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調查性報道的人類學視角與方法摘要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對于調查性新聞實踐有借鑒意義，同時可以豐富和深化新聞學理論關鍵詞人類學調查性報道調查性報道與人類學研究都關注人類社會生活，并以其獨特的方式將觀察到的人類生活和社會事件用語言描述出來。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稱“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較為系統(tǒng)、深入地揭露問題為主的新聞報道形式?！闭{查性報道比日常報道更要花費時間、更為詳盡、更具分析性，其題材涉及到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人類學研究長期以來以獨特視角關注社會和文化進程，并進行細致的記錄和解釋；人類學田野調查作為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早已成熟和廣泛運用，對調查性報道的調查有借鑒和深化的意義。一、人類學研究的視角人類學是將所要進行的調查和研究對象作為文化之主體和群體來看待，以一種人類學家的視野和人文關懷的態(tài)度去探索人類的生活本質和文化形態(tài)。主張以異文化研究為己任的人類學者認為，本土人類學者往往無法從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偏見中超脫出來，做出“客觀的觀察和判斷”。研究者需要從對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尋求事件的目的動機與原因動機、主觀與客觀等方面的意義；唯其如此，才能夠對事件或者問題做出判斷，進而對研究對象做出“類”的概括并達到對研究內容的普遍意義的認識。因此，它要求人類學家置身于研究的族群中，深入了解和理解被觀察對象的生活和文化，以便避開自己社會的偏見。人類學方法“深描”所導致的理解超脫于“生硬的事實”之上，它追求對被研究者的觀念世界、觀察者自身的觀念世界以及觀察者“告知”的對象讀者的觀念世界的溝通，這猶如在一系列層層疊疊的符號世界里的跨時空漫游，其索要闡明的是意義的人生與社會中的重要角色。對于調查性報道的記者而言，人類學這樣廣博的胸襟和寬懷，可以打開調查記者的視域，在遭遇調查對象和面對繁雜的事件時，有“開放的心胸，周密的大腦”。新聞記者進入新聞現(xiàn)場時，從發(fā)現(xiàn)問題和界定問題，搜尋相關知識和資料到分析與整理資料，再到呈現(xiàn)信息，很容易受自己職業(yè)主義所認定的價值原理和行規(guī)支配和暗示，對調查對象僅僅作為新聞源對待，在自身立場中有一些內在的不被察覺的決定因素，這往往束縛記者的視野，就很難避免在對事件的調查中引入一種陳規(guī)。如果依照人類學者的立場去理解，將調查對象作為人類學研究的文化對象去“觀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先入為主的主觀傾向。而人類學的研究態(tài)度更值得學習借鑒，因為“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了解和解釋他或她的研究對象的工作環(huán)境。同時也要時刻對自己的價值取向、理論觀點和假設有自覺。如果說優(yōu)秀的研究都離不開自省。那么。參與觀察的性質，決定了研究者的自省對于參與觀察法，顯得尤其重要。”因而新聞記者是否應該像人類學家那樣，必須時刻特別注意保持一種反思性態(tài)度：避免由于與很多觀察研究對象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lián)。而深涉其中不能自拔。堅守方法上的警醒，保持一種必要的超然性，應內化為記者的自覺。人類學有一種“變熟為生”(defamiliarization)的基本策略，即對常識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驚的場合之中，這些做法均以使讀者獲得文化差異的意識為目的。對一般人來說，對自己熟悉的事物似乎感到有足夠的理解和把握，在自己的頭腦中有對這一事物認知的圖式，因而不會就這一事物進行深入的探究，而對自己所陌生的事物往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于陌生而完全不感興趣，從而不愿去接觸和了解；另一種情況是，對陌生的事物有一種欲知的好奇和沖動，對該事物的發(fā)生、過程與結果以及因果關系都想作深入的探測。對于調查性新聞記者而言，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接觸和了解所謂的正在發(fā)生的新聞事件，經年累月，習以為常，生活中經常發(fā)生的事件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熟悉的，這就容易使他們產生新聞職業(yè)的常規(guī)事務感和“疲勞”感。如果采用這樣一種“變熟為生”的策略，以打破陳規(guī)的視角對發(fā)生的社會事件以“陌生化”的審視，不僅對調查性記者有啟發(fā)，而且其報道也將會給讀者以新意。二、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方法1調查的“局內人”與“局外人”態(tài)度、“主位”與“客位”意識人類學研究的“局內人”指的是那些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或較類似的)價值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或生活經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處于某一文化群體之外的人，他們與這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與“局內人”通常有不同的生活體驗，只能通過外部觀察和傾聽來了解“局內人”的行為和想法。與“局內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視角對其思維方式、描寫立場和話語表達的影響，相對應的是主位(emic)和客位(etic)兩個概念，主位是文化承擔者本身的認知，代表著內部的世界觀以及所謂的“貼近感知經驗”，它是內部的描寫，也是內部知識體系的傳承者，是一種文化持有者的惟一的謹慎的判斷者和定名者；而客位是一種外來的、客觀的、“科學的”觀察以及“遙距感知經驗”，它代表著一種用外來的觀念來認知、剖析異己的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認為，囿于貼近感知經驗的概念會使人類學研究者淹沒在眼前所系現(xiàn)象中而忽略實質，而局限于遙距感知經驗也容易流于艱澀抽象而使人不得要領。費孝通先生認為異文化容易使人類學者能“出得來”，而參與觀察則是要求人類學者能“進得去”。如何通過以“文化持有者內部的眼界”，怎樣使用原材料來創(chuàng)設一種與其文化持有者狀況相吻合的確切的闡釋，也是新聞記者所應該考慮并用于實踐中的。對于調查記者最難的一步是接近調查對象，調查性報道揭示真相的性質往往使被調查對象或逃避或膽怯或不情愿，視記者為局外人，常懷戒備心理，甚至有敵意，這與人類學家初到異文化環(huán)境中會遭到拒斥類似；但如果記者能夠堅持以一種“主位”意識去接近調查對象，取得與之面對面溝通的機會，就可以進一步通過努力。以“局內人”身份獲得信任，進而進行深入的調查和訪談。以主位意識進行調查訪談，比較容易考慮事件中的人物的感受和意見，以他們的視角看待事件，并注重尊重被訪對象，因而容易透過表面事實而進行深入了解。對于調查販毒、犯罪等事件，可以探尋到事件真相。不過，以主位意識訪談，往往容易因置身于被訪對象的文化或生活圈內，其主人身份而帶有強烈的共同體感，面對問題和情景不能抽離出來，站在圈內人的一邊而容易帶有傾向性。作為“局外人”的調查記者與被調查者分屬不同的文化群體，在行為上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可以與被訪者在心理上和空間上保持一定距離，因此往往比“局內人”更容易看清事件的全貌和整體發(fā)展脈絡。而且，由于“局外人”處“局”之外，他們通常不會像“局內人”那樣與被調查對象之間形成比較密切的人際關系或利益糾葛，對“局內”發(fā)生的事情如此介意。完全客位的局外人觀察，可以具有一種冷靜的、旁觀者的心境、態(tài)度和立場，將記者個人的主觀偏好摒棄；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距離，使得記者可以保持一種相對“客觀”的心態(tài)。其報道也會相對更“中立”。但不足的是很難獲得被訪者的真正信任，從而不能接觸到可靠的或秘密的有價值的線索，僅僅看到表象，難以發(fā)現(xiàn)更深層的背景和原因；也很難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或文化，或當地人的生活、行為規(guī)則以及社會事件中隱含的微妙意義有深刻的理解，心理上的距離也往往使記者很難體察對方內心復雜的感受和深層的意義，與對方對話時缺乏虛構的“共通性”而難以溝通。在這種情況下，主觀的臆測和推斷就難免出現(xiàn)和產生，輕者會被事件的當事人認為“不是那么回事”，重者會被視為“歪曲事實”。2調查者身份的公開與隱蔽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觀察有兩個維度，一是研究者對被觀察行為的參與程度，即公開式參與，二是觀察的隱匿程度。田野調查既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隱蔽的；既可以保持距離。也可以參與其中。公開調查在道德上更加可取，而隱蔽式調查意味著研究者對觀察對象的滲透程度更深。隱蔽式調查以某種方式將那些歪曲或傷害群體成員的信息公開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研究對象并不知道自己在被觀察，所搜集到的信息更為有效。參與式調查允許自我以群體一員的身份對群體進行觀察，它具有更徹底的民族志特征。當調查記者進行調查時會有兩種情況：身份的公開或隱蔽。公開記者身份，對于那些希望得到媒體了解和支持的被調查對象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記者身份的隱蔽，以一種“局內人”的身份比較容易接近被調查對象而進入事件中。對一些揭黑幕或復雜的事件，被調查對象往往會出于防御性回避，拒絕甚至驅逐身份公開的記者。因此，記者進行暗訪，常常扮以當事者的面目出現(xiàn)在人和事件中。記者進行調查的另一種情況是：陌生人效應。假如記者與被調查對象關系熟悉，往往不易得到真實的信息，而被調查對象視為陌生人時，卻能夠獲得更隱密的情況。因為常人情愿向陌生人吐露心聲，而不愿向熟人或朋友尤其是“靠不住的朋友”訴說隱私，陌生人不會給他們的生活造成威脅和風險。尤其在了解調查對象的某些內部行為規(guī)則時，由于陌生人的角色，會被事件中的群體認為不知道該集團內部規(guī)則而詳細地告知，對圈內人而言是理所當然知道的，就無法獲得其有價值的新聞線索或事實真相。對一位調查記者來說，保持“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身份，抱持“主位”與“客位”意識。對于進行深入調查是最可取的。這樣。既有“貼近感知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