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甘肅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看石器技術與原料的交互關系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石器作為古人類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其制作技術與原料的選擇密切相關。對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研究，是考古學中揭示古人類行為模式、生存策略以及認知能力發展的關鍵途徑。石器技術反映了古人類的智慧和技能水平，不同的技術體系代表著古人類對工具制作的不同理解和實踐。而石器原料的獲取、選擇和利用，則體現了古人類對自然資源的認知和開發能力，以及他們如何適應所處的生態環境。甘肅地區在史前時期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處于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交匯地帶，使得這里成為了不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關鍵區域。甘肅的自然環境復雜多樣，山地、高原、河谷、沙漠等多種地貌并存，為古人類提供了豐富的生存資源和多樣的生態環境，也為研究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作為甘肅地區舊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蘊含著大量關于古人類活動的信息，對其進行研究具有獨特的區域價值。徐家城遺址位于莊浪縣徐家城村，文化遺物出自馬蘭黃土中的古土壤層，年代為43-36ka.B.P.，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該遺址出土石制品眾多，原料多為采自河灘的花崗巖、脈石英。石峽口遺址行政區劃隸屬于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川王鄉峽口村，由兩個地點組成，兩個地點相距不到100米，但年代相差約1.5萬年。第1地點碳-14年代測定為距今約1.9萬-1.6萬年，石制品原料多選自河灘礫石，總體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第2地點舊石器時代文化層的碳-14年代為距今約3.3萬年，石制品原料以脈石英為主，石英巖也占有一定比例。這兩個遺址不僅年代跨度較大，而且在石器原料的選擇和技術的運用上存在差異，為探討舊石器時代晚期黃土高原西部古人類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對石器技術和原料的選擇與利用提供了絕佳的案例。通過對這兩個遺址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當時古人類如何根據當地的資源條件調整石器制作技術，以及這種調整背后所反映的古人類生存策略和文化適應過程，填補區域考古研究在這方面的空白，為構建更加完整的甘肅地區史前文化發展序列提供重要依據。1.2研究目標與問題本研究旨在通過對甘肅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深入分析，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技術與原料之間的內在聯系，具體目標包括：剖析兩遺址石器原料的來源，確定古人類獲取原料的范圍和方式；闡釋兩遺址石器制作技術的特點，探討技術選擇的影響因素；明確石器技術與原料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理解古人類如何在特定資源條件下發展和運用石器技術。基于上述研究目標，本研究擬解決以下關鍵問題：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石器原料分別來自何處？古人類是如何獲取這些原料的？兩遺址的石器制作技術有哪些特點？這些技術的選擇與原料的特性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石器原料的性質如何影響石器制作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石器制作技術的發展又對原料的選擇和利用產生了哪些影響？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有望深化對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行為模式和生存策略的理解。1.3研究方法與思路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深入剖析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在考古發掘方面，對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進行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嚴格遵循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規范，以1米×1米探方為單位，采用自然層與水平層相結合的方法自上而下逐層發掘。在發掘過程中，對遺物出露點進行詳細編號、照相，并使用全站儀精確記錄出土遺物的三維坐標。同時，對文化遺物密集層位出土的堆積進行水篩，以便發現尺寸較小的石制品、動物化石等遺物，全面獲取遺址中的實物資料。實驗分析也是重要的一環，對出土的石制品進行全面的實驗分析。運用巖石學分析方法，通過偏光顯微鏡等設備，觀察石制品的巖石結構、礦物組成等特征，確定石器原料的巖石類型，為原料來源分析提供基礎。采用地球化學分析技術，如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分析等，測定石制品的元素組成和同位素比值，與周邊地區潛在原料產地的巖石樣本進行對比，追蹤原料的來源地。此外，開展石器制作實驗，模擬古人類的石器制作過程，選用與遺址出土石器相同或相似的原料，運用硬錘錘擊法、軟錘錘擊法、壓制法等常見的石器制作技術進行打制實驗，觀察不同技術對原料的要求和產生的石制品特征，分析原料特性對石器制作技術選擇的影響。本研究還會進行對比研究，將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石器技術與原料數據進行內部對比，分析兩遺址在不同年代、不同環境下石器技術與原料選擇的差異與共性。同時，將這兩個遺址與甘肅地區其他舊石器時代遺址，如樓房子遺址、劉家岔遺址等進行對比，探討區域內石器技術與原料利用的演變規律和文化交流現象；與國內其他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如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遺址、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等，分析不同區域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異同，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古人類的行為模式和文化適應策略。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全面梳理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概況，包括地理位置、地層堆積、年代測定等信息，為后續研究奠定基礎。其次，詳細分析兩遺址出土石制品的原料，確定原料的種類、來源和獲取方式，探究古人類對原料的選擇偏好和資源利用策略。再者，深入剖析兩遺址的石器制作技術，總結技術特點、工藝流程和技術發展脈絡，分析技術選擇的影響因素。最后，綜合原料分析和技術分析的結果，深入探討石器技術與原料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結合遺址的環境背景、古人類的生存活動等因素，全面闡釋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在特定資源條件下的生存策略和文化適應過程，從而實現本研究的目標，為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成果。二、甘肅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概述2.1徐家城遺址徐家城遺址位于甘肅省莊浪縣萬泉鄉徐家城村東緣，其地理位置獨特，南接秦安縣，西與靜寧縣毗鄰，地理坐標為北緯35°04′44.8″，東經105°47′49.0″，海拔1398米。遺址坐落于水洛河北岸，距水洛河與清水河交匯處約500米。水洛河發源于六盤山山地，自東向西在蓮花鎮附近與清水河匯合后注入葫蘆河。遺址附近的水洛河發育有3級階地，階地堆積上覆有較厚的馬蘭黃土，形成2-3個黃土臺地，而徐家城遺址主要埋藏于水洛河第二級階地前緣上覆的馬蘭黃土地層中。遺址發掘區地層剖面可分為9層，從上至下依次為：耕土層，厚約0.3-0.5米，含較多植物根系、現代磚瓦等；近現代擾土層，厚約1.5米，中間夾雜一層砂礫石帶，推測其為原臺地面，之上的堆積為近期平整土地時的墊土，含較多植物根系、現代磚瓦等；黃色粉砂層，厚約1.4米，土質純凈，無層理，垂直節理發育，含蝸牛化石、極少量石制品等；灰黃色黏土質粉砂層，厚約1.25米，無層理，垂直節理發育，中間夾灰色古土壤層，含大量石制品、動物化石及少量蝸牛化石等；棕紅色黏土質細砂層，厚約0.55米，夾黃色粉砂土塊，含少量石制品及動物化石等；暗紅色黏土質細砂層，厚約0.45米，無文化遺物；黃色細砂層，厚約0.25米，無文化遺物；紅色粗砂層，厚約0.25米，無文化遺物；礫石層，厚約1米，礫石成分以花崗巖、閃長巖為主，無文化遺物，其下為花崗閃長巖基巖，未見底。遺址9個自然層中第3-5層含有文化遺物，其中第3層出土石制品數量極少，不作為獨立文化層。遺址4-5層內共發掘14個水平層（L1-L14）。依據遺物剖面分布狀態，將含文化遺物堆積（4-5層）劃分為4層：最下部遺物分布稀疏，數量少，與第5自然層相對應，主要包括L13-14，此層堆積為暗紅色黏土質細砂，中間夾黃色粉砂土塊；其上一較薄的文化遺物密集層（第1密集區）分布在海拔約1494.9米的位置，相當于L12，稱其為第4C層；第4C層之上有約10厘米的零星分布區，顯示出明顯的人類活動間斷；再之上為石制品分布最為集中、最為豐富的區域（第2密集區），野外觀測和遺物分布特征顯示該層為原地埋藏，主要包括L7-11，稱為第4B層；第4B層之上，石制品數量少，分布稀疏，尺寸較小的碎屑較少，該段主要包括L1-6，稱第4A層。通過AMS14C測年及氣候事件對比相結合的綜合年代研究顯示，徐家城遺址主要文化層時代集中在距今4.6-2.3萬年間，屬于晚更新世晚期，其中主要文化層4B層年代距今4.3-4.1萬年。該遺址處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一時期正是人類演化和文化發展的關鍵階段，對于研究當時人類在隴西盆地的活動，如石器制作技術的發展、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生存策略以及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2.2石峽口遺址石峽口遺址行政區劃隸屬于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川王鄉峽口村，地理坐標為北緯35°08′01.5″，東經106°10′34.7″，海拔約1790米。該遺址由兩個地點組成，第1、2地點分布于峽口村進村道路的兩側，二者相距不到100米。2009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蘭州大學聯合調查隊發現了這一遺址，其豐富的遺物和獨特的地層信息，為研究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提供了寶貴的線索。第1地點埋藏于清水河一級階地的前緣，文化層頂面距現今河面約8米，發掘難度較大。2015年，相關單位對其進行了試掘，文化堆積試掘面積約3平方米。該地點地層堆積分為7層，文化遺物主要出土自第5-6層，分別命名為第一文化層（CL1，第5層）和第二文化層（CL2，第6層）。通過碳-14年代測定，遺址文化層年代為距今約1.9萬-1.6萬年，處于寒冷的末次冰盛期（LGM）末期。這一時期的氣候條件對古人類的生存和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石峽口第1地點的發現，為研究極端環境下古人類的生存范圍、適應生存方式等提供了關鍵材料。在第1地點的發掘中，發現用火跡象2處，皆分布于CL1中。H1為一處灰堆，殘存長約19厘米、厚約8厘米，灰堆中出土少量石制品，還有一些動物碎骨、燒骨、炭屑及1件串珠裝飾品殘段。H2殘存長約90厘米、厚約20厘米，灰燼層分布集中，并出土數量較多的石制品、動物碎骨、燒骨、炭屑等，其間分布有10件尺寸較大的燒石，指示H2應具有一定的結構性。由于發掘面積小，H2未完整揭露，但集中分布的灰燼層、豐富的包含物及燒石的分布特點顯示其為一處有控制的用火遺跡，屬于高投入的火塘。這些用火遺跡的發現，不僅反映了古人類對火的控制和利用能力，也為研究當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提供了重要依據。第1地點還發現了豐富的遺物，包含石制品406件、動物化石201件、古人類牙齒化石1件、串珠裝飾品2件以及燒骨、大量的石質碎屑和碎骨等。經初步觀察，人類化石殘段為右側下頜第3前臼齒，屬晚期智人，出自第一文化層。兩個文化層的石制品組合面貌基本一致，類型主要有石錘、普通石核、細石核、石片、細石葉、石器、斷塊、碎屑以及較多經人工搬運的礫石。石制品原料多選自河灘礫石，石制品原料總體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另有少量的石英巖、凝灰巖、砂巖、頁巖、瑪瑙、白云巖及粗面巖；簡單石核剝片主要采用硬錘錘擊法，存在少量修理臺面石核；細石核類型主要有楔形、錐形、柱形及不規則細石核；多數細石葉形態規范，部分細石葉臺面背緣存在琢磨痕跡。加工石器主要采用硬錘錘擊修理，石器類型以邊刮器、端刮器為主，尤以小型兩面尖狀器具有特色。動物化石經初步鑒定主要有普氏羚羊、馬科等種類，發現少量鴕鳥蛋片。這些遺物的發現，為研究當時人類的技術水平、經濟生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第2地點埋藏于清水河二級階地中，文化層上覆的堆積相對較薄，發掘難度小，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先對其發掘，發掘面積約50平方米。該地點的發掘采用目前通行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方法，以1米×1米探方為單位，采用自然層與水平層相結合的方法自上而下逐層發掘，據遺物密集程度以5-10厘米為一個水平層對文化層進行發掘。遺物出露后，工作人員進行編號、照相，并使用全站儀記錄出土遺物的三維坐標；同時以探方及水平層為單位對文化遺物密集層位出土的堆積進行水篩，便于發現尺寸較小的石制品、動物化石等遺物。第2地點地層堆積分為6層，第3層出土少量漢代遺存，舊石器時代文化遺物主要出自第5層。遺址舊石器時代文化層的碳-14年代為距今約3.3萬年，大體處于中國北方舊石器晚期開始的時段。這一時期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石峽口第2地點的發現，對于研究中國北方舊石器晚期開始的時間及行為標志、早期現代人在中國北方的擴散和演化等重要學術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在第2地點的文化層內發現集中用火跡象4處，多處用火遺跡底部為高溫烘烤形成的紅燒土層，內部分布有密集的炭粒、石制品、動物化石和一定數量的自然礫石。然而自然礫石的分布未發現規律性，與石峽口第1地點的火塘有一定的區別。該地點共出土野外編號標本5000余件，其中石制品4500余件，動物化石500余件，以及大量的碎骨和石質碎屑等。初步觀察顯示，石制品原料以脈石英為主，石英巖也占有一定比例。石制品類型主要有石錘、石核、石片、石器、斷塊、碎屑以及經人工搬運的礫石。初步研究顯示，簡單石核剝片主要采用硬錘錘擊法，多用礫石的礫面和打擊面為臺面進行剝片，也有少量修理臺面者；存在一定數量的預制剝片石核；石器類型主要有邊刮器、鋸齒刃器、端刮器等。初步鑒定顯示遺址動物種類以鹿科為主，發現少量犀牛化石。這些發現為研究當時人類的生存環境、資源利用和文化特征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石峽口遺址兩個地點雖相距很近，但年代相差約1.5萬年，這種獨特的時空分布為討論舊石器時代晚期黃土高原西部古人類的演化、交流和適應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案例。遺址中發現的具有預制特征的石核、加工精制的端刮器、頻繁且穩定的用火行為等，這些特征顯著不同于其之前舊石器遺址的物質文化特點，對于研究中國本土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發展和外來文化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價值。三、石器原料分析3.1原料種類與特征3.1.1徐家城遺址徐家城遺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種類豐富，主要包括石英、燧石、石英巖、脈石英、砂巖以及少量的其他巖石類型。這些原料在遺址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規律，反映了古人類對原料的選擇和利用策略。石英是徐家城遺址石制品中最常見的原料之一。石英具有硬度較高、質地脆、斷口呈貝殼狀等特點，這使得它在受到打擊時能夠產生較為鋒利的邊緣，適合制作各類切割和刮削工具。遺址中的石英原料顏色多樣，常見的有白色、灰色、淡黃色等，其中白色石英質地較為純凈，雜質較少，是制作精細石器的優質材料；灰色和淡黃色石英則可能含有一些礦物質雜質，影響了其質地的均勻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其韌性，適合制作較為大型、耐用的工具。從石英石制品的表面特征可以看出，古人類在加工石英時，充分利用了其脆性特點，通過硬錘錘擊等方法，能夠精準地控制石片的剝離方向和大小，制作出形態各異的工具。燧石也是該遺址中較為重要的原料。燧石的質地細膩，硬度高，具有良好的韌性和脆性，斷裂時能夠產生極其鋒利的刃口，是制作精細石器的理想材料。徐家城遺址中的燧石顏色多為黑色、深灰色，表面具有油脂光澤，其紋理細膩，結構致密。由于燧石在當地的儲量相對較少，古人類對燧石的利用顯得更為謹慎和高效。在制作石器時，古人類會精心挑選燧石原料，盡可能地減少浪費，充分發揮燧石的優質特性，制作出如尖狀器、雕刻器等小型精致的工具，用于精細的切割、鉆孔等工作。石英巖在徐家城遺址石制品原料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石英巖是一種主要由石英組成的變質巖，其硬度高，結構致密，具有較強的耐磨性和抗腐蝕性。遺址中的石英巖原料顏色以灰白色、淺褐色為主，質地較為粗糙，顆粒感明顯。石英巖的這些特性使其適合制作大型的砍砸器、石錘等工具，用于砍伐樹木、敲砸骨頭等重體力勞動。古人類在加工石英巖時，通常采用較大的打擊力量和較為粗放的加工方式，以充分利用其堅硬的質地和較大的體積。脈石英在遺址中也有發現。脈石英是一種呈脈狀產出的石英，其質地純凈，硬度高，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光澤。徐家城遺址的脈石英顏色多為白色，質地均勻，晶體結構明顯。脈石英的特性使其在制作石器時，能夠產生較為規則的石片和清晰的打擊痕跡，適合制作一些對刃口要求較高的工具，如刮削器、小型尖狀器等。古人類在選擇脈石英原料時，更注重其質地的純凈度和晶體的完整性，以確保制作出的石器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砂巖在徐家城遺址石制品原料中相對較少。砂巖是一種碎屑沉積巖，主要由砂粒膠結而成，其硬度相對較低，質地較為疏松。遺址中的砂巖顏色多樣，有黃色、紅色、灰色等，顆粒大小不一，膠結程度也有所差異。由于砂巖的質地特點，它在制作石器時，難以產生鋒利的刃口，且容易破碎。因此，古人類對砂巖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制作一些對刃口要求不高的工具，如研磨器、石砧等，用于研磨食物、加工顏料等。除了上述主要原料外，徐家城遺址還出土了少量其他類型的巖石原料，如凝灰巖、頁巖、花崗巖等。這些原料在遺址中的分布較為零散，數量較少，可能是古人類在獲取主要原料的過程中，偶爾采集到并加以利用的。凝灰巖是一種火山碎屑巖，質地較輕，具有多孔結構，其硬度較低，適合制作一些輕型工具或裝飾品；頁巖是一種沉積巖，具有薄片狀結構，質地較軟，主要用于制作一些簡單的刮削工具；花崗巖是一種巖漿巖，硬度高，質地堅硬，但由于其結構復雜，加工難度較大，在遺址中的利用相對較少。3.1.2石峽口遺址石峽口遺址的石器原料同樣豐富多樣，且與徐家城遺址的原料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反映了不同區域的地質條件以及古人類對原料的不同選擇偏好。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石制品原料多選自河灘礫石，總體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另有少量的石英巖、凝灰巖、砂巖、頁巖、瑪瑙、白云巖及粗面巖。其中，石英質地堅硬，顏色多為無色透明或白色，在河灘礫石中較為常見，其晶體結構使其在受到打擊時，能夠產生較為規則的石片和清晰的打擊痕跡，適合制作各種類型的石器，如石核、石片、石器等。在制作石核時，古人類利用石英礫石的形狀和質地，通過硬錘錘擊法，在礫石表面打下石片，形成不同類型的石核，如普通石核、細石核等。細石核類型主要有楔形、錐形、柱形及不規則細石核，這些細石核的制作需要對原料的質地和形狀有精確的把握，石英的特性為細石核的制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燧石在石峽口第1地點的原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燧石質地細膩，硬度高，斷裂時能夠產生鋒利的刃口，是制作精細石器的優質材料。遺址中的燧石顏色多為黑色或深灰色，表面具有油脂光澤，其紋理細膩，結構致密。古人類利用燧石制作出的石器，如小型兩面尖狀器、雕刻器等，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這些石器在狩獵、采集等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制作小型兩面尖狀器時，古人類采用硬錘錘擊修理的方法，對燧石原料進行精細加工，使石器的刃口鋒利，形狀規整，能夠滿足復雜的使用需求。少量的石英巖、凝灰巖、砂巖、頁巖、瑪瑙、白云巖及粗面巖等原料在石峽口第1地點也有出現。石英巖硬度高，結構致密，適合制作大型的砍砸器、石錘等工具；凝灰巖質地較輕，具有多孔結構，在遺址中可能用于制作一些輕型工具或裝飾品；砂巖硬度相對較低，質地較為疏松，主要用于制作一些對刃口要求不高的工具，如研磨器等；頁巖具有薄片狀結構，質地較軟，可用于制作簡單的刮削工具；瑪瑙質地堅硬，顏色鮮艷，具有美麗的紋理，可能被古人類用于制作裝飾品；白云巖和粗面巖在遺址中的利用相對較少，可能是由于其質地和特性不太適合制作石器，或者在當地的儲量較少。石峽口遺址第2地點石制品原料以脈石英為主，石英巖也占有一定比例。脈石英質地純凈，硬度高，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光澤，顏色多為白色。在制作石器時，脈石英能夠產生較為規則的石片和清晰的打擊痕跡，適合制作邊刮器、鋸齒刃器、端刮器等工具。古人類在選擇脈石英原料時，注重其質地的純凈度和晶體的完整性，通過硬錘錘擊法，從脈石英礫石上剝下石片，再對石片進行加工，制作出各種實用的石器。石英巖在石峽口第2地點的原料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石英巖硬度高，結構致密，適合制作大型的砍砸器、石錘等工具，用于砍伐樹木、敲砸骨頭等重體力勞動。與第1地點相比，第2地點的石英巖在原料中的比例相對較高，這可能與當地的地質條件以及古人類的資源利用策略有關。在制作砍砸器時，古人類選擇較大的石英巖礫石，通過多次打擊和修整，使其形成較為鋒利的刃口，滿足使用需求。對比石峽口遺址和徐家城遺址的原料，兩者都以石英類原料為主，這反映了區域內此類原料分布廣泛且易于獲取的特點。但石峽口遺址中燧石的比例相對較高，尤其是第1地點，燧石在原料中僅次于石英，而徐家城遺址中燧石的比例相對較低。在其他原料方面，石峽口遺址的種類更為豐富，出現了瑪瑙、白云巖、粗面巖等在徐家城遺址中較少見的原料；徐家城遺址則有較多的砂巖原料，而石峽口遺址中砂巖相對較少。這些差異不僅與兩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地質條件有關，也可能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人群的石器制作傳統和對原料的認知差異。3.2原料來源與獲取3.2.1本地原料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附近的地質條件為古人類獲取石器原料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徐家城遺址位于水洛河北岸第二級階地前緣，周邊地質構造復雜，巖石類型多樣。水洛河發育過程中，攜帶了大量來自上游山區的巖石，在河流階地堆積形成礫石層，為古人類提供了便捷的原料來源。從遺址出土石制品原料的特征來看，石英、燧石、石英巖等原料與附近河灘礫石的巖石類型高度吻合，這些原料在河灘礫石中分布廣泛，古人類可以直接在河灘上采集，無需進行復雜的開采活動。例如，遺址中大量的石英石制品，其原料可能來自水洛河河灘上的石英礫石，這些礫石經過長期的水流沖刷，表面光滑，質地均勻，便于古人類選擇和加工。石峽口遺址同樣位于河流階地附近，第1地點埋藏于清水河一級階地前緣，第2地點埋藏于清水河二級階地中。清水河的地質作用使得周邊分布有豐富的河灘礫石，石制品原料多選自這些河灘礫石。以第1地點為例，石制品原料總體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這些石英和燧石在清水河河灘礫石中大量存在。古人類在遺址附近活動時，可以輕松地在河灘上找到適合制作石器的原料，減少了獲取原料的時間和精力成本。本地原料的獲取便利性對石器制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豐富且易于獲取的本地原料，使得古人類能夠根據實際需求，隨時采集原料進行石器制作，保證了工具的及時供應。在狩獵、采集等生產活動中，當工具出現損壞或需要新的工具時，古人類可以迅速從附近獲取原料進行制作，提高了生產效率。其次，本地原料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石器制作技術。由于本地原料多為河灘礫石，形狀和大小各異，古人類在制作石器時，需要根據原料的特點選擇合適的技術。例如，對于形狀不規則的礫石，硬錘錘擊法是一種常用的剝片技術，通過直接打擊礫石表面，獲取石片用于制作工具；而對于質地較為細膩的燧石，古人類可能會采用更為精細的壓制法或軟錘錘擊法，以制作出更加精致的石器。此外，本地原料的穩定性也有助于古人類積累和傳承石器制作技術。長期使用相同來源的原料，古人類對原料的性質和加工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石器制作技術體系，并在群體中傳承和發展。3.2.2遠距離原料雖然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石器原料主要來源于本地，但通過對石制品的地球化學分析和與周邊潛在原料產地的對比研究，發現兩遺址中存在少量可能來自遠距離的原料。在徐家城遺址出土的部分石制品中，其元素組成和同位素比值與遺址周邊地區的巖石存在明顯差異，而與距離遺址較遠的山區巖石特征相符。這表明這些石制品的原料可能是古人類從較遠的山區獲取的。對于石峽口遺址，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第1地點出土的一些瑪瑙制品，瑪瑙在遺址周邊地區較為罕見，其可能的來源地距離遺址較遠。這些遠距離獲取的原料，可能是古人類在遷徙、交換或資源探索過程中獲得的。古人類遠距離獲取原料的途徑可能有多種。一種可能是通過長途遷徙獲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的活動范圍逐漸擴大，為了尋找更優質的原料或探索新的生存空間，他們可能會進行長途遷徙。在遷徙過程中，當遇到合適的原料產地時，古人類會采集原料并帶回居住地。另一種可能是通過交換獲取。不同的古人類群體之間可能存在著一定的交流和交換活動，他們會用自己擁有的資源，如食物、工具等，與其他群體交換所需的石器原料。這種交換活動不僅促進了原料的流通，也加強了不同群體之間的聯系和文化交流。遠距離獲取原料對古人類的活動范圍和交流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首先，遠距離獲取原料表明古人類的活動范圍超出了遺址周邊地區，他們具備長途遷徙和探索新環境的能力。這反映了古人類在適應環境過程中，不斷拓展生存空間，尋找更多資源的生存策略。其次，遠距離獲取原料也暗示了古人類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交流網絡。通過交換獲取原料，說明不同的古人類群體之間已經建立了某種聯系，能夠進行資源的交換和共享。這種交流網絡的存在，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技術的交流，對古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不同地區的古人類在交換原料的過程中，可能會學習到對方的石器制作技術和文化傳統，從而推動自身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四、石器技術分析4.1剝片技術4.1.1錘擊法在徐家城遺址中，錘擊法是最為常見的剝片技術。通過對遺址出土石核和石片的觀察分析，發現錘擊法在石器制作中占據主導地位。遺址中的石核類型豐富，包括單臺面石核、雙臺面石核和多臺面石核等。單臺面石核通常利用礫石的自然面作為臺面，通過錘擊在石核的一側剝下石片，石片疤排列較為規整，打擊點清晰，反映出古人類對錘擊力度和角度的控制能力較強。例如，在一些石英石核上，石片疤的大小和形狀相對一致，表明古人類在選擇原料和進行錘擊時，能夠根據石核的質地和形狀，有針對性地進行操作，以獲取符合需求的石片。雙臺面石核則是在單臺面石核的基礎上，通過再次錘擊，在石核的另一側開辟新的臺面，從而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剝下石片。這種石核的制作需要古人類具備更高的技術水平和空間認知能力，能夠準確地判斷在何處開辟新的臺面，以實現石核的高效利用。多臺面石核則更加復雜，需要古人類在石核的多個面上進行錘擊，形成多個臺面，從不同角度剝下石片。多臺面石核的出現，說明古人類在石器制作過程中，已經能夠充分考慮原料的特性和自身的需求，靈活運用錘擊法，最大限度地獲取石片，提高原料的利用率。石峽口遺址同樣廣泛應用錘擊法。石峽口第1地點的石制品中，簡單石核剝片主要采用硬錘錘擊法，存在少量修理臺面石核。在錘擊過程中，古人類根據原料的質地和形狀，選擇合適的錘擊方式。對于質地較為堅硬的石英原料，古人類通常采用較大的錘擊力量，以確保能夠有效地剝下石片；而對于質地相對較軟的燧石原料，則采用較為輕柔的錘擊方式，以避免原料過度破碎，保證石片的質量。在石峽口第2地點，簡單石核剝片也主要采用硬錘錘擊法，多用礫石的礫面和打擊面為臺面進行剝片，也有少量修理臺面者。從石片的特征來看，錘擊法產生的石片形態多樣，有長條形、三角形、梯形等。石片的臺面多為自然面或稍加修理的打擊面，臺面角度一般在60°-90°之間，打擊點清晰，半錐體明顯，石片的邊緣較為鋒利，具有較好的使用性能。錘擊法與原料的適配性在兩遺址中表現明顯。錘擊法適用于多種原料，對于質地堅硬、脆性適中的石英、燧石、石英巖等原料，能夠有效地剝下石片，制作出各種類型的石器。以石英為例，其硬度高、質地脆，在錘擊作用下，能夠沿著晶體結構產生規則的破裂，形成鋒利的刃口和清晰的石片疤，非常適合制作切割、刮削等工具。對于燧石，雖然其質地細膩、韌性較好，但在錘擊時也能產生高質量的石片，用于制作精細的工具。而對于質地較軟或結構疏松的原料，如砂巖、頁巖等，錘擊法的效果相對較差，容易導致原料破碎或無法形成理想的石片，因此在兩遺址中，砂巖和頁巖等原料較少被用于錘擊法制作石器。在石器制作中，錘擊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錘擊法操作相對簡單，不需要復雜的工具和技術，古人類容易掌握，這使得它成為石器制作中最常用的剝片技術之一。其次，錘擊法能夠根據古人類的需求，靈活地控制石片的大小、形狀和厚度，滿足不同類型石器的制作要求。例如，制作大型砍砸器時，可以通過錘擊較大的石核，獲取較大尺寸的石片；制作小型刮削器時，則可以選擇較小的石核，用較小的錘擊力量剝下薄而鋒利的石片。此外，錘擊法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料的特性，使制作出的石器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如利用石英制作的石器，在錘擊后，其刃口鋒利，能夠有效地進行切割和刮削工作，為古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4.1.2砸擊法砸擊法在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中也有一定程度的應用。在徐家城遺址中，雖然錘擊法是主要的剝片技術，但砸擊法也被用于部分石制品的制作。通過對遺址出土石制品的分析，發現一些石片和石核具有典型的砸擊法特征。這些石制品的臺面較為平整，打擊點集中，半錐體不明顯，石片的兩側邊緣較為平行，與錘擊法產生的石片在形態上有明顯區別。例如，在一些脈石英石制品中，砸擊法產生的石片長度相對較短，寬度較窄，厚度均勻，刃口較為鋒利，適合制作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狀器。這些石制品的發現，表明古人類在石器制作過程中，能夠根據原料的特點和實際需求，靈活運用砸擊法，豐富了石器制作的技術手段。石峽口遺址同樣存在砸擊法制作的石制品。在石峽口第1地點和第2地點的發掘中，都發現了少量具有砸擊法特征的石制品。砸擊法在該遺址中的應用，可能與原料的性質和古人類的制作習慣有關。石峽口遺址的原料多選自河灘礫石，這些礫石經過長期的水流沖刷，表面較為光滑，質地相對均勻，為砸擊法的應用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從砸擊法產生的石制品特點來看，其石片尺寸相對較小，形態較為規則，多呈長條形或三角形。石片的臺面一般為平坦的礫石面，打擊點位于臺面的中心位置，半錐體不發育，石片的背面較為平整，無明顯的石片疤。這些特點使得砸擊法產生的石片在制作小型工具時具有一定的優勢，如制作小型的雕刻器、石鉆等，能夠滿足古人類在精細加工和鉆孔等方面的需求。砸擊法與原料性質的關系密切。砸擊法適用于質地堅硬、結構致密的原料，如石英、脈石英等。這些原料在受到砸擊時，能夠產生較為規則的破裂，形成符合要求的石片。對于質地較軟或結構疏松的原料，如砂巖、頁巖等，砸擊法容易導致原料破碎，無法形成有效的石片，因此在兩遺址中，砸擊法主要應用于石英類原料的加工。此外，砸擊法的應用還與原料的形狀和大小有關。一般來說，形狀較為規則、大小適中的礫石更適合采用砸擊法進行加工，這樣能夠更好地控制石片的剝離方向和大小，提高制作效率和石片質量。在兩遺址的技術體系中，砸擊法雖然不如錘擊法應用廣泛，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砸擊法為古人類提供了一種不同于錘擊法的剝片方式，豐富了石器制作的技術選擇。在某些情況下，砸擊法能夠制作出錘擊法難以實現的石制品，滿足古人類在特定生產生活活動中的需求。例如，在制作小型、精細的工具時，砸擊法產生的尺寸較小、形態規則的石片具有獨特的優勢。此外，砸擊法的存在也反映了古人類對石器制作技術的不斷探索和創新，體現了他們在適應環境過程中，能夠根據原料的特點和自身的需求，靈活運用不同的技術，提高生存能力。4.2石器加工技術4.2.1修理技術在徐家城遺址中，石器的修理技術豐富多樣，主要包括硬錘錘擊修理、軟錘錘擊修理以及壓制修理等。硬錘錘擊修理是最常見的修理方式，古人類使用堅硬的石錘對石片或石核進行直接打擊，以修整石器的形狀和刃口。這種修理方式效率較高，能夠快速地改變石器的形態，滿足古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的緊急需求。例如，在制作邊刮器時，古人類會用硬錘錘擊石片的邊緣，使其形成鋒利的刮削刃，用于刮削獸皮、處理木材等工作。硬錘錘擊修理的特點是修理痕跡明顯，石片疤較大且較深，刃口相對較為粗糙，但具有較強的耐用性。軟錘錘擊修理在徐家城遺址中也有應用，不過相對較少。軟錘錘擊修理通常使用質地較軟的材料，如鹿角、木棒等作為錘擊工具，對石器進行精細的修整。這種修理方式能夠更加精確地控制修理的力度和位置，使石器的刃口更加細膩、鋒利，形狀更加規整。例如，在制作小型尖狀器時，古人類會使用軟錘錘擊的方式，對尖狀器的尖端進行精細修整，使其更加尖銳、耐用，適合用于穿刺、挖掘等精細工作。軟錘錘擊修理的痕跡相對較淺，石片疤較小且排列較為緊密，能夠提高石器的使用性能，但修理過程相對較慢，對技術要求較高。壓制修理在徐家城遺址中較為少見，主要用于制作一些對精度要求極高的石器，如雕刻器等。壓制修理是使用骨制或角制的壓制工具，通過施加壓力，從石器的邊緣逐步剝離小石片，從而對石器進行精細加工。這種修理方式能夠制作出極其鋒利、精致的刃口，滿足古人類在藝術創作、精細加工等方面的需求。例如，在制作雕刻器時，古人類會使用壓制修理的方法，在石器的邊緣制作出特殊的刃口形狀，用于雕刻骨頭、木材等材料，展現出古人類高超的技術水平和審美意識。壓制修理的特點是修理痕跡非常細小，幾乎難以察覺，能夠制作出高質量的石器，但操作難度極大，需要古人類具備豐富的經驗和精湛的技術。修理技術與原料質地密切相關。對于質地堅硬、脆性較大的原料，如石英、石英巖等，硬錘錘擊修理是較為合適的方式。這些原料在硬錘的打擊下，能夠產生較大的石片疤，有效地改變石器的形狀和刃口，且不易破碎。而對于質地相對較軟、韌性較好的原料，如燧石等，軟錘錘擊修理和壓制修理能夠更好地發揮其優勢，避免在修理過程中對原料造成過度損傷，制作出更加精細的石器。此外，修理技術還與石器的功能緊密相連。用于砍砸、挖掘等重體力勞動的石器，如砍砸器、石鎬等，通常采用硬錘錘擊修理，以保證其具有足夠的強度和耐用性；而用于切割、刮削、雕刻等精細工作的石器，如刮削器、雕刻器等，則更多地采用軟錘錘擊修理或壓制修理，以獲得鋒利、精致的刃口，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修理技術對石器使用壽命和性能有著顯著的影響。合理的修理技術能夠延長石器的使用壽命，當石器的刃口出現磨損或損壞時，通過修理可以恢復其使用功能，使其繼續發揮作用。例如，對刮削器的刃口進行修理，可以使其保持鋒利，繼續用于刮削獸皮、處理食物等工作，減少了石器的更換頻率，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修理技術還能夠提升石器的性能，通過精細的修理，可以使石器的形狀更加符合人體工程學原理，使用起來更加舒適、方便；刃口更加鋒利、耐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效果。例如，經過軟錘錘擊修理或壓制修理的尖狀器，其尖端更加尖銳、耐用，在穿刺、挖掘等工作中能夠更加輕松地完成任務，為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4.2.2復合技術通過對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出土石制品的研究，發現兩遺址存在一定的石器復合技術。在徐家城遺址中，雖然沒有發現直接的復合工具實物，但從一些石制品的特征可以推測出古人類可能運用了復合技術。例如，部分小型尖狀器的柄部存在磨痕，這些磨痕可能是為了便于將尖狀器與其他材料（如木柄、骨柄）進行捆綁而特意加工的。此外，一些刮削器的邊緣有明顯的崩損痕跡，這種崩損痕跡可能是在與其他材料復合使用時產生的，暗示著這些刮削器可能被安裝在某種工具柄上，以增強其使用的穩定性和便利性。石峽口遺址同樣存在石器復合技術的證據。在石峽口第1地點出土的部分細石葉，其臺面背緣存在琢磨痕跡，這些琢磨痕跡可能是為了使細石葉更好地與其他材料進行復合而進行的加工。在制作復合工具時，古人類可能將這些經過琢磨的細石葉鑲嵌在骨制或木制的工具柄上，形成具有更高效切割能力的復合工具。此外，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骨制和木制的工具柄殘件，這些殘件的一端有凹槽或穿孔，與石制品的尺寸和形狀相匹配，進一步證明了古人類在該遺址中運用了石器復合技術。復合技術的應用與原料選擇緊密相關。古人類在選擇用于復合的原料時，會充分考慮原料的特性。對于石制品部分，會選擇質地堅硬、刃口鋒利的原料，如燧石、石英等，以保證復合工具具有良好的切割、穿刺等功能。而對于工具柄部分，會選擇質地堅韌、易于加工的材料，如木材、骨頭等。木材來源廣泛，質地較輕，便于攜帶和使用，且易于加工成各種形狀的工具柄；骨頭則具有較高的強度和韌性，能夠承受較大的力量，適合制作需要較強支撐力的工具柄。例如，在制作復合刮削器時，古人類會選擇燧石制作刮削刃，利用其鋒利的刃口進行刮削工作；選擇木材制作工具柄，將燧石刮削刃捆綁在木柄上，使刮削器使用起來更加省力、高效。復合技術對古人類的生產生活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復合技術的應用顯著提高了工具的性能。通過將不同材料的優勢相結合，復合工具能夠實現單一工具難以達到的功能。例如，復合狩獵工具結合了石制尖狀器的鋒利和工具柄的長度與力量傳遞優勢，使古人類在狩獵時能夠更有效地攻擊獵物，提高狩獵成功率。其次，復合技術的出現拓展了工具的種類和用途。古人類可以根據不同的生產生活需求，將不同形狀和功能的石制品與工具柄進行組合，創造出多樣化的復合工具，滿足了在狩獵、采集、加工等多個領域的需求。此外，復合技術還反映了古人類認知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掌握復合技術需要古人類具備對不同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以及對工具結構和功能的創新思維，這標志著古人類在技術發展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五、石器技術與原料的關系5.1原料對石器技術的制約與影響5.1.1原料質地的影響原料質地是影響石器技術選擇和石器制作質量的關鍵因素之一。不同質地的原料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這些特性決定了古人類在石器制作過程中所采用的技術方法。石英質地堅硬且脆性較大，在受到外力打擊時，容易沿著晶體結構產生破裂，形成鋒利的刃口和清晰的石片疤。這使得石英非常適合采用錘擊法進行剝片，能夠高效地制作出各種類型的石器，如石片、石核、刮削器等。在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中，石英是常見的原料之一，古人類利用錘擊法從石英原料上剝下石片，再對石片進行加工，制作出滿足生產生活需求的工具。然而，由于石英的脆性較大，在制作過程中如果打擊力度和角度控制不當，容易導致原料破碎，影響石器的制作效率和質量。因此，古人類在使用石英原料時，需要具備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豐富的經驗，以準確把握打擊的力度和角度，提高石器制作的成功率。燧石質地細膩，硬度高，同時具有良好的韌性和脆性。這種獨特的質地使得燧石在制作石器時，既能夠產生鋒利的刃口，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承受外力的作用，不易破碎。燧石適合采用多種技術進行加工，如錘擊法、壓制法和軟錘錘擊法等。在制作精細石器時，古人類常常采用壓制法或軟錘錘擊法對燧石進行加工，能夠制作出更加精致、鋒利的工具，如小型兩面尖狀器、雕刻器等。以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出土的小型兩面尖狀器為例，古人類利用燧石的優質特性，通過精細的硬錘錘擊修理，使石器的刃口鋒利，形狀規整，展現出高超的制作技術。但燧石在當地的儲量相對較少，古人類對其利用更為謹慎，在制作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其特性，減少浪費。石英巖是一種變質巖，硬度高，結構致密，具有較強的耐磨性和抗腐蝕性。但石英巖的質地相對較粗，在制作石器時，難以產生像石英和燧石那樣鋒利的刃口。因此，石英巖主要用于制作大型的砍砸器、石錘等工具，采用硬錘錘擊法進行加工。在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中，都有石英巖石器的發現，這些石器在砍伐樹木、敲砸骨頭等重體力勞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石英巖質地堅硬，加工難度較大，古人類在選擇石英巖原料時，會挑選質地相對較好、形狀較為規則的巖石，以降低加工難度，提高制作效率。脈石英質地純凈，硬度高，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光澤。其特性使其在制作石器時，能夠產生較為規則的石片和清晰的打擊痕跡，適合采用錘擊法和砸擊法進行加工，制作一些對刃口要求較高的工具，如刮削器、小型尖狀器等。在徐家城遺址中，脈石英制作的刮削器，刃口鋒利，使用性能良好。但脈石英的儲量相對較少，古人類在獲取和使用時，會根據實際需求進行合理分配。砂巖是一種碎屑沉積巖，硬度相對較低，質地較為疏松。這些特性使得砂巖在制作石器時，難以產生鋒利的刃口，且容易破碎。因此，砂巖在石器制作中的應用相對較少，主要用于制作一些對刃口要求不高的工具，如研磨器、石砧等。在徐家城遺址中，砂巖制作的研磨器，用于研磨食物、加工顏料等，發揮了其自身的優勢。由于砂巖質地疏松，在加工過程中需要注意力度的控制，避免原料過度破碎。原料質地對石器技術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技術選擇上，還影響著石器制作的效率和質量。質地堅硬、脆性適中的原料，如石英、燧石等，能夠采用較為高效的剝片技術，制作出質量較高的石器；而質地較軟或結構疏松的原料，如砂巖等，制作難度較大，制作出的石器質量相對較低。同時，原料質地也促使古人類不斷改進和創新石器制作技術，以更好地適應不同原料的特性，滿足生產生活的需求。5.1.2原料形狀和大小的作用原料的形狀和大小在石器制作過程中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對石器類型和制作工藝產生了顯著的限制，進而影響了石器技術的發展。在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中，原料多選自河灘礫石，這些礫石的形狀和大小各異。對于形狀不規則的礫石，古人類通常采用錘擊法進行剝片，根據礫石的形狀和大小，選擇合適的打擊點和打擊角度，以獲取所需的石片。例如，在制作石核時，如果礫石形狀較為扁平，古人類可能會將其作為單臺面石核，從一側進行錘擊剝片；如果礫石形狀較為復雜，古人類可能會通過多次打擊，開辟多個臺面，制作成雙臺面或多臺面石核。這種根據原料形狀進行技術選擇的方式，充分體現了古人類對原料的充分利用和對石器制作技術的靈活運用。原料的大小也對石器類型和制作工藝有著重要影響。較大的原料適合制作大型工具，如砍砸器、石錘等。在制作砍砸器時，古人類會選擇較大的礫石，通過硬錘錘擊法，對礫石進行多次打擊和修整，使其形成鋒利的刃口，滿足砍伐樹木、敲砸骨頭等重體力勞動的需求。而較小的原料則適合制作小型工具，如刮削器、尖狀器等。對于小型工具的制作，古人類通常會采用更為精細的技術，如軟錘錘擊法或壓制法，以保證工具的精度和質量。在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出土的小型兩面尖狀器，就是利用較小的燧石原料，通過精細的加工制作而成，展現了古人類對小型原料的高效利用和精湛的制作技術。原料形狀和大小還影響著石器制作的工藝流程。形狀規則、大小適中的原料，制作工藝流程相對簡單，古人類可以直接進行剝片和加工；而形狀不規則、大小差異較大的原料，制作工藝流程則相對復雜，需要古人類進行更多的預處理和調整。例如，對于形狀不規則的礫石，古人類可能需要先對其進行修整，使其形狀更加規則，便于后續的剝片和加工；對于大小差異較大的原料，古人類可能需要根據實際需求，對原料進行分割或組合，以滿足制作不同類型石器的要求。原料形狀和大小在石器技術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們不僅決定了石器的類型和制作工藝，還影響著石器制作的效率和質量。古人類在石器制作過程中，能夠根據原料的形狀和大小，靈活選擇合適的技術和工藝流程，充分發揮原料的優勢，制作出滿足各種需求的石器。這種對原料形狀和大小的充分利用和適應，是古人類石器制作技術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重要體現，也反映了古人類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對自然資源的深刻認識和有效利用。5.2石器技術對原料利用的優化5.2.1技術選擇與原料適配古人類在石器制作過程中，展現出了高度的智慧和適應性，能夠根據原料的特性精準地選擇合適的石器技術，從而實現原料利用的最大化，提高石器制作的成功率和實用性。在徐家城遺址，石英是常見的原料之一。由于石英硬度高、脆性大，古人類多采用錘擊法進行剝片。錘擊法能夠利用石英的脆性，通過控制打擊力度和角度，從石英原料上高效地剝下石片，這些石片可進一步加工成各種類型的石器。例如，制作刮削器時，古人類會選擇合適的石英石片，用硬錘錘擊石片邊緣，修整出鋒利的刮削刃。對于質地相對較軟、韌性較好的燧石，古人類除了采用錘擊法外，還會運用軟錘錘擊法和壓制法進行精細加工。軟錘錘擊法使用質地較軟的工具，如鹿角、木棒等，能夠更加精確地控制修理的力度和位置，使燧石制作的石器刃口更加細膩、鋒利，形狀更加規整；壓制法使用骨制或角制的壓制工具，通過施加壓力，從燧石邊緣逐步剝離小石片，可制作出極其精致的石器，如小型兩面尖狀器、雕刻器等。石峽口遺址同樣體現了技術選擇與原料適配的特點。石峽口第1地點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在制作石英石器時，硬錘錘擊法是主要的剝片技術，能夠充分發揮石英質地堅硬、脆性較大的特點，制作出各種類型的石核和石片。而對于燧石，古人類會根據燧石的質地和大小，靈活選擇加工技術。對于較小的燧石原料，可能會采用壓制法制作小型精致的工具；對于較大的燧石原料，則可能采用軟錘錘擊法進行初步加工，再用硬錘錘擊法進行修整，以制作出更具實用性的工具。石峽口第2地點石制品原料以脈石英為主，脈石英質地純凈，硬度高，古人類主要采用錘擊法和砸擊法進行加工。錘擊法能夠制作出較大尺寸的石片和石核，用于制作邊刮器、端刮器等工具；砸擊法適用于制作小型、精細的工具，如小型尖狀器等，能夠充分利用脈石英的特性，制作出符合需求的石器。這種根據原料特性選擇技術的策略，充分體現了古人類對原料和技術的深刻理解。通過合理的技術選擇，古人類能夠充分發揮原料的優勢，制作出滿足不同生產生活需求的石器，提高了石器制作的效率和質量，也實現了原料利用的最大化。例如，對于質地堅硬的原料，采用強力的打擊技術能夠有效地獲取石片；對于質地細膩的原料，采用精細的加工技術能夠制作出精致的工具，避免了原料的浪費和損壞。同時，技術選擇與原料適配也反映了古人類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對不同原料的特性和不同技術的效果有了深入的認識，從而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最優的選擇，這是古人類適應環境、提高生存能力的重要體現。5.2.2技術創新與原料拓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人類在石器制作技術上不斷創新，這些創新不僅提高了石器制作的效率和質量，還拓展了原料的利用范圍，為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細石葉技術的出現是石器制作技術的一次重要創新。細石葉技術能夠制作出細小、規整的石葉，這些石葉可以作為復合工具的刃部，大大提高了工具的使用效率。細石葉技術的發展，使得古人類能夠利用一些以往難以加工的原料，如燧石、瑪瑙等。這些原料質地堅硬、細膩，雖然加工難度較大，但在細石葉技術的支持下，能夠制作出高質量的細石葉，用于制作復合工具。在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發現了大量的細石葉和細石核，表明當時的古人類已經熟練掌握了細石葉技術。古人類利用燧石制作細石核，通過特殊的剝片技術，從細石核上剝離出形態規范的細石葉，這些細石葉被鑲嵌在骨制或木制的工具柄上，形成了高效的復合工具，用于狩獵、采集等活動。石器復合技術的應用也是技術創新的重要體現。復合技術將不同材料的優勢結合起來，創造出了功能更強大的工具。這種技術的出現，使得古人類對原料的選擇更加多樣化。除了傳統的石材外，木材、骨頭等材料也被廣泛應用于復合工具的制作。在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中，都發現了石器復合技術的證據。例如，石峽口第1地點出土的部分細石葉，其臺面背緣存在琢磨痕跡，可能是為了與其他材料復合而進行的加工；徐家城遺址中部分小型尖狀器的柄部存在磨痕，暗示著這些尖狀器可能被安裝在木柄或骨柄上使用。通過復合技術，古人類能夠將質地堅硬的石材與質地堅韌的木材、骨頭等材料結合起來，制作出更加實用的工具，如復合狩獵工具、復合采集工具等，滿足了不同生產生活場景的需求。技術創新對古人類獲取和利用原料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方面，技術創新使得古人類能夠利用更多種類的原料，擴大了原料的來源范圍。例如，細石葉技術和復合技術的出現，使得一些質地特殊、以往難以利用的原料變得可用，豐富了古人類的資源選擇。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提高了原料的利用效率，減少了原料的浪費。通過精細的加工技術和復合技術，古人類能夠充分發揮原料的特性，制作出功能更強大的工具，提高了工具的使用壽命和性能，從而降低了對原料的需求。此外，技術創新還促進了古人類對原料的深入認識和研究。為了更好地應用新技術，古人類需要對原料的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這推動了他們對原料的物理性質、化學性質等方面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了原料的利用方式和范圍。六、案例對比與討論6.1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對比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在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上既存在相似之處，也有明顯的差異，這些異同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古人類的行為模式和文化特征。在石器原料方面，兩遺址有一定的共性。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的石器原料都主要來源于本地河灘礫石，這表明古人類在獲取原料時，優先選擇了距離近、獲取方便的資源，以降低獲取成本，提高生存效率。兩遺址的原料種類都較為豐富，包含石英、燧石、石英巖等多種類型。石英在兩遺址中都是常見的原料，其硬度高、脆性大的特點，使其適合制作各類工具，是古人類制作石器的重要材料。然而，兩遺址在原料上也存在顯著差異。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石制品原料總體以石英為主，燧石次之，另有少量多種其他原料；第2地點石制品原料以脈石英為主，石英巖也占有一定比例。徐家城遺址雖然也有多種原料，但在原料的具體比例和種類分布上與石峽口遺址不同。例如，徐家城遺址中砂巖的比例相對較高，而石峽口遺址中砂巖較少；石峽口遺址中出現了瑪瑙、白云巖、粗面巖等在徐家城遺址中較少見的原料。這些差異與兩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和地質條件密切相關。石峽口遺址位于清水河流域，其地質構造和河流搬運作用使得河灘礫石中燧石等原料相對較多；徐家城遺址位于水洛河流域，當地的地質環境導致砂巖等原料在河灘礫石中更為常見。在石器技術方面，兩遺址同樣既有相似點，也有不同點。兩遺址都廣泛應用錘擊法作為主要的剝片技術，這反映了錘擊法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錘擊法操作簡單、高效，能夠滿足古人類對石器制作的基本需求，且適用于多種原料，如石英、燧石、石英巖等。在石器加工技術上，兩遺址都采用了硬錘錘擊修理等方法，用于修整石器的形狀和刃口，使其更符合使用需求。但兩遺址在石器技術上也存在差異。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出現了細石葉技術，制作出的細石葉形態規范，部分細石葉臺面背緣存在琢磨痕跡，表明當時的古人類已經熟練掌握了細石葉技術，并將其應用于復合工具的制作。而徐家城遺址雖然也存在石器復合技術的推測證據，但沒有發現像石峽口遺址那樣成熟的細石葉技術。這種技術差異可能與兩遺址的年代和文化發展水平有關。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年代為距今約1.9萬-1.6萬年，處于舊石器時代晚期較晚階段，細石葉技術的出現可能是古人類技術進步和文化發展的結果；徐家城遺址年代為距今43-36ka.B.P.，相對較早，當時的古人類可能尚未發展出成熟的細石葉技術。兩遺址在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上的異同，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年代因素是一個重要方面，不同的年代對應著不同的文化發展階段，古人類的技術水平和對原料的認知、利用能力也會有所不同。環境因素同樣關鍵，包括地質條件、資源分布等。兩遺址所處的不同流域，其地質構造和河流作用導致原料種類和分布存在差異，進而影響了古人類對原料的選擇和石器技術的應用。此外，古人類群體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承也可能對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產生影響，但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較少，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6.2與其他遺址的比較將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與周邊或同期遺址進行對比，能更全面地揭示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在區域內的共性與差異，為探討古人類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更廣闊的視角。與甘肅地區的樓房子遺址相比，樓房子遺址位于甘肅省慶城縣，年代為距今約16-13萬年，處于舊石器時代中期。該遺址石制品原料主要為石英和燧石，與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在原料種類上有一定相似性，都以石英類原料為主。但在石器技術方面，樓房子遺址的石核類型相對單一，主要為單臺面石核，剝片技術以錘擊法為主，修理技術相對簡單。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的石核類型更加豐富，除單臺面石核外，還有雙臺面石核和多臺面石核，且在石器加工技術上更為多樣，出現了軟錘錘擊修理、壓制修理等技術。這種技術差異可能與年代有關，樓房子遺址年代較早，當時的石器制作技術相對較為原始；而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年代較晚，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人類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石器制作技術也更加復雜和多樣化。劉家岔遺址位于甘肅省鎮原縣，年代為距今約3-2萬年，與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年代相近。劉家岔遺址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巖和石英為主，與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原料種類相似，但在原料比例上存在差異，劉家岔遺址石英巖的比例相對較高。在石器技術上，劉家岔遺址同樣以錘擊法為主要剝片技術，但在石器類型上，劉家岔遺址的尖狀器較為發達，而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則以邊刮器、端刮器為主，尤以小型兩面尖狀器具有特色。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不同遺址所處的生態環境和古人類的經濟活動類型不同。劉家岔遺址所在地區可能更適合狩獵大型動物，尖狀器在狩獵中具有重要作用；而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的古人類可能更多地從事采集和小型動物狩獵活動，邊刮器、端刮器等工具更能滿足其生產生活需求。與國內其他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相比，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遺址年代為距今約136萬年，是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小長梁遺址石制品原料主要為燧石和石英，與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有相似之處，但由于年代久遠，小長梁遺址的石器制作技術更為簡單，主要采用直接打擊法，石制品的類型也相對較少。這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人類的石器制作技術不斷發展和進步，從早期簡單的直接打擊法逐漸發展出多種復雜的剝片和加工技術。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年代為距今約70-20萬年，石制品原料主要為脈石英和石英巖。在石器技術上，北京猿人遺址同樣以錘擊法和砸擊法為主要剝片技術，但砸擊法的應用相對較多，這可能與當地的原料特性和古人類的制作習慣有關。與徐家城和石峽口遺址相比，北京猿人遺址的石器類型更為豐富，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等多種類型。這反映了不同地區的古人類在石器制作技術和工具類型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受到原料、環境、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通過與其他遺址的比較可以看出，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在區域內既存在共性，也有明顯的差異。共性體現了古人類在石器制作和原料利用上的一些普遍規律，如對石英類原料的廣泛使用，以及錘擊法作為主要剝片技術的普遍性。差異則反映了不同地區的地質條件、環境因素、年代差異以及文化傳統對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影響。這些共性與差異為研究古人類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重要線索，不同地區的古人類可能通過遷徙、交換等方式，傳播和交流石器制作技術和原料利用經驗，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演變。6.3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影響因素自然環境是影響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基礎因素。甘肅地區獨特的自然環境為古人類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石器原料。徐家城遺址和石峽口遺址都位于河流階地附近，河流的地質作用使得河灘礫石成為主要的原料來源。河流的搬運作用將不同類型的巖石從山區帶到河谷，形成了豐富的礫石資源，古人類可以方便地在河灘上采集到石英、燧石、石英巖等多種原料。此外，甘肅地區復雜的地形地貌，如山地、高原等，也影響了原料的分布和獲取難度。在山區，可能存在一些優質的原料，但由于交通不便，獲取難度較大；而在河谷地區，原料雖然容易獲取，但種類可能相對有限。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對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產生影響。在不同的氣候時期，河流的流量、流速等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礫石的分布和暴露程度。在干旱時期，河流流量減小，河灘礫石可能更多地暴露出來，便于古人類采集；而在洪水時期，河流可能會帶來新的原料，但也可能沖走一些原本可獲取的原料，這就要求古人類根據自然環境的變化調整獲取原料的策略和石器制作技術。資源分布直接決定了古人類對石器原料的選擇。兩遺址周邊原料的種類和儲量差異，導致古人類在石器制作時的原料選擇有所不同。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燧石儲量相對較多，這使得燧石在該遺址的石器原料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類能夠利用燧石制作出精細的石器。而徐家城遺址砂巖儲量相對豐富，雖然砂巖不太適合制作精細石器，但古人類仍然根據其特點，將其用于制作研磨器等對刃口要求不高的工具。資源分布的不均衡還影響了古人類對原料的獲取方式和運輸距離。對于距離遺址較近、儲量豐富的原料，古人類可能會頻繁采集；而對于距離較遠、儲量較少的優質原料，古人類可能會在遷徙或特殊情況下獲取，或者通過交換等方式從其他群體獲得。例如，石峽口遺址中可能來自遠距離的瑪瑙原料，可能是古人類在遷徙過程中偶然發現并帶回，或者是通過與其他擁有瑪瑙資源的群體交換而來。人類遷移也是影響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的重要因素。古人類的遷移活動使得他們接觸到不同地區的原料和石器制作技術，促進了技術的傳播和原料利用方式的交流。當古人類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時，他們可能會發現新的原料資源，并嘗試將其應用于石器制作。在遷移過程中，古人類可能會將原有的石器制作技術傳播到新的地區，同時也會學習當地的技術，從而對石器技術與原料關系產生影響。例如，石峽口遺址第1地點出現的細石葉技術，可能是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隨著古人類的遷移，細石葉技術傳播到該地區，并與當地的原料相結合，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