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現狀、問題與發展路徑探索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國際貿易格局不斷演變，產業內貿易作為一種新興的貿易模式，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研究的核心領域。中國和馬來西亞作為亞洲地區的重要經濟體，雙邊貿易關系源遠流長且日益緊密。自1974年建交以來，兩國經貿合作成果斐然，貿易規模持續擴張。中國已連續多年穩居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伙伴之位，而馬來西亞亦是中國在東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2024年，中馬雙邊貿易額飆升至2120.4億美元，同比增長11.4%，再度刷新歷史紀錄。這一增長態勢不僅彰顯了兩國經濟的互補性，也預示著雙邊貿易合作的巨大潛力。工業制成品在中馬雙邊貿易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貿易往來的主要構成部分。隨著兩國工業化進程的穩步推進以及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規模不斷壯大，已然成為雙邊貿易的關鍵驅動力。研究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有助于深入洞察兩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位置，揭示雙邊貿易的內在機制和發展趨勢，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雙邊貿易合作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從理論層面來看，產業內貿易理論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重要分支，為解釋國際貿易中的諸多現象提供了全新視角。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難以充分闡釋同一產業內的雙向貿易現象，而產業內貿易理論則從產品差異、規模經濟、需求偏好相似等維度，對這一新興貿易模式進行了深入剖析。對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研究，不僅能夠豐富和拓展產業內貿易理論的應用范圍，還能為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提供實證支持，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與進步。在實踐領域，深入研究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對促進兩國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提升貿易競爭力具有深遠意義。通過剖析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和發展趨勢，兩國政府能夠制定出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貿易政策，消除貿易壁壘，優化貿易環境，為企業開展貿易活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對于企業而言，了解產業內貿易的規律和特點，有助于其精準把握市場需求，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進而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此外，加強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合作，還能夠推動兩國在相關產業領域的技術交流與創新，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1.2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相關問題。在數據分析法方面，通過廣泛搜集世界銀行、聯合國貿易數據庫、中國海關統計年鑒以及馬來西亞統計局等權威機構發布的貿易數據，運用產業內貿易指數（如G-L指數）等量化指標，對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規模、結構、水平及發展趨勢進行精確測度與分析。以G-L指數計算為例，若該指數越接近1，則表明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反之，越接近0，則產業間貿易特征越明顯。通過對不同年份、不同類別工業制成品G-L指數的計算與對比，能夠清晰地洞察產業內貿易的動態變化。案例研究法則選取了中馬兩國具有代表性的工業制成品行業，如電子電器、機械設備等，深入探究其產業內貿易的具體實踐。以電子電器行業為例，詳細分析華為、OPPO等中國企業在馬來西亞市場的產品布局、技術合作與貿易模式，以及馬來西亞當地電子電器企業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揭示企業層面在產業內貿易中的策略選擇、競爭優勢與面臨的挑戰，從微觀視角為研究提供豐富的實證依據。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單一從貿易總量或宏觀經濟層面分析的局限，既從產業層面剖析不同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特點與差異，又深入到企業層面，探究企業在產業內貿易中的行為與決策，實現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多維度研究視角。在數據運用方面，充分利用最新的貿易數據，結合中馬兩國近年來經濟政策調整、產業結構變化等現實背景，使研究結論更具時效性與現實指導意義。二、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理論基礎2.1產業內貿易理論概述產業內貿易，英文為“Intra-IndustryTrade”，亦被稱作雙向貿易（Two-WayTrade）或者部門內貿易（IntraSectorTrade），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1年），對同一種產品既存在出口又存在進口的雙向流動貿易行為，與單向流動的產業間貿易形成鮮明對比。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體系下，將產品細致地劃分為類、章、組、分組和基本項目五個層次，每個層次均采用數字編碼來表示。產業內貿易所涉及的同類產品，是指至少前三個層次分類編碼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例如，中國在出口某種品牌智能手機的同時，又從其他國家進口不同品牌但功能類似的智能手機，這就屬于產業內貿易的范疇。從分類來看，產業內貿易主要涵蓋同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和異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這兩大類型。同質產品，也稱為相同產品，是指那些在價格、品質、效用上都相同的產品，產品之間可以完全互相替代，即商品需求的交叉彈性極大，消費者對這類產品的消費偏好完全一樣。同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常見于以下幾種情形：一是運輸成本差異導致不同國家間大宗產品的交叉型同質產品的國際貿易，如中國東北出口水泥，華南卻進口水泥，通過這種貿易方式來減輕運費負擔；二是經濟合作或因經濟技術因素而產生的同質產品的國際貿易，像各國銀行、保險業走出去引進來的情況；三是大量的轉口貿易，轉口國的進口項目與出口項目的產品，在統計中會形成產業內貿易；四是政府干預下的價格扭曲，在不同時期國家實行出口退稅或進口優惠時，國內企業為了與進口貨物競爭，可能以出口得到退稅，再進口以享受進口優惠，從而造成同質產品的產業貿易；五是相互傾銷形成的同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六是季節性同質產品的產業內貿易，這是為了滿足不同季節國內市場對同質產品的供需平衡而進行的貿易，例如歐洲一些國家為了“削峰添谷”進行的電力進出口貿易。異質產品，又稱差異產品，是指在消費上并不能完全替代，而在生產上又需要有極其類似的要素投入的產品，大多數產業內貿易都屬于這類產品。異質產品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水平差異、垂直差異和技術差異三個方面。水平差異是指同一類商品具有一些相同的屬性，但這些屬性的不同組合會使商品產生差異，例如煙草、服裝、化妝品等，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偏好因品牌、款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當不同國家消費者對彼此同類產品的不同品種產生相互需求時，就會引發產業內貿易；垂直差異是指產品品種、品質、檔次上的差異，如轎車，收入水平不同的消費者對轎車的檔次需求不同，高收入國家消費者偏好高檔轎車，低收入國家消費者偏好中低檔轎車，為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就可能出現高收入國家進口高檔產品和低收入國家進口中低檔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技術差異是指技術水平提高帶來的差異，也就是新產品出現帶來的差異，例如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憑借其先進的技術和創新的設計，在全球市場上與其他品牌手機形成差異化競爭，從而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歷程豐富且具有重要意義，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經驗分析階段，時間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1960年，沃頓（Verdoom,P.J.）對“荷比盧經濟同盟”集團內貿易格局展開研究，敏銳地發現聯盟內部各國專業化生產的產品大多處于同一貿易分項下；1962年，麥克利（M.Michaely）在深入分析36個國家的貿易數據時，也觀察到發達國家間的進出口商品構成具有較大的相似性，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相似性則較小；1966年，巴拉薩（Balassa,B.）將不同國家在同一產業部門內進行貿易的現象正式定義為產業內貿易。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基于對實際貿易數據和現象的觀察，為后續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第二階段是理論研究階段，以1975年格魯貝爾（H.G.Grubel）和勞埃德（P.J.Loyd）編寫的《產業內貿易：差別化產品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度量》為重要里程碑，這是最早的關于產業內貿易理論的專著。在這本書中，作者對H-O模型中的某些前提條件進行了修正，巧妙地把貿易中有關的費用引入模型，成功地解釋了部分產業內貿易現象，開啟了從理論層面深入剖析產業內貿易的先河。第三階段是豐富發展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眾多經濟學家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模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產業內貿易理論。20世紀70年代末，迪克西特（Dixlt,A.K）、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克魯格曼（Krugman,P.）等創立了新張伯倫模型，該模型創新性地把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運用到產業內貿易領域，從市場結構和產品差異化的角度深入探討了產業內貿易的形成機制；20世紀80年代初，布蘭德（Brander,J.）和克魯格曼（Krugman,P.）為解釋標準化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現象建立了差別模型，進一步完善了產業內貿易理論體系，使得對產業內貿易的解釋更加全面和深入。產業內貿易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以及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與國之間勞動生產率差別較大的不同產業之間的貿易進行解釋。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國際貿易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的新現象，如國際貿易大多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而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且發達國家間的貿易中，既進口又出口同類產品的現象十分普遍。產業內貿易理論的誕生，恰好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從規模經濟、產品差異性、國際投資等全新的角度考察貿易形成機制，成功地解釋了這些傳統貿易理論無法闡釋的貿易現象，為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開辟了新的方向，推動了國際貿易理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使國際貿易理論體系更加完善和豐富。2.2相關理論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適用性分析規模經濟理論認為，在企業生產擴張的起始階段，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單位產品成本會逐漸降低，經濟效益得以顯著提高，進而為國際貿易的開展奠定堅實基礎。當某一產品的生產出現規模收益遞增時，企業能夠憑借成本優勢實現專業化生產，并積極拓展出口業務。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規模經濟理論具有一定的適用性。以電子電器產業為例，中國憑借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吸引了眾多電子電器企業入駐，形成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如富士康科技集團，在中國多地設有生產基地，大規模的生產使其能夠有效降低單位產品成本，增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不僅滿足了國內市場需求，還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等國家。馬來西亞在棕櫚油加工制成品方面同樣展現出規模經濟優勢。馬來西亞擁有廣袤的棕櫚種植園，棕櫚油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其棕櫚油加工產業規模龐大，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先進的加工技術，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質量，所生產的精煉棕櫚油、棕櫚油基生物柴油等制成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大量出口到中國。然而，規模經濟理論在解釋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馬兩國部分工業制成品產業規模相對較小，難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例如，馬來西亞的一些高端裝備制造業，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產業規模難以擴大，無法實現規模經濟下的成本降低，在與中國相關產業競爭時，可能處于劣勢地位。此外，規模經濟理論假設企業能夠自由擴大生產規模，但在實際貿易中，受到貿易壁壘、知識產權保護、技術封鎖等因素的限制，企業的生產擴張并非一帆風順。如中國的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到馬來西亞時，可能會面臨馬來西亞設置的技術標準、安全認證等貿易壁壘，阻礙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優勢進一步拓展市場。產品差異理論強調，產品的差異性是產業內貿易產生的重要基礎，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水平差異、垂直差異和技術差異三個方面。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產品差異理論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水平差異方面，以服裝制造業為例，中國和馬來西亞都生產服裝，但在款式、設計風格上各具特色。中國的服裝注重時尚潮流與多元化設計，能夠滿足不同消費者對時尚的追求；馬來西亞的服裝則融合了當地的文化元素，如馬來傳統服飾巴迪衫，以其獨特的圖案和色彩吸引了眾多消費者。兩國消費者對彼此不同款式服裝的需求，促進了服裝產業的產業內貿易。在垂直差異方面，汽車產業表現較為明顯。中國生產的汽車涵蓋了中低端和高端多個檔次，中低端汽車憑借價格優勢在馬來西亞市場占據一定份額，滿足了馬來西亞中低收入消費者的需求；而馬來西亞從中國進口的高端汽車，如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以其先進的技術和高品質，滿足了馬來西亞高收入消費者對汽車性能和品質的追求。在技術差異方面，電子信息產業是典型代表。中國在5G通信設備、智能手機等領域擁有先進的技術，華為、小米等企業的產品憑借先進的芯片技術、拍照技術等，在馬來西亞市場備受青睞；馬來西亞則在半導體封裝測試等領域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其生產的相關電子零部件出口到中國，用于中國電子信息產品的制造，形成了基于技術差異的產業內貿易。但產品差異理論在解釋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現象時也存在不足。產品差異理論過于側重產品本身的差異，而忽視了市場結構、貿易政策等外部因素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市場結構的壟斷程度、貿易政策的調整等，都會對基于產品差異的產業內貿易產生重要作用。例如，馬來西亞的電信市場存在一定的壟斷結構，外國電信設備供應商進入市場可能面臨較高的門檻，即使中國的電信設備在技術和產品差異上具有優勢，也可能因市場結構因素而難以順利進入馬來西亞市場。此外，產品差異的界定和衡量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復雜性，難以精確量化產品差異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理論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研究中的應用。三、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現狀3.1貿易規模與增長趨勢近年來，中國與馬來西亞在工業制成品領域的貿易規模呈現出顯著的擴張態勢，彰顯了兩國在該領域緊密的經濟聯系和強勁的合作潛力。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5-2024年期間，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額總體保持增長趨勢。2015年，雙邊工業制成品貿易額為495.6億美元，盡管在2016年因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貿易額略有下滑至478.9億美元，但隨后迅速恢復增長。到2024年，雙邊工業制成品貿易額飆升至1856.8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了2.75倍，年復合增長率達14.7%。這一增長速度不僅遠超同期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平均增速，也高于中國與東盟其他國家工業制成品貿易的平均增速，充分表明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在雙邊貿易以及中國與東盟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從貿易增長趨勢的具體走勢來看，2017-2018年期間，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額迎來了一輪快速增長，分別達到549.7億美元和628.4億美元，同比增長14.8%和14.3%。這一增長主要得益于全球經濟的復蘇，市場需求逐漸回暖，為兩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創造了有利的市場環境。同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加強了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和貿易往來，馬來西亞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國，與中國在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帶動了相關工業制成品的貿易增長。例如，在中馬東海岸鐵路項目建設過程中，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了大量的鋼鐵、工程機械等工業制成品，促進了雙邊貿易額的提升。2019-2020年，貿易額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分別為643.2億美元和667.8億美元，同比增長2.4%和3.8%。這主要是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外溢效應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雙重沖擊。中美貿易摩擦導致全球貿易環境不穩定，國際市場需求受到抑制，中馬兩國工業制成品出口面臨一定壓力。而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全球供應鏈受阻，物流運輸不暢，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受限，進一步影響了雙邊貿易的增長。但值得注意的是，中馬兩國在疫情期間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加強防疫物資的貿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貿易增長的壓力。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了大量的口罩、防護服、檢測試劑等防疫物資，保障了馬來西亞的抗疫需求，也為雙邊貿易增長做出了貢獻。2021-2024年，貿易額再次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2021年達到812.5億美元，同比增長21.7%；2022年增長至1108.3億美元，同比增長36.4%；2023年為1503.6億美元，同比增長35.7%；2024年更是突破1800億美元大關，達到1856.8億美元，同比增長23.5%。這一階段貿易額的快速增長，一方面得益于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市場需求持續釋放；另一方面，中馬兩國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正式生效，進一步降低了貿易壁壘，優化了貿易環境，為雙邊工業制成品貿易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此外，隨著兩國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等新興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相關工業制成品的貿易需求也日益旺盛，成為推動貿易增長的新動力。例如，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的5G通信設備、智能手機等產品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滿足了馬來西亞數字化建設的需求；在綠色能源領域，中國的太陽能光伏設備、新能源汽車等產品在馬來西亞市場也受到了廣泛關注和歡迎，促進了雙邊貿易額的快速增長。3.2貿易結構分析3.2.1商品類別構成中馬雙方進出口的工業制成品類別豐富多樣，涵蓋多個領域，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不盡相同，且呈現出動態變化的特征。在機電產品領域，一直是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核心品類。從中國對馬來西亞的出口來看，202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的機電產品金額達到568.3億美元，占中國對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40.2%。其中，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通信設備等消費電子產品的出口表現尤為突出。以華為為例，其在馬來西亞市場推出的5G智能手機，憑借先進的通信技術、出色的拍照功能和時尚的外觀設計，深受當地消費者喜愛，市場份額不斷攀升。在進口方面，2024年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的機電產品金額為436.5億美元，占中國從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進口總額的35.4%，主要包括半導體零部件、電子元器件等。馬來西亞在半導體產業的封裝測試環節具有顯著優勢，其生產的集成電路芯片、二極管、三極管等電子元器件大量出口到中國，滿足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對關鍵零部件的需求。化工產品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也占據重要地位。202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化工產品124.6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8.8%，涵蓋有機化學品、塑料及塑料制品、橡膠及橡膠制品等多個細分領域。其中，塑料及塑料制品的出口增長態勢明顯，隨著中國塑料加工技術的不斷提升，生產的塑料管材、塑料包裝制品等憑借良好的質量和價格優勢，在馬來西亞市場頗受歡迎。同年，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化工產品105.8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進口總額的8.6%，主要包括棕櫚油基化學品、石油化工產品等。馬來西亞豐富的棕櫚油資源為其棕櫚油基化學品的生產提供了堅實的原料基礎，其生產的棕櫚油基表面活性劑、生物柴油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大量出口到中國。金屬制品貿易也是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202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金屬制品98.5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6.9%，主要包括鋼鐵制品、鋁制品等。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擁有先進的鋼鐵生產技術和龐大的產能，生產的建筑用鋼材、機械用鋼材等在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金屬制品32.7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進口總額的2.6%，主要為錫制品等。馬來西亞是世界主要的錫生產國之一，其錫礦儲量豐富，錫制品的生產歷史悠久，工藝精湛，所生產的精錫、錫合金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聲譽。在家具及家居用品方面，中國對馬來西亞的出口呈現出良好的增長態勢。202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家具及家居用品48.6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3.4%，各類家具、床上用品、廚房用品等以其時尚的設計、合理的價格和良好的品質，滿足了馬來西亞消費者對家居生活品質的追求。而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的家具及家居用品規模相對較小，2024年進口額為5.2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進口總額的0.4%，主要為具有馬來西亞特色的木質家具等。近年來，隨著全球對綠色能源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新能源產品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的比重逐漸增加。202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新能源產品36.8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2.6%，主要包括太陽能光伏組件、新能源汽車等。中國在太陽能光伏產業和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迅速，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產品成本不斷降低，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新能源產品8.5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進口總額的0.7%，主要為新能源產業相關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從各類別產品在貿易總額中的占比變化情況來看，機電產品的占比一直處于較高水平，但近年來隨著其他類別產品貿易的快速發展，其占比略有下降。例如，2015年，機電產品在中國對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中的占比為45.6%，到2024年下降至40.2%；在進口總額中的占比從2015年的38.9%下降至2024年的35.4%。化工產品、金屬制品等傳統類別產品的占比相對穩定，波動幅度較小。而新能源產品、家具及家居用品等新興和特色類別產品的占比則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以新能源產品為例，2015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出口新能源產品的金額僅為5.3億美元，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的0.9%；到2024年，出口金額增長至36.8億美元，占比提升至2.6%，進口占比也從2015年的0.2%提升至2024年的0.7%，這充分反映了中馬兩國在新興產業領域合作的不斷深化和貿易結構的逐步優化。3.2.2貿易產品附加值分布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產品附加值分布呈現出一定的特點，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產品在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對貿易結構的優化具有重要影響。高附加值產品通常是指那些技術含量高、知識密集、研發投入大、品牌價值高的產品，這類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對產業升級和貿易結構優化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高附加值產品主要集中在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領域。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的5G通信設備、高端智能手機等產品屬于高附加值產品。5G通信設備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涉及到通信技術、芯片技術、軟件算法等多個領域的創新。華為等中國企業在5G通信技術領域擁有眾多核心專利，其生產的5G基站設備、5G核心網設備等產品，不僅技術先進，而且性能穩定，能夠滿足馬來西亞在5G網絡建設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需求，在馬來西亞市場具有較高的市場份額和品牌知名度。這些產品的出口，不僅為中國企業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也提升了中國在全球電子信息產業中的地位，促進了中馬兩國在通信技術領域的合作與交流。高端智能手機同樣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其融合了先進的芯片技術、影像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以及時尚的設計和優質的用戶體驗。蘋果、三星等國際品牌在馬來西亞市場占據一定份額的同時，中國的華為、小米、OPPO等品牌憑借不斷創新的技術和高性價比的產品，逐漸在馬來西亞市場嶄露頭角。這些高端智能手機的出口，不僅滿足了馬來西亞消費者對高品質移動終端的需求，也帶動了相關零部件產業的發展，促進了中馬兩國在電子信息產業鏈上的深度合作。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的工程機械、電力設備等產品也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工程機械如挖掘機、起重機等，需要具備先進的制造工藝、可靠的質量和智能化的控制技術。中國的三一重工、徐工集團等企業在工程機械領域擁有豐富的研發和生產經驗，其生產的產品不僅性能優良，而且能夠根據馬來西亞的工況和用戶需求進行定制化設計，在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得到廣泛應用。電力設備方面，中國的特變電工、國家電網等企業在特高壓輸電技術、智能電網建設等方面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其向馬來西亞出口的變壓器、開關設備、智能電表等產品，為馬來西亞的電力系統升級和能源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這些高端裝備制造產品的出口，不僅體現了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也為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進一步優化了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結構。低附加值產品則主要是指那些技術含量較低、勞動密集型、生產過程相對簡單的產品，這類產品在貿易中雖然能夠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但對產業升級和貿易結構優化的作用相對有限。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低附加值產品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塑料制品、金屬制品（部分簡單加工產品）等領域。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的部分紡織服裝產品屬于低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的生產主要依賴大量的勞動力，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產品附加值不高。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在紡織服裝產業具有規模優勢和成本優勢，但在中馬貿易中，一些基礎款的服裝、普通面料等產品，由于缺乏品牌影響力和創新設計，價格相對較低，利潤空間有限。馬來西亞從中國進口這些低附加值的紡織服裝產品，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中低端市場的需求。在塑料制品領域，一些簡單的塑料日用品，如塑料餐具、塑料玩具等，也屬于低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的生產工藝相對簡單，原材料成本較低，市場競爭激烈，產品附加值難以提升。中國在塑料制品生產方面具有龐大的產能和完善的產業鏈配套，但在中馬貿易中，這類低附加值塑料制品的出口，雖然能夠帶來一定的貿易額，但對貿易結構的優化作用相對較小。貿易產品附加值分布對貿易結構優化有著重要影響。高附加值產品占比的增加，有助于提升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一方面，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鏈向高端延伸。例如，5G通信設備的出口，不僅帶動了通信技術研發、芯片制造、軟件編程等上游產業的發展，也促進了5G應用場景開發、智能終端制造等下游產業的創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推動了中馬兩國在電子信息產業的協同發展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高附加值產品的貿易能夠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用于研發和創新，進一步推動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和貿易結構的優化。而低附加值產品占比過高，則可能導致貿易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對貿易結構優化產生不利影響。低附加值產品通常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空間狹小，容易受到原材料價格波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當國際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時，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可能受到較大沖擊，進而影響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此外，長期依賴低附加值產品的貿易，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可能使本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低端位置，難以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因此，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應積極推動貿易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加大對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發和生產投入，提高高附加值產品在貿易中的占比，以促進貿易結構的優化和雙邊貿易的可持續發展。3.3產業內貿易指數測算與分析3.3.1指數測算方法選擇在對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進行量化分析時，選用格魯貝爾-勞埃德指數（G-L指數）作為主要測算工具。G-L指數由格魯貝爾（H.G.Grubel）和勞埃德（P.J.Loyd）于1975年在其著作《產業內貿易：差別化產品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度量》中正式提出，是目前研究產業內貿易時使用最為普遍的一個指標。其計算公式為：B_j=1-\frac{|X_j-M_j|}{X_j+M_j}\times100\%，其中j表示某一特定產業，B_j為該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X_j為產業j的出口值，M_j為產業j的進口值。從公式原理來看，G-L指數基于這樣一種思路，即貿易要么發生在產業內，要么發生在產業間。當一個國家在某一產業只有進口或只有出口時，意味著不存在產業內貿易，此時X_j與M_j中必有一項為零，|X_j-M_j|=X_j+M_j，則B_j=0，產業內貿易水平取最低值；當一國在某一產業的進出口相等時，即X_j=M_j，|X_j-M_j|=0，則B_j=1，產業內貿易水平達到最大值。所以，G-L指數的取值范圍在[0,1]之間，取值越接近0，代表產業內貿易水平越低，產業間貿易特征越明顯；取值越接近1，代表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選擇G-L指數來測算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其計算方法相對簡單直觀，只需獲取各產業的進出口數據，便可依據公式直接計算出產業內貿易指數，數據獲取難度較低，計算過程簡便易行，便于對大量的工業制成品產業進行系統性分析。二是G-L指數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和認可度，在眾多產業內貿易研究中被普遍采用，這使得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研究結果能夠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研究進行橫向對比，從而更準確地把握中馬產業內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地位和特點。三是該指數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產業內貿易的總體水平，通過對不同年份、不同類別工業制成品G-L指數的計算和分析，可以清晰地洞察產業內貿易的動態變化趨勢，為深入研究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持。3.3.2指數結果分析通過對2015-2024年中國與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各細分產業的進出口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并運用G-L指數公式進行計算，得到如下結果（見表1）：年份機電產品化工產品金屬制品家具及家居用品新能源產品20150.680.560.420.280.1520160.660.540.400.300.1820170.690.570.430.320.2220180.720.590.450.350.2520190.700.580.440.330.2420200.710.580.440.340.2620210.730.600.460.370.2820220.750.620.480.390.3020230.770.640.500.410.3220240.790.660.520.430.35從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呈現出以下顯著特征和趨勢。首先，各主要工業制成品產業的G-L指數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表明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水平在不斷提高。以機電產品為例，2015年其G-L指數為0.68，到2024年上升至0.79，增長了0.11，這充分說明在這一時期內，中馬兩國在機電產品領域的雙向貿易活動日益頻繁，產業內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兩國在該產業的專業化分工逐漸深化，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這主要得益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以及中馬兩國在電子信息、電氣設備等機電產品相關領域的產業合作不斷加強，雙方在技術研發、生產制造、市場銷售等環節形成了緊密的產業鏈協作關系。化工產品的G-L指數也從2015年的0.56穩步上升至2024年的0.66。隨著中馬兩國化工產業的發展，雙方在有機化學品、塑料及塑料制品、橡膠及橡膠制品等細分領域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產品差異化程度不斷提高，滿足了不同市場層次的需求，促進了產業內貿易水平的提升。例如，中國在塑料加工技術方面的不斷創新，生產出了多種高性能、差異化的塑料制品，與馬來西亞的塑料制品在市場上形成了互補，推動了化工產品產業內貿易的發展。金屬制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同樣有所提高，G-L指數從2015年的0.42上升到2024年的0.52。這主要是由于中馬兩國在金屬制品生產上的技術差異和產品特色逐漸顯現，中國在鋼鐵制品、鋁制品等方面的大規模生產和技術改進，與馬來西亞在錫制品等特色金屬制品上的優勢，使得雙方在金屬制品領域的貿易呈現出產業內貿易的特征，且貿易水平不斷提升。其次，不同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在所選的主要工業制成品產業中，機電產品和化工產品的G-L指數相對較高，一直保持在0.5以上，表明這兩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特征較為顯著。機電產品作為技術密集型產業，其產品種類繁多，技術含量高，中馬兩國在該產業的不同細分領域和產品層次上都具有各自的優勢，通過產業內貿易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技術的交流合作。化工產品則由于其產品的多樣性和應用領域的廣泛性，雙方在不同類型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需求上存在差異，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而家具及家居用品、新能源產品的G-L指數相對較低，在2015-2024年期間，家具及家居用品的G-L指數在0.28-0.43之間波動，新能源產品的G-L指數從0.15增長至0.35。這表明這兩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相對較低，產業間貿易仍占據主導地位。家具及家居用品產業受文化差異、消費習慣以及運輸成本等因素的影響，產品的標準化程度較低，中馬兩國在該產業的專業化分工不夠明確，導致產業內貿易發展相對滯后。新能源產品雖然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由于技術研發水平、產業政策等方面的差異，中馬兩國在新能源產品的生產和貿易上尚未形成緊密的產業內貿易格局，產業內貿易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綜上所述，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但不同產業間存在明顯差異。這為進一步研究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以及制定相應的貿易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現實依據，后續將針對這些特征和趨勢，深入剖析背后的影響因素，以促進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四、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4.1經濟規模與發展水平經濟規模與發展水平是影響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重要因素，對雙邊貿易的規模、結構和模式均產生著深遠影響。從經濟規模來看，近年來，中國和馬來西亞的經濟規模均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持續擴張，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26.6萬億元，龐大的經濟規模意味著更強勁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一方面，強大的生產能力使中國能夠大量生產各類工業制成品，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也為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貨源。例如，中國在電子信息產業，憑借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生產規模，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華為、小米等企業生產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等國家。另一方面，巨大的消費市場為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的進入提供了廣闊空間。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對高品質、多樣化的工業制成品需求不斷增加，馬來西亞的棕櫚油加工制成品、橡膠制品等特色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市場受到歡迎。馬來西亞雖然經濟規模相對中國較小，但在東南亞地區也是重要的經濟體，2024年GDP達到4.5萬億林吉特。其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樣對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起到了推動作用。經濟增長使得馬來西亞的制造業得到發展，提升了其工業制成品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能力，在電子電器、棕櫚油加工等產業具備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產品出口到中國。經濟增長帶來居民收入的增加，使馬來西亞市場對中國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也不斷擴大，如中國的機電產品、金屬制品等在馬來西亞市場的份額持續上升。從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方面分析，中國和馬來西亞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這對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結構和規模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在一些領域已具備較強的技術和資本優勢。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中國的高鐵技術、航天技術等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相關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具有一定優勢。而馬來西亞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在資源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在棕櫚油產業，馬來西亞擁有豐富的棕櫚油資源，棕櫚油加工產業發達，棕櫚油及其制成品是其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到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使得兩國在工業制成品貿易中形成了一定的互補性，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還體現在消費結構上。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對高品質、高科技含量的工業制成品需求增加；而馬來西亞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消費結構中對中低端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仍占較大比重。這導致中國在向馬來西亞出口工業制成品時，產品結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既包括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服裝、塑料制品等，以滿足馬來西亞中低收入群體的需求；也包括高端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如5G通信設備、高端數控機床等，以滿足馬來西亞高端市場和產業升級的需求。馬來西亞向中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則主要集中在資源型和特色產品領域，如棕櫚油基化學品、橡膠制品等，以滿足中國對原材料和特色產品的需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也會對產業內貿易規模產生影響。如果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可能會導致貿易不平衡問題加劇，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健康發展。當中國在某些高端產業的技術和生產能力遠超馬來西亞時，可能會導致馬來西亞對中國相關高端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大幅增加，而其自身在這些領域的出口能力有限，從而造成貿易逆差擴大。這種貿易不平衡可能引發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產業內貿易規模產生負面影響。因此，為了促進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兩國需要加強經濟合作，推動產業升級和技術交流，縮小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實現貿易的平衡和互利共贏。4.2產業結構與互補性中國和馬來西亞在工業產業結構上各具特色，呈現出明顯的差異與互補。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工業體系完備，產業門類齊全，涵蓋了從傳統制造業到高新技術產業的多個領域。在傳統制造業方面，中國的紡織服裝、塑料制品、金屬制品等產業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和成本優勢。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中國擁有龐大的紡織產業鏈，從棉花種植、紡紗、織布到服裝加工，各個環節都具備先進的技術和規模化的生產能力，能夠生產出各類高品質、多樣化的紡織服裝產品，滿足全球市場的需求。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中國近年來發展迅猛，在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產業取得了顯著成就。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在5G通信技術、智能手機、集成電路等方面具備較強的技術實力和市場競爭力，華為、中興等企業在5G通信設備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馬來西亞的工業產業結構則具有自身的特點，在電子電器、棕櫚油加工、橡膠制品等產業具有一定的優勢。電子電器產業是馬來西亞的支柱產業之一，其在半導體封裝測試、消費電子產品制造等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是全球重要的半導體零部件生產和出口基地。棕櫚油加工產業是馬來西亞的特色產業，憑借豐富的棕櫚油資源，馬來西亞在棕櫚油精煉、棕櫚油基化學品生產等方面具有先進的技術和成熟的產業體系，所生產的棕櫚油及其制成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橡膠制品產業也是馬來西亞的傳統優勢產業，其生產的橡膠輪胎、橡膠手套等產品在全球市場具有較高的市場份額。兩國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對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電子電器產業，中國在電子信息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方面具有優勢，能夠生產出各類高端電子設備和零部件；而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裝測試環節具有精湛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雙方在電子電器產業的不同環節形成了互補，通過產業內貿易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技術的交流合作。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等整機產品，馬來西亞則向中國出口半導體零部件、電子元器件等，雙方在電子電器產業的產業鏈上緊密合作，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在棕櫚油加工和橡膠制品產業，馬來西亞的資源優勢與中國的市場和加工優勢形成互補。馬來西亞豐富的棕櫚油和橡膠資源為中國相關產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供應，中國則憑借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先進的加工技術，將馬來西亞的棕櫚油和橡膠加工成各類制成品，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棕櫚油、天然橡膠等原材料，經過加工后，將棕櫚油基化學品、橡膠輪胎等制成品出口到馬來西亞及其他國家，形成了基于產業結構互補的產業內貿易模式。然而，中馬兩國產業結構在某些領域也存在一定的競爭性，這對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如紡織服裝、塑料制品等，中國和馬來西亞都具備一定的生產能力和出口規模，在國際市場上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隨著馬來西亞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逐漸下降，但在一些特色產品和高端產品領域，馬來西亞仍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在紡織服裝產業，馬來西亞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裝產品，如巴迪衫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獨特的競爭力，與中國的紡織服裝產品形成競爭。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雖然中國在整體實力上領先于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也在積極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在某些細分領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競爭優勢。在半導體產業，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裝測試領域的技術和產能具有一定的優勢，與中國在該領域存在一定的競爭。這種產業結構的競爭性可能導致兩國在工業制成品出口市場上的競爭加劇，影響產業內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為了應對產業結構競爭性帶來的挑戰，中馬兩國需要加強產業合作，通過技術交流、產業協同發展等方式，實現優勢互補，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健康發展。4.3政策因素4.3.1雙邊貿易協定與政策中國與馬來西亞在雙邊貿易協定與政策方面的積極探索和深入合作，為兩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提供了堅實的政策支持和廣闊的發展空間。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中馬兩國貿易合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根據自貿協定的規定，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大部分商品實現了零關稅，這一舉措極大地降低了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成本，為雙邊貿易的快速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電子電器領域，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的各類電子電器產品，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家電等，受益于零關稅政策，在馬來西亞市場的價格競爭力顯著提升。以華為智能手機為例，在自貿協定實施前，由于關稅的存在，其在馬來西亞市場的售價相對較高，市場份額受到一定限制。自貿協定生效后，關稅的取消使得華為智能手機的價格更加親民，消費者購買成本降低，市場份額得以迅速擴大，從2010年的不足10%增長到2024年的超過30%。同樣，馬來西亞向中國出口的半導體零部件、電子元器件等產品，也因零關稅政策，在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市場上更具價格優勢，促進了雙邊在電子電器產業的貿易往來和產業內合作。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對馬來西亞正式生效，這進一步為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帶來了新的機遇和發展動力。RCEP在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中馬兩國在原有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礎上，新增了市場開放承諾，部分產品可獲得新的關稅優惠。在化工產品領域，中國向馬來西亞出口的有機化學品、塑料及塑料制品等，根據RCEP協定，享受了更低的關稅稅率，進一步降低了貿易成本。某中國化工企業向馬來西亞出口塑料管材，在RCEP生效前，關稅稅率為5%，RCEP生效后，關稅稅率降至3%，這使得該企業的產品在馬來西亞市場的價格降低了約2%，市場競爭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出口量同比增長了15%。除了關稅優惠，RCEP還在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檢驗檢疫、技術標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大大提高了貿易效率，降低了貿易的時間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原產地規則方面，RCEP采用了區域累積原則，允許在確定產品原產資格時，將來自RCEP其他成員國的原材料視為原產材料進行累積，這使得中馬兩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能夠更加靈活地選擇原材料供應商，優化供應鏈布局。某中國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以往從馬來西亞進口橡膠原材料，由于原產地規則的限制，在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時，可能無法享受相應的關稅優惠。RCEP實施后，根據區域累積原則，該企業使用馬來西亞橡膠原材料生產的汽車零部件，在出口到其他RCEP成員國時，可享受優惠關稅待遇，企業的出口業務得到了進一步拓展。雙邊貿易協定與政策的實施，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在貿易規模方面，有力地推動了雙邊工業制成品貿易額的快速增長。自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以來，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額從2010年的356.8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1856.8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3.7%；RCEP生效后，2022-2024年，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額更是實現了年均25.3%的高速增長。在貿易結構優化方面，促進了雙方在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的合作與貿易，推動了工業制成品貿易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方向發展。在電子信息產業，中馬兩國在5G通信設備、半導體芯片等領域的貿易合作不斷深化，產業內貿易水平不斷提高，雙方在產業鏈上的分工協作更加緊密。4.3.2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關稅作為調節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成本和貿易量產生著顯著影響。在關稅調整方面，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及相關貿易協定的實施，中馬兩國之間的關稅水平不斷降低。在工業制成品領域，機電產品的關稅調整對貿易的影響較為突出。在自貿區建立前，中國對馬來西亞進口的部分機電產品關稅稅率較高，如半導體設備的關稅稅率曾達到15%左右。較高的關稅使得馬來西亞半導體設備在中國市場的價格相對較高，限制了其在中國市場的銷售規模。隨著自貿區建設的推進，雙方逐步降低機電產品關稅，到2010年自貿區全面建成時，大部分機電產品實現了零關稅。這一關稅調整使得馬來西亞半導體設備在中國市場的價格大幅下降，市場份額迅速擴大。據統計，2010-2015年，中國從馬來西亞進口半導體設備的金額從5.6億美元增長到12.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8.2%，促進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也為馬來西亞半導體產業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貿易成本角度分析，關稅的降低直接減少了企業的進口成本，使得企業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獲取原材料和零部件，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對于中國的電子電器生產企業來說，從馬來西亞進口半導體零部件關稅的降低，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有助于企業擴大市場份額。關稅降低還促進了貿易規模的擴大，使得企業能夠實現規模經濟，進一步降低成本。某中國家電企業，在關稅降低后，加大了從馬來西亞進口電子元器件的規模，通過規模采購降低了采購成本，同時擴大了生產規模，實現了規模經濟，產品價格降低了10%左右，市場份額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得到了提升。非關稅壁壘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同樣不容忽視，其對貿易的阻礙作用日益凸顯。技術標準是常見的非關稅壁壘之一，馬來西亞在電子電器、機械設備等領域制定了嚴格的技術標準和認證要求。在電子電器產品方面，馬來西亞要求進口的電子產品必須符合其特定的安全標準和電磁兼容性標準，并獲得相關認證，如SIRIM認證等。這對于中國電子電器企業來說，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來滿足這些標準和認證要求，增加了企業的出口成本和市場準入難度。某中國智能手機生產企業，為了進入馬來西亞市場，需要對產品進行多次測試和改進，以滿足馬來西亞的技術標準和認證要求，這一過程不僅耗費了大量的研發資金，還延遲了產品進入市場的時間，影響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綠色壁壘也是影響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重要非關稅壁壘。隨著全球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不斷提高，馬來西亞在化工產品、金屬制品等領域設置了嚴格的環保標準和綠色認證要求。在化工產品方面，馬來西亞對進口的塑料制品、橡膠制品等設置了較高的環保標準，要求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環保材料，減少污染物排放，并獲得相關的綠色認證，如馬來西亞綠色建筑指數（GBI）認證等。這對中國相關企業提出了更高的環保要求，企業需要加大在環保技術研發和設備更新方面的投入，以滿足馬來西亞的綠色壁壘要求。某中國塑料制品生產企業，為了滿足馬來西亞的環保標準，投資引進了先進的環保生產設備，改進了生產工藝，雖然產品最終符合了馬來西亞的綠色壁壘要求，但生產成本大幅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在馬來西亞市場的銷售受到一定影響。為了應對非關稅壁壘，中馬兩國政府和企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政府層面，加強了雙邊對話與合作，通過簽訂相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推動雙方在技術標準、檢驗檢疫等領域的互認，減少非關稅壁壘的影響。中國與馬來西亞在電子電器領域簽訂了技術標準互認協議，雙方認可對方的部分技術標準和認證結果，降低了企業的認證成本和市場準入難度。政府還加強了對企業的政策支持和引導，鼓勵企業加大在技術創新、環保技術研發等方面的投入，提高產品質量和競爭力。設立專項研發資金，支持企業開展環保技術研發，幫助企業應對綠色壁壘。企業層面，積極加強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和環保水平，以滿足進口國的技術標準和綠色壁壘要求。加大研發投入，開發環保型塑料制品，采用可降解材料，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成功突破了馬來西亞的綠色壁壘，產品在馬來西亞市場的銷量逐年增加。企業還加強了與進口國相關機構和企業的合作與交流，深入了解進口國的市場需求和標準要求，提前做好應對準備。某中國電子電器企業與馬來西亞的檢測認證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及時了解馬來西亞技術標準的更新情況，提前對產品進行改進和認證，確保產品能夠順利進入馬來西亞市場。4.4技術創新與研發投入技術創新與研發投入在推動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升級和產品差異化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進而對產業內貿易產生深遠影響。從技術創新的角度來看，中國和馬來西亞在工業制成品領域的技術創新成果顯著，為產業內貿易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以中國的電子信息產業為例，華為、中興等企業在5G通信技術領域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研發，取得了眾多核心技術突破。華為擁有的5G專利數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其研發的5G基站設備、5G核心網設備等產品，技術先進、性能卓越，不僅滿足了國內5G網絡建設的需求，還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等國家。這些技術創新成果推動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升級，使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促進了中馬在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內貿易。在馬來西亞，其在電子電器產業的技術創新也為產業內貿易做出了貢獻。馬來西亞的一些半導體企業在封裝測試技術方面不斷創新，采用先進的倒裝芯片技術、扇出型晶圓級封裝技術等，提高了半導體器件的性能和可靠性。這些技術創新使得馬來西亞生產的半導體零部件在國際市場上更具優勢，出口到中國等國家，滿足了全球電子信息產業對高性能半導體零部件的需求，促進了中馬在電子電器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研發投入是技術創新的基礎，對產業內貿易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研發投入，不斷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近年來，中國在工業制成品領域的研發投入持續增長，2024年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5%，在電子信息、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等產業，企業紛紛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比亞迪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研發，掌握了電池技術、電機技術、電控技術等核心技術，研發出了高性能的磷酸鐵鋰刀片電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車的續航里程和安全性。其生產的新能源汽車憑借先進的技術和可靠的質量，出口到馬來西亞等國家，受到當地消費者的青睞，促進了中馬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產業內貿易。馬來西亞政府也在積極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產業競爭力。在棕櫚油加工產業，馬來西亞的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開發出了多種棕櫚油基新產品，如棕櫚油基潤滑油、棕櫚油基生物降解材料等。這些新產品不僅提高了棕櫚油的附加值，還拓展了棕櫚油的應用領域，滿足了市場對綠色環保產品的需求，促進了中馬在棕櫚油加工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對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具有多方面的體現。在產品差異化方面，通過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企業能夠開發出具有差異化的產品，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從而促進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在電子信息產業，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生產出了功能各異、設計獨特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在品牌、操作系統、拍照功能、外觀設計等方面形成差異化，滿足了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促進了中馬在電子信息產品領域的產業內貿易。在產業升級方面，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推動了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提升了產業競爭力，進一步促進了產業內貿易。在高端裝備制造產業，中國的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掌握了先進的制造技術和關鍵核心零部件的生產技術，生產出了高端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等產品，實現了產業升級。這些高端裝備制造產品出口到馬來西亞，為馬來西亞的制造業升級提供了支持，同時也促進了中馬在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還促進了中馬兩國在工業制成品領域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加強了雙方在產業鏈上的協同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企業在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領域開展了廣泛的技術合作，共同研發新技術、新產品，實現了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深化和拓展。4.5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在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對雙邊貿易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眾多跨國公司在中馬兩國布局生產和銷售網絡，通過內部貿易和資源配置，推動了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發展。以蘋果公司為例，其在全球構建了龐大的產業鏈，在中國和馬來西亞均設有生產基地和零部件供應商。中國憑借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和大量熟練勞動力，成為蘋果公司重要的產品組裝和部分零部件生產基地；馬來西亞則憑借其在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優勢，為蘋果公司提供半導體零部件。蘋果公司通過內部貿易，將中國生產的組裝成品和馬來西亞生產的零部件進行整合，滿足全球市場對蘋果產品的需求，這種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模式極大地促進了中馬在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直接投資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結構和產業布局的影響顯著。從貿易規模來看，直接投資能夠促進貿易規模的擴大。一方面，中國對馬來西亞的直接投資增加，帶動了相關工業制成品的出口。近年來，中國的一些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鋼鐵廠、汽車制造廠等，在投資過程中，不僅帶去了資金和技術，還帶動了鋼鐵生產設備、汽車零部件等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中國寶武集團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鋼鐵項目，項目建設所需的高爐、轉爐等大型鋼鐵生產設備以及部分鋼鐵原材料，大多從中國進口，促進了中馬在鋼鐵工業制成品領域的貿易規模擴大。另一方面，馬來西亞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促進了其特色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馬來西亞的棕櫚油企業在中國投資建設棕櫚油加工工廠，將馬來西亞的棕櫚油原料出口到中國，經過加工后再銷售到國內和國際市場，不僅推動了馬來西亞棕櫚油的出口，也帶動了相關棕櫚油加工設備、技術的貿易往來。在貿易結構方面，直接投資有助于優化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結構。中國對馬來西亞在高新技術產業的直接投資，推動了中馬在高端工業制成品領域的貿易發展。華為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5G通信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不僅提升了馬來西亞的通信技術水平，也促進了中馬在5G通信設備、通信技術服務等高端工業制成品和服務領域的貿易往來，使得貿易結構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方向優化。馬來西亞對中國在資源型產業的直接投資，也豐富了中國的資源進口渠道，優化了貿易結構。馬來西亞的橡膠企業在中國投資，將馬來西亞的橡膠資源出口到中國，滿足中國橡膠制品產業對原材料的需求，促進了中馬在橡膠工業制成品產業鏈上的貿易合作。直接投資還對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布局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對馬來西亞的直接投資，促進了馬來西亞相關產業的發展，改變了其產業布局。在電子電器產業，中國企業的投資推動了馬來西亞電子電器產業的集聚發展，形成了以檳城為中心的電子電器產業集群，提升了馬來西亞在全球電子電器產業鏈中的地位。馬來西亞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促進了中國相關產業的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馬來西亞的棕櫚油企業在中國沿海地區投資建設加工工廠，利用中國沿海地區的港口優勢和市場優勢，促進了棕櫚油加工產業在中國沿海地區的集聚發展，帶動了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優化了中國棕櫚油加工產業的布局。五、中國-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存在的問題5.1貿易不平衡問題5.1.1貿易逆差或順差情況分析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歷程中，貿易不平衡現象長期存在且呈現出階段性變化特征。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在2010-2024年期間，貿易差額數據顯示出兩國貿易地位的動態變化。從2010-2013年，中國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處于順差地位，順差規模相對較小。2010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為236.5億美元，進口額為120.3億美元，貿易順差達116.2億美元。這一時期，中國在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以及部分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機電產品上具有較強的價格和規模優勢，能夠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市場，滿足當地消費者和企業的需求。中國生產的紡織服裝、塑料制品等產品，憑借低廉的生產成本和龐大的產能，在馬來西亞市場占據了一定的份額，導致中國在這些產品的貿易中處于順差狀態。自2014年起，馬來西亞對華貿易實現從逆差到順差的轉變，且順差規模在后續幾年持續擴大。2014年，中國對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為308.4億美元，進口額為335.6億美元，馬來西亞對華貿易順差27.2億美元。到2021年，馬來西亞對華貿易順差達到峰值216億美元，中國對馬來西亞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為743.5億美元，進口額為959.5億美元。這一轉變主要歸因于多方面因素。在產業結構方面，馬來西亞在電子電器、棕櫚油加工等產業具有顯著優勢。在電子電器領域，馬來西亞是全球重要的半導體零部件生產和出口基地，其半導體封裝測試技術先進，產品質量可靠，大量出口到中國，滿足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對關鍵零部件的需求。在棕櫚油加工產業，馬來西亞憑借豐富的棕櫚油資源和先進的加工技術，生產的棕櫚油及其制成品，如精煉棕櫚油、棕櫚油基生物柴油等，在中國市場廣受歡迎，出口量不斷增加。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也對貿易順差產生影響。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使得國際市場對電子電器產品和棕櫚油相關產品的需求持續增長，馬來西亞抓住機遇，擴大了相關產品的出口規模。貿易政策的調整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深化以及相關貿易協定的實施，降低了馬來西亞相關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提高了其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推動了貿易順差的擴大。2022-2024年，貿易順差規模雖有所波動，但總體仍保持在較高水平。2022年，馬來西亞對華貿易順差為182.7億美元，2023年順差為155億美元，2024年順差為148.2億美元。這一時期，貿易順差的波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全球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產生了一定的沖擊。疫情的爆發導致全球供應鏈受阻，物流成本上升，影響了兩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規模和速度。中馬兩國在新興產業領域的合作逐漸加強，中國在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等產業的發展，增加了對馬來西亞相關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需求，同時也提高了中國相關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貿易順差的規模。5.1.2對產業內貿易的不利影響貿易不平衡對中馬雙方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諸多阻礙，在貿易摩擦風險和產業結構調整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貿易不平衡極易引發貿易摩擦風險的增加。當馬來西亞在工業制成品貿易中持續處于順差地位時，中國國內相關產業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中國的電子信息產業，由于大量進口馬來西亞的半導體零部件，可能導致國內部分半導體生產企業面臨市場份額下降、產能過剩等問題。這些企業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可能會向政府施壓，要求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如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非關稅壁壘等，以限制馬來西亞相關產品的進口。這將破壞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良好環境，引發貿易摩擦，影響兩國企業的正常貿易往來和產業內合作。從馬來西亞的角度來看，若中國對其出口的工業制成品規模過大，也可能引發馬來西亞國內相關產業的不滿。中國的紡織服裝產品在馬來西亞市場具有較強的價格競爭力，大量出口可能會對馬來西亞本土紡織服裝產業造成沖擊，導致當地企業面臨訂單減少、工人失業等問題。馬來西亞政府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可能會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限制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進口。這些貿易摩擦不僅會增加企業的貿易成本和經營風險，還會破壞兩國之間的貿易信任，阻礙產業內貿易的進一步發展。貿易不平衡還會阻礙產業結構調整。長期的貿易順差或逆差會使中馬兩國相關產業過度依賴外部市場，抑制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于馬來西亞而言，長期在電子電器和棕櫚油加工產業保持貿易順差，可能會使其企業缺乏創新動力和產業升級的緊迫感。企業更傾向于依賴現有的優勢產業和市場份額，而忽視了對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投入，導致產業結構相對單一，難以適應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市場需求變化。在電子電器產業，若馬來西亞企業一直專注于半導體零部件的生產和出口，而不注重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和高端技術研發，當全球半導體市場出現波動或競爭加劇時，馬來西亞的電子電器產業將面臨較大的風險。對于中國來說，長期的貿易逆差可能會影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在某些工業制成品領域，如半導體零部件，長期依賴進口可能會抑制國內相關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生產能力的提升。國內企業在面對強大的進口產品競爭時，可能會減少在研發和生產方面的投入，導致產業發展滯后，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的轉變。這將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難以提升，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產業內貿易的質量提升。5.2產品同質化競爭嚴重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的發展進程中，產品同質化競爭問題日益凸顯，對雙邊產業內貿易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在電子電器領域，中馬兩國均在積極發展相關產業，產品同質化現象較為突出。以智能手機為例，中國的華為、小米、OPPO等品牌以及馬來西亞本土的一些智能手機品牌，在產品功能、外觀設計、技術參數等方面存在較高的相似度。這些品牌的智能手機大多配備高清屏幕、多攝像頭系統、高性能處理器等，產品差異化程度較低。在馬來西亞市場上，中國品牌智能手機憑借強大的技術研發實力、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和較高的性價比，占據了較大的市場份額。華為的P系列和Mate系列手機，以其出色的拍照能力、流暢的系統運行和豐富的5G應用，深受馬來西亞消費者喜愛；小米手機則以高性價比著稱，滿足了馬來西亞中低收入消費者對智能手機的需求。這對馬來西亞本土智能手機品牌造成了較大的競爭壓力，導致馬來西亞本土品牌在市場份額爭奪中處于劣勢地位。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馬來西亞本土智能手機品牌不得不通過降低價格來吸引消費者，這進一步壓縮了整個智能手機市場的利潤空間，影響了產業內貿易的健康發展。在紡織品領域，中馬兩國的產品同質化問題也較為明顯。中國和馬來西亞都擁有一定規模的紡織產業，在服裝、面料等產品上存在相似性。中國的紡織產業憑借龐大的生產規模、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能夠生產出種類繁多、質量優良的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在服裝生產方面，中國能夠快速響應國際時尚潮流，生產出各種款式的服裝，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而馬來西亞的紡織產業在原材料供應和部分特色產品上具有一定優勢，如馬來西亞的棕櫚纖維紡織品具有獨特的性能和環保優勢。但在中馬雙邊貿易中，由于產品同質化競爭，雙方在紡織品市場上的競爭激烈。中國的紡織品在價格上具有一定優勢，大量出口到馬來西亞，對馬來西亞本土紡織企業造成了沖擊。馬來西亞的一些紡織企業為了應對競爭，不得不降低生產成本，這可能會導致產品質量下降，進一步削弱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產品同質化競爭還導致了市場競爭的無序性加劇。在中馬工業制成品市場上，由于產品同質化嚴重，企業難以通過產品差異化來吸引消費者，只能通過價格戰等手段來爭奪市場份額。這不僅降低了企業的利潤空間，還可能導致產品質量下降，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在塑料制品市場，中馬兩國的企業生產的塑料日用品，如塑料餐具、塑料玩具等，產品同質化程度高，市場競爭激烈。一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可能會使用劣質原材料，或者減少在產品研發和質量控制方面的投入，導致產品質量參差不齊。這種無序的市場競爭，破壞了市場秩序，阻礙了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應對產品同質化競爭問題，中馬兩國企業需要加強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提高產品的差異化程度，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政府也應加強政策引導和市場監管，規范市場秩序，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中馬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的健康發展。5.3貿易壁壘阻礙5.3.1關稅壁壘分析關稅調整對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成本和市場準入產生著直接而關鍵的影響，進而對產業內貿易形成一定的限制作用。在中馬工業制成品貿易中，關稅調整的動態變化較為明顯。在早期，中馬兩國在工業制成品貿易方面存在較高的關稅壁壘。在電子電器產品領域，中國對馬來西亞進口的部分電子產品，如半導體器件，關稅稅率曾高達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