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當前我國第三領域的發展難題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在解釋中國問題時存在一定的限度，同時為避免“第三部門”的內涵歧義性，作者提出了一個與公域和私域相對應的概念：第三領域。并結合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歷史和現實說明了這一概念的所指。然后從國家能力與國家權力間關系的角度，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從全能主義政治向后全能主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第三領域的發展難題。作者指出這些難題的形成主要是國家權力的非現代性配置傳統造成的，而欲推動中國第三領域長遠而理性的發展從而提高中國的國家能力，近期內最緊要的問題就是第三領域進一步的“去國家化”，從而為以后建立起公域，第三領域和私域之間對等合作的政治關系打下基礎。關鍵詞國家權力國家能力第三領域公共領域發展難題去國家化一第三領域的內涵界定本文使用的第三領域的概念，主要區別于傳統的國家與（市民或公民）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同時也有別于目前中國學術界較為流行的“第三部門”的概念。1粗線條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及源于西方政治實踐的相關理論在中國并不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按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市民社會（Civilsociety）這一概念的權威性解釋，現在通常使用的“市民社會”是指：“國家控制之外的社會和經濟安排，規則，制度。”（P125）它強調的是相對于國家公共權力的私人活動空間，尤其是社會自治和自由交易的領域；其中也隱含著一個基本的現代性命題，即：國家與社會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權限劃分，未經公共協商或契約，國家不能任意侵犯社會內部的自主活動。雖然在公民社會理論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論述和側重點各有不同1，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二分，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獨立并制約公共領域的擴張是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理念的主流。以這一基本理念和分析框架反觀中國政治-社會結構演變史，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發展邏輯上走的是迥然不同的兩條道路。有關這一點，秦暉先生使用的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2的概念很有說服力。秦先生的觀點是：西方近現代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演變是從小共同體本位發端的，也就是社會學家滕尼斯所謂的從（小）共同體向社會的演變，因而社會力量的自治傳統影響到西方國家民族國家建立之后社會與國家間的關系。也就是社會有自己的活動權限并制約國家權力的濫用。但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卻是一個大共同體，國家權力廣泛的滲透力已基本上破壞了傳統小共同體自治的紐帶。而因為國家權力全社會范圍內滲透事實上的難度（即所謂的“天高皇帝遠”），中國在底層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還是有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的自治。但這種社會的自治是不確定的，其權利也未得到國家法律上的保證，對國家的制約更是極其有限，相反，這一領域在一般情況下都未超出過國家的權力限制。這里說的是中國古典社會。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雖說也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國家與社會合作的歷史，也就是清末預備立憲前后紳商階層的崛起并自覺到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對產權界定的呼吁）（劉偉，2003），社會力量通過國會請愿和在地方咨議部門開會討論的形式得到了一定體現。但這一局面很快就為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所阻斷，也就是鄒讜先生所言的全能社會的苗子在這種危機中就已埋下。而全能社會的特點就是：“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地，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鄒讜，1994，P69）為克服全面社會危機，客觀上要求黨政組織體系全面重塑社會關系從而集聚有限的社會資源實現民族獨立。按照鄒先生的觀點，中國建國之后理應收縮黨政結構的權限范圍，培養社會自治空間，但是全能主義的政治卻愈演愈烈，直至文革這樣的悲劇產生。1978年中國以向社會領域“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進程，客觀上釋放了相當的社會自由空間，而社會也在輿論表達和結社活動方面初步形成了公民社會的雛形。但是因為全能主義政治的慣性和執政黨危機感的延續，在國家對社會力量的展示尚無應有的理性準備時就發生了比較兩極化的國家與社會的正面交鋒。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八十年代末的政治事件。這說的是建國以來中國全能主義政治發展的基本歷程。可以看出，在全能主義政治形態下，社會是沒有自己的合法空間的，公共權力的觸角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那些本來應首先具備社會自治組織特征的團體也被體制化和國家化。在此情況下談論國家與社會二分和社會對國家權力的約束與中國的政治事實不符。同時，如果將社會約束國家作為中國將來政治狀態的應然格局，其中的基礎和傳統近于無，而要實現這一應然狀態的途徑和艱難程度也非西方國家所能比擬。所以我強調的是并非以西方的國家與社會二分的理論分析一下中國就夠的-顯然，這是非常表面的。情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先生重新啟動改革進程后得到了一些改變，但是具體到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時，基本的問題或沖突主要還不是國家與社會間關系所能解釋的了的。正如張靜先生在一次關于法團主義的講座中所提到的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在解釋當前中國社會基本政治問題時的限度：“有個學者叫Solinger，她在武漢的研究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如果按照國家和社會的框架，肯定你會說商人正在擺脫國家的控制。但他的研究沒有支持這個論斷，她說在商人和政府的關系里，她發現的是相反的情形。是這些商人都試圖和政府聯系，都化解界限，而不是試圖和政府劃清界限。他們想法設法要把政府的人拉到自己的集團里來，他們也很想到政府里邊去。所以Solinger說，在中國，商人集團和在西方其他地方很不同。在那些地方，商人有獨立的資金來源，可以在獨立的時空中去操作，然后獨立承擔風險，獨立決策。但在中國，所有剛才說到的這些獨立資源，商人都沒有。他唯一的資源就是和官方靠攏，然后通過他和官方的關系來獲得剛才所說的資源。就是說，他不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團體，也不能夠和政府盡可能地劃清界限，來經營商業。”張先生的結論是：“在中國并沒有出現一個國家和社會分離的狀況，而是社會中的某一部分和國家中的某一部分密切地結合，形成一個新的集團，這個集團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商業性的。這是中國一個新的發展現象，而這個現象在很多西方社會并沒有發生。”（張靜，1998）所以九十年代鄧正來等學者關于市民社會的熱烈討論，雖然在學術上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意義，但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方法在適用于中國時，更多的是需要謹慎。寄希望于商人團體的力量增長而促成獨立自主的市民社會誕生，至少在近期中國是不太現實的。原因正如前文引述的張教授所言。而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析其實是對一個社會政治-社會結構的極大簡化。3國家主要是以強制性為基礎的公共權力的活動空間，而社會是一個相對于公共權力的私人活動領域。但中國到目前為止是否存在一個嚴格的常規性的社會空間是很有疑問的。因而，理解中國總體社會政治體制背景，有必要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獨特性有所認識，而黃宗智先生的“第三領域”概念對理解這一問題是頗有助益的。黃宗智（1999，P429440）認為：在分析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時，源自西方的國家與社會兩極化模型難以奏效，因為在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或者“公域”與“私域”之間，存在一個國家與社會都參與其間的區域，此區域稱“第三領域”。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國家政權建設的發展，這一領域呈現不斷擴展和制度化的趨勢：在晚清，表現為國家官吏與士紳領袖在此領域內合作進行公益活動，在民國時期則表現為地方商會或自治社團與國家在此域內的擴展的、持續的、出現制度化趨勢的合作。2由此可見，中國至今為止并未有過真正的獨立的公民社會的歷史，而目前的社會領域的自治狀況又極其模糊。因而本人在堅持以前的一個基本概念（即“公共領域”）的基礎上，結合黃宗智先生對“第三領域”的解說，表明本人對這一概念的認定和理解。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中，從“理想模型”上看，存在三個最基本的活動領域，第一個領域即是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簡稱“公共領域”（劉偉，2001）；第二個領域是私人生活和以自由交易為核心的經濟領域，簡稱私人領域或私域；第三個領域是具有公共性的社會空間，在中國這個空間里，國家力量的滲透和社會自主傾向之間一直相互爭奪，相互糾纏，而且更多的狀況都是國家權力的滲透占主導地位。相應的，三個活動領域的主體分別是國家（政府組織）；企業與個人；國家與非政府公共組織。由這一定義可以看出，第三領域更準確地說就是社會中的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第一領域即狹義的公共領域僅限于公共權力的常規活動領域，而第二領域即私域實際上是社會中的私人領域。鑒于單純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框架的粗線條特征，在解釋中國問題特別是當前中國政治-社會狀況時的限度，寬泛的社會范疇只有進一步細化為純私人領域和第三領域時才能具有解釋力。同時，中國社會力量的增強并最終形成獨立自主的自治空間從而與公共權力平等互動，只靠純私人領域的經濟力量的增強并不現實，至少僅僅靠商人的力量并不能完成所謂的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相反的，中國公民社會，或者說真正的社會空間現代性的實現，主要依靠的是第三領域現代性的實現，也就是第三領域公共性的實現和“去國家化”的實現。4第三領域真正的自主實現后，才能有力推動私域向現代的轉型。3當然，用第三領域很容易讓人想到目前較為流行和通用的“第三部門”（thethirdsector）。就兩者的內涵而言，第三領域較為接近第三部門。但為求定義上的一致，即與公域和私域相對應；更是為了區別這兩個概念的細微之處；同時也是為了地道地解釋目前中國的現實，我更傾向于采用第三領域這一比較正式的概念。這需要進一步解釋。就目前學術界對第三部門的定義來看，歧義較多。最早使用第三部門概念的是Levit，他將從事政府和私營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的組織歸為這一類組織。在美國，第三部門也常被稱之為獨立部門，在其他國家也有各種各樣的叫法如：非營利組織，慈善組織，志愿者組織，免稅組織，非政府組織，社會經濟，公民社會，等。（王紹光，1999，P6）可以看出，對第三部門的界定是針對西方現代性基本實現后的狀況而來的。為糾正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而突出社會公共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這一組織的獨立性和自治色彩在這些國家比較明顯。況且僅僅從性質和功能上來看，前面的各種叫法之間存在著外延上的不一致，比如，非政府組織的外延就比慈善組織的外延要寬廣，它還應包括社區自治組織，但社區自治組織并不是慈善組織；而公民社會的概念顯然也要比非營利組織要寬廣得多。也就是說，目前人們在使用第三部門時并未就這一部門內部的復雜狀況給予細致的分析和界定，而是寬泛的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空間都歸為第三部門。在政府功能定位和發揮以及市場功能定位與發揮都比較完善的西方發達國家，這樣定義未嘗不可。但具體到中國的語境，特別是中國這類組織的實際情形，比照西方第三部門的一些理論和分析方法時并不是很能奏效。比如，中國目前的公益組織更多的都是體制化的，在中國大部分民眾的眼里，它們是一個準事業單位，以至于有學者將社會團體歸于中國的政府體系中去（陳紅太，2001），他們的領導人也是我們的干部。第三部門承擔的主要不是糾正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而更多的是政府政治安排的一種結果。所以，我不傾向于使用第三部門的概念，而改用第三領域。在中國的語境下，第三領域主要包括社區組織（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公益組織和職業共同體組織（如記者協會和知識分子共同體）的活動領域。這些領域，就目前來看，都更多地體現著雙重性和轉型的色彩。國家權力的介入，對體制內資源的偏向依賴，自治性不高，獨立性不強，聲音不能常規而有力地在公共輿論中得以呈現，等等。都讓人不能回避地考慮中國第三領域的特殊現狀和發展前景。無疑，這一境遇的獨特性和復雜性有別于西方國家，而出路也將有別于西方所經歷過的道路。只有立足于中國第三領域的實際狀況才能尋找到改善這一領域的辦法。二第三領域的治理：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的悖論前文已基本廓清中國第三領域的所指。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公域，私域和第三領域之間的關系狀況如何，為實現較高的治理績效，國家權力的配置應該在這種關系中作何種調整。關于當前中國公域與私域之間的關系狀況，我曾在一篇論文中作了基本的探討（劉偉，2001），這里就不再贅述。本文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公共權力與第三領域的關系狀況和發展前景。考慮到目前中國最基本的政治-社會狀況的特征就是從全能主義社會向后全能主義社會的轉型，社會的發展呈現著多種可能性，各派力量和各種思潮都試圖在這個轉型中灌注自己的理念和訴求5，為求得基本的理性共識，這里就需要引入一對最基本的概念，即國家能力與國家權力的區別。所謂國家能力是指公共權力在理應發揮作用的領域能夠有效的實施其活動并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而國家權力是指公共權力實際上延伸的深廣度-我強調“實際上”這三個字是因為真正影響第三領域發展的也正是事實上公共權力所實施的限度，而本文要作的更多的是實然分析。所謂的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的悖論，通俗的講就是，在國家權力很大的條件下，實際的治理能力和效果卻很差，因為公共權力向它不該侵犯的領域的入侵不僅消耗公共權力的能量，而且會帶來負面的結果，導致公共權力應該處理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及時的解決。與此狀況相比較的是，在憲政國家，國家權力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不侵犯私人領域和社會領域的事務而是將這些事務交由個人和自治組織處理，這樣的權力安排恰恰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6對此問題李強先生曾在一篇批評胡鞍鋼和王紹光的國家能力報告一書的基本概念錯誤時有過深入而精彩的分析。（李強，1998）在另一篇長文中，李先生進一步分析了這一問題。他說：“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全能國家導致國家的無能。頗具悖論意義的是，全能主義國家以追求強國家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