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美國“電視研究”的學科起源與發展關鍵詞：美國電視研究學科起源發展摘要：美國“電視研究”，在新聞式批評、電視效果研究和人文藝術批評等三大知識傳統的基礎上，從1960年代末開始，經歷了從知識領域到學科的過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漸成型。電視研究的“學科化”，是在一種“合力”的推動下完成的，不僅表現為各類知識之間的交互影響，還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話語協商。本文通過梳理這一過程，對美國的“電視研究”的起源與現狀加以宏觀描述，期以與中國“電視研究”的學術發展做橫向比較。Abstract:Emergenceof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fromtheendof1960sto1970swasahistoryofknowledgeablecorporationamongJournalismCritic,MassCommunication,andHumanismCritic.TelevisionStudieswasconstructedbythenegotiationofseveralforces,whichwantedtoinvolveinacademicdiscoursesaswell.Thepaperanalyzedhowthedisciplineemergedandhowtomadeevolutiontillnow.KeyWords: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Discipline,Emergence,evolution“電視”是不同知識領域共同關注的對象：傳播學考察電視如何影響人的心理和行為，藝術學探討電視的影像藝術，批評家細讀電視文本，管理學鉆研電視的產業經營。因此，“電視研究”是一個龐雜的知識領域。但同時，也存在這樣一種趨勢，“電視研究”總試圖確立一個相對專門、自足的范圍，惟其如此，相對于其他學術領域，它才能彰顯出自己的獨特性，成為一個穩定的知識門類。面對紛繁蕪雜的學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間的矛盾，筆者提出兩個概念予以區分作為“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和作為“學科”的電視研究。前者是廣義上的，指所有從不同視域關注電視的知識；后者是狹義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評（如文學研究、電影研究、文化批評）學者，在新聞式批評的基礎上，與傳播學研究展開充分對話，而形成的新的學術傳統。美國電視研究從知識領域到學科的“學科化”過程，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漸成型。本文通過梳理這一過程，對美國的“電視研究”的起源與現狀加以宏觀描述，期以與中國“電視研究”的學術發展，做一個大致的比較。1美國“電視研究”的知識起源作為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在美國濫觴于1940年代，生發出三大知識背景：新聞式批評、電視效果研究和人文藝術批評。“新聞式批評”出現時間最早，指“由感覺敏銳而又見多識廣的記者撰寫，通過報紙或雜志發表的關于電視的報道或評論”2，涵蓋了在大眾紙媒上與電視相關的各類新聞、信息和評論，由新聞記者撰寫，篇幅短小，面向廣大讀者，具有一定時效性。1946年，電視在美國開始崛起。同年，杰克高爾德（Gould,Jack）和約翰克洛斯拜（Crosby,Jack），分別在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和紐約哈羅德論壇（HeraldTribune）上開始發表電視批評，各大紙媒紛紛開設專欄。據統計，1958年，發行量超過五萬份的日報中，有將近80%的報紙專門雇有電視批評的記者，這個比率遠遠高于其他欄目，如財經、地產、園林、教育、藝術等。3很多新聞式電視批評，關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節目預告之類的，與嚴肅的批評相距甚遠。但也有例外，少數報紙和雜志擁有出色的批評家，無論是在業界、知識界，還是在公眾中都享有很高的聲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紐約客（NewYoeker）的邁克爾阿倫（Allen,Michael）、星期六評論（SaturdayReview）的羅伯特夏陽（Shayon,Robert）、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的勞倫斯勞倫特（Laurence,Laurent）、紐約時報的杰克古爾德和約翰奧克萊（OConnor）等。“新聞式批評”為電視知識在公眾中的推廣做出了貢獻，而批評家對電視的思考，也成為日后研究的學術資源。此外，一些優秀的批評家進入大學，成為電視研究的開拓者。如，夏陽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嫩堡傳播學院執教；美國“電視研究”學科的開創者霍拉斯紐卡姆（Newcomb,Horace），在進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之前，曾負責主持巴爾第莫太陽報（BaltimoreSun）的批評專欄；電視研究的理論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68-1972年間曾在BBC旗下的雜志聽眾（Listener）上負責批評專欄；4著名的電視史專家艾瑞克巴爾諾（Barnouw,Eric），著有三卷本美國廣播電視史，之前也是著名的電視記者。從1950年代開始，傳播學者用量化調查的方法，對電視進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響的是威爾伯施拉姆（Schramm,Wilbur）和約瑟夫克拉珀（Klapper,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間進行的11次調查，得出結論：“對于大多數未成年人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電視節目可能既不是特別有害，也不是特別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資助出版，題為大眾傳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結果顯示，電視無法塑造公眾的意見和行為，只能強化既有的觀點。喬治格本納(Gerbner,George)的“文化指標”研究，更具影響力。從1968年到1983年長達15年的時間里，他用內容分析的方法，追蹤分析3000多個節目和35000個角色，并就此調查觀眾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論”電視歪曲真實的世界，改變了人們的觀念，使之感覺到生活在邪惡的世界中。總體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電視作為文化形式、影像藝術、意識形態表征等豐富多元的特性，簡約為數據和信息，因而遭致眾多批評。7廣泛的學術爭辯，對電視研究的學科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需要特別提到麥克盧漢。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論人體的延伸其中有專節對電視加以論述。他對“電視研究”主要兩大貢獻：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紅極一時，影響所及，延伸至新聞式批評和電視學術研究兩個領域，極大地提升了“電視研究”在知識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傳播學界一批學者秉承麥克盧漢的思考路向，發展成漸顯聲勢的“媒介環境學”，把美國的“電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傳統人文學科中一批開明學者的呼吁和實踐，對電視研究的“學科化”也功不可沒。直至1950年代末期，電視在人文知識領域還備受歧視。1940年代，好萊塢創辦的雜志廣播、電影、電視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為電影季刊，把廣播、電視完全逐出門外，以仿效法國的電影雜志，期待辦成一個關于電影藝術的學術刊物。8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普遍的觀點是，電視離“藝術”甚遠。1960年代，一些知名學者，大力提倡電視批評和藝術研究，扭轉一時之風氣。最知名的代表，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希臘研究專家摩西斯哈達斯（Hadas,Moses,1962），提出營造“電視批評的氣候”，認為，人們應該象對待書本一樣去對待電視。9著名作家、文化批評家（1959）吉爾伯特賽德斯（Seldes,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時的七種流行藝術，認為應該摒棄所謂“高雅/低級文化”的成見，對流行文化進行研究。后來，更是親歷親為，在報刊雜志上發表電視批評，還參與電視內容的制作，成為CBS第一位新聞節目的制作導演。“電視研究”學科化的社會背景電視研究要成為一門學科，前提是普遍觀念的改變。觀念之扭轉，光靠學術界的努力是不夠的，端賴于一股社會“合力”的推動下。這股合力，不僅僅表現為各類知識之間的交互影響，還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話語爭奪。“學術”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權威性，在布爾迪厄看來，它就是一種“文化資本”。與電視相關的各種社會力量，往往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要求嚴肅正視電視，以提高電視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創辦相關的博物館、檔案室、圖書館，或成立各種學術組織，或資助相關的學術研究從而，間接或直接影響電視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實際上是不同社會力量對“學術”話語的爭奪。從1960年代開始，政府、新聞式電視批評家、電視媒體、大學都普遍意識到，“電視值得嚴肅對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政府出于維護教育與文化生態的考慮，資助“電視暴力”、“電視與兒童”、“電視與婦女”等研究項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機構FCC（聯邦通訊委員會），意欲提高電視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諾牛頓(Newton,Minow)出任FCC主席，發表著名演講，用英國詩人艾略特的詩荒原為喻，對當時的電視提出嚴厲批評，稱“坐在電視機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電視應該強化文學、文化的色彩”。面對來自外界的批評，電視媒體試圖干預、爭奪批評的話語權：第一，創辦學術期刊與雜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評標準；第二，提倡和資助嚴肅的學術研究，把電視批評驅趕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學術機構，從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學術活動。1960年，CBS計劃創辦一個電視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1962年，CBS全額資助，聘請羅伯特夏陽為主編，出版一本關于電視批評的論文選集第八種藝術，這是一部重要文獻，極大推進了電視批評和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共收錄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廣有影響的新聞式電視批評家、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電視媒體的高管、優秀的制作人員。所有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來關注、批評和研究電視。第八種藝術的出現，表明了電視媒體、平面媒體等對學術話語的“關注”，從而與大學里的學者達成共識，一起來為“電視研究”正名。結局當然是雙贏：媒體利用注意力資源和金錢，提高電視在知識系統中的位置，同時削弱新聞式批評的鋒芒；新聞式批評家也得以從高節奏的常規化寫作中解放出來，不再完全為報紙和期刊寫作，更多地表達自己的思考；學者則借助于媒體，擴大專業的影響，在已有的學術機制中謀求應有的位置。1946年，由新聞式電視批評記者、電視媒體的高級管理人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共同發起成立ATAS（“電視藝術與社會”學會），在經過一番明爭暗斗后，1957更名為NATAS（“全國電視藝術與社會”學會）。這是一個業界、學界、批評家共同參與的學術組織，但實際上為媒體所操縱，成為電視網進行“公關”活動的重要平臺。該協會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評審和頒發一年一度的“艾美獎”；二、出版學術性的研究雜志，開展學術活動；三、舉辦電視教育的公共活動，如創立電視博物館和電視檔案館，普及電視知識。1961年，學術刊物電視季刊面世，是NATAS尋求與大學合作的結果。該刊物由NATAS出資，紐約的錫拉茲大學承辦，刊登會員單位的文章，作者包括業界人士，學界專家和批評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學術標準，以表達媒體組織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學術取向以服務業界為前提。從好的方面說，這個雜志為各個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提供陣地；從壞的方面說，不倫不類對教授們而言，太商業化了，對一般讀者和從業人員來說，又顯得太學術化。1965年，NATAS啟動一項計劃，打算在紐約大學、美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三所學校的圖書館，設立專門的電視檔案室，為學術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電視檔案館。此后，很多大學的圖書館，國立圖書館、電視網都開設電視檔案館，保存各種節目和資料。一般來說，檔案館是為學術研究所設置，而博物館則主要是面向公眾以普及電視知識的。1960、1970年代，出現了一些電視博物館，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位于紐約的廣播電視博物館（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電子傳播博物館（MBC）。電視檔案館和博物館的出現，不僅在資料上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過挑選、歸類和保存，電視的歷史和傳統得以形成。“電視研究”的知識整合1970年代，美國“電視研究”出現知識整合的趨勢。推動這一趨勢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Raymond）和霍拉斯紐卡姆等（Newcomb,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學的訪問，接觸到美國的商業電視，正是在留美期間，他開始“正視”電視，進行系統專門的研究，撰寫了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一書，成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顧了電視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電視的管理制度、節目形式、傳播特點、社會影響。談到如何看待和研究電視的問題，威廉斯對麥克盧漢的媒介觀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提出批評。前者從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電視，忽略了“電視”本身，是一種“技術決定論”；而后者則帶有某種“偏見”，把電視看成是意識形態的符號體系。威廉斯認為，電視的出現不僅僅是科技發展的產物，也不完全出于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個人的需求。威廉斯對盛行于傳播學領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評：“大眾傳播的觀念已經引發一場災難，因為大眾完全變成了廣大受眾的同義詞，從而阻止了研究者對具體的傳播成則和傳播形式進行分析。”13主流傳播學對電視的研究，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只關注電視對受眾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至于電視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詞。有感于此，威廉斯專門考察了電視文本的傳播特點，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節目”。意指電視除了“節目”以外，其他影像符號（如廣告、片花、過渡性畫面和音樂等），也不容忽視。它們同等重要，共同組成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流程”的概念，不僅是對“電視”的重新認識，即“電視是如何呈現在受眾面前的？同時也是對“看電視”的一種關注，即“傳播者與受眾存在何種關聯？”因為，“流程”歸根結底，是觀眾看電視時一種應接不暇的感覺。威廉斯試圖把對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結合起來：既主張傳播效果研究應對文本予以關注；也提醒文本批評，應該注意到受眾的接受。威廉斯對電視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主要根基于歐洲的理論傳統，建立在對英國電視認識的基礎上。他雖然也接觸過美國電視，但時間很短，沒有進行過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