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川大學看近代大學國家主義取向（1902-1945）：歷史、影響與啟示一、緒論1.1研究背景與目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受列強侵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有識之士意識到，要實現國家富強，必須進行全面改革，而教育改革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于是，近代中國高等教育應運而生，成為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四川大學的前身是創辦于1902年的四川通省大學堂，其創辦的初衷是為了培養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人才，推動四川乃至全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四川大學經歷了多次變革和發展，逐漸成為中國西南地區的重要高等學府。在這一過程中，四川大學始終秉持著國家主義的教育理念，將國家的利益和需求置于首位，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研究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的國家主義取向，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大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大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通過對四川大學的研究，可以揭示國家主義取向在大學教育中的具體表現和影響，為當今中國大學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啟示。同時，也有助于豐富和深化對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拓展學術視野，推動相關領域的學術發展。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近代大學研究方面，國外學者如德里克?博克（DerekBok）在《美國高等教育》中，對美國近代大學在社會發展、人才培養等方面的作用進行了深入剖析，強調了大學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的重要性。國內學者對近代大學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如桑兵的《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通過對晚清學堂學生群體的研究，揭示了近代大學在培養新式人才、推動社會變革方面的重要作用。王運來在《中國近代大學理念研究》中，系統梳理了中國近代大學理念的發展脈絡，探討了不同歷史時期大學理念的內涵與特點。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展現了近代大學在教育理念、人才培養模式、學科建設等方面的發展與演變，為理解近代大學的發展歷程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在國家主義研究領域，國外學者卡爾?施密特（Carl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中，對國家主義的政治理念進行了深入探討，強調了國家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國內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國家主義進行了研究。如李強在《國家與正義：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對國家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進行了深入分析，探討了國家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形式和影響。這些研究為理解國家主義的內涵、發展歷程及其在不同領域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關于四川大學的歷史研究，部分學者已有涉及。例如，霍巍在《川大百年史稿》中，全面梳理了四川大學自創辦以來的歷史發展脈絡，涵蓋了學校的辦學理念、學科建設、師資隊伍等方面的內容。彭邦本在《四川大學史稿（1896-1949）》中，對四川大學在近代時期的發展進行了詳細闡述，包括學校的創辦背景、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以及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成就。這些研究為深入了解四川大學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深入的分析。盡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與空白。在近代大學與國家主義的關系研究方面，雖然已有學者關注到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但對于國家主義取向在大學教育中的具體表現、形成機制及其對大學發展的深層次影響，尚未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在四川大學的研究中，雖然已有關于學校歷史的梳理，但對于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的國家主義取向及其在學校發展中的作用，缺乏專門而深入的探討。本研究將聚焦于這些不足與空白，以四川大學為具體研究對象，深入探討近代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期望能夠豐富和深化對這一領域的認識。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本研究中，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近代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尤其是以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的發展為切入點。文獻資料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通過廣泛搜集和整理四川大學在這一時期的校史檔案、教師著作、學生刊物、政府教育文件等各類文獻資料，從第一手資料中獲取關于四川大學辦學理念、教育實踐、人才培養等方面的詳實信息。例如，深入研究四川大學的校史檔案，能了解學校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規劃、學科設置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情況，這些都是展現國家主義取向在學校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依據。對教師著作和學生刊物的分析，則有助于洞察當時師生的思想動態和學術追求，揭示國家主義思想在校園文化中的滲透與影響。史料比較法將用于對比分析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大學的發展情況，以及四川大學與其他近代知名大學在國家主義取向方面的異同。一方面，縱向對比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不同階段的發展，觀察國家主義取向在學校發展過程中的演變趨勢。例如，對比清末時期四川大學（四川通省大學堂）為培養適應新政需求人才所采取的教育舉措，與民國時期為服務國家建設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模式上的調整，從而清晰地呈現國家主義取向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橫向比較四川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同時期知名大學，分析它們在應對國家需求時，在教育理念、學科發展重點以及社會服務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進而更準確地把握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的獨特性和共性。事件分析法將聚焦于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學校的創辦、合并、學科調整、重要學術活動等，深入剖析這些事件背后的國家主義驅動因素，以及事件對學校國家主義取向發展的影響。以四川大學在抗戰時期的西遷事件為例，分析學校在面臨戰爭威脅時，如何為保存國家教育力量、培養抗戰急需人才而進行的一系列舉措，探討這一事件如何強化了學校的國家主義取向，以及對學校后續發展產生的深遠影響。本研究在研究視角和內容上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在研究視角方面，以往關于近代大學的研究多從宏觀的教育史角度出發，或側重于大學的整體發展脈絡，或關注大學在學術、文化等某一方面的貢獻。而本研究聚焦于近代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并以四川大學為具體研究對象，從一個特定的價值取向視角深入剖析大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為近代大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通過對四川大學的個案研究，能夠更細致地展現國家主義取向在一所具體大學中的生根發芽、發展演變過程，豐富和深化對近代大學與國家關系的認識。在研究內容方面，本研究將系統梳理和深入分析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國家主義取向的具體表現，包括學校的辦學宗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模式、師生的愛國行動等多個維度，全面呈現國家主義取向在學校教育實踐中的全景。同時，將探討國家主義取向對四川大學發展的多方面影響，如對學校學術水平提升、社會聲譽樹立、人才培養質量提高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主義取向面臨的挑戰與困境。此外，還將深入挖掘國家主義取向形成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因素以及思想根源，從更宏觀的歷史視野中理解這一現象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填補了以往關于四川大學歷史研究中在國家主義取向這一特定領域的空白。二、四川大學的發展歷程（1902-1945）2.1四川大學的創建1902年，在“廢科舉，興學堂”的時代浪潮下，四川通省大學堂應運而生，它是四川大學發展歷程中的重要起點。這一時期，中國面臨著深刻的社會變革，傳統的科舉制度已無法滿足國家對新式人才的需求，興辦新式學堂成為時代的必然選擇。四川通省大學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四川總督奎俊奉旨合并四川中西學堂和尊經書院而組建，校址設在原尊經書院舊址，即現在的成都市文廟西街。其辦學模式仿照京師大學堂，是一所中西結合、文理兼備的近代綜合性高等學校，標志著四川傳統教育向近現代高等教育的重要過渡與轉型。同年，四川總督岑春煊轉發清廷指令，將大學堂改名為高等學堂，四川通省大學堂遂改名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1903年，錦江書院正式并入，至此完成了四川大學歷史上的第一次三強合并，進一步充實了學校的教育資源和學術力量，為學校的后續發展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首任校長（時稱總理）是進士出身的翰林編修胡峻。胡峻出生于成都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學術和品德方面都有著深厚的修養。他在翰林院任職期間，結識了劉光第、楊銳等維新派人士，深受維新思想的影響，立志探求革新之路。戊戌變法的失敗雖給他帶來巨大的沖擊，但也更加堅定了他通過教育救國的決心。當四川總督岑春煊再三邀請他出任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總理時，他毅然放棄了守孝期滿進京復職的機會，選擇留下來投身教育事業。胡峻提出了“仰副國家，造就通才”的辦學宗旨，這一宗旨具有深刻的內涵和重要的意義。“仰副國家”體現了他強烈的國家意識和使命感，他深知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教育對于國家振興的關鍵作用。學校的教育目標應緊密圍繞國家的需求，培養出能夠為國家的發展和富強貢獻力量的人才。而“造就通才”則強調了全面培養人才的理念，他認為學生不僅要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還應擁有廣泛的知識儲備、良好的品德修養和較強的綜合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多方面需求。在這一辦學宗旨的指導下，胡峻積極推動學校的各項建設和改革。在課程設置方面，他注重中西結合，既保留了傳統的經史子集等國學課程，以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又增設了許多西方近代科學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外語等，使學生能夠接觸到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思想文化。他還積極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創新思維，鼓勵學生積極思考、勇于探索。在師資隊伍建設上，胡峻廣納賢才，聘請了許多具有深厚學術造詣和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其中既有“蜀學宿儒”，也有新派海歸人物，還有20多位外籍教師。這些教師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和文化領域，為學校帶來了多元化的學術氛圍和思想碰撞，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的視野和思維方式。胡峻的辦學理念和實踐對四川大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奠定了四川大學重視國家需求、培養全面發展人才的教育傳統，為學校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他的努力下，四川大學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先進思想和專業知識的人才，這些人才在各自的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他的教育實踐也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進程。2.2合并與初步發展1931年，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這一合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教育資源整合的角度來看，當時成都地區這三所高校在學科設置、師資力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重疊與分散。例如，三所學校在文科、理科等基礎學科上都有設置，但各自的資源有限，難以形成強大的學科優勢和學術影響力。合并能夠將這些分散的資源進行整合，實現優勢互補，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為學校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從政治和社會背景方面分析，當時的四川處于軍閥割據的狀態，政治局勢動蕩不安。軍閥們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對教育資源進行爭奪和控制，導致學校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學校的經費常常被軍閥挪用，師資隊伍也不穩定，教師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受到干擾。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擺脫地方軍閥的控制，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保護，以實現學校的穩定發展。此外，隨著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希望通過整合地方高校資源，建立一批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國立大學，以推動國家的教育事業發展和人才培養，這也是三校合并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在合并過程中，各方勢力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利益博弈。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出于對四川教育事業發展的考慮，以及提升自己在四川地區影響力的目的，積極推動三校合并。他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對有關各方下達訓令或公函，強力推進合并事宜。然而，這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各校背后的勢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存在不同的態度。公立川大隸屬省政府，在劉文輝的強硬態度下，雖不敢公然反對，但內部也存在一些擔憂和抵觸情緒。而農、工學院對將其劃開并并入國立四川大學的安排不滿意，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原有的學科發展和資源分配。但在劉文輝的堅持下，這些反對聲音最終未能阻止合并的進行。1931年10月17日，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發布了關于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范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合并的《四川省政府布告第四號》，標志著合并事宜塵埃落定。11月9日，三校合并儀式暨國立四川大學開學典禮在皇城至公堂舉行，國立四川大學正式成立，成為當時國內13所國立大學之一，開啟了四川大學發展的新篇章。合并后的國立四川大學在軍閥割據的艱難環境下努力發展。學校面臨著諸多困境，其中經費短缺是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由于四川長期處于軍閥混戰的局面，財政收入被大量用于軍費開支，對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國立四川大學的辦學經費常常無法按時足額撥付，導致學校的教學設施陳舊、圖書資料匱乏、教師待遇低下。例如，學校的實驗室設備簡陋，無法滿足教學和科研的需求；圖書館的藏書數量有限，且更新緩慢，難以跟上學術發展的步伐。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的提升。師資隊伍的不穩定也是學校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在軍閥割據的環境下，教師們的生活和工作受到諸多干擾，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同時，由于經費短缺，教師的薪資待遇較低，難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許多教師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和生活條件，紛紛離開學校。這使得學校的師資隊伍出現斷層，教學和科研工作難以正常開展。例如，一些學科的骨干教師流失后，學校不得不臨時聘請一些兼職教師來授課，這些兼職教師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導致教學質量下降。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國立四川大學的師生們依然堅守崗位，努力推動學校的發展。學校積極開展教學改革，優化課程設置，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在課程設置方面，學校根據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增設了一些新興學科和實用學科，如航空工程、土木水利工程等，以培養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人才。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學校通過提高教師待遇、改善工作環境等方式，吸引了一批優秀的學者和教師前來任教。例如，學校聘請了一些留學歸國的學者，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教學理念和研究方法，為學校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學校還鼓勵教師開展科研工作，提高學術水平。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國立四川大學在艱難中逐漸發展壯大，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為后來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2.3國立化進程1935年，任鴻雋出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他的到來開啟了四川大學國立化的新篇章。任鴻雋是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擁有康乃爾大學化學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碩士學位，在學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他對家鄉教育懷有深厚的情感，一直關注著四川教育的發展，認為大學教育在西南地區至關重要，早有改革川大、將其建成現代化名牌大學的心愿。任鴻雋上任后，將“國立化”作為教育改革的重心。他深刻認識到，國立四川大學不應僅僅局限于為四川地區培養人才，而應以全國為目標，無論是人才造就還是學術探討都應與全國緊密相連，不僅要造就四川鄉人，更要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材。在《四川大學的使命》的演說中，他進一步闡明了實現川大現代化和國立化必須完成的三個使命：第一，要輸入世界的智識，使學生接觸到國際前沿的學術思想和科學知識，拓寬視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第二，要建設西南的文化中心，充分發揮四川大學在西南地區的文化引領作用，推動西南地區的文化繁榮和發展；第三，在國難嚴重的情況下，要擔負起民族復興的重任，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使他們成為能夠為國家的復興和發展貢獻力量的人才。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任鴻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改革舉措。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他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延攬學界名師。他秉持著開放的態度，只要是思想新、知識新、有真才實學的學者，都熱烈歡迎他們前來川大任教。這一舉措吸引了眾多知名學者匯聚成都，如張頤、吳大猷、毛仲良、錢崇澍等。這些學者不僅帶來了豐富的學術知識和先進的教學理念，還活躍了學校的學術氛圍，促進了學術交流與合作。同時，任鴻雋還邀請馬寅初、顧頡剛、張伯岑、黃炎培等知名學者來校講學，不同流派、觀點的碰撞，讓學生們接觸到了多元的學術思想，耳目一新，眼界大開。在拓展生源方面，1936年，川大首次派人或以登廣告的方式，在北平、天津、上海、寧波、兩廣等地廣泛招生。為了吸引更多學生報考，學校還將學費從20元減為12元，并在學生貸款或獎學金方面給予更多照顧。任鴻雋的夫人陳衡哲也積極支持學校的發展，每年用自己的著作版稅給學生提供獎學金。這些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四川大學的外省籍學生人數從以前的4%左右一度達到45%以上。新的師資和生源帶來了民主自由的新風氣和新思想，為國立四川大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學校朝著“屬于整個國家的大學”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任鴻雋還十分重視實際應用問題的研究和教學，主張教學與時代接軌，努力把學校的功課與社會實際緊密聯系起來。他認為，一個大學的使命是否完成，不必等到學生畢業才能檢驗，學校的教授方法至關重要。他提出“學政法的，我們可以讓他去研究地方政治，或縣政實施；學經濟的，可以將他們去調查商業狀況和農村經濟；學農的，可以叫他們去改良種籽；學物理化學的，可以將他們調查及改良土壤工業之類”的理念，并積極付諸實踐。在他的倡導下，農學院的學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機會，調查省內150多個縣的農村經濟狀況。任鴻雋還親自帶領師生到灌縣靈巖山川大實習林場造林200多畝，和地方聯合開辦試驗場，對水稻、柑桔、甘蔗、棉花、生豬生產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農副業進行聯合研究，組織理學院師生對四川兵工、石油、天然氣、井鹽、化工等進行調查研究。法律學系成立了法律顧問處，學生向大眾宣傳法律常識，搜集社會上所發生的具體案例進行具體分析，學習課本以外的專業經驗知識。這些實踐活動不僅使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體會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成就感，同時也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大學應有的貢獻。在教學方法上，任鴻雋推崇啟發式和大綱式教學，以培養學生的自學研究能力。他認為傳統的教學方式過于注重知識的灌輸，不利于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創新思維的培養。因此，他主張除少數特別情形外，所有講義完全廢除，讓學生自己尋找材料來完成講義，減少專任教授課堂授課時間，增加教授和學生共同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時間。這一教學方法的改革，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了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他還對課程設置進行了優化，砍掉了一些不合時宜、用處不大的課程，增加了一些擴大知識面的課程。例如，針對中文系有的學生對世界變化了解甚少，甚至“不知蕭伯納是誰”的情況，任鴻雋聘請劉大杰教授作系主任后，要求他改革創新。劉大杰教授用“獨走新路”的思路，給學生開設了《中國文學史》和《現代文學》兩門課程，用五四以來的新觀點、新方法講述中國文學發展的脈絡，使中文系的教學面貌煥然一新。任鴻雋推動的國立化改革對四川大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學術方面，眾多知名學者的到來提升了學校的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學校在多個學科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逐漸在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在人才培養方面，新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這些人才在畢業后成為各個領域的骨干力量，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學校聲譽方面，國立化改革使四川大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大幅提升，吸引了更多優秀的學生和教師，成為當時國內備受矚目的高等學府之一，為學校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4抗戰時期的四川大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的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四川大學作為西南地區的重要高等學府，也深陷困境之中。隨著戰火的蔓延，東部地區的許多高校紛紛內遷，大量師生涌入西南地區，使得原本就緊張的教育資源更加稀缺。四川大學不僅要應對自身的教學和發展問題，還要承擔起接納和安置內遷師生的重任。在這一艱難時期，四川大學還面臨著來自外部的諸多干擾。地方軍閥和地方士紳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對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進行干涉。他們常常插手學校的人事任免、經費使用等事務，使得學校的管理和發展受到嚴重制約。例如，在教師的聘任上，地方勢力往往推薦一些不符合學術要求的人員，影響了學校的師資質量；在經費使用方面，他們會挪用學校的教育經費，導致學校的教學設施無法更新，圖書資料無法補充，嚴重影響了教學和科研工作的開展。為了避免日機轟炸，以及擺脫地方軍閥和地方士紳的干擾，1939年，時任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毅然決定將學校遷至峨眉山。這次遷移過程充滿了艱辛。峨眉山地處偏遠，交通極為不便，物資供應也十分匱乏。學校的師生們需要長途跋涉，將大量的教學設備、圖書資料等運往峨眉山。在運輸過程中，由于道路崎嶇，運輸工具簡陋，許多物資都遭受了損壞。而且，由于當地物資短缺，師生們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住宿方面，文學院、法學院遷往峨眉山伏虎寺，理學院遷往峨眉山下面的萬行莊（萬姓大宅院），新生院遷往鞠槽（鞠姓大宅院），校本部、教務處、總務處、訓導處設在伏虎寺。報國寺及其附近的廟宇等作為教職工宿舍，伏虎寺大殿東西兩邊的樓房作為文、法兩院學生的宿舍。這些地方大多年久失修，居住環境十分惡劣。飲食方面，由于物資匱乏，師生們常常只能以粗糧和野菜為食，營養嚴重不足。然而，即便面臨著如此艱難的條件，四川大學的師生們依然堅守崗位，堅持辦學。在教學方面，老師們克服了重重困難，認真備課、授課。由于缺少統一的教材，又沒有印刷講義的油印設備，全靠老師的板書內容和指定的必讀參考書。各門課程的期終考試大多實行開卷考試，寫讀書報告，老師們都很耐心地對學生寫的讀書報告一篇一篇評閱記分。在學術研究方面，學校鼓勵教師們開展科研工作，許多教師在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農業科學領域，教師們針對四川地區的農業生產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為當地的農業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文化領域，教師們積極開展文化研究和傳承工作，為保護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抗戰期間，四川大學的師生們還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許多學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與侵略者進行英勇戰斗。據統計，有800多名川大青年投筆從戎，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出了堅定的信念和英勇無畏的精神，為保衛祖國的領土和尊嚴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江姐等70多位川大人為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獻出了寶貴生命，其中江姐犧牲時只有29歲。他們的事跡激勵著無數川大學子，成為了川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留在后方的師生們則通過宣傳抗日、募捐物資等方式支持抗戰。他們組織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深入到城市和鄉村，向廣大民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斗志。同時，他們還積極開展募捐活動，為前線的戰士們籌集物資和資金。例如，學校組織了多次義賣活動，將師生們捐贈的物品進行義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獻給了抗日軍隊。這些活動不僅為抗戰提供了實際的支持，也增強了師生們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體現了四川大學強烈的國家主義取向。三、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的表現3.1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的融合四川大學從創辦之初，就將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緊密融合，這種融合貫穿了學校的發展歷程，深刻體現了其國家主義取向。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四川大學的教育理念始終圍繞著培養國家所需人才、實現救亡圖存這一核心目標展開。1902年，四川通省大學堂的創辦，是四川大學發展的重要起點。在當時，中國面臨著列強的侵略和國內社會的深刻變革，傳統的教育模式已無法滿足國家對新式人才的需求。四川通省大學堂順應時代潮流，以培養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人才為宗旨，積極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首任校長胡峻提出的“仰副國家，造就通才”辦學宗旨，明確表達了學校對國家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仰副國家”體現了學校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價值取向，強調教育要為國家的發展和富強服務；“造就通才”則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其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廣泛的社會知識，能夠在不同領域為國家做出貢獻。這一辦學宗旨不僅是對當時國家需求的積極回應，也為四川大學后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學校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融合的重要開端。在課程設置方面，四川大學充分體現了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的融合。學校既重視傳統國學的傳承，開設經史子集等課程，以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又大力引進西方近代科學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外語等，使學生能夠接觸到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思想文化，拓寬視野，提升科學素養。這種中西結合的課程設置，旨在培養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又具備現代科學知識的綜合性人才，以滿足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對各類人才的需求。例如，在數學課程中，學校不僅教授傳統的中國數學知識，還引入了西方的高等數學內容，使學生能夠掌握先進的數學方法，為學習其他科學課程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外語課程方面，學校開設了英語、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課程，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以便更好地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四川大學的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的融合更加緊密。抗戰爆發后，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四川大學迅速調整教育理念，將抗日救亡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使命。學校積極開展國難教育，通過開設相關課程、舉辦講座等形式，向學生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例如，學校成立了“國難教育委員會”，每周邀請知名教授舉辦抗日救亡講座，內容涵蓋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戰略戰術、民族精神等多個方面。各學院也根據自身特點，制訂了“國難”教育計劃，對課程進行了相應調整。文學院增加了有關抗戰文學、民族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課程，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文化傳統的研究，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信心；理學院則加強了與軍事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如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方面的知識，為抗戰提供科技支持。在教育實踐中，四川大學的師生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將教育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他們組織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深入城市和鄉村，向廣大民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斗志。同時，他們還積極開展募捐活動，為前線的戰士們籌集物資和資金。例如，學校組織了多次義賣活動，將師生們捐贈的物品進行義賣，所得款項全部捐獻給了抗日軍隊。此外，許多學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與侵略者進行英勇戰斗。據統計，有800多名川大青年投筆從戎，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出了堅定的信念和英勇無畏的精神，為保衛祖國的領土和尊嚴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些行動充分體現了四川大學師生對國家的忠誠和為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奮斗的決心，是學校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融合的生動實踐。3.2具體表現形態3.2.1國難教育的推行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東北三省迅速淪陷，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一嚴峻形勢下，四川大學積極響應時代的號召，將國難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責任感，為抗戰救國貢獻力量。1935年，華北形勢愈發危急，四川被國民政府明確作為民族復興的策源地加以建設。四川大學的校長任鴻雋深刻認識到教育與救國的緊密聯系，他從國立化的角度闡述了這一關系，并在1936年1月給蔣介石的報告中提出“在可能范圍內，極力籌設有關國難應用之科目，以期應付當前之嚴重國情”。基于此，學校迅速成立了以任鴻雋為主任的“國難教育委員會”，旨在全面推進國難教育工作，培養學生的抗戰意識和救國能力。“國難教育委員會”成立后，每周都會邀請知名教授舉辦抗日救亡講座。這些講座內容豐富多樣，涵蓋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分析、戰略戰術探討、民族精神的弘揚等多個方面。例如，歷史學家們會深入分析日本侵華的歷史背景和野心，從歷史的角度揭示日本侵略的必然性和危害性，讓學生們深刻認識到抗戰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政治學家則會探討國際形勢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以及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引導學生從國際視野思考抗戰的策略和方向；文學家們會通過文學作品的解讀，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如講解抗戰詩歌、小說等，讓學生感受到文學的力量在抗戰中的鼓舞作用。這些講座吸引了眾多學生前來聆聽，他們在講座中深受啟發，對抗戰的認識更加深刻，愛國熱情也被進一步激發。除了舉辦講座，各學院也積極行動起來，根據自身學科特點制訂了“國難”教育計劃，并對課程進行了相應調整。文學院充分發揮其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優勢，增加了有關抗戰文學、民族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課程。在抗戰文學課程中，教師們會選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抗戰文學作品，如田間的《給戰斗者》、艾青的《我愛這土地》等，引導學生分析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讓學生在欣賞文學之美的同時，深刻感受到抗戰時期中國人民的堅韌和抗爭精神。在民族文化研究課程中，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如儒家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道家的“柔弱勝剛強”等思想，激發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讓他們明白民族文化是抗戰的精神支柱，只有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才能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理學院則憑借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加強了與軍事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在航空工程方面，開設了航空動力學、飛機設計與制造等課程，培養學生掌握航空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為抗戰時期的航空事業發展培養后備人才。在武器制造方面，開展了彈藥設計、材料科學在武器制造中的應用等研究和教學，讓學生了解武器制造的原理和技術，為提高抗戰武器的性能和質量提供智力支持。例如，理學院的師生們積極參與到與軍事相關的科研項目中，研究新型材料在武器制造中的應用，以提高武器的殺傷力和防護能力；他們還開展了對軍事通信技術的研究，致力于提高抗戰時期的通信效率和安全性。工學院也不甘落后，將教學與抗戰實際需求緊密結合。在土木工程專業，加強了軍事防御工事設計與建造方面的教學內容，讓學生學習如何設計和建造堅固的防御工事，以抵御敵人的進攻。在機械工程專業，注重培養學生制造和維修軍事裝備的能力，如坦克、槍械等裝備的維修和改進，為前線的軍事裝備提供技術保障。此外，工學院還組織學生參與到實際的抗戰工程建設中，如修建機場、道路等軍事設施，讓學生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專業技能，為抗戰做出實際貢獻。通過這些國難教育活動的開展，四川大學的學生們對抗戰的認識更加深刻，愛國熱情高漲。他們不僅在課堂上學習抗戰知識，還積極參與到各種抗日救亡活動中，如組織抗日宣傳隊、募捐物資等，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戰。國難教育的推行，不僅為抗戰培養了大批具有愛國精神和專業技能的人才，也為學校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成為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的重要體現。3.2.2支持抗戰的實際行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大地陷入了戰火紛飛的苦難之中。在這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四川大學的師生們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了“國立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戰，展現了強烈的愛國情懷和國家主義精神。“國立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由校長親任董事，這一領導架構體現了學校對后援會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后援會成立后，迅速調動全校師生的力量，聯合社會各界，積極開展了一系列支持抗戰的活動。在捐款捐物方面，后援會組織了多次募捐活動，號召師生們為前線的將士們貢獻自己的力量。師生們紛紛響應，慷慨解囊，有的捐出自己的積蓄，有的捐出衣物、書籍等物資。例如，在一次募捐活動中，許多學生將自己平時節省下來的零花錢捐了出來，甚至有的學生將自己心愛的書籍和文具也一并捐出，希望能為抗戰中的同胞提供幫助。一些教授也帶頭捐款，他們不僅捐出了自己的工資，還積極動員家人和朋友參與募捐。據統計，在多次募捐活動中，四川大學師生共籌集了大量的資金和物資，這些物資被及時運往抗日前線，為將士們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慰問將士也是后援會的重要工作之一。后援會組織師生們前往醫院慰問受傷的將士，為他們送去溫暖和關懷。師生們帶著慰問品，如水果、鮮花、書籍等，來到醫院，與將士們親切交談，傾聽他們的戰斗經歷，表達對他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同時，師生們還為將士們表演節目，如唱歌、朗誦詩歌等，以緩解他們的傷痛和思鄉之情。這些慰問活動讓將士們感受到了后方人民的關愛和支持，增強了他們抗擊日寇的信心和勇氣。宣傳抗戰是后援會工作的重中之重。后援會通過多種形式，向廣大民眾宣傳抗戰的意義和重要性，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斗志。進步學生們每日走上街頭，進行演講、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等活動。他們用激昂的言辭和深情的歌聲，向民眾講述抗戰的形勢和日寇的暴行，呼吁民眾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寇。在演講中，學生們會列舉日寇在各地犯下的罪行，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等，讓民眾深刻認識到日寇的殘忍和侵略的危害性；在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時，如《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激昂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激發了民眾的愛國情感，使他們熱血沸騰，紛紛表示要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除了在市內宣傳，后援會還組織了兩個宣傳隊，前往溫江、郫縣、新都、新繁、德陽等縣進行宣傳。宣傳隊深入農村，向廣大農民傳播抗日救亡的火種。他們通過舉辦講座、放映電影、表演戲劇等形式，向農民們宣傳抗戰知識和國家的抗戰政策。在舉辦講座時，宣傳隊員們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農民們講解抗戰的形勢和意義，讓他們明白抗戰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在放映電影時，會播放一些抗戰題材的紀錄片和故事片，如《八百壯士》等，讓農民們直觀地了解抗戰的情況；在表演戲劇時，會演出一些抗日題材的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等，生動的表演讓農民們深受感動，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這些宣傳活動在廣大農村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抗戰，參與到抗戰中來。1937年11月28日，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組織學生前往鳳凰山機場慰問修建機場的民工。當時，四川作為大后方，承擔著建設空軍基地的重要任務，鳳凰山機場就是其中的擴建工程之一。從四川十余個縣征調了2萬5千余民工參與建設，他們在落后的建設條件下，用最原始的勞作方式修建現代化機場，生活極為艱辛。政府提供的伙食粗糙，住宿簡陋，時值歲末，民工們甚至連代替床墊的稻草都不夠，許多人因此病倒。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得知這一情況后，迅速展開救助行動。學生們分兩次送去了3萬斤用作床墊的稻草，并帶去了其他日用慰問品。在慰問過程中，法學院教授、川大抗敵后援會執委黃憲章發表了兩次通俗淺顯卻又激情澎湃的抗日演說，激發了民工們的愛國熱情。然而，這次慰問活動卻引發了國民黨當局的不滿，他們以“煽動宣傳”“破壞國防重要工程”的罪名將黃憲章教授逮捕入獄。這一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川大師生和成都文化界紛紛聲援黃憲章教授，最終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黃憲章教授被保釋出獄。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四川大學師生不畏強權，敢于為正義發聲，積極支持抗戰的堅定決心。3.2.3培養學生國家觀念的舉措四川大學高度重視學生國家觀念的培養，通過多種舉措，將國家意識深深植入學生的心中，使學生們深刻認識到自己與國家的緊密聯系，激發他們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努力奮斗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升旗儀式是四川大學培養學生國家觀念的重要方式之一。1935年10月18日，理學院首次舉行升旗儀式，院長周太玄在儀式上詳細解釋了國旗的象征意義，他強調：“此后每日升旗時吾人宜善體斯意，多少可促吾人為國家服務之精神與努力也。”此后，升旗儀式成為學校的一項重要活動，每周定期舉行。在升旗儀式上，全體師生莊嚴肅立，向國旗行注目禮，唱國歌。國旗在晨風中緩緩升起，象征著國家的尊嚴和榮譽，激發著師生們的愛國情感。通過這種儀式化的教育方式，學生們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培養了為國家服務的精神和努力奮斗的決心。在日常教學中，四川大學的教師們注重將國家意識融入到各個學科的教學內容中。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教師們都會結合課程特點，引導學生關注國家的發展和需求。在歷史課上，教師們會講述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國家落后就要挨打，激發他們的民族危機感和振興國家的責任感；同時，也會講述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跡，如平型關大捷、臺兒莊戰役等，讓學生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堅韌和不屈，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在地理課上，教師們會介紹中國的自然資源分布和地理環境特點，讓學生了解國家的基本國情，認識到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還會講解中國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國家戰略意識。在理工科課程中，教師們會結合國家在科技領域的發展需求，引導學生關注相關學科的前沿研究成果，鼓勵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中。例如，在物理學課程中，教師會介紹中國在核能利用、航天技術等領域的成就，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和熱情，培養他們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力量的意識。學校還通過各種活動來強化學生的國家意識。學校經常組織學生參加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如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掃烈士墓等。在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時，學生們通過觀看歷史文物、圖片和資料，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先烈們的英勇事跡，深刻感受到今天的和平生活來之不易，從而更加珍惜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在祭掃烈士墓時，學生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烈士敬獻花圈，默哀致敬，聆聽烈士的英雄事跡，接受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這些活動讓學生們在緬懷先烈的同時，進一步增強了對國家的熱愛和對民族的責任感。此外，學校還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讓他們在實踐中了解社會、服務社會，增強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學校組織學生開展社會調查，了解社會熱點問題和民生需求，如農村經濟發展、教育公平等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運用所學知識為解決這些問題貢獻力量。學生們深入農村、社區，與群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收集數據和信息，撰寫調查報告，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解決方案。這些社會實踐活動不僅讓學生們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提高了他們的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也讓他們更加關注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培養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情懷。四、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的影響4.1對學生的影響四川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對學生產生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在激發學生愛國熱情、塑造學生價值觀以及影響學生職業選擇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那個民族危亡的時代，四川大學通過多種途徑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使學生們深刻認識到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緊密聯系。學校積極開展國難教育，成立“國難教育委員會”，每周邀請知名教授舉辦抗日救亡講座，內容涵蓋抗日戰爭的形勢分析、戰略戰術探討、民族精神的弘揚等多個方面。這些講座讓學生們更加了解抗戰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激發了他們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各學院根據自身學科特點制訂“國難”教育計劃，調整課程設置，將抗戰知識融入到專業教學中。文學院增加抗戰文學、民族文化研究等課程，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文化傳統的研究，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信心；理學院加強與軍事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如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方面的知識，為抗戰提供科技支持。這些舉措使學生們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也深刻認識到自己肩負的國家責任，從而更加積極地關注國家命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四川大學迅速組織“國立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積極開展捐款捐物慰問前線將士、發動群眾支持抗戰、講解抗戰形勢等活動。學生們積極響應，紛紛投身到這些活動中，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和對日寇的痛恨。他們每日走上街頭，進行演講、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等，用激昂的言辭和深情的歌聲，向民眾講述抗戰的形勢和日寇的暴行，呼吁民眾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寇。他們還組織宣傳隊前往溫江、郫縣、新都、新繁、德陽等縣進行宣傳，將抗日救亡的火種傳播到更廣泛的地區。這些活動不僅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也進一步增強了學生們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四川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對學生的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塑造作用。在學校的教育和熏陶下，學生們樹立了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責任感，將國家的利益置于首位，以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學校通過升旗儀式、日常教學以及各種活動，將國家意識深深植入學生的心中。每周的升旗儀式成為學生們表達愛國情感的重要儀式，在莊嚴的氛圍中，學生們向國旗行注目禮，唱國歌，感受到國家的尊嚴和榮譽，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們注重將國家意識融入到各個學科的教學內容中，引導學生關注國家的發展和需求。例如，在歷史課上，教師們講述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和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跡，讓學生們深刻認識到國家落后就要挨打，激發他們的民族危機感和振興國家的責任感；在地理課上，介紹中國的自然資源分布和地理環境特點，讓學生們了解國家的基本國情，認識到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教育使學生們形成了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在面對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沖突時，能夠毫不猶豫地選擇國家利益。學校還通過組織學生參加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如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掃烈士墓等，強化學生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責任感。在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時，學生們通過觀看歷史文物、圖片和資料，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和先烈們的英勇事跡，深刻感受到今天的和平生活來之不易，從而更加珍惜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在祭掃烈士墓時，學生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烈士敬獻花圈，默哀致敬，聆聽烈士的英雄事跡，接受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這些活動讓學生們在緬懷先烈的同時，進一步增強了對國家的熱愛和對民族的責任感，使他們將為國家和民族的事業奮斗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四川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對學生的職業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學生受到學校教育和時代背景的感召，選擇了與國家需求緊密相關的職業，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滿足抗戰的需要，許多學生選擇投身軍事領域，報考軍事院校，學習軍事知識和技能，畢業后奔赴抗日前線，與侵略者進行英勇戰斗。據統計，有800多名川大青年投筆從戎，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出了堅定的信念和英勇無畏的精神，為保衛祖國的領土和尊嚴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江姐等70多位川大人為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的事跡激勵著無數川大學子，成為了川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許多學生選擇從事教育、科研等領域的工作，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培養更多的人才，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和文化發展。在教育領域，他們秉持著為國家培養人才的信念，投身教育事業，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人才。在科研領域，他們專注于研究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的課題，如農業科學、工業技術等，為解決國家面臨的實際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技術解決方案。例如，在農業科學領域，一些學生致力于研究適合四川地區的農作物品種和種植技術，提高農業產量，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在工業技術領域，一些學生參與到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相關研究中，為提升國家的軍事裝備水平和工業實力貢獻力量。這些學生的職業選擇充分體現了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將個人的職業發展與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以實際行動踐行著對國家的責任和擔當。4.2對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影響四川大學在1902-1945年間所展現出的國家主義取向，對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產生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在教育理念、課程設置、學生培養方向等領域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為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領。在教育理念方面，四川大學始終秉持的國家主義取向為中國近代大學樹立了典范。從創辦之初，四川大學就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以培養適應國家發展需求的人才為核心目標。首任校長胡峻提出的“仰副國家，造就通才”辦學宗旨，深刻體現了這種國家主義教育理念。這一理念強調大學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學生的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學生能夠將個人的成長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這種理念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促使其他大學紛紛反思和調整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和為國家服務的精神。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大學受到四川大學的影響，積極開展國難教育，將抗日救亡的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學中，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培養學生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斗的決心。在課程設置上，四川大學為應對國家的需求，積極進行改革與創新，這對中國近代大學的課程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不同歷史時期，四川大學根據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時調整課程內容。在抗戰時期，為了滿足抗戰對軍事和科技人才的需求，四川大學各學院紛紛對課程進行了調整。理學院加強了與軍事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教學，開設了航空動力學、飛機設計與制造等課程；工學院則注重培養學生制造和維修軍事裝備的能力，在土木工程專業加強了軍事防御工事設計與建造方面的教學內容。這些課程的設置不僅滿足了當時國家的實際需求，也為其他大學提供了借鑒。許多大學紛紛效仿四川大學，根據國家的需要增設相關課程，使大學的課程設置更加貼近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求，培養出更多適應時代發展的專業人才。四川大學在學生培養方向上的國家主義取向，也對中國近代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學校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責任感，引導學生將個人的職業選擇與國家的需求相結合。例如，通過升旗儀式、日常教學以及各種活動，將國家意識深深植入學生的心中。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們注重將國家意識融入到各個學科的教學內容中，引導學生關注國家的發展和需求。學校還組織學生參加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如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掃烈士墓等，強化學生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責任感。在這種教育環境下，許多學生受到感召，選擇了與國家需求緊密相關的職業。在抗戰時期，大量學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在和平時期，許多學生選擇從事教育、科研等領域的工作，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將個人職業發展與國家需求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為其他大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促使中國近代大學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情懷，培養出更多為國家和民族事業服務的人才。五、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的評價5.1成就在1902-1945年這段風云激蕩的歷史時期，四川大學所秉持的國家主義取向取得了多方面的顯著成就，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川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急需人才，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的發展進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學校始終緊密圍繞國家的需求調整人才培養方向。在清末民初，面對國家對新式人才的迫切需求，四川大學積極引進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培養出了一批具有現代知識和思想的人才。這些人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基礎。例如，在政治領域，許多川大畢業生積極參與到國家的政治改革和建設中，為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貢獻了力量；在經濟領域，他們運用所學的經濟知識，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參與到工業、農業等領域的建設中，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到了抗戰時期，四川大學更是將培養抗戰急需人才作為首要任務。通過開設與軍事、科技相關的課程，加強實踐教學和科研工作，為抗戰培養了大量專業人才。在軍事方面，培養了一批軍事指揮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他們在戰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抗擊日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科技領域，培養了許多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方面的專業人才，他們參與到軍事裝備的研發和制造中，提高了抗戰的科技水平。據統計，這一時期四川大學培養的相關專業人才數量大幅增加，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四川大學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充分彰顯了其國家主義取向，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學校積極組織師生參與抗戰活動，成立了“國立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開展了捐款捐物、慰問將士、宣傳抗戰等一系列活動。師生們踴躍捐款捐物，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他們還前往醫院慰問受傷的將士，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勵和安慰；通過宣傳抗戰，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斗志，為抗戰凝聚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在國難教育方面，四川大學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學校成立了“國難教育委員會”，邀請知名教授舉辦抗日救亡講座，各學院根據自身學科特點制訂“國難”教育計劃，調整課程設置，將抗戰知識融入到專業教學中。這些舉措使學生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抗戰形勢，增強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責任感，為抗戰培養了大批具有愛國精神和專業技能的人才。例如，文學院通過開設抗戰文學課程，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信心；理學院加強與軍事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為抗戰提供科技支持。四川大學在推動學術研究與國家需求相結合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為國家的科技進步和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學校鼓勵教師開展與國家需求相關的學術研究，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農業科學領域，針對四川地區的農業生產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如培育優良農作物品種、改進種植技術等，提高了農業產量，保障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在工業技術領域，開展了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相關研究，為提升國家的軍事裝備水平和工業實力提供了技術支持。學校還注重文化傳承和創新，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挖掘和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增強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同時，積極開展文化創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例如，在文學研究方面，涌現出了一批具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展現了川大師生在文化領域的深厚造詣和創新精神。四川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極大地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激發了師生和民眾的愛國熱情。學校通過各種方式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責任感，使學生們深刻認識到自己與國家的緊密聯系，將國家的利益置于首位。每周的升旗儀式、日常教學中的國家意識教育以及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都讓學生們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學校的影響下，廣大師生積極參與到愛國活動中，形成了強大的愛國力量。他們的行動也感染了社會各界人士，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使更多的人關注國家的命運，積極參與到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中來。例如，在抗戰時期，川大師生的愛國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形成了全民抗戰的強大合力，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5.2局限性和不足在1902-1945年四川大學秉持國家主義取向發展的歷程中，雖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的全面發展和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升。在教育理念方面，過于強調國家主義取向，導致教育理念相對單一。學校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培養符合國家需求的實用型人才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學生個體的興趣和特長發展。這種單一的教育理念使得學生的發展受到限制，缺乏對學生多元化發展需求的關注。例如，在課程設置上，過于注重與國家需求緊密相關的專業課程，而對人文社科、藝術等領域的課程重視不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缺乏對不同學科知識的廣泛涉獵，難以形成全面的知識體系和綜合素養。這不僅影響了學生個人的成長和發展，也不利于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跨學科思維的高素質人才。學術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由于國家主義取向的影響，學校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有時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預。政府為了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可能會對學校的學術研究方向進行引導和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師和學生的學術自由。教師在開展學術研究時，可能需要考慮政治因素，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和研究方向進行探索。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可能受到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難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思想。這種學術自由的受限，不利于學術的創新和發展，也阻礙了學校學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例如，在某些時期，一些與主流觀點不符的學術研究成果可能會受到壓制，無法得到充分的發表和傳播，這使得學校的學術氛圍不夠活躍，學術交流和合作也受到一定的影響。在學科發展方面，存在學科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為了滿足國家在特定時期的需求，四川大學在學科建設上側重于一些與國家戰略緊密相關的學科，如軍事、科技等領域的學科，而對其他學科的發展投入相對不足。這導致學校的學科結構不夠合理，一些基礎學科和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相對滯后。例如，在抗戰時期，為了支持抗戰，學校大力發展航空工程、武器制造等相關學科，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和師資力量。然而，像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由于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和支持，學科建設進展緩慢，師資隊伍不穩定，學術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少。這種學科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學校整體的學術實力和綜合競爭力，也不利于培養具有全面素養的人才。過于注重國家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探索不足。學校的學術研究往往圍繞國家的現實需求展開，注重解決實際問題，而對一些基礎理論研究和學術前沿問題的關注不夠。這使得學校的學術研究缺乏深度和前瞻性，難以在國際學術界產生重要的影響力。例如，在科研項目的選擇上，更多地傾向于能夠直接為國家建設和抗戰服務的應用研究項目，而對一些需要長期投入、短期內難以產生實際效益的基礎研究項目重視不足。這種科研導向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能夠滿足國家的現實需求，但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學校學術水平的提升和學術傳統的形成，也限制了學校在學術領域的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六、結論與啟示6.1研究結論總結本研究聚焦于1902-1945年間的四川大學，深入剖析其國家主義取向，全面展現了四川大學在這一時期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發展歷程。從四川大學的發展歷程來看，其創建之初便肩負著“仰副國家，造就通才”的使命，在不同歷史階段積極順應國家需求。在清末，為培養適應新政需求的新式人才，引入西方教育理念和課程；民國時期，尤其是在任鴻雋出任校長后，大力推進國立化進程，致力于將四川大學打造成“國家的大學”。抗戰時期，四川大學更是為保存國家教育力量、培養抗戰急需人才做出了巨大努力，雖歷經艱難險阻，如被迫遷至峨眉山，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辦學，但始終堅守教育陣地，為抗戰勝利和國家復興貢獻力量。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在多方面有著具體表現。在教育理念與政治主張融合上，始終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將教育作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手段。通過推行國難教育，成立“國難教育委員會”，邀請知名教授舉辦抗日救亡講座，各學院調整課程設置，將抗戰知識融入專業教學，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責任感。在支持抗戰的實際行動中，成立“國立四川大學抗敵后援會”，積極開展捐款捐物、慰問將士、宣傳抗戰等活動，調動全校師生和社會各界力量，為抗戰提供物質和精神支持。在培養學生國家觀念方面，通過升旗儀式、日常教學中的國家意識滲透以及組織各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如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祭掃烈士墓等，增強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引導學生將個人發展與國家需求相結合。四川大學的國家主義取向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學生而言，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塑造了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影響了他們的職業選擇，許多學生投身軍事、教育、科研等領域，為國家的獨立和建設貢獻力量。對中國近代大學教育而言，在教育理念上為其他大學樹立了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典范；在課程設置上，其根據國家需求進行的改革創新，推動了中國近代大學課程向更加實用和貼合國家需求的方向發展；在學生培養方向上，引導其他大學更加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情懷，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具有愛國精神和專業技能的人才。在成就方面，四川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量急需人才，涵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多個領域，滿足了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發展的需求。在抗戰時期，積極支持抗戰，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僅在物質上支援前線，更在精神上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在學術研究與國家需求結合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推動了農業科學、工業技術等領域的發展，同時注重文化傳承和創新，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激發了師生和民眾的愛國熱情，形成了強大的愛國力量。然而，四川大學國家主義取向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不足。在教育理念上，過于強調國家需求，導致教育理念相對單一，忽視了學生個體興趣和特長的發展，限制了學生的多元化發展。學術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政治因素對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的干預，不利于學術創新和發展。學科發展不平衡，側重于與國家戰略緊密相關的學科，而基礎學科和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相對滯后，影響了學校整體學術實力和綜合競爭力。過于注重國家需求，對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探索不足，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