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先秦儒家憂患思想對現代社會憂患意識建構的啟示摘要憂患意識是一個歷史范疇，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儒家對傳統憂患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其積極價值內涵對現代社會憂患意識建構有著重要的借鑒。關鍵詞先秦儒家；憂患思想；現代社會；啟示憂患意識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社會、民族危難之際，憂患意識就會彰顯出來，成為突破困境的強大推動力。先秦儒家對傳統憂患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本文試對傳統憂患意識的形成作簡要梳理，并對先秦儒家憂患思想的積極價值精神試加探討，期望能對現代社會憂患意識的建構有所借鑒。一憂患意識的產生和歷史上的人文主義傳統密不可分。傳統憂患意識發微于殷末周初，體現了殷末周初的政治家對殷人宗教天命觀的破除和對人的責任的最初肯定。殷末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思維水平、認識水平都還極其低下，面對無法駕馭的自然力，面對生產、生存的艱難，面對人生命運的吉兇難料，殷人不能不心存憂思。于是占卜決疑，預測未知。社會歷史變革到周代，此種習俗依然存在。周易就是殷周之際形成的占筮典籍，其卦爻辭中的許多文句，都體現了先民處于困境時，企圖擺脫不幸命運的求生志向。然而，現實卻令人大失所望，“糜神不舉，糜愛其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詩經大雅云漢)。每位神靈都祈求了，祭祀了，不惜牲畜、圭玉以祭祀，神靈卻對人們的祈求充耳不聞。面臨生存困境，人們的心態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轉折，由原來對天帝人神的依賴轉向對天的懷疑和對自己的依賴，意味著天帝鬼神在人的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發生了動搖，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地位與責任，著眼于人事的努力來突破困境，人們的理性日趨加強，人文精神開始滋長，這一過程也是憂患意識的形成過程。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言：“憂患意識，不同于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兇成敗的深思遠慮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這種責任感來自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乃人類精神開始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精神一旦“有了人的自覺”，就蘊蓄著一種堅韌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就促使人類不斷地反思和審慎自己的行為。“隨著天、神地位的下落，帝皇天子的地位也受到了動搖，人君若以個人的欲惡與才智抑壓天下，則其位終將難保；而商湯伐桀、周武伐紂遂成為民之所順、理之所趨。周文代殷后，并沒有陶醉于諸侯歸依的顯耀和天下一人的驕逸，而是憂患于天下興亡、吉兇成敗的演推，祈望能在天人之間覓得一種理想的橋梁，以使天下繼續和諧地運行。”于是，周人“以戒慎恐懼的精神整飾自己的行為；把政治的目的安置于愛民之上”，“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照察、指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可見，周人已經深刻地意識到奪取政權需要憂患意識，穩定和建設新政權更需要時刻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而這也為社會政治實踐所證實。這種憂患意識進一步促使著周人的思想創新和制度改造，推動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周代禮樂文明的發達，與其有著直接關系。在憂患意識的推動下，周初統治者選擇了以德治國的道路，奠定了中國德治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西周末期，“有德者不在其位”，周朝中央政府逐漸喪失了往日的權威，舊制度出現了種種衰征，但尚未徹底崩潰，新制度雖始興起，卻未真正確立，西周社會向春秋戰國的社會轉型，帶來了社會的失序和民生的困苦。面對生存的焦慮和失衡的社會秩序，作為道德價值理念維護者的中下層士人(以孔子、孟子為代表)，“即使有用世之心，卻無用世之君既不忍逃避于世局之苦困，而當下挑起拯溺解懸之悲愿；但是又由于缺乏政治之實權，故其欲突破困境之艱難與無助的憂患之心，比之于周初圣王惟恐不敬德之戒慎更為深刻”，士人先哲對社會現實的憂患態度和自覺意志增強后之憂患意識也愈益強烈，一種“憂以天下”、“憂民之憂”以及“舍予其誰”的責任承擔意識凸顯，一種深厚的社會責任感和莊嚴的歷史使命感從這時起真正地誕生了，憂患意識發展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二從傳統憂患意識的形成來看，在社會歷史積淀中，憂患意識不斷地豐滿和深化，最終被先秦儒家加以系統化。作為一種人文精神，憂患意識成為人自身的構成要素，體現了對人類自身價值存在的肯定；它彰顯著一種高度自覺的主體意志，體現著個人對自我完善和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這種自覺意志落實到人的心性培養和人生實踐上，就是對終極信念的執著，就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憂患磨練，以及積極入世品格與剛健自強的精神。具體而言：其一，憂患意識內蘊著對終極信念的執著。從終極的意義上說，以先秦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憂患意識之所憂所患絕非感性物質生活的匱乏和個體生存發展上的痛苦，而主要是內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類群體生存發展的困難；絕非一己的功利得失或“一朝之患”，而主要是人類群體的幸福和理想的實現，體現著對社會理想和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其二，憂患意識內蘊著對個體道德生命的提升和對群體利益的關切，成為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內在推動力。先秦儒家憂患意識的終極信念具體體現為自我關懷和群體關懷兩個方面。自我關懷就是謀求主體道德生命的提升，是終生都要堅持的，是實現自身完美人生價值的途徑。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孟子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孟子離婁下)。群體關懷就是謀求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孔子認為“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孟子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自我關懷和群體關懷表征著對個體、國家和整個人類的命運、未來變化的責任和使命意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目的，易傳系辭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得而不忘喪，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儒家實現“內圣外王”理想的動力，正是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能促進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推動著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其三，憂患意識內蘊著積極入世品格與剛健自強的精神。有“終身之憂”的君子，以必勝信念去實現自己的社會、人生的理想。在“終身之憂”的背后，正是“自強不息”的堅韌毅力和奮發向上的人世精神。無論是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的樂觀進取的人生精神，還是孟子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憂患歷練，都體現于此。只有具備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君子才會“不憂不懼”。“無憂”正是以深度的“憂患意識”為前提的，只有具有了一定的憂患意識，帶著必勝的信念，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最終實現自己的理想，達到“無憂”之境。“無所不憂”才能“無憂”。可見，憂患意識是“自強不息”的源泉和支柱，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奮發進取，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并最終將其高度凝練概括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浩然正氣。其四，憂患意識內蘊著一種辯證理性精神，推動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實踐反復證明，治亂、興亡處于不斷轉化的過程。為此，面對社會人事的矛盾沖突、混亂失序的現實困境，就要客觀辯證地研究問題，找到擺脫困境的出路，重建正常的社會秩序。要居安思危，隨時保持警覺，防止走向反面。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就要善于變革，不斷有所創新。就是說，憂患意識除了有對社會歷史和現實局限性的否定意向外，本身還蘊涵著超越局限、積極進取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