的論著表明，7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生態、交通條件和人口的壓力、國際市場擴大等多種因素，從明中葉起，珠江三角洲商品性農業發展迅速。與此同時，沙田的開發與宗族制和商業化相互促進，珠江三角洲土地所有制以鄉族集團地主所有制為特點。葉顯恩、譚棣華專門論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農業商業化與墟市的發展。8黃國信依據廣東的資料，明清時期廣東地區以“鎮”命名的聚落基本上仍以軍事職能為主。在明清時期的廣東，擔當起江南市鎮職能的聚落是“墟”。9劉志偉認為，清代廣東商品經濟出現質變的重要內容是對外貿易轉為以出口為基調，各級市場聯成統一的有機體，商品生產主要以市場創造的條件獲得了新的發展。10陳春聲對廣東糧食市場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他運用數理統計的辦法，通過計算近十萬個糧價數字，來論述18世紀廣東的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認為18世紀的嶺南市場整合可以與同時期的法國相媲美，11陳春聲并與劉志偉指出清代經濟運作的兩個特點，即農戶活動的非市場導向與整體經濟活動的非經濟導向。12陳鏗、徐曉望、戴一峰等人則對福建農村市場進行了深入研究。福建的學者在收集土地契約，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頗深。建立在大量民間文書的收集整理基礎上，楊國楨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一書（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別是福建復雜的土地租佃關系，對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約關系的發展、從永佃權到“一田兩主”等歷史過程有清晰的論證，并運用傅衣凌先生“鄉族”理論，對土地所有權的“國家所有、鄉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結構進行了論述。珠江三角洲賦役制度因為和宗族、土地制度密切相關，素為社會經濟史學者所關注。葉顯恩、譚棣華認為，清中葉以后，珠江三角洲豪族賦役征解的變化，標志著宗法勢力的日益強大。13劉志偉比較詳盡地考述了一條鞭法前廣東里甲賦役制度，認為此對所謂廣東最早實行攤丁入地的說法，應當慎重。劉志偉還闡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戶”的演變及其反映出來的地方社會經濟結構變動。14福建的賦役制度以陳支平為用力最多。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他的清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一書，雖然探討的是全國性賦役制度，但多以福建的情況為背景。黃山書社2004年即將出版他的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該書依據了大量福建民間文書，探討了包括戶籍、易知由單、自封投柜制和民間負擔等方面的實際情況。廣東福建地區的宗族研究長期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與關注，是學術水準比較高的領域。廈門大學的學者則在傅衣凌先生的“鄉族”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對福建的宗族問題進行深入研究。15鄭振滿發表系列論文，剖析了閩北鄉族經濟的形態、結構、所有權關系及發展歷程。16陳支平比較系統地論述了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包括福建家族制度的發展、祠堂與族譜、族產與義田、等豐富多彩的內容。17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支平福建族譜一書則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譜修纂的歷程、種類與格式、修纂與管理、族譜家法、序跋題詞的裝飾炫耀、祖先的尋覓與塑造、淵源的追溯與合流、異姓的聯系與合譜、神明的崇拜與創造、客家族譜等問題。廣東的宗族研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區。葉顯恩、韋慶遠以族譜資料為基礎，闡述珠江的宗族倫理與宗族制的特點，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與商品經濟是互相適應的。18葉顯恩對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進行比較，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組織則因明代中期后商業化的發展而轉向發揮經濟功能，宗族的經濟功能是商業行為，而不是徽州的道義經濟。19陳春聲對清代廣東倉儲制度的研究也顯示出，清代廣東基層社會控制權的下移過程。他系統地考察了清代廣東的常平倉、社倉、義倉三大倉儲制度的運作，認為咸豐以后，紳士自辦的義倉的興起，反映了基層社會控制權下移的過程。201趙世瑜、鄧慶平：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2這一時期關于福建農村社會史輯錄的資料主要有：傅衣凌、陳支平編明清福建社會經濟史料雜抄（111），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連載；楊國楨編清代南平小瀛州山契輯說，中國經濟史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楊國楨編清代閩北土地文書選編（一）（二）（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3期，1982年；楊國楨編閩南契約文書綜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增刊；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福建地方文獻及閩人著述綜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唐文基編明清福建經濟契約文書選輯，人民出版社，1997年。3廣東歷史學會編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形態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4廣東省社會經濟研究會編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5傅衣凌、楊國楨主編：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人民出版社，1987年。6參考科大衛（DavidFaure）：告別華南研究，載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論文集，華南研究會編輯委員會編，（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孔飛力：中華晚期帝國的叛亂者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7劉志偉：簡論明清時期廣東沙田的所有權，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82年第1期；（美）伍若賢：清代民國珠江三角洲的鄉族田與二路地主，廣東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趙令揚、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土地問題，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劉志偉：宗族與沙田開發番禺沙灣何族的個案研究，中國農史1992年第4期；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葉顯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與商業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7年第6期；葉顯恩、林燊祿：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開發與宗族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8葉顯恩、譚棣華：明清珠江三角洲農業商業化與墟市的發展，廣東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9黃國信：明清廣東“鎮”之考釋，中山大學史學集刊第三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10劉志偉：試論清代廣東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2期。11陳春聲：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十八世紀廣東米價分析，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12陳春聲、劉志偉：清代經濟運作的兩個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13葉顯恩、譚棣華：關于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宗族的賦役征收問題，清史研究通訊，1985年第2期。14劉志偉：明代一條鞭法改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