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霸權的興衰及其理論啟示1987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大國的興衰，認為美國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他在書中寫道：“當代社會所經歷的困難是軍費負擔過于沉重，這些困難過去也曾困擾過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和希特勒的德國”。1作為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思維邏輯是歷史類比。美國的衰落與歷史上循環出現的興衰模式一樣，其中必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內因在起作用。著名的世界體系論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帝國的過度擴張是一種有規律的現象。2一個崛起的強國擴充其軍力以保衛日益廣泛的經濟利益，尋求擴大領土的控制權并擴展對國際經濟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過了從其掌握的資源中的獲利，進而削弱了它的實力，淪于衰落。另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如吉爾平教授也認為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已無力維護現存的領土分配、勢力范圍及世界經濟規則了，美國已不具備像過去那樣的“統治”世界體系的權力了，言外之意是美國的霸權的確已真實地衰落了。所不同的是，在吉爾平看來，美國人在“治理國家的藝術”方面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運用了“傳統技術”，試圖在現存國際體系的成本與收益之間重建平衡。3還有一些學者如曼庫爾奧爾森斷言，美國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國的權勢階層和政治利益集團已形成氣候，其政治影響往往是負值，它們一味追求財富的再分配，而不再關心增長。4這樣就出現了吉爾平所擔心的情形：在這些集團的影響下，國內消費大大超過了投資和生產；對外領導作用的負擔特別是軍費負擔加大，技術創新的利益正轉移到其他國家。5這種觀點預言美國再次成為一般國家，戰后那段春秋鼎盛時期已成為大國興衰、經濟榮枯這種永恒循環中的又一個插曲了。美國的確面臨著歷史上帝國最終都面臨過的困境。它尚未完全接受這一點的事實，并不說明問題就不存在。歷史上，大國往往在其經濟無法承受其負擔時，會作出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反應，具有創造意義的變革也會隨之發生。這種“衰落的邏輯”會在多大程度上進一步損害美國，將取決于它將來的經濟增長率和奉行何種政策，取決于它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制度會不會繼續有效。總之，將取決于它新的“治理國家的藝術”。對此，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衰落的邏輯”是否夸大了美國繼續支撐霸權的代價？美國的經濟政策優勢能夠增強它的力量嗎？美國所掌握的市場機制資源是正在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和較低的成本發揮力量、聚斂財富嗎？換一種方式問，就是美國的霸權今天并不需要它用20年或40年前那樣的力量來維持，并不要求它繼續作為全球超級強國來維持，而主要依靠其“民主教主”這種地位就可大功告成嗎？曾在里根政府供職的亨利R諾認為：“美國未來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經衰落，而是它在國際社會中追求什么樣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種經濟政策”。6這一斷言不僅旨在轉變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悲觀的思維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種霸權形式，因而更值得人們注意。西方學術界對“衰落的邏輯”的反對尚不止于此。1989年，蘇聯瓦解后，美國蘭德公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國家利益雜志上撰文，提出了另一種轟動一時的“邏輯”即“歷史終結論”。福山對蘇聯的崩潰額手稱慶，斷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今后西方文化將要單獨譜寫歷史篇章了，西方價值和制度的勝利標志著“歷史的終結”。7這種黑格爾式的歷史法則又頗有些尼采味道的論點雖然在氣勢上使充滿沒落氣氛的西方社會感受到一點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釋這種深刻歷史劇變的淺薄。福山抱持黑格爾的歷史演進的單一法則，認為再也看不到某種意識形態可以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卻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經受自身的挑戰。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簡單地斷言美國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據的，而使用歷史類比法來論證這種衰落更是不足憑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認為羅馬帝國滅亡前的6個世紀，人們就聽說過有關羅馬衰落的預言了。在羅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從公元300年至450年，羅馬經濟一直是健康的”。8約瑟夫奈是國際關系專家，他對歷史學家視為法寶的歷史類比法就不以為然。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享廷頓的觀點較為持中，他認為美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被稱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但其經濟力量已相對下降，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論證美國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國應清楚地看到冷戰后國際關系體系的變化、力量分布的變化及大國關系性質的變化，及時調整美國戰略以應對更加危險四伏的世界。9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它可能是絕對的，即是對自身的衡量結果；也可能是相對的，它是與外部力量比較的結果。一個國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斷強大導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斷腐敗造成的。中國的清王朝從盛極一時的帝國敗落成倍受凌辱的弱國，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歷史學家霍勒斯沃波爾的看法，英國“從一個強大的帝國衰弱成一個像丹麥或撒丁那樣無足輕重的小國”，是因為外部力量特別是美國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說，衰落總是相對于別國優勢地位的喪失。“衰落現象”往往會造成國際秩序的變化，進而導致新秩序的產生。它一般而言是“無序有序無序”辯證循環的先決條件。然而，判斷一個國家的“衰落”與認定一個國家的“崛起”一樣是相當復雜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種指標以外，這兩個概念還包含著“相關的心理預期”，這種預期往往造成負面的結果。譬如西方人認為蘇聯“衰落”了，便順理成章地判斷俄羅斯的所有行為都不具有敵意了。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崛起”了，就自然地判斷中國有“擴張”的企圖。導致“衰落”的因素不僅僅是實力的變化和所謂“霸權的轉移”，“軟力量”的作用同樣是巨大的。所謂“軟力量”就是思想和對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響的規則。海灣戰爭結束后，挾勝利之威風的美國總統布什“硬力量”可謂登峰造極，但在競選連任時卻仍未能免于“衰落”。耐人尋味的是，蘇聯在冷戰中不敷為繼而終致崩潰，而許多美國學者得出的結論卻是美國的衰落勢不可擋。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寫道：美國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例自1945年以來一直很自然地下降著。但在過去的幾年里，美國下降的速度超過了它所應該下降的速度”。戴維卡利奧則認為：“由于經濟的過度擴張和管理不善，相對衰落已開始變成絕對的衰落”。10假設還是經驗事實在西方學術界，有幾種流行理論正被用來解釋這種歷史現象。霸權周期理論：這一理論是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的，認為歷史上一場大的全球戰爭開始一個長周期即霸權周期。經過戰爭，一個國家取得霸權并利用戰后的和平協議使其獲得的優勢合法化。11這里的“霸權優勢”是指至少擁有能夠維持全球秩序所需資源的一半。新產生的霸權國家提供安全和國防秩序，而當這個國家失去了權力優勢的合法性的時候，就導致了另一場全球戰爭，戰爭中產生一個新霸權者，但不一定是那個舊霸權的挑戰者，而可能是舊霸權者聯盟中的一員。喬治莫德爾斯基1978年在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雜志發表一篇重要文章全球政治的長周期與民族國家，提出這一理論。根據這一理論，霸權周期一般為一百年左右。1987年，莫德爾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長周期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見下表）在表中，我們看到，從16世紀開始，分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獲得百年周期的霸權。根據這一解釋，美國在20世紀的霸權在1973年就已結束了，接下來應該是一次全球戰爭中的一個新霸權者的出現。如果人們勉強把海灣戰爭視為那種戰爭，那么新霸權者是誰呢？蘇聯已經衰落了，難道是日本抑或德國嗎？至少現實還無法證明這一點，絲毫也看不出日本會成為一個全球霸權者，而且霸權周期會持續一百年。莫德爾斯基強調衰落過程與全球經濟的長周期有關。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經濟波動與霸權轉移有內在的聯系。12稀缺資源價格上漲導致權力喪失，而價格下降、資源豐富和經濟創新就會帶來權力聚積。如果美國在1973年的衰落被解釋成是戰爭導致的經濟衰退的原因，那么它在80年代中期的經濟復興和90年代初海灣戰爭中的勝利就無法解釋了。根據美國總統經濟報告，1983年和1984年，美國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反彈3.6和6.8，通貨膨脹率分別下降到3.2和4.3，失業率則由1982年的9.7下降到1985年的7.2。13對1982年后的經濟復蘇，凱恩斯主義認為是以巨額預算赤字為代價取得的，貨幣主義認為是進一步放寬貨幣帶來的，供應學派則認為是自1981年實施減稅后高投資收益形成的。14但無論怎樣，這種經濟復蘇總是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分不開的。事實上，這種霸權周期理論并不新鮮。早在本世紀初，麥金德爵士就明確指出，國家間不平等的增長導致了每一百年爆發一場世界霸權戰爭。15霸權轉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興衰無常，循環不已，但霸權的轉移會導致不穩定和危險。所以，這種理論真正關心的是霸權下的穩定。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力量是霸權控制的源泉，經濟霸權就是在原材料、資本、市場、生產上占據優勢。另一些學者認為，霸權就是一國有能力為全球經濟建立規則的秩序安排。16羅伯特吉爾平認為英國和美國因為創造并加強了自由經濟秩序和規則，因此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成功的霸權。17莫菲特甚至認為，世界經濟的穩定要求有一個單一穩定創造者，這一穩定期則恰好與霸權期巧合，歷史上：“英國統治下的和平”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就是這樣的時期，即英國和美國分別在19世紀和20世紀強大到足以創造和加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這一時期里只有一個霸權力量（英國從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從1945年到1973年），一旦這個霸權力量不存在了，沖突就變成了家常便飯。18這種理論暗示美國不要步當年英國衰落的后塵，應當吸取英國的教訓，不穩定就要接踵而來了。古德斯坦明確地說：“美國正在走向脆弱的霸權這似乎增加了發生霸權戰爭的危險”。19這種理論注重單一霸權的作用，維護的是赤裸裸的霸權利益。但這種理論沒有證明戰后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是因為美國單一軍事霸權的結果嗎？還是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力量的結果？反過來說，這種理論也沒有說明軍事經濟力量與霸權之間的因果關系。沃勒斯坦認為，一個國家取得霸權，就是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在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和規則強加于他國。這種能力的基礎存在于強大的農業工業生產、商業和財政之中。20這樣的霸權并不常見，只出現在農工生產、商業和財政三個領域同時獲得優勢的暫短時期。這一霸權衰落后就會出現一個新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1815年后的“歐洲和諧”以及1945年后的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見下表）在沃勒斯坦看來，美國從1967年開始就在走向衰落。但是，十分明顯，沃勒斯坦把注意力都放在軍事和經濟上面，忽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沃勒斯坦注意到短暫的霸權期并指出農工生產、商業和財政三種優勢并不總是同時出現，還是頗有洞察力的。但是這一理論難以證明到底需要多大的實力才足以建立起一種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而這種實力究竟衰落到何種程度就使自由秩序不能再支撐下去了。（見下頁表）在這個表中，美國1928年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占的份額，按羅斯托的統計是42.0，在1953年按貝羅奇的統計是44.7，兩者差距并不大，這怎么說明美國在1948年而不是在1928年采取行動建立國際經濟體系？按照羅斯托的統計，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占的份額1963年是32.0，而1928年則達42.0，就是說1963年比1928年還低，但1963年時的美國卻處于霸權鼎盛時期。并不是說有了實力就可以建立國際經濟體系。看來，單憑一些數據是不能最終說清楚問題的。霸權代價理論：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吉爾平教授。他斷言隨著一國力量的增長，它開始追求更大的領土控制權，擴大對國際經濟的控制。與此同時，由于資源增量，規模經濟帶來更大利潤，這個國家的實力也會逐步增強。但是，這個國家從擴張過程中獲得的收益不是越來越增加，而是逐步減小。這是由效益遞減規律決定的。隨著國家規模及其對國際體系控制范圍的擴大，一方面它的收益遞減，另一方面它維持這種控制的成本卻越來越大。進一步擴張的邊際成本也高于其邊際收益。21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發現維持現狀的成本要比維持現狀所需的財政支持能力上升得更快，維持現狀變得更加困難，發展的結果最終導致了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的衰落。吉爾平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派的概念和基本假設來闡述他的觀點。新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在一定條件約束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新經濟史學派則研究無論在什么條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因。22吉爾平從新古典經濟學中引進了效益遞減規律。保羅塞繆爾森指出：“某些與其他固定投入相關的增加，在一定的技術狀態下，將導致整個產出的增加。但到了一定程度后，由追加同量的額外投入而產生的額外產出很可能越來越少。這種額外利潤遞減規律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即對資源的變化萬千、日新月異的使用，使可供使用的固定資源日益減少”。23因為資源的實際減少和人們對資源減少的預期，資源的價格呈上升趨勢。在沒有技術創新的條件下，效益一定是遞減的。吉爾平因此指出：“從本質上說，增長率是趨于放慢的，而且經濟活動的位置也不斷地向四周新的增長中心擴散”，24吉爾平的意思是：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就這樣符合“效益遞減規律”地衰落，美國也當然不能例外。戰后世界經濟中財富分配狀況符合吉爾平的判斷（見上頁表），但吉爾平的理論顯然對技術創新和市場增值的內在力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個居支配地位的大國并不是一定要采取自由經濟政策，而美國在1947年之所以會選擇一個較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考慮，因為這是在冷戰初期能夠利用西方資源來保護西方制度的最好辦法。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社會力量分析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一個社會利益集團政治一旦形成，就會出現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公共物品問題。公共物品是那些社會運轉須臾不可或缺的物品如空氣，公共交通，國家安全等。公共物品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減損別人的消費，公共物品又是非排他性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排斥他人的消費。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1965年發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揭示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性。奧爾森認為，由于公共物品的不排他性，不付成本也可以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