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現代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摘要：現代性是在歐洲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來的以科學和理性為代表的一種社會文化形式。後現代主義是西方對現代性的又一次啟蒙，是現代性的延續和調整，它是對現代性弊端的批評，而不是對現代性的終結。現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與西方現代性不同的中國的現代性。中西差距實乃“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現代性取代“傳統性”的過程，中國必須選擇現代性，不可能“直通式”進入後現代社會。一、現代性解說蒸現代性（modernity）的社會學意蘊是甚麼？它是用來說明現代社會的社會與文化特徵的術語，吉登斯（A.Ggiddens）曾指出：“現代性是指大約從十七世紀的歐洲起源的一種社會生活（SocialLife）或組織（organisation）的模式，之後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全球。”宋林飛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歷史斷代的術語，是指接踵中古世紀或封建制度而來的新紀元，涉及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文化的轉型。”臺灣學者葉啟政認為，“現代性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歷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現與反映的是歐洲人自某特定歷史階段起的一種認知和期待心理、價值、信仰、態度與行動基調。扼要地說，現代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種歷史性的表現形式，它得以讓理性以不同的轉形樣態表現在社會中不同的面相。”概言之，現代性是在歐洲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來的以科學和理性為代表的一種社會文化形式。現代性與現代化有著不同的內涵。我們通常理解的現代化是指以工業化為發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體性的社會變遷，它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無疑，現代性具有這方面的“面相”，它可以“大略地等同於工業化的世界”。然而，現代性更多地是在歐洲社會現代化基礎上抽象與提煉出來的一種東西，現代性是唯一的，現代化卻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雖然現代化是現代性“化”的過程，但現代性卻不是任何一種現代化的結果。對於現代性，可以從兩個不同的邏輯起點進行理解。其一，從後發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起點來看，現代性昭示著一種國富民強的社會理想，盡管這種理想在被接受和實踐的過程中會受到本土傳統的反擊，但它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力影響著後發國家的社會變遷，形塑著它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觀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代性為西方社會帶來經濟的高度發達和物質生產的富足，這種物質層面的強示范效應是一種不可抗力，它直接關涉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於是，現化性被奉為現代化的“神明”，在此基礎上的“西方化”和對本土傳統的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恰恰是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產生了“現代性”這種東西，而不是東方或本土。其二，從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的社會發展現狀來看，現代性更接近於一種延續的“傳統”。如果從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算起，現代性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尋求現代性的社會和文化基礎，大概要上溯到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這一時期開創了新興的自然科學，奠定了科學和理性的基礎，馬克思說過，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這一時代的繁榮造就了歐洲社會的強盛（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同時，文化和社會的雙向“反哺”使現代性日益凸顯出來，在此之後，現代性以不可逆轉之勢茁壯成長，由它創造的現代文明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其合法性長期以來備受尊崇，直到60年代以後，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劇烈變化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它的霸權地位才受到懷疑。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及其對現代性的批判“後現代”一詞最早曾在19世紀70年代使用。後現代思潮的真正興起是在本世紀60年代以後，到70年代其影響已較廣泛，80年代以來以法國為中心，後現代話語開始在全世界流通，主要代表人物有福柯（MichelFoucault）、利奧塔（J.F.Lyatard）等。後現代主義對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觀提出了挑戰，它的目標在於消除傳統權威的合法性。後現代主義強調的是非決定論而不是決定論，是多樣性而不是統一性，是差異性而不是綜合性，是復雜而不是簡單。它特別關注合法化危機和支配世界文化系統以現代計算機和傳媒為特徵的這些方面，對基於共識，理性溝通行動和人類自由之上的理論和科學深表懷疑，試圖尋求關於社會、語言和人類主體的新觀念，它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視角，更新了傳統的思維方式。後現代主義者清醒地看到了人類目前所面臨的核武器和環境這兩個足以毀滅世界的難題。正是在追本溯源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對於人類今日的不幸，現代性難辭其責。因此，挑戰、批判現代性便成為後現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務。正如格里芬（D.R.Griffin）所說：“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拋棄現代性，事實上我們必須這樣做，否則，我們及地球上的大多數生命都將難以逃脫毀滅的命運。”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上，後現代主義主張消除現代性所設置的人與世界之間的對立，因為如果我們把世界看作是與我們相分離的，是由一些計算操縱的，由互不相關的部分組成的，那麼我們就會成為孤立的人，我們接人待物的動機也將是操縱與計算。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源自於對工具理性及其惡果（極權統治、核恐怖和生態惡化）的批判。盡管現代性在後現代主義者眼里有種種劣行，然而，後現代主義卻難以擺脫對現代性既愛又恨的關系。它要否定的不是現代性的存在，而是現代性的霸權，不是現代性的優點，而是現代性的局限。它欣賞現代性給人們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進步，同時對現代性的負面影響深惡痛絕。後現代主義提出的問題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現代性的優點又有效地避免現代性的弊端？顯然，問題的難度是不小的，因為這不僅關涉到現代性的命運，更關涉到人類社會的前途。三、現實的考察：現代性、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的現代也從現實的社會環境考察，無論是現代性，還是後現代主義，相對於中國來講，都有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意義。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帶給我們的問題是：第一，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是否因為中國的社會母體中沒有孕育出現代性？換句話說，中西差異是不是可以看作“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異？第二，如果承認中西差異，那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不是可以看作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轉化過程？進言之，是現代性取代“傳統性”的過程？第三，如果後現代主義是現代性的延續，那麼中國能不能“直通式”進入後現代狀態？或者說中國能不能繞開現代性的弊端而直接進入所謂的“後現代社會”？第四，前面的問題中還隱含著另一個問題：西方的現代性或後現代主義是不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選擇？亦即不管是西方的現代性，還是其後現代主義仍是普世化的典范？第五，能否在中國社會母體中孕育出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新的形態，而這種現代性的新形態要明顯優越於西方的現代性且不同於後現代狀態？以上幾個問題只是一種學理上的思考，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從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出發，答案相對來講要簡單一些。顯然，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論爭，而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展才是硬道理”。但反過來講，發展離不開理念的導引，對現代性、後現代主義的梳理正是為了中國健康、有效地發展。因此，對前面幾個問題的解答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否可以歸結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異？對人類歷史的縱向考察可以發現，中國在歷史上很長一個時期內處於世界文明的領先地位，及至漢唐，達到鼎盛，爾後逐步走向衰落。黃仁宇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他不同意在明代萬歷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的看法，不過他認為，“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沖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在清朝之初，仍然面臨現代化的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但被清王朝的統治者錯過了，等到鴉片戰爭爆發，國家已無力扮演領導現代化的軸心角色；也有的學者，如韋伯（MarWeber）認為中國的落後是因為中國的儒教不能像西方的新教那樣培育出資本主義精神，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中西發展的錯位呢？也許，單就中西發展的不同討論人類社會的發展帶有明顯二分的色彩，但是姑且將二者從人類社會的母體中剝離出來加以比較，或許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尋找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的動因。在中國，真正可以被稱得上“傳統”的東西是儒教。儒家思想自春秋形成，經秦、漢統治者放大，逐步成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合法性權威的思想武器，也成為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修齊治平”、“中庸仁禮”等思想歷經兩千多年而不衰。盡管在五四運動時期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囗號，“文革”期間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批孔”運動，然而儒家傳統卻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難以祛除。如何評判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與中國社會是一種甚麼樣的關系？不少學者已經提出很多有見地的觀點。筆者認為，儒家思想既是創造中國封建社會輝煌文明的基礎，又是中國社會式微的根源。這里，需要把西方社會搬出來作一叁照，在中國占據世界文明霸主地位的同時，西方社會正在艱難地從奴隸制城邦國家向封建社會過渡。1640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使英國率先走上現代化發展之路，之後法、意等國也步入世界強國之列。是甚麼原因促成了西方社會的這一轉型呢？是啟蒙。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科學與理性成長起來，亦即培育了現代性，如果說儒家思想培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那麼現代性則造就了嶄新的西方現代文明。“傳統性”與現代性是兩種文明的不同載體，而且兩者的形成都賴於啟蒙；儒家思想形成於“百家爭嗚”的春秋時期，現代性則是在文藝復興以後，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和理性的增長出現的。不同是兩者相距的時間久遠了一些，傳統的儒家思想已如步入耄耋的老人，而現代性卻如初出茅廬的少年，兩相較力，結果可想而知。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文明的載體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了，而現代性卻正處於蒸蒸日上的蓬勃發展階段，中西社會之差距實乃“傳統性”與現代性之差距。其次，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不可以看作現代性取代“傳統性”的過程？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容易招致意識形態化的抨擊，不過一直以來大凡談論中國的現代化，就無法回避“西方化”還是“某某化”的問題。汪丁丁說過，“如果我們承認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是人家逼出來的，如果我們再承認中國傳統內原本沒有也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萌芽，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化（技術的、制度的、思想的），同時不能不帶著傳統與現代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雙重沖突。”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現代性取代“傳統性”的過程，只不過這種“取代”不是單純的拿來與灌輸，而是現代性與“傳統性”的一場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傳統性”會節節敗退，現代性也會在“傳統性”的沖擊下出現裂痕，“由於現代化過程在中國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現代性裂痕顯為雙重性的，不僅是傳統與現代之沖突，亦是中西之沖突并沒有與歐美的現代性絕然不同的現代性。”再次，中國能否“直通式”進入後現代社會？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的關系，筆者傾向於把後現代主義看作現代性的又一次啟蒙，即後現代主義是現代性的延續和調整。吉登斯認為，“那種主張現代性正在分裂和離析的觀點是陳腐的”，他認為“後現代性”可以看作現代性的一個新的階段。筆者贊同吉登斯的觀點，現代性不是一種終結的結果，而是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調適的延續。作為一種新興的文明載體，其生命力遠未走到盡頭。而且，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發展除了現代性以外，并無別的道路可走，後現代主義必將在經歷了“啟蒙（反傳統）後啟蒙（反省反傳統）非啟蒙（復歸傳統）”的過程之後復歸於現代性。應當說，現代性本身需要不斷反思，需要不斷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復歸本身就是對現代性的充實提升的過程，後現代主義也是對現代性的一次“揚棄”。後現代主義者曾經設想後現代主義可以消解現代性的弊端，格里芬在為後現代科學中文版所寫的序言里說，“我的出發點是：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錯事，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樣的話，中國實際上是後現代化了。”這種浪漫的神話聽起來是誘人的，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落後并渴望迅速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後現代主義似乎提供了一條社會發展的捷徑。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後現代主義在西方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是現代性相對成熟以後的產物，也就是說，現代性是後現代主義的現實土壤，離開了現代性也就談不上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目前所缺少的不單是後現代主義，更缺少現代性這種東西，如果不注重現代性的培育，而幻想一步進入後現代狀態，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將導致中國社會發展主體目標的缺失，進而導致整個發展進程的混亂。這正如後現代左派批評的那樣，後現代派實際上把對商品化，官僚化社會的不滿和對還原理性的合理批評誤導到反科學、反理性的歧途。一般說來，社會發展的道路大致有兩條：一條是自發內生型，一條是自主選擇型。自發內生型的發展多是自然演進的的結果，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之於西方就是如此，自主選擇型的發展帶有很強的理性建構的色彩，它要求給出一定的社會發展的期望模型，然後照此辦理，人類歷史的發展應當說是自然演進與理性建構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一定時點上可以表現為單一線路的演進，或者是以一單線路為主導的演進，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主要是理性建構的自主選擇型發展，這種發展道路客觀上要求確立一個叁照模型，并以合理的發展模式向這一模型接近。無疑，中國的發展模型是現代性，而非連西方社會也尚無定論的“後現代狀態”，而且，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際操作來說，中國宜采取漸進型的發展模式，中國不可能也無法實現從傳統社會向後現代社會的“直通式”跨越。值得一提的是，後現代主義對於中國現代化模型的設計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第四，中國會否選擇現代性？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