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法權視角看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中國家觀的批判與超越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目的19世紀的歐洲，社會政治經濟格局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而來，推動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也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逐漸顯現，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工人階級遭受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同時，封建勢力雖已受到沖擊，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頑固存在，與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不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思想家們紛紛對國家的本質、功能和發展方向展開深入思考，試圖為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社會正義提供理論指導。黑格爾的法哲學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應運而生，他的國家觀在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黑格爾在其著作《法哲學原理》中系統闡述了他的國家觀，他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精神的體現，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黑格爾看來，國家不是簡單的政治組織，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涵蓋了家庭、市民社會等各個層面，并通過法律和制度來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公平正義。他強調國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認為國家的目的是實現自由和理性，而個人只有在國家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真正價值和歸宿。黑格爾的國家觀為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制度提供了理論辯護，同時也反映了他對社會秩序和國家權威的高度重視。然而，馬克思生活在一個社會矛盾尖銳的時代，他目睹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的悲慘境遇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弊端。馬克思對現實社會的深刻洞察使他逐漸認識到，黑格爾的國家觀雖然具有深刻的理論內涵，但在解釋現實社會問題時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國家觀過于強調國家的精神性和抽象性，忽視了國家與現實社會、經濟基礎之間的緊密聯系。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國家似乎是一種超越現實的存在，而實際上，國家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馬克思決定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深入批判，試圖揭示國家的真正本質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選擇從立法權角度對黑格爾國家觀展開批判，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義。立法權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國家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產生著深遠影響。從立法權角度進行批判，能夠深入揭示國家制度的內在矛盾和缺陷，以及國家與社會、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系。通過對黑格爾立法權理論的批判，馬克思可以進一步闡明自己對國家本質的認識，即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立法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種批判有助于揭示資本主義國家立法權的虛偽性和局限性，為無產階級爭取自身的權益提供理論支持。從立法權角度批判黑格爾國家觀，還能為馬克思構建自己的國家理論奠定基礎。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國家觀，強調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也將走向消亡。在這一過程中，立法權的演變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它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國家的發展規律和歷史使命。此外，對黑格爾立法權理論的批判，還能夠引發我們對現代社會政治制度的反思，為當代社會的政治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在當今時代，如何保障立法權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如何使立法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馬克思對黑格爾立法權理論的批判，為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外學者對馬克思與黑格爾國家觀的研究起步較早，成果豐碩且視角多元。在20世紀中葉，以赫伯特?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深入剖析了黑格爾國家觀的唯心主義本質，以及馬克思對其批判所蘊含的社會變革意義。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指出，黑格爾的國家觀將國家視為絕對精神的體現，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社會矛盾的理論構建。而馬克思從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出發，揭示了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本質，這種批判為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提供了關鍵視角。他認為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打破了傳統哲學對國家的理想化認知，使人們能夠從社會物質生產關系的角度重新審視國家的起源、發展和功能。此后，以大衛?麥克萊倫為代表的學者從思想史的角度，系統梳理了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與繼承關系。麥克萊倫在《馬克思傳》中詳細闡述了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態度轉變，從早期受黑格爾影響，到后來逐漸認識到其理論的局限性并展開批判，這一過程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不斷成熟和深化。他的研究為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清晰的脈絡，使人們能夠更好地把握馬克思如何在批判黑格爾的基礎上，構建起自己獨特的國家觀。近年來，國外研究呈現出跨學科融合的趨勢。政治學家如查爾斯?泰勒從政治哲學與社會學交叉的視角，探討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在現代政治理論發展中的地位。泰勒在《黑格爾與現代社會》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不僅是哲學層面的反思，更是對現代社會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的深刻剖析。他認為馬克思的批判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國家與社會、權力與正義等核心政治問題，為現代政治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國內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進展。早期，學者們主要聚焦于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哲學內涵和理論意義。高清海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中深入探討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的批判，強調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從抽象的思辨哲學轉向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關注，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奠定了基礎。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者開始從更廣泛的視角進行研究。有學者從社會現實角度出發，分析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意義。如俞可平在《馬克思的國家理論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深刻矛盾和變革需求，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認為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還有學者從比較研究的視角，將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國家觀與其他思想家的理論進行對比。例如，有研究將馬克思、黑格爾的國家觀與亞里士多德、洛克等思想家的國家理論進行比較，探討不同國家觀的異同及其歷史影響。這種比較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獨特性和價值，以及其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地位。國內外研究雖然取得了豐富成果，但仍存在一定不足。部分研究對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觀的時代背景挖掘不夠深入，未能充分揭示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深刻影響。一些研究在分析馬克思與黑格爾國家觀的關系時，過于注重理論層面的對比，而忽視了二者在實踐導向和社會變革意義上的差異。此外，對于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觀在當代社會的具體應用和發展，研究還不夠充分，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其對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指導作用。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本研究中，綜合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以確保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科學性。文獻研究法是基礎且關鍵的方法。通過廣泛查閱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原著，如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精神現象學》等，深入挖掘他們關于國家觀和立法權的思想內涵。同時，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包括學術著作、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了解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現狀、觀點分歧和研究趨勢，為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研究思路。例如，通過研讀赫伯特?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深入理解其對黑格爾國家觀唯心主義本質的剖析以及對馬克思批判意義的闡述，從而更好地把握馬克思與黑格爾國家觀之間的關系。對比分析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將馬克思與黑格爾在國家觀和立法權方面的觀點進行細致對比，從理論基礎、邏輯架構、核心觀點到實踐導向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兩者的差異和聯系。在理論基礎上，黑格爾基于絕對精神和理念論構建國家觀，而馬克思則從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出發；在核心觀點上，黑格爾強調國家的至上性和普遍性，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立法權是國家制度的一部分，為國家的普遍性服務，而馬克思則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立法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反映了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利益關系。通過這種對比，更清晰地呈現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核心內容和創新之處，揭示馬克思國家觀的獨特價值和歷史意義。歷史分析法同樣不可或缺。將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分析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響。19世紀歐洲社會處于劇烈變革期，工業革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矛盾，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凸顯，封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斗爭不斷。這些現實問題促使馬克思反思黑格爾國家觀的局限性，從社會現實出發探尋國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例如，普魯士政府出臺的一些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政策，如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規定，使馬克思深刻認識到國家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方面的作用，進而對黑格爾國家觀中關于國家公正性和普遍性的觀點產生質疑。本研究在創新點方面，從新的視角挖掘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思想內涵。以往研究多從宏觀的哲學層面或整體的國家理論角度進行分析，本研究聚焦于立法權這一具體而關鍵的角度，深入剖析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能夠更細致地揭示國家權力運行背后的階級本質和社會矛盾，為理解馬克思的國家觀提供新的切入點。在研究過程中，強調多學科交叉融合。運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國家觀進行綜合分析。從哲學角度分析其理論基礎和邏輯架構，從政治學角度探討國家權力的分配和運行，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國家與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這種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拓寬了研究視野，使研究成果更具綜合性和全面性，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批判的多重意義和價值。二、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與立法權理論2.1黑格爾國家觀的核心要義黑格爾的國家觀在其法哲學體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是理解他整個政治哲學思想的關鍵。他的國家觀深受其哲學體系的影響，尤其是絕對精神和理念論的思想，使他對國家的本質、目的和作用有著獨特而深刻的見解。2.1.1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黑格爾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體現，是客觀精神發展的高級階段。在他的哲學體系中，倫理理念是自由的理念，是絕對精神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展現。國家作為倫理理念的現實，是自由得以實現的最高形式。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指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這種倫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這表明國家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組織，更是一種精神實體，它承載著人類的道德和價值追求，是社會倫理秩序的保障。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家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為了實現更高層次的自由和道德而產生的。在黑格爾看來，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但它們都存在著局限性，只有國家才能克服這些局限性，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倫理。家庭是基于自然情感和血緣關系的倫理實體，它體現了直接的、自然的倫理精神；市民社會則是基于個人利益和需要的經濟社會，它強調的是個人的特殊性和私利。然而，家庭和市民社會都無法完全實現自由和倫理的普遍性，只有國家才能將家庭和市民社會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統一起來，使個人在國家中找到自己的真正價值和歸宿。2.1.2國家是實體意志的現實國家作為實體意志，通過制度和法律來實現自身。黑格爾認為，國家的意志是客觀的、普遍的，它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國家的制度和法律是這種實體意志的具體體現，它們規范著人們的行為，維護著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國家的法律是普遍意志的體現，它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人們必須遵守法律，否則將受到懲罰。黑格爾強調：“法律是自在自為的普遍物，它的內容是完全具有普遍性的國內事務。”這表明國家的法律不是個人意志的隨意表達，而是基于對社會普遍利益的考量和理性的思考制定出來的。國家的制度也是實體意志的重要體現。黑格爾認為，合理的國家制度應該是有機的、穩定的，它能夠保障國家的正常運轉和發展。在他看來，君主立憲制是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君主作為國家的最高代表，體現了國家的主權和統一；行政權負責具體的行政管理和執行工作，它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立法權則負責制定法律，它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者。這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協調，共同構成了國家制度的有機整體。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國家的實體意志得以有效地實現，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得到了保障。2.1.3國家是具體自由的現實黑格爾認為，國家是實現公民具體自由的現實保障，它能夠實現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在他看來，自由不是抽象的、絕對的，而是具體的、相對的。個人的自由只有在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中才能得到實現，而國家正是這種關系的體現。國家為個人提供了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條件，同時也要求個人遵守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履行自己的義務。黑格爾指出：“個人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這表明個人的自由和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和保障，只有在國家中，個人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目標。國家通過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實現了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公民在國家中享有各種權利，如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選舉權等，這些權利體現了個人的特殊性和利益。同時，國家的法律和制度又要求公民履行相應的義務，如遵守法律、納稅、服兵役等，這些義務體現了社會的普遍性和公共利益。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將個人的特殊性與社會的普遍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公民在實現個人自由的同時，也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國家還通過教育、文化等手段，培養公民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公民能夠自覺地遵守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從而實現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和諧統一。2.2黑格爾立法權理論的主要內容黑格爾的立法權理論是其國家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探討了立法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構成要素、職能與界限等關鍵問題，對理解他的政治哲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2.2.1立法權與國家制度的關系黑格爾主張國家制度是立法權的前提，國家制度是理念的自我運動，有了國家制度才有立法權。他在《法哲學原理》中明確指出：“立法權本身是國家制度的一部分，國家制度是立法權的前提，因此，它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國家制度是基于國家自身理念而形成的，具有客觀性和穩定性，它為立法權的行使提供了基本框架和準則。國家的憲法作為國家制度的核心體現，規定了國家的政治體制、權力結構和基本運行規則，立法權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內行使，不能超越憲法的規定去隨意改變國家制度。然而，黑格爾也認為立法權可以間接完善國家制度。他指出，國家制度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通過法律的不斷完善、通過普遍行政事務所固有的前進運動的性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對社會秩序、公平正義等方面的需求不斷變化，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來適應這些變化，從而推動國家制度的發展。在經濟領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新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不斷涌現，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相關的經濟法律法規，來規范市場秩序，保障經濟的健康發展，進而促進國家經濟制度的完善。2.2.2立法權的構成要素黑格爾認為立法權由君主權、行政權和等級要素構成。君主權在立法權中具有最高決斷地位，君主作為國家的象征和最高權力代表，體現了國家的主權和統一。君主的決斷具有權威性和最終性，能夠確保立法過程的順利進行和立法結果的合法性。在重大立法事項上，君主的批準和簽署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條件，這體現了君主權在立法權中的核心地位。行政權在立法權中起著諮議作用，行政機關具體地知道和概括地了解整體的各個方面和穩固地存在于整體中的現實的基本原則，尤其是熟悉國家權力的需要。行政機關在日常行政管理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社會的實際情況和需求有著深入的了解，能夠為立法提供專業的意見和建議。在制定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時，環保行政部門可以根據其在環境監測、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實踐經驗，為立法機關提供關于環境問題的現狀、成因和解決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幫助立法機關制定出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等級要素也是立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貴族、市民等不同等級的代表。黑格爾認為，不同等級的代表能夠反映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訴求，使立法更加全面和公正。貴族代表著傳統的社會勢力和特權階層，他們在社會中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財富，其意見和建議能夠反映貴族階層的利益和價值觀；市民代表則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訴求，他們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參與立法能夠使法律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等級要素的參與，立法權能夠在不同階層的利益之間尋求平衡，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2.2.3立法權的職能與界限黑格爾認為立法權的職能主要是制定法律，以規范社會秩序和保障國家利益。他指出：“立法權所涉及的是法律本身（因為法律需要進一步規定），以及那些按其內容來說完全具有普遍性的國內事務。”立法權通過制定法律，明確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秩序。在刑法領域，立法權制定的刑法規定了各種犯罪行為的定義、構成要件和刑罰措施，對犯罪行為進行制裁，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在民法領域，立法權制定的民法規范了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保障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和公民的基本民事權利。立法權在國家權力體系中也存在一定的界限。立法權不能超越國家制度的框架，必須在國家制度所規定的范圍內行使權力。立法權的行使還受到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制約。行政權負責法律的執行，司法權負責法律的解釋和裁判，它們與立法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共同保障國家權力的正常運行。如果立法權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實際情況或存在缺陷，行政權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難，司法權在裁判過程中也可能會面臨困境，這就需要立法權與行政權、司法權之間進行協調和溝通，以確保法律的有效實施。三、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中國家觀批判的思想淵源與現實動因3.1思想淵源3.1.1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德國古典哲學作為西方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為他批判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基礎。康德、費希特、謝林等哲學家的思想，猶如璀璨星辰，照亮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道路，使他在繼承與批判中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康德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其思想猶如一座深邃的寶庫，對馬克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人類認識能力的批判，為馬克思提供了反思和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重要視角。康德認為，人類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我們只能認識現象世界，而對于物自體則無法真正把握。這一觀點促使馬克思反思黑格爾法哲學中關于國家的抽象理念，意識到黑格爾將國家視為絕對精神的體現，過于強調國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忽視了現實社會中人們的具體認識和經驗。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借鑒了康德的批判精神，強調從現實的社會關系和人類實踐出發，去理解國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對道德法則和自由意志的探討，也為馬克思思考人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啟示。康德認為，道德法則是人類自由意志的體現，人們應該遵循道德法則，追求自由和尊嚴。馬克思吸收了康德關于人的自由和尊嚴的思想，但他認為，自由和解放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而必須通過社會變革和實踐來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遭受著剝削和壓迫，他們的自由和尊嚴被剝奪。因此，馬克思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使人們能夠真正實現自由和解放。費希特繼承和發展了康德的思想，他強調自我意識的能動性，認為自我是一切知識和行動的基礎。費希特的這一思想對馬克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人的主體性的重視上。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借鑒了費希特的自我意識能動性思想，強調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他認為，黑格爾的國家觀過于強調國家的客觀性和普遍性，而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由人組成的，人的實踐活動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他主張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去理解國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費希特的政治思想也對馬克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費希特主張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馬克思吸收了費希特的這些思想，但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無法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因此，他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現人民的真正自由和解放。謝林的哲學思想以其獨特的自然哲學和同一哲學而著稱。他認為，自然和精神是同一的，它們都是絕對的表現形式。謝林的這一思想對馬克思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借鑒了謝林的自然哲學思想，強調自然和社會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他認為，黑格爾的國家觀過于強調國家的精神性和抽象性，而忽視了自然和社會的現實基礎。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和社會基礎之上的，它的發展受到自然和社會規律的制約。因此，他主張從自然和社會的現實出發，去理解國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謝林的同一哲學思想也對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啟發。謝林認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事物的發展是通過矛盾的不斷解決而實現的。馬克思吸收了謝林的辯證法思想，將其應用于對社會歷史的分析中。他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是通過矛盾的不斷解決而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必然導致其走向滅亡，而無產階級則是解決這些矛盾的主要力量。因此，他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實現社會的進步和發展。3.1.2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啟示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在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提供了關鍵的思想啟迪和理論支撐。費爾巴哈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深刻批判，猶如一把銳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析了黑格爾哲學的弊端，為馬克思開辟了新的思考路徑。馬克思在汲取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思想精髓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超越，從而實現了哲學思想的重大變革。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立足點是“感性對象性原則”。他認為，黑格爾思辨哲學的本質是理性化了的上帝的本質，是轉化為邏輯學的神學，是思辨神學的理性支柱。黑格爾將絕對理念看作是先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存在而存在的，是異化的主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絕對理念異化的產物。費爾巴哈指出，這種觀點完全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將現實的感性世界看作是抽象思維的產物。他強調，哲學應該從感性的人而非抽象的思維出發，因為人本質上是依賴自然的感性存在，人與自然相統一，人也因愛的感情而超越有限的自己與他人相統一。哲學的任務便是研究人與自然的感性存在，在此之外尋求思辨幻想都是歪曲現實。費爾巴哈的“感性對象性原則”對馬克思產生了重要影響，促使馬克思反思黑格爾法哲學的唯心主義本質。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原則批判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實現了向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錯誤地把作為起點的經驗存在（家庭、市民社會）顛倒為由國家理念規定的客體，但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才是決定國家的現實主體。“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馬克思運用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法，將黑格爾顛倒的主詞與賓詞重新顛倒過來，從而揭示了國家的現實基礎是市民社會，而不是抽象的國家理念。費爾巴哈認為人的本質是類本質，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能夠認識到自身的類存在。他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是人類在精神世界中想象出來的神，用于和自然做抗爭。神的能力實際上是人的能力的集合，是人賦予了神能力，宗教不過是人的本質異化的產物。費爾巴哈主張將原本屬于人的本質歸還給人，建立愛的宗教，以實現人的本質的回歸。他認為，對人的愛應該成為起源的愛，愛可以解決一切矛盾，是人的本質回歸的體現。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關于人的本質的部分觀點，從“現實的人”出發探索人的本質。但馬克思并不滿足于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抽象理解，他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本質被異化，勞動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壓迫和剝削著工人。馬克思指出，只有通過社會變革，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才能真正解決人類的問題，消滅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愛的宗教”思想時指出，費爾巴哈試圖通過建立愛的宗教來解決社會矛盾是不現實的。社會矛盾的根源在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馬克思超越了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義，將人的解放與社會變革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人類的解放事業指明了方向。3.2現實動因3.2.1普魯士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狀況19世紀的普魯士社會，封建專制統治根深蒂固，政治上呈現出高度集權的特征。國王擁有絕對的權力，政府機構臃腫且腐敗，官僚主義盛行。普魯士的政治制度建立在封建等級制度之上，貴族、容克地主等特權階層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通過政治權力維護自身的利益，對廣大民眾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這種封建專制統治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使得普魯士社會缺乏民主和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在普魯士的政治體系中，立法權被牢牢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成為維護其統治的工具。法律的制定往往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的利益需求，而忽視了廣大民眾的意愿和權益。在制定稅收政策時，統治階級往往加重普通民眾的稅負，以滿足自身的奢侈生活和軍事擴張的需要，而對貴族和特權階層則給予各種稅收優惠。這種立法的不公正性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普魯士社會的矛盾尖銳，主要體現在階級矛盾和社會不平等方面。貴族、容克地主與廣大農民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農民作為社會的底層，承受著沉重的地租和勞役負擔，生活困苦不堪。他們不僅要為地主提供大量的勞動，還要繳納高額的地租，導致生活極度貧困。農民還受到地主的人身控制，缺乏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貴族和容克地主憑借其特權地位，肆意剝削農民，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隨著普魯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壯大，他們對政治權力的要求也日益強烈。然而，封建勢力卻牢牢掌握著政治權力，限制了資產階級的發展空間。封建勢力通過各種政策和法規，保護自身的利益，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發展。在市場準入、稅收政策等方面，封建勢力對資產階級進行了諸多限制，使得資產階級在經濟發展中面臨重重困難。這種階級矛盾和社會不平等嚴重影響了普魯士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引發了社會的動蕩不安。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滯后，封建經濟占據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受到諸多限制。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貴族和容克地主手中，農民缺乏土地，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封建的行會制度也限制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繁榮。普魯士的工業發展相對緩慢，技術水平落后，無法與英國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相媲美。在英國已經完成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同時，普魯士的工業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以傳統的手工業和小規模的工廠生產為主。普魯士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過大，工業和服務業發展不足。這種經濟結構使得普魯士的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和競爭力，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普魯士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也相對落后，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道路狀況差，交通運輸不便，導致商品流通不暢，影響了市場的擴大和經濟的交流。通信技術的落后也使得信息傳遞緩慢，不利于經濟的協調和發展。普魯士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親眼目睹了普魯士社會的種種弊端和人民的苦難，這激發了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他開始思考社會不平等、階級矛盾等問題的根源，并試圖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馬克思認識到，普魯士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狀況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勢力的相互勾結所導致的，只有通過社會變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統治，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解放。這種認識促使馬克思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論，為他后來對黑格爾法哲學中國家觀的批判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3.2.2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實踐與思考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工作經歷，是他思想發展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為他批判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觀提供了直接的現實依據和思想動力。在《萊茵報》擔任編輯期間，馬克思深入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積極關注和報道各種社會問題，這些實踐經歷使他對現實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在《萊茵報》工作時，馬克思遇到了一系列現實問題，其中林木盜竊法辯論是一個典型的案例。19世紀的普魯士，森林資源主要被貴族和地主所占有，廣大農民則依靠在森林中撿拾枯枝等維持生計。然而，普魯士政府卻出臺了林木盜竊法，將農民撿拾枯枝的行為認定為盜竊，予以嚴厲懲罰。這一法律的出臺，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基本權益，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議。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堅決為農民的權益辯護。他指出，林木盜竊法是普魯士政府為了維護貴族和地主的利益而制定的，是對農民的殘酷壓迫。馬克思深刻揭露了這一法律背后的階級本質，認為它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志，是國家作為統治工具的具體表現。他認為，國家應該是公正和公平的代表，法律應該保障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少數特權階層服務。然而，在現實中，普魯士國家的法律卻淪為了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這與黑格爾所宣揚的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公正和理性的體現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對林木盜竊法辯論的深入思考，馬克思開始反思黑格爾法哲學中關于國家和法的理論。黑格爾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精神的體現，國家的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達，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然而，馬克思在現實中看到的卻是國家和法被用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對廣大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這使他認識到黑格爾的國家觀過于理想化，脫離了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馬克思逐漸意識到，國家和法不是抽象的理念的產物，而是與社會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和法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是階級統治的手段。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還關注到了其他社會問題，如勞動人民的貧困問題、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問題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進一步加深了他對普魯士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質疑。他開始思考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解放。馬克思逐漸認識到，只有通過社會變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新的社會，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實踐與思考，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轉變。他從一個受黑格爾哲學影響的青年學者，逐漸轉變為一個關注現實社會、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家。這些實踐經歷和思想轉變，為他后來對黑格爾法哲學中國家觀的批判奠定了基礎，促使他進一步探索國家的本質、法的起源和社會變革的道路等問題，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唯物主義國家觀和社會革命理論。四、從立法權出發：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內容4.1對黑格爾立法權與國家制度關系的批判4.1.1批判立法權從屬于國家制度的觀點馬克思堅決反對黑格爾提出的立法權從屬于國家制度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顛倒了二者之間的真實關系。黑格爾主張國家制度是立法權的前提，國家制度是理念的自我運動，立法權只能在國家制度的框架內發揮作用，不能改變國家制度本身。馬克思則從現實的社會基礎出發，指出國家制度并非是先驗的、絕對的存在，而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人民的意志所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國家制度是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之間的協調，是政治等級與市民等級之間斗爭的產物。“國家制度只不過是政治國家和非政治國家之間的協調，所以它本身必然是兩種本質上各不相同的勢力之間的一種契約。”這表明國家制度是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結果，它反映了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國家制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階級力量的對比變化而不斷演變。立法權不應從屬于國家制度，而應在國家制度的變革中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馬克思指出，立法權并不創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但這并不意味著立法權是被動的，相反，立法權可以通過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人民的需求，推動國家制度的變革和完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矛盾的激化，原有的國家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此時，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新的法律，打破舊的國家制度的束縛，為社會的進步開辟道路。馬克思認為，只有人民才有權決定國家制度，“從而必須使國家制度的實際體現者——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如果國家制度不能真正表現人民的意志，那它就變成有名無實的東西了。因此，立法權應該成為人民實現自身意志、推動國家制度變革的有力工具。馬克思還批判了黑格爾所謂立法權能改變國家制度的觀點的局限性。黑格爾雖然承認立法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國家制度，但他認為這種完善是在國家制度的框架內進行的，不能觸及國家制度的根本。馬克思則認為，這種觀點無法真正解決國家制度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在現實中，當國家制度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發生沖突時，僅僅依靠立法權在現有框架內的微調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徹底改變國家制度，才能實現社會的變革和進步。“誠然，在許許多多國家里，制度改變的方式總是新的要求逐漸產生，舊的東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國家制度，總要經過真正的革命。”馬克思強調了革命在國家制度變革中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打破舊的國家制度的枷鎖，建立起符合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需求的新制度。4.1.2強調人民主權是立法權的基礎馬克思主張人民擁有制憲權和立法權，認為人民主權是國家制度的基礎，也是立法權的合法性來源。他深刻批判了黑格爾將國家制度視為客觀精神自我分化和運動產物的觀點，指出這種觀點否定了人民在國家制度構建中的主體地位。馬克思明確提出，人民是國家制度的制定者，“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就國家是政治制度來說，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人民的特定內容”。在馬克思看來，人民主權是國家主權的真理，只有人民主權才能真正體現國家的本質和目的。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應該是國家制度和法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國家制度和法律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就會失去其合法性和權威性。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法律是為人而存在的；而在君主制中，國家制度和法律是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人是為法律而存在的。“民主制是國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卻不是民主制的真理。”馬克思通過對民主制和君主制的對比，強調了人民主權在國家制度中的核心地位。馬克思認為，人民擁有制憲權，這是人民主權的重要體現。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權力結構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只有人民參與制定憲法，才能確保憲法真正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對盧梭公意的批判，認為盧梭的公意雖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強調了人民意志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性。馬克思主張人民的公意應該成為制定憲法和法律的基礎，人民通過行使制憲權和立法權，能夠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國家的制度和法律，從而實現對國家的治理和統治。人民擁有立法權，能夠直接參與國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使法律更好地反映社會的發展需求和人民的利益。馬克思反對黑格爾將立法權視為國家制度的衍生，認為這種觀點削弱了人民在立法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他主張真正的普選有利于保障市民最根本的政治利益，通過普選產生的立法機構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在立法過程中，人民應該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使法律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發展的有力武器。4.2對黑格爾立法權構成要素的批判4.2.1對君主權在立法權中作用的批判馬克思對黑格爾賦予君主在立法權中過高權力的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這是維護封建統治的表現。在黑格爾的立法權理論中，君主處于核心地位，擁有最高決斷權。黑格爾認為君主的決斷是最后的、絕對的，能夠確保國家意志的統一和權威性。他指出：“主權，作為理念的無限規定，就是主觀性的絕對的自我確信，就是意志所具有的一個方面，即最終決斷的環節。”君主的決斷被視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為封建君主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支持。馬克思則尖銳地指出，黑格爾將君主權置于立法權的核心，是對現實政治的歪曲和對人民主權的否定。在馬克思看來，君主并非如黑格爾所描述的那樣是國家主權的真正代表，而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象征。君主的權力并非來自于其自身的神圣性或必然性，而是源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君主往往與資產階級相互勾結，共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馬克思通過對普魯士社會現實的觀察，深刻認識到君主在立法過程中往往是為了維護封建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忽視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需求。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所謂君主的決斷是“理性”的體現這一觀點。他認為，君主的決斷實際上是任意的、非理性的，往往是基于個人的意志和利益，而非真正的理性思考。君主的出生決定了其地位和權力，這種基于自然出生的權力賦予方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馬克思指出：“人由于出生就注定為君主，這如同關于圣瑪利亞的妊娠的教條一樣，很少有可能成為形而上的真理。”這表明君主的權力并非基于理性的選擇，而是一種偶然的、不合理的安排。在實際的立法過程中，君主的決斷往往受到其自身的利益、偏好和周圍勢力的影響，難以真正體現社會的普遍利益和理性要求。馬克思強調人民主權的重要性，認為人民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立法權應該由人民掌握。他指出，黑格爾的君主主權理論顛倒了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將君主置于人民之上，這是對人民主權的侵犯。馬克思主張建立民主制度，讓人民通過自己的代表參與立法過程，使法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能夠選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立法者，參與國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立法權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4.2.2對行政權與立法權關系的重新審視馬克思對黑格爾關于行政權與立法權關系的觀點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行政權不應過度干預立法權，而應服務于人民利益。在黑格爾的理論中，行政權在立法權中起著諮議作用，行政機關具體地知道和概括地了解整體的各個方面和穩固地存在于整體中的現實的基本原則，尤其是熟悉國家權力的需要，因此行政權在立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馬克思則指出，黑格爾賦予行政權在立法權中的諮議作用，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普魯士國家的官僚統治，使行政權能夠干預立法權，從而實現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普魯士社會，行政機關往往由官僚階層組成，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會利用諮議的機會對立法進行干預，使法律符合統治階級的需求。馬克思認為，這種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干預，導致立法權無法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法律成為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馬克思主張行政權應該服務于人民利益，而不是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他認為，行政權的職責是執行法律，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轉，而不是干預立法權。行政機關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使權力，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的發展。行政機關應該負責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公共事務的管理，確保這些事務能夠滿足人民的需求，促進社會的公平和進步。為了防止行政權對立法權的過度干預，馬克思提出應該建立健全的監督機制，加強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他認為，只有通過監督，才能確保行政權的行使符合法律和人民的利益，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可以通過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加強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和審查，對行政機關的決策和行為進行監督，確保其合法、公正、透明。還可以通過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讓人民能夠參與到對行政權的監督中來，及時發現和糾正行政機關的不當行為。馬克思還強調了立法權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他認為，立法權應該獨立于行政權，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擾和控制。立法機關應該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應該充分考慮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確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民主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立法權真正發揮作用，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4.2.3對等級要素在立法權中地位的批判馬克思對黑格爾立法權中的等級要素進行了批判，認為其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在黑格爾的立法權理論中，等級要素包括貴族、市民等不同等級的代表，他認為這些等級代表能夠反映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訴求，使立法更加全面和公正。馬克思指出，黑格爾的等級要素實際上是維護普魯士社會封建等級制度的工具，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在普魯士社會，貴族和市民等級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利益差異和階級矛盾。貴族代表著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享有特權。市民等級則包括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普通市民，他們雖然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發展，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貴族的壓制。黑格爾將這些等級代表納入立法權中，實際上是為了平衡不同等級之間的利益，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穩定。馬克思認為，這種等級代表制度無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貴族代表往往會為了維護自身的特權和利益，而忽視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在制定稅收政策時，貴族代表可能會為了減輕自己的稅負，而加重普通民眾的負擔。市民等級代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但他們也往往會受到自身利益的局限，無法真正代表廣大普通民眾的利益。在制定勞動法律時，市民等級代表可能會更傾向于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忽視工人階級的權益。馬克思主張廢除等級代表制度，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立法機構。他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立法權應該由人民直接行使或通過人民選舉的代表來行使。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立法能夠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可以通過普選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立法者，這些立法者應該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應該充分考慮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廣泛征求人民的意見，確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民主性。馬克思還強調了消除社會等級差異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消除社會等級差異，實現社會的平等和公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立法權代表人民利益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社會等級差異嚴重，導致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因此，馬克思主張通過社會變革，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從而消除社會等級差異，實現人民的真正平等和自由。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立法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的幸福和社會的發展服務。4.3對黑格爾立法權職能與界限的批判4.3.1批判立法權職能的局限性馬克思尖銳地指出，黑格爾立法權理論存在嚴重的局限性，其僅聚焦于形式上的法律制定，而對社會現實和人民需求缺乏足夠的關注。黑格爾認為立法權的主要職能是制定法律，以規范社會秩序和保障國家利益，然而這種觀點過于片面，未能充分考慮到社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黑格爾立法權理論的局限性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往往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忽視了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權益。在工廠法的制定中，雖然法律規定了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但這些規定往往是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制定的，無法真正保障工人的權益。工人的工作時間仍然過長，勞動強度過大，勞動條件惡劣，而法律對此卻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制裁措施。這種立法權的行使，只是在形式上制定了法律，而沒有真正解決社會現實中的問題，無法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需求。黑格爾立法權理論忽視了社會現實中的階級矛盾和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這兩個階級的利益訴求往往是相互對立的。資產階級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無產階級則追求的是合理的勞動報酬、良好的勞動條件和社會公平。然而，黑格爾的立法權理論未能充分考慮到這些階級矛盾和利益沖突，無法通過立法來協調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稅收政策的制定上，資產階級往往通過各種手段逃避稅收，而將稅收負擔轉嫁給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立法權的行使，不僅無法解決社會矛盾，反而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黑格爾立法權理論對人民的需求缺乏深入的了解和關注。人民是社會的主體，他們的需求和利益應該是立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然而，在黑格爾的理論中，人民的意志和需求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立法往往是由少數統治階級代表進行的，他們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忽視了人民的意愿。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法律的規定往往無法滿足人民的實際需求，導致人民在這些方面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這種立法權的行使，違背了人民的意愿，無法真正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4.3.2重新界定立法權的職能與界限馬克思認為，立法權應當反映人民意志，推動社會變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與黑格爾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馬克思看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立法權應該由人民掌握，或者通過人民選舉的代表來行使。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立法能夠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為人民服務。立法權應積極推動社會變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諸多不合理的制度和現象，如私有制、剝削、壓迫等，這些問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立法權應該發揮其重要作用，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打破舊的制度束縛，推動社會向更加公平、正義、合理的方向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反壟斷法，打破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促進市場競爭，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可以通過制定勞動法，保障工人的合法權益，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待遇。立法權還應致力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也是立法權的重要價值追求。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社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和不正義現象，如貧富差距過大、剝削和壓迫等。立法權應該通過制定法律，調節社會分配，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在稅收政策上，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累進稅制，使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在社會保障制度上，立法權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馬克思還強調，立法權的行使應該受到人民的監督和制約。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立法權不被濫用，真正為人民謀利益。人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如選舉、言論自由、集會游行等，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對立法權的行使進行監督。如果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要求立法機關進行修改或廢除。人民還可以通過參與立法過程，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使立法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五、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國家觀的理論意義與當代價值5.1理論意義5.1.1為唯物史觀的形成奠定基礎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在其思想發展歷程中占據著極為關鍵的位置，為唯物史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其思想轉變的重要里程碑。這一批判過程不僅體現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深刻反思，更標志著他向唯物主義的重大轉變。在批判黑格爾國家觀之前，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將理性和自由視為歷史發展的核心動力。然而，在《萊茵報》時期的實踐經歷，如對林木盜竊法辯論等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使馬克思開始對黑格爾的國家觀產生質疑。他逐漸認識到，黑格爾將國家視為倫理理念的現實，過分強調國家的精神性和抽象性，忽視了現實社會中物質利益的決定性作用。這種認識促使馬克思開始反思黑格爾國家觀的局限性，為他轉向唯物主義提供了契機。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運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原則，對黑格爾的國家觀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黑格爾錯誤地將國家理念置于現實的家庭和市民社會之上，顛倒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才是國家的前提和基礎，是真正決定國家的現實主體。馬克思通過這種批判，將被黑格爾顛倒的主詞與賓詞重新顛倒過來，實現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這一轉變為唯物史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使馬克思能夠從現實的社會關系和物質生產出發，去理解國家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規律。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馬克思進一步認識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他開始關注社會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種認識使馬克思能夠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揭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關系，為他后來提出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奠定了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通過掌握國家政權，維護自身的利益，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和壓迫。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解放。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還為他后來的經濟學研究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在批判黑格爾國家觀的過程中，馬克思逐漸認識到經濟基礎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開始深入研究政治經濟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規律。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發現了剩余價值規律，揭示了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秘密，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認為只有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徹底消除階級剝削和壓迫，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5.1.2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創新發展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國家觀的過程中，提出了社會決定國家的觀點，這一觀點是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重大創新，深刻揭示了國家的本質，為人們正確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黑格爾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精神的體現，國家決定市民社會。馬克思則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他從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出發，指出市民社會才是國家的基礎，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表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明確指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這表明馬克思認為國家是由市民社會決定的，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依賴于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市民社會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社會，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掌握了國家政權。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往往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忽視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權益。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揭示了國家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指出國家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存在的，它通過強制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保障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馬克思的社會決定國家觀點，強調了社會的基礎性作用，認為國家的發展和變革必須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國家的制度和職能也會相應地發生改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漸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就需要對國家制度進行變革，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建立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國家，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解放。馬克思的觀點還為我們理解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啟示。他認為國家雖然是由社會決定的，但國家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它可以反作用于社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法律和政策，引導社會的發展方向，調節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可以通過發展教育、文化等事業，提高人民的素質，促進社會的進步。國家的這種反作用必須以社會的發展需求為出發點，否則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5.2當代價值5.2.1對當代政治制度建設的啟示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為當代政治制度建設提供了深刻的啟示，有助于我們在實踐中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權利，推動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馬克思強調人民主權是立法權的基礎，這一觀點在當代政治制度建設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現代社會，政治制度應該以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確保人民能夠真正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只有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得到充分尊重和體現，政治制度才能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人民主權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過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這種制度設計確保了人民能夠參與國家的立法、決策和監督等各個環節，使國家的政治制度能夠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立法權從屬于國家制度的觀點，主張立法權應積極推動國家制度的變革，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這啟示我們，在當代政治制度建設中，立法權應該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斷完善法律法規，推動政治制度的與時俱進。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的問題和挑戰不斷涌現，立法權應該及時回應這些變化，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解決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在科技創新領域，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立法權需要及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保障公民的隱私和安全，促進科技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當代政治制度建設中，還需要重視消除社會等級差異，實現社會的平等和公正。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立法權中的等級要素，認為其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在現代社會，應該打破各種等級壁壘，保障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平等權利。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保障農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平等權利；要消除性別歧視，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平等參與權。只有實現社會的平等和公正，才能激發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5.2.2對理解現代社會矛盾與發展的指導作用馬克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矛盾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有助于我們深入分析社會矛盾的根源，尋找解決矛盾的有效途徑，推動社會的持續發展。馬克思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