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意義【內容提要】本文系統地考察了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作者將全國市場網絡劃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農村集市三大層級，既吸收了施堅雅理論的層級概念，又代之以更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網絡論。文章特別強調：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標志著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明清時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并無重大突破，經濟發展卻顯示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這一市場網絡的形成也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帝國主義入侵后并不是創建了一個新的市場體系，而是利用和改造了中國原有的市場體系來為之服務。【關鍵詞】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農村集市網【正文】關于中國傳統市場的研究，日本學者致力較早。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施堅雅教授將中心地理論引入區域市場研究，使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注：施堅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國集市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對中國經濟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其主要論著有：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rnalofAsianStudies，24，13（中譯本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譯本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nalEconomy: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學術討論會論文等。）。80年代迄今，海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對明清時期各省區的市場發展狀況分別進行了考察，研究地區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廣、江西、閩廣、陜西、河北、山東等省區。這些先行的研究從理論上、方法上以及區域的發展特色等方面，給我們諸多教益與啟迪。目前已有可能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對明清時期的全國市場做一些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本文僅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意義做一初步的探討。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商業城鎮的發展和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是這一市場網絡中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比較而言，近年的明清經濟史研究中對農村集市的關注較多，對商業城鎮的研究相對較少。施堅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八大區域城市等級分布模式（注：施堅雅：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見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中譯本。），包含有較多的理論推衍，與清代中葉中國城鎮的實際布局有較大的出入。然而，對宏觀區域做實證性的研究是一項十分巨大的工程，個人的力量實在極為有限，筆者花費十余年的時間陸續對七八個省區的40余個城鎮做了個案研究，但距離這一課題的最終完成仍有相當的距離。不過，目前已有可能對明清時期商業城鎮的發展及其整體布局的變化描述出一個大致的輪廓。就市場層次而言，明清時期形成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區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注：施堅雅教授將城市和市場等級劃分為全國性大城市、區域性大城市、區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級城市、中心集鎮、中等集鎮、一般性集鎮8個等級（前引書第158頁），這在理論上并無不妥。不過筆者感覺在做實證分析時，等級劃分過細實際上很難操作，特別是在對較大的區域做宏觀分析時尤為困難。筆者的劃分主要是從市場的實際運行考慮，對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簡單的區分，以便于城、鄉市場網絡的宏觀分析。若作微觀考察，對這三大層級亦可再做細分。筆者對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場運行中的實際地位，而不考慮該城的行政建制等級，這是與施氏劃分的又一區別。）。其中，流通樞紐城市主要是指作為全國性或大區域的流通樞紐的城市，其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所謂中等商業城鎮，這里主要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而作為基層市場遍布全國各州縣的農村集市，則與小農的關系最為密切，正是由于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下面我們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的考察即按這三個層次分別進行。一、流通樞紐城市的分布與變化流通樞紐城市的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傳統時代，水路運輸是最便捷、低廉的運輸方式，故流通樞紐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線。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宏觀布局最重要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流通樞紐城市也多集中在運河沿線；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和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沿海、長江航運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葉，長江、沿海、運河三條水道在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確立，而長江、沿海航運的后來居上之勢正方興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注：詳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在榷關設置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國八大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萬歷年間運河七關商稅共計31萬余兩，天啟年間為42萬余兩，約占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90（注：參見許檀明清時期運河的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清初運河七關全部保留下來，并大體沿襲了明代的稅額。其后隨著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長江沿岸新設立了一批稅關，清代中葉全國性稅關已達20余個。表1是清代前期運河、沿海及長江諸關關稅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其中，運河諸關包括崇文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等；沿海諸關包括江海、浙海、閩海、粵海四關；不過天津既是運河稅關，也是沿海貿易的重要港口，故這里將該關稅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別計入運河和沿海。長江諸關包括夔關、武昌廠、九江關、蕪湖關、龍江西新關（南京）等。這三條水道合計，稅額占全國關稅總額的8090，是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從康熙至嘉慶的一百數十年間，運河諸關稅收總額雖有增長，但它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重已從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諸關所占比重則從15上升到37，稅收額更是大幅度增長，為清初的9.2倍；長江各關稅收額增長了2.6倍，所占比重則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與長江合計，稅收額達310余萬兩，約占全國關稅總額的65。表1.清代前期運河、沿海、長江諸關關稅及其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分類康熙25年雍正2年乾隆18年嘉慶17年全國關稅總額122.0萬兩151.5萬兩459.6萬兩481.0萬兩運河諸關稅額61.6萬兩61.4萬兩150.5萬兩140.0萬兩占全國關稅總額%50.5%40.6%32.8%29.1%沿海諸關稅額18.2萬兩20.3萬兩103.2萬兩177.5萬兩占全國關稅總額%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