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研究論文-體制性約束、經濟失衡與財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來的中國轉軌經濟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不足和經濟運行失衡是中國經濟的兩個突出問題，二者具有承繼關系，都受到同一轉軌背景下的體制性約束。由于現階段中的市場機制還只是框架性的，導致經濟失衡和失業問題的原因不同于一般性的市場失靈，以啟動經濟自主增長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缺乏體制上的內在機理。經濟運行的失衡則是消費的體制性壓抑、投資的體制性沖動雙重約束的結果。本文認為，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其實質是轉軌過程中傳統體制性約束導致的市場機制運行障礙，是市場機制不成熟、不完善的結果。由于問題產生的體制背景不同，實踐中的財政政策既無力像西方那樣用以啟動市場機制的恢復，也不可能解決轉軌中的體制性約束問題，只能提供一個有利于解決問題的相對平穩的宏觀環境。財政政策作用下的經濟運行也同樣受到這些因素的制約。轉軌中的體制性矛盾最終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消除關鍵詞：體制性約束/經濟轉軌/財政政策/經濟失衡作者呂煒，1969年生，經濟學博士，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大連116025）。一、兩個經濟現象引發的反思1998年以來是中國經濟一個極為特殊的發展階段。由于轉軌尚在過程中，這一階段的體制性約束和政策取向之間的碰撞十分劇烈，并直接導致了經濟運行中的種種沖突。其中有兩個現象相互聯系又最具代表性：一個是積極財政政策在啟動消費、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始終存在比較嚴重的失靈，現代財政政策原理的適用性受到挑戰；另一個是2002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剛出現新的增長勢頭就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用增長速度自動解決結構矛盾的傳統思維受到挑戰。這兩個現象比較深刻地反映了體制與政策碰撞的內涵，也反復證明著中國經濟的特殊性，這是本文剖析的對象。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政府投資的擴大使總供求均衡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資轉化的收入效應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刺激民間投資意愿增強，最終使市場機制恢復自主運行能力，經濟增長恢復內在的秩序。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實際執行的情況是，積極財政政策對防止經濟失速的效果是明顯的，19982002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6%，保證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但是作為一項反周期調節的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對居民消費拉動弱，而政府消費率卻節節上升。1998-2002年國債投資對當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9.2%、28.2%、21.3%、24.7%、25%，已經成為投資、消費、外貿之外的“第四駕馬車”。這些現象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直接產出效果要大于調控作用，其實質是以直接貢獻于經濟增長的方式掩蓋了政策傳導受阻的事實。政策的這種失靈使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國近年來經濟運行中的失速、失業等問題是否具有市場經濟下的短期非均衡特征？如果問題并不主要產生于市場機制的內在矛盾，那么我們一開始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設定就有偏差，對這項政策使用過度的負面影響也缺乏準備。情況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需要回答制約市場機制運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財政政策為什么不能消除這些制約？目前積極財政連續實施的意義和后果是什么？未來真正使經濟實現自主增長的出路又在哪里？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進入新一輪增長期的跡象，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和后續影響不再成為關注的焦點。但這一次增長剛啟動就伴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背離程度不斷拉大，人們對經濟走勢的判斷出現嚴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嚴峻考驗。主要表現在：（1）投資增長大大快于消費增長。1998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長1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8.4%，投資快于消費2.4個百分點。2002年下半年以來這種差距持續擴大，2003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個百分點。伴隨這種差距的持續擴大，投資率與消費率的關系也呈現相同的走勢。（2）經濟增長回升與失業率上升同時出現。19982002年在積極財政政策支撐下，GDP年均增長7.6%，但同期就業人數年均僅增長1.1%，平均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4，比19901997年減少了一半。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大幅下降，每年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卻不斷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下半年經濟連續5個季度呈現持續回升的態勢，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從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達到4.2%.（3）通脹現象與通縮現象并存。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所伴隨的信貸膨脹、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顯示經濟運行已處于通貨膨脹狀態。2003年前三季度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接近7%.另一方面社會最終消費始終還沒走出通貨緊縮狀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增長一直徘徊在8%-9%之間，居民消費物指數雖然擺脫了2002年連續10個月的負增長，但上漲幅度沒超過1%，2003年1-10月消費物指數上漲0.8%.指標的背離反映出結構性矛盾已十分突出，經濟運行的傳導機制存在嚴重障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習慣于利用經濟高速增長來自動解決供給與需求、投資與消費、增長與就業的矛盾。現在看來這種政策已經出現失靈，增長一旦放緩結構性矛盾仍然會更突出地暴露出來。這種變化的背后包含著怎樣的體制性約束？投資擴張與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有關系？消費疲軟作為兩個現象中的共同問題反映了什么樣的深層矛盾？進一步講，兩個現象發生在同一階段，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相互聯系和共同的制約因素？本文認為這兩個突出的經濟現象之間是有內在聯系的。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及其結果始終是分析當前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背景，經濟轉軌是分析二者之間內在關系的總背景，體制性約束是進行觀點歸結的落腳點。解釋這種聯系和結果需要理解西方現代財政政策的作用機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體制環境、實際作用和后續影響，在這一分析過程中會自然形成對當前經濟失衡原因的基本認識。二、經濟轉軌與財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評價中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調控對象的特殊性，看看實際經濟運行的特征及出現的問題，是否符合凱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一）西方現代財政政策的內涵西方現代財政政策（又稱凱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短期非均衡問題。根據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在簡化的假設下，任何實際產出的生產總會創造出同樣數量的可支配收入，當收入沒有全部用于消費而是一部分用于儲蓄時，我們就說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現了“儲蓄漏損”；與此對應的是產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費，還包括企業部門購買的資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種“投資注入”，因此儲蓄一投資機制決定著國內生產總值能否達到均衡，經濟能否保持穩定地自主增長。在“總收入總消費+（總儲蓄總投資）總產出總收入”的產出循環中，總消費+（總儲蓄總投資）是一個關鍵環節，市場機制的需求約束特征在此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消費傾向過低、當期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總收入中用于儲蓄的部分增長過快；二是預期最終需求不足導致投資意愿過弱，大量儲蓄從經濟運行系統中“漏損”后不能實現正常的“注入”，轉化為投資需求。這兩種情況的分別出現或同時出現都會導致經濟增長失速、市場不穩定和萎縮。針對這種情況，凱恩斯政策主張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吸納“漏損”的儲蓄，補充民間投資需求的不足，將總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