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面臨的最大課題2002年8月26日到9月4日關于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首腦會議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再次舉行。會議討論了如何使環境保護與發展并行不悖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成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因為老牌發達國家早年依靠對外掠奪和殖民性移民已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對它們來說，今天面臨的只是一個發展方式的轉型問題；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一個生存問題，其次便是在一個有限的生存空間如何克服人口爆炸、資源耗竭、環境惡化這三大難題謀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也是鑒于發達國家至今仍是環境污染的最大源頭，發達國家理應對全球環境改善和緩解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承擔更大的責任；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增強全球管理意識，轉變發展戰略實現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這方面的舉動對“全球管理”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現實，也許會嚴重制約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在采取可持續發展戰略上的協調行動，理論上的反思和轉型是總結以往經驗教訓、準確把握各國在人口與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重要前提。一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與發展、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這樣幾個概念問題。生存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這樣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之后才談得上發展。亦即“當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經濟進步使得國家以及這個國家中的個人有了較強的自尊意識，物質進步擴大了個人的選擇范圍，這時才是有了發展。”（注：AP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頁。瑟爾瓦爾在作這一闡釋時借用了古萊特(Goulet)的發展概念，但是在古萊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與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構成了發展(development)的三種基本要素或核心價值，也就是說生存不是與發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個從屬于發展的子概念。參見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Athenaeum,1971.）同樣道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也是同生存與發展類似的兩個概念，如果以某一時點為基點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導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說是只有增長而沒有發展。比如一塊10公斤重的蛋糕10個人分1個人可得1公斤，后來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卻是20個人來分，1個人還是只能分得1公斤，雖然總量擴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沒有增長。這個例子還啟發我們，談論發展不能不考慮人口規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長期的，它還會通過其結構和質量的變動對經濟發展構成深遠的影響，對于這些影響現代經濟學特別是人口經濟學已經作了全面的研究。在馬爾薩斯之前，主流的觀點一直將發展與人口的增長相聯系，以為人口數量的增長意味著勞動力豐富，生產的物質財富和上交國家的稅收增多，從而國富兵強。工業革命發生后，隨著機器大工業的推廣和物質資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為勞動力的作用相對下降，而作為消費者的作用開始凸現出來。于是物質資料的增長能否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消費需求就成了理論界關注的重點。應運而生的馬爾薩斯主義對此給出了悲觀的看法，并把饑餓、失業等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歸因于人口的增長。這一觀點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又被其繼承者作了重新論證，仍然錯誤地用于說明戰爭的根源和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現象。不過由福格特(WilliamVogt)、湯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提出的“人口壓力”(populationpressure)說和“人口爆炸”(populationexplosion)說也為科學的“適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論補充了新的營養，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視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長對自然資源的影響（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務印書館，1981年；W.S.湯普森：人口問題，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機，1956年英文版；保羅R.埃利奇：人口、資源、環境，1970年英文版。參見彭松建編著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此后當人們認識到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同樣面臨資源和環境問題時，爭論的焦點由人口增長轉向了經濟增長本身。20世紀70年代初曾經興起了一場關于要不要經濟增長的大辯論，以同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羅馬俱樂部成員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長極限論，認為如果維持現有的人口增長率和資源耗費率不變的話，由于糧食短缺、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將可能發生非常突然和無法控制的崩潰。他們提出的藥方是通過實現人口和工業投資的零增長來達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動態學，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長的極限，商務印書館，1984年。參見彭松建編著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以美國伊利諾里大學經濟學和工商管理學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國赫德森研究所所長康恩(H.Kahn)及該所其他研究人員為代表的一方對增長極限論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認為從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可供人類使用的能源和資源會越來越多，食物的增長也總是超過人口的增長，經濟增長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無限的空間（注：H.康恩等：下一個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長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參見彭松建編著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這場爭論的最大收獲便是激起了人們對傳統增長方式的反思和對新的增長方式的探索，從而突破了以往將增長與資源環境對立起來的認識。早在1972年聯合國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組織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會議通過的宣言強調人既是環境的產物，又是環境的塑造者，人類在計劃行動時必須審視造成的環境影響，提出“合乎環境要求的發展”、“無破壞的發展”、“連續的和可持續的發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逐步流行開來，1981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這一概念的含義明確表述為“改進人類的生活質量，同時不要超過支持發展的生態系統的負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將資源承載力和生態系統負荷能力納入到發展的概念中來，意味著發展從一個代內的問題擴展到了代際的問題。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從發展的公平性、持續性、共同性“三原則”出發，對可持續發展作出帶有定義性的解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這一解釋得到廣泛認同，對后來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終于，到1992年有183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參加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通過的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業革命以來高投入、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使可持續發展戰略以與會者宣言的形式確定下來。兩年后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的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通過的關于國際人口與發展的行動綱領強調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的觀點，對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作了重要的補正。綜上所述，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在人們對人口與經濟、資源和環境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腳點還是回到了人本身，因為發展的主體是人，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不斷改進人類的生活質量。正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宣傳我們共同的未來主旨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如今發展面臨政策、市場和來自自然科學的三大危機，故而必須重新定義發展的內涵，亦即要通過社會資本的有效組織，擴展人類的選擇機會和能力，以期盡可能平等地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同時不損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學者們強調的維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