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法典》視角剖析非典型擔保效力認定：以讓與擔保為核心的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在當今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中，各類市場主體對資金融通和風險防控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傳統典型擔保方式已難以完全滿足經濟活動的需要。非典型擔保作為一種創新的擔保形式，以其獨特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在經濟活動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它能夠突破典型擔保的某些限制，更好地滿足市場主體在不同交易場景下的特殊需求，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支持。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企業之間的交易活動日益頻繁，交易形式也越發復雜。在一些融資交易中，企業可能因自身資產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提供傳統的抵押、質押等典型擔保方式。此時，非典型擔保便成為了一種可行的選擇。在大型設備的融資租賃交易中，出租人通過保留設備所有權的方式為租金債權提供擔保，既滿足了承租人對設備的使用需求，又保障了出租人的權益。在供應鏈金融領域，非典型擔保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應收賬款轉讓、存貨質押等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促進了供應鏈的穩定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出臺，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對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產生了深遠影響。民法典在擔保制度方面進行了重大創新和完善，明確了擔保合同的范圍，將融資租賃、保理、所有權保留等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納入其中，為非典型擔保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據。民法典還對流押、流質條款進行了修改，為讓與擔保等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提供了更明確的規則。這一系列規定，不僅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為非典型擔保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法律環境。在民法典出臺之前，非典型擔保在司法實踐中面臨著諸多困境，其效力認定存在較大爭議。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不同地區、不同法院對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標準不一，導致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不僅影響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法律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民法典的頒布實施，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它為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提供了統一的法律標準，使得司法實踐中的裁判更加規范和公正。這有助于增強市場主體對非典型擔保的信心，促進非典型擔保在經濟活動中的廣泛應用。1.1.2研究意義準確認定讓與擔保的效力，對于完善我國擔保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讓與擔保作為非典型擔保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獨特的法律構造和運行機制。深入研究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問題，有助于揭示非典型擔保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規律，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我國的擔保制度理論體系。通過對讓與擔保效力的研究，可以探討其與物權法定原則、公示公信原則等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系，為解決非典型擔保與傳統擔保制度之間的沖突提供理論支持。這對于推動我國擔保制度的創新和發展，使其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讓與擔保效力的準確認定，對于保障交易安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在經濟活動中，讓與擔保涉及到債權人、債務人以及第三人等多方主體的利益。如果讓與擔保的效力無法得到準確認定，可能會導致當事人的權益受到損害，影響交易的正常進行。在讓與擔保中，如果債權人的優先受償權得不到法律的認可，當債務人出現違約時，債權人的債權將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如果債務人在債務履行完畢后，無法順利取回擔保物的所有權，也會損害債務人的合法權益。準確認定讓與擔保的效力，能夠明確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為當事人提供合理的預期，降低交易風險，保障交易安全。這有助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在司法實踐中，明確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標準，也能夠為法官提供明確的裁判依據，提高司法效率，減少司法爭議。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外，非典型擔保尤其是讓與擔保的研究起步較早，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德國通過判例法的形式認可了讓與擔保制度，其擔保所有權讓與和擔保債權讓與兩種構造并存。在德國理論界，民法學者認為讓與擔保制度中的所有權僅為相對的所有權，并不享有絕對的物權，且該制度分散體現在各個不同的部門法中，如《支付不能法》中規定擔保權人在破產的情況下享有別除權，為司法實踐作出了指引。日本的讓與擔保立法模式與德國有所不同，其標的物包含不動產，且若標的物為動產，行為人可選擇通過登記來進行公示。日本學界對讓與擔保的研究深入，涉及讓與擔保的性質、效力、公示方式等多個方面，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在國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非典型擔保實踐的增多，相關研究也日益受到關注。在《民法典》出臺之前，學界對非典型擔保尤其是讓與擔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制度構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以梁慧星教授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贊成將讓與擔保制度納入正式立法規定，但對于采用何種立法模式以及讓與擔保的性質等問題存在不同觀點，存在支持所有權構成說和擔保權構成說等不同學說。《民法典》雖未明確規定讓與擔保，但通過對流押、流質條款的修改，產生了讓與擔保的制度效果。此后，學者們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民法典》框架下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規則適用以及與典型擔保的協調等問題。有學者從解釋論的角度出發，探討如何通過對《民法典》相關條文的解釋來明確非典型擔保的效力和規則；也有學者結合司法實踐中的案例，分析非典型擔保在實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路徑。盡管國內外在非典型擔保及讓與擔保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現有研究在非典型擔保的分類和界定上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導致在實踐中對某些非典型擔保形式的認定存在爭議。對于非典型擔保的公示方式和對抗效力等關鍵問題，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缺乏系統性的理論闡述和實踐指導。在《民法典》實施的背景下，如何準確理解和適用相關法律規定，實現非典型擔保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的有效銜接，也是當前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的方向。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3.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通過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非典型擔保尤其是讓與擔保的學術著作、期刊論文、法律條文及司法解釋等文獻資料，梳理和總結已有研究成果，了解非典型擔保效力認定的理論發展脈絡和研究現狀，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在研究過程中，對《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學術期刊上的專業論文進行了深入分析，掌握了關于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最新法律規定和理論觀點。案例分析法也是本文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過收集和分析大量司法實踐中的真實案例，深入研究法院在具體案件中對讓與擔保效力的認定標準和裁判思路，從實際案例中總結經驗和規律，揭示讓與擔保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挑戰，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在分析某公司與銀行之間的讓與擔保糾紛案例時，詳細研究了法院如何根據合同約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以及相關法律規定來認定擔保的效力，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實踐依據。本文還運用了比較研究法，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關于非典型擔保尤其是讓與擔保的立法模式、效力認定規則等進行比較分析，借鑒其先進經驗和有益做法，為完善我國非典型擔保效力認定制度提供參考。通過對比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在讓與擔保制度方面的立法和實踐，分析其在擔保權構成、公示方式等方面的特點和優勢，為我國相關制度的發展提供啟示。1.3.2創新點本文在研究視角上具有創新性，從多維度對非典型擔保尤其是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進行深入分析。不僅從法律條文和理論層面探討讓與擔保的效力，還結合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案例，分析法院的裁判思路和實際應用情況；同時，從比較法的角度，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相關制度，為我國提供借鑒。這種多維度的研究視角能夠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問題和規律。在研究內容上，本文緊密結合《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的新規定，對非典型擔保的效力認定進行研究。在《民法典》對擔保制度進行重大創新和完善的背景下，深入分析新規定對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影響，探討如何準確理解和適用這些新規定，為司法實踐提供準確的理論支持，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本文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通過對實際案例的分析，將理論研究成果應用于解決實踐中的問題。不僅對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進行理論探討，還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建議和操作指引，使研究成果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夠為市場主體和司法實務人員提供有益的參考。二、非典型擔保與讓與擔保概述2.1非典型擔保的界定與特征2.1.1非典型擔保的定義非典型擔保，是指在法律構成、特征、公示方法、效力等方面區別于法定擔保措施的，尚未被法律法規以成文形式固定的新型擔保類型，又稱變相擔保、變態擔保。從定義上看，非典型擔保與典型擔保存在明顯區別。典型擔保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的典型化的擔保類型，在我國包括保證、定金、抵押權、質押權、留置權五類。這些典型擔保類型在法律中有著明確的構成要件、公示要求和效力規定，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規范性。而廣義的非典型擔保既包括已經被法律確定，但因其主要權利義務并非擔保，而未直接在擔保制度中規定為典型擔保的法定非典型擔保，也包括在市場交易中自發形成，市場主體通過合同進行權利義務安排而實現擔保功能的擔保措施；狹義的非典型擔保僅指后者。《民法典》第388條除了規定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外，還規定了“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結合《民法典》各分編規定，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包括保理合同、融資租賃合同、所有權保留買賣合同等，這些合同雖被規定在典型合同分編中，但由于其主要權利義務并非擔保，可視為非典型擔保合同。實踐中出現的讓與擔保等擔保形式，更是典型的非典型擔保。非典型擔保的出現，是市場經濟發展和交易創新的結果，它能夠滿足市場主體在不同交易場景下多樣化的擔保需求，彌補典型擔保的不足。2.1.2非典型擔保的類型在實踐中，常見的非典型擔保類型豐富多樣。所有權保留是一種常見的非典型擔保方式，在買賣合同中，賣方雖將標的物交付給買方，但保留標的物的所有權，直至買方履行完畢合同約定的付款義務。這種擔保方式在實務中廣泛應用于設備、車輛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在設備買賣中，賣方將設備交付給買方使用，但在買方未付清全部貨款之前，設備的所有權仍歸賣方所有。若買方出現違約，未按時支付貨款，賣方有權取回設備，從而保障自身的債權。讓與擔保也是重要的非典型擔保類型，債務人或第三人將財產權利轉移給債權人，債務履行完畢后，財產權利再返還給債務人或第三人。在房地產領域，開發商將土地使用權或在建工程轉讓給金融機構，以獲取貸款，債務履行完畢后，再將土地使用權或在建工程轉回。這種擔保方式既能滿足開發商的融資需求，又能保障金融機構的權益。融資租賃同樣具有擔保功能，租賃公司根據承租人的需求，購買設備并將其出租給承租人，在租賃期間，承租人支付租金，租賃期滿后，設備歸承租人所有。在航空、航運、大型設備等領域，融資租賃業務具有重要地位。企業通過融資租賃，可以在不增加負債的情況下，獲得所需設備的使用權，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為租賃公司的資金提供了保障。保理作為非典型擔保類型之一，債權人將其對債務人的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保理商向債權人提供融資、賬款催收、風險管理等服務。保理業務可以幫助企業盤活應收賬款，降低融資成本。企業將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后，保理商提前向企業支付款項，使企業能夠迅速回籠資金，投入到生產經營中，同時保理商負責催收賬款，降低了企業的收款風險。2.1.3非典型擔保的特征非典型擔保在法律構成上與典型擔保存在顯著差異。典型擔保是以標的物設定具有擔保作用的定限物權為其構造形態，擔保權人所享有的權利僅是“限定”性的權利，而標的物的所有權仍保留在設定人之手。抵押中，抵押物的所有權仍歸抵押人所有，抵押權人僅享有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對抵押物進行變價受償的權利。而非典型擔保如讓與擔保，則是將標的物的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移轉給擔保權人，供債權的擔保，擔保權人所支配者為標的物的全部權利，又被稱為權利移轉型擔保。在讓與擔保中，擔保人需將標的物所有權暫時轉讓給債權人，債權人成為形式上的所有人。在公示方式方面，典型擔保一般以公示為必要，以確保擔保物權的對抗效力和公信力。抵押需要辦理抵押登記，質押需要交付質物，通過這些公示方式，使第三人知曉擔保物權的存在，從而避免權利沖突。而讓與擔保不以公示為必要，以雙方當事人的約定即可。這使得讓與擔保在設立上更為簡便靈活，但也導致其效力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若讓與擔保進行了登記，則具有物權效力，可以對抗第三人；若沒有登記，就只具有債權效力。非典型擔保的實行方式也具有獨特性。典型擔保是一種變價權，嚴格禁止當事人在合同條款中約定直接流質擔保物，即禁止有流質條款，這是為了防止債權人利用債務人的困境謀取不當利益，保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而讓與擔保不受此種限制，既可采取變價方式，也可采取流質方式。在讓與擔保合同中，當事人可以約定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以直接取得擔保物的所有權，或者對擔保物進行變賣、拍賣，以所得價款優先受償。2.2讓與擔保的概念、分類與特征2.2.1讓與擔保的概念讓與擔保是一種非典型擔保方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讓與擔保泛指以擔保債權為目的，讓與一定財產，于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就該標的物優先受償，債務人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應返還其標的物，包括買賣式擔保。買賣式擔保又稱“賣渡擔保”，是依買賣方式設立的讓與擔保，當事人雙方以買賣方式讓與財產并附有買回約款，出賣人以價金的返還解除合同以取回標的物，或者以所受領或約定價金買回其標的物。狹義的讓與擔保僅指讓與式擔保，又稱為信托讓與擔保，是指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擔保債務清償，將擔保標的物之所有權移轉給債權人，在債務清償后，標的物之所有權回歸于擔保人；在債務屆時未能得到清償時，債權人有就擔保物優先受償的權利。在狹義讓與擔保中，將標的物轉移給他人的債務人或第三人形式上是轉讓人，實質上是擔保人；受領標的物的他人形式上是受讓人，實質上是擔保權人。其要點在于：在設定這一擔保時，擔保人需將標的物所有權暫時轉讓給債權人，債權人成為形式上的所有人；為使擔保人保持對擔保標的物的使用效益，債權人往往與擔保人簽訂標的物的借用或租賃合同，由擔保人對擔保標的物進行使用；債務人履行債務后，債權人應返回標的物所有權；在債務人未償還債務時，債權人并不是當然地取得擔保標的物所有權，而是進行清算。從其擔保原理來看，讓與擔保通過轉移擔保物的所有權，使債權人在債務未受清償時能夠對擔保物進行處分以實現債權。當債務人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應將擔保物的所有權返還給擔保人；若債務人未能履行債務，債權人則可以通過對擔保物進行變賣、拍賣或折價等方式，就所得價款優先受償，從而保障債權的實現。例如，甲公司向乙銀行借款1000萬元，為擔保該債務的履行，甲公司將其名下的一處房產過戶至乙銀行名下，雙方約定在甲公司按時償還借款本息后，乙銀行將房產所有權轉回給甲公司；若甲公司到期未還款，乙銀行有權對該房產進行處置以優先受償。這便是典型的讓與擔保情形，通過房產所有權的轉移為債權提供擔保。2.2.2讓與擔保的分類廣義的讓與擔保包括買賣式擔保和讓與式擔保。買賣式擔保，以買賣方式移轉標的物的所有權，而以價金名義通融金錢，并約定日后將該標的物買回。這種擔保方式在形式上表現為買賣關系，但實質上是為了實現資金融通和債務擔保的目的。在實踐中，一些企業可能會以出售資產的方式從其他企業獲得資金，并約定在一定期限后以一定價格回購該資產，這其中就蘊含了買賣式擔保的原理。狹義的讓與擔保僅指讓與式擔保，即債務人或第三人將擔保標的物的所有權轉移給債權人，在債務清償后，標的物的所有權回歸擔保人；債務未得到清償時，債權人就擔保物優先受償。在動產讓與擔保中，債務人將動產的所有權轉移給債權人，同時可能會與債權人約定繼續占有和使用該動產，如企業將生產設備的所有權轉讓給金融機構以獲取貸款，同時仍保留設備的使用權用于生產經營。在不動產讓與擔保方面，常見的做法是將房屋等不動產的產權過戶到債權人名下，待債務履行完畢后再轉回。股權讓與擔保則是股東將其持有的股權轉移給債權人，以擔保債務的履行，在一些企業融資場景中，股東可能會通過轉讓股權的方式為企業的債務提供擔保。2.2.3讓與擔保的特征讓與擔保具有從屬性，其效力從屬于主債權債務關系。當主債權債務關系無效時，讓與擔保也會隨之無效，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在企業借貸中，若借貸合同被認定無效，基于該借貸合同設立的讓與擔保也會失去效力。讓與擔保在處分上也具有從屬性，例如在擔保期間，債權人依法將主債權轉讓給第三人的，擔保人在原擔保范圍內繼續承擔擔保責任，債權人應將擔保標的所有權轉移給主債權的受讓人；債務人轉讓債務的，應當取得擔保人書面同意，未經擔保設定人同意轉讓債務的，讓與擔保合同終止，債權人應將擔保標的的所有權轉移給擔保設定人，擔保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讓與擔保在設定時，擔保人需將標的物的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利轉移給債權人，這是其與典型擔保的重要區別之一。在典型擔保中，如抵押，抵押物的所有權仍歸抵押人所有，抵押權人僅享有在特定條件下對抵押物的變價受償權；而在讓與擔保中，債權人在形式上成為了擔保物的所有人。這種權利轉移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轉移，而是為了擔保債權的實現，在債務人履行債務后，所有權需返還給擔保人。讓與擔保是基于當事人之間的約定而設立的，其設立過程體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擔保的范圍、期限、實現方式等具體內容。在一份讓與擔保合同中，當事人可以明確約定擔保的債權范圍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等，以及債務履行期限和擔保權的實現條件。這種意思自治使得讓與擔保能夠更加靈活地滿足當事人的需求，但也需要注意，當事人的約定不能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當債務人未履行債務時，債權人需要對擔保物進行清算，以確定擔保物的價值與債權的關系。清算方式主要有歸屬清算型和處分清算型。歸屬清算型是對標的物進行評估，超出債務價值部分由債權人償還給擔保人，債權人取得所有權；處分清算型是由債權人將標的物予以變賣，將價款用于清償債權，多余部分歸屬于擔保人。在實際操作中，清算過程需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確保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若債權人在清算過程中存在不當行為，損害了債務人或第三人的利益，相關方有權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三、《民法典》對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相關規定及理論基礎3.1《民法典》相關條文解讀3.1.1流押、流質條款的修改與讓與擔保的關聯《民法典》第401條對流押條款進行了修改，規定“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財產優先受償”。第428條對流質條款作出類似規定，“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前，與出質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質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質押財產優先受償”。這一修改摒棄了原《物權法》中對流押、流質條款絕對禁止的規定，而是承認了債權人在這種約定下對擔保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使流押、流質條款從絕對無效轉變為相對無效。這一修改對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傳統的讓與擔保中，常常存在類似流質條款的約定，即債務人到期未清償債務時，擔保物歸債權人所有。在原法律框架下，這種約定可能會導致讓與擔保合同因違反流質禁止規定而被認定無效。但《民法典》的修改使得此類約定不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而是僅影響讓與擔保的實現方式。債權人不能直接依據約定取得擔保物所有權，而是需要通過清算程序，就擔保物變價款優先受償。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認可了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使其在實踐中的運用更加具有合法性和穩定性。從實際案例來看，在某借貸糾紛中，債務人甲與債權人乙簽訂讓與擔保合同，約定甲將其名下房產過戶給乙作為借款擔保，若甲到期未還款，房產歸乙所有。按照原法律規定，該約定可能被認定無效，進而影響讓與擔保的效力。但依據《民法典》規定，雖然“房產歸乙所有”的約定無效，但不影響讓與擔保合同的整體效力，乙可以就該房產變價款優先受償。這體現了《民法典》對流押、流質條款的修改，為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提供了更有利的法律環境，使得讓與擔保在保障債權實現方面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3.1.2其他與讓與擔保效力相關的條文分析《民法典》第388條規定，“擔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這一規定極大地緩和了物權法定原則，將實踐中大量出現的讓與擔保等非典型擔保納入到法律規制的范圍內。該條文雖然未明確提及讓與擔保，但通過兜底條款“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為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認定提供了法律依據。從立法意圖來看，這是對市場經濟中多樣化擔保需求的回應，承認了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約定設立具有擔保功能的非典型擔保形式。《民法典》合同編中關于合同效力的一般規定，同樣適用于讓與擔保合同。根據《民法典》第143條，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讓與擔保合同作為一種民事法律行為，若滿足上述條件，應認定為有效。在讓與擔保合同中，若當事人雙方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簽訂合同是真實意思表示，且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即使未辦理物權登記，也不影響合同效力。這體現了合同效力與物權效力相區分的原則，強調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應依據合同編的相關規定進行判斷，而其物權效力則需結合具體的物權變動規則和公示情況來確定。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認定讓與擔保合同效力時，會綜合考慮《民法典》的這些條文規定。在判斷一份股權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時，法院首先會依據第143條審查合同是否滿足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一般條件，包括當事人的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的真實性等；然后，依據第388條，判斷該合同是否屬于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范疇；最后，還會結合具體案件情況，審查合同是否存在違反流押、流質條款等特殊規定的情形。通過綜合運用這些條文，法院能夠準確認定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3.2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理論基礎3.2.1物權法定原則的緩和物權法定原則是傳統物權法的重要原則，其要求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明確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創設法律未規定的物權類型和內容。在傳統的物權法定原則下，讓與擔保這種非典型擔保形式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其效力認定存在諸多爭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易形式日益多樣化，嚴格的物權法定原則逐漸難以滿足現實需求。《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物權法定原則，為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提供了空間。《民法典》第388條將擔保合同的范圍擴大到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這一規定雖未直接提及讓與擔保，但通過兜底條款，將實踐中大量出現的讓與擔保等非典型擔保納入到法律規制的范圍內。這種做法體現了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承認了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約定設立具有擔保功能的非典型擔保形式。物權法定原則的緩和，使得讓與擔保能夠在法律框架內找到其存在的依據。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認定讓與擔保效力時，不再單純以物權法定原則為由否定其效力，而是綜合考慮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合同的約定以及是否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等因素。在某股權讓與擔保案件中，法院認為雖然股權讓與擔保在物權類型上未被明確規定，但當事人之間通過合同約定設立了股權讓與擔保，其目的是為了擔保債權的實現，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認定該股權讓與擔保合同有效。物權法定原則的緩和，不僅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對擔保形式多樣化的需求，也為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提供了更加靈活和合理的標準。3.2.2合同效力與物權效力區分原則合同效力與物權效力區分原則是民法中的重要原則，《民法典》第2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這一原則強調合同等原因行為的效力應受《民法典》合同編的調整，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等物權變動受《民法典》物權編的規制，原因行為的效力不受物權變動要件的影響。在讓與擔保效力認定中，該原則具有重要意義。讓與擔保合同作為一種債權合同，其效力的認定應依據合同編的相關規定進行判斷。只要讓與擔保合同滿足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不違背公序良俗等條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而讓與擔保的物權效力，則取決于是否完成了相應的物權變動公示，動產以交付為公示要件，不動產、股權以登記為公示要件。在不動產讓與擔保中，即使當事人簽訂了讓與擔保合同，但未辦理不動產過戶登記，也不影響合同的效力。此時，讓與擔保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債權效力，債權人有權依據合同要求債務人履行相關義務。但由于未辦理物權登記，債權人不享有對該不動產的物權，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若債務人將該不動產再次轉讓給善意第三人并辦理了過戶登記，債權人不能以其與債務人之間的讓與擔保合同對抗善意第三人的物權。合同效力與物權效力區分原則，有助于準確認定讓與擔保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保護交易安全。它既保障了讓與擔保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其在合同生效后能依據合同主張權利；又通過物權變動公示要求，維護了物權的穩定性和交易秩序，防止因物權變動不明確而引發的糾紛。3.2.3意思自治原則在讓與擔保中的體現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它強調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設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法律關系。在讓與擔保中，意思自治原則得到了充分體現。讓與擔保是基于當事人之間的約定而設立的，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自由約定擔保的范圍、期限、擔保物的種類、擔保權的實現方式等具體內容。在一份讓與擔保合同中，當事人可以明確約定擔保的債權范圍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以及實現債權的費用等；可以約定擔保期限為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的一定期限；可以選擇將不動產、動產或股權等作為擔保物；還可以約定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通過拍賣、變賣擔保物或者對擔保物進行折價等方式實現擔保權。當事人意思自治在讓與擔保合同的訂立過程中也起著關鍵作用。當事人可以自主決定是否設立讓與擔保以及與誰設立讓與擔保。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當債務人需要融資時，其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和需求，選擇合適的債權人并與之協商設立讓與擔保。債權人也可以根據對債務人的信用評估和風險判斷，決定是否接受債務人提出的讓與擔保方案。這種自主選擇的權利，使得當事人能夠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靈活安排擔保事宜。意思自治原則在讓與擔保效力認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只要當事人的約定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就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認定讓與擔保合同有效。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判斷讓與擔保合同的效力時，會充分考慮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在某讓與擔保糾紛案件中，法院通過審查合同條款和當事人的陳述，確定當事人之間存在真實的擔保意思表示，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此認定讓與擔保合同有效。意思自治原則使得讓與擔保能夠更好地適應不同交易場景和當事人的特殊需求，提高了擔保的靈活性和效率。但同時，也需要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進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其濫用權利，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四、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司法實踐分析4.1典型案例選取與介紹4.1.1案例一：[京都公司與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京都公司因資金需求向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借款2000萬元。為保障出借款項的安全，雙方簽訂了36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由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購買京都公司的房產。隨后，雙方又簽訂《回購協議書》，京都公司承諾于特定時間全部還清借款，在此之前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不得處置房產；若京都公司未能按約支付全部回購款，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有權要求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處置商品房。京都公司因資金困難，向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提出變更回購款支付數額及期限，雙方協商后簽訂了《回購協議書》補充協議。后來，由于房產價格上漲等因素，京都公司想放棄房產履行，轉而按照民間借貸起訴，請求確認《商品房買賣合同》《回購協議》及附屬協議無效，依照2000萬元的借款合同糾紛作出判決，并要求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立即騰出并歸還占有的京都公司房屋。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則提出反訴，要求京都公司交付房屋并辦理房屋所有權證書，同時承擔延期交付房屋的違約損失。一審法院張家口中院（2014）張商初字第65號判決認為，爭議焦點在于京都公司與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之間是借貸關系還是商品房買賣關系。京都公司主張雙方為借貸關系，但缺少關鍵性的證據“借款借據”，卻有出賣房產的合同；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主張與京都公司之間為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從未簽訂過借款合同，但存在房產回購合同。從時間行為邏輯、回購期間與回購價格的邏輯推理以及未履行約定時的尋求目的等方面來看，雙方主張相互矛盾。最終認定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與京都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不是為了獲得房屋，而是通過簽訂該合同為雙方之間的借貸提供擔保。判決京都公司返還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借款本金985.5463496萬元及其利息；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在收到借款本息后，將京都公司已交付的房屋退回；駁回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的其他訴訟請求。4.1.2案例二：[張某與孫某、王某讓與擔保糾紛案]2018年12月10日，張某出借給孫某、王某10萬元，雙方約定借款期限為12個月，應于2019年12月9日前結清。2019年12月9日，孫某、王某與張某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約定孫某、王某自愿將位于某小區的房屋出售給張某，房屋價款為30萬元，孫某、王某應于2022年12月9日前將房屋騰空并通知張某驗收，當日雙方便辦理了不動產轉移登記，將案涉房屋轉移登記至張某名下。后來孫某去世，合同中約定的交房時間已到，王某不同意交房，張某遂將王某訴至法院，要求確認房屋所有權并要求交付。王某辯稱，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是基于2018年所產生的借貸關系，并不是真正的買賣關系，該過戶行為實際上是張某為實現債權而進行的讓與擔保。庭審中張某陳述，借款到期后，孫某、王某稱臨時還不上，三人對之前其他的債務一并進行了結算，并約定如果還不了借款就按抵押合同約定，將借款轉為房款，房屋評估價值為30萬元，其總共湊夠30萬元后才過的戶。后來孫某、王某說評估價過低，在過戶后張某又轉給王某7萬元，當時給孫某、王某留了三年的還款時間是因為約定了，如果還上了借款，這個房產再給孫某、王某過戶回去，還不上該房屋歸張某所有，但是需要給利息。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張某與孫某、王某之間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真實的買賣關系，即雙方是否存在真實的買賣意思表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六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債務人或者第三人與債權人約定將財產形式上轉移至債權人名下，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財產歸債權人所有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約定無效，但是不影響當事人有關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當事人已經完成財產權利變動的公示，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請求對該財產享有所有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張某與孫某、王某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后即進行過戶，但雙方在不動產買賣契約中卻約定交房時間長達三年，與正常的交易習慣不符。雙方關于借款并無書面的清算協議，且根據張某陳述，在案涉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前，孫某、王某欠付的款項明顯低于合同價款，結合張某主張的在不動產買賣契約后仍向王某付款的情況，雙方在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并未形成以房抵債的確認。且根據張某陳述，在房屋已過戶給張某的情況下，雙方仍對該房屋的所有權持待定心態。綜合認定本案訴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系因借款關系而產生的讓與擔保，雙方房屋買賣合同并不真實，因此對于張某主張確認房屋所有權并要求交付的依據不足，依法應予以駁回訴求。后張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四、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司法實踐分析4.2案例中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依據與分析4.2.1對合同效力的認定依據在案例一中，京都公司與康曉敏、康曉江、王希喜之間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及《回購協議書》等，從合同效力認定依據來看，依據《民法典》第143條，具備相應民事行為能力的雙方簽訂合同，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且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合同應認定為有效。在該案例中，雙方簽訂合同的目的雖是以商品房買賣形式為借貸提供擔保，但這并不影響合同本身的效力。從當事人行為來看，京都公司因資金需求借款，康曉敏等為保障債權安全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雙方意思表示真實。合同中關于借款金額、還款期限、房屋回購等約定，均是雙方協商一致的結果，不存在欺詐、脅迫等導致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形。且合同內容未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如未違反關于房地產交易的禁止性規定等。因此，從合同效力認定的一般規則出發，這些合同應被認定為有效。但合同中關于“若京都公司未能按約支付全部回購款，康曉敏等有權要求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處置商品房，房屋歸康曉敏等所有”的約定，因違反《民法典》第401條對流押條款的規定，該部分約定無效，但不影響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在案例二中，張某與孫某、王某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從合同效力認定依據分析，同樣依據《民法典》第143條判斷。雙方具有相應民事行為能力，簽訂合同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但綜合案件事實，雙方簽訂合同并非基于真實的房屋買賣意愿，而是為了擔保債權的實現。從交易習慣來看，簽訂合同后即辦理過戶卻約定三年后交房，與正常房屋買賣交易習慣不符。且雙方關于借款并無書面清算協議，在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時，孫某、王某欠付的款項明顯低于合同價款，簽訂合同后張某仍向王某付款，這些情況表明雙方在簽訂合同時并未形成以房抵債的確認。因此，該《房屋買賣合同》雖形式上是房屋買賣，但實質是以房屋讓與擔保的形式為借款提供擔保。合同中關于“如果還不上借款，房屋歸張某所有”的約定，違反《民法典》相關規定無效，但不影響合同中關于提供擔保意思表示的效力。4.2.2對物權效力的認定依據案例一中，京都公司與康曉敏等簽訂的房屋讓與擔保，對于物權效力的認定，需考慮是否完成物權變動的公示。由于房屋屬于不動產，依據《民法典》物權編相關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該案例中，若雙方僅簽訂合同，未辦理房屋過戶登記，那么康曉敏等僅享有基于合同的債權，不享有對房屋的物權。若辦理了過戶登記，康曉敏等雖在形式上取得了房屋所有權，但這種所有權并非完整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為擔保債權實現的讓與擔保物權。當京都公司不履行到期債務時，康曉敏等不能直接依據過戶登記取得房屋所有權，而是需按照讓與擔保的相關規則，對房屋進行清算，就房屋變價款優先受償。在案例二中，張某與孫某、王某就房屋辦理了不動產轉移登記，從物權效力認定依據看，完成登記后，張某在形式上取得了房屋所有權。但基于雙方之間真實的讓與擔保關系，張某取得的所有權并非為了真正取得房屋，而是為了擔保債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六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已經完成財產權利變動的公示，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請求對該財產享有所有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張某雖辦理了房屋過戶登記，但在孫某、王某不履行到期債務時，張某不能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權，而應通過對房屋進行拍賣、變賣、折價等方式，就所得價款優先受償。這體現了讓與擔保中物權效力認定既考慮物權公示原則，又結合讓與擔保的特殊性質，對債權人的權利進行合理限制，以保障當事人之間的公平和交易安全。4.2.3綜合分析案例中影響讓與擔保效力的因素在案例一中，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對讓與擔保效力影響顯著。京都公司與康曉敏等簽訂合同的真實意思是以房屋買賣形式為借貸提供擔保，這種意思表示貫穿整個交易過程。從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到《回購協議書》及其補充協議，雙方的行為和約定都圍繞著借款與擔保展開。若雙方意思表示不真實，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可能導致合同無效或可撤銷，進而影響讓與擔保的效力。交易背景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京都公司因資金困難需要借款，康曉敏等為保障資金安全接受房屋讓與擔保，這種基于資金融通和風險防控的交易背景，使得讓與擔保的設立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合同條款的約定同樣關鍵，如關于借款金額、還款期限、回購價格及條件、房屋處置方式等條款，直接關系到讓與擔保的具體權利義務和實現方式。合同中流押條款的存在，雖不影響合同整體效力，但會導致該部分條款無效，影響擔保權的實現路徑。案例二中，張某與孫某、王某之間讓與擔保效力也受多種因素影響。意思表示方面，雙方雖簽訂《房屋買賣合同》，但真實意思是為借款提供擔保，從張某的陳述以及雙方關于借款和房屋處置的約定可清晰看出。若雙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如對擔保的性質、范圍、實現方式等存在重大誤解，可能影響讓與擔保的效力。交易習慣在本案中起到輔助判斷作用，簽訂合同后立即過戶卻約定三年后交房，不符合正常房屋買賣交易習慣，這有助于法院認定雙方真實的法律關系是讓與擔保而非房屋買賣。合同的履行情況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張某在簽訂合同后仍向王某付款，且雙方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對房屋所有權的歸屬存在不確定性約定，這些履行行為和約定都對讓與擔保的效力和權利義務關系產生影響。4.3司法實踐中讓與擔保效力認定存在的問題與挑戰4.3.1法律規定的模糊性導致的認定困難《民法典》雖對非典型擔保有一定規定，但對于讓與擔保的效力認定，仍存在諸多模糊之處。《民法典》第388條雖提及“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但未明確列舉讓與擔保，這使得在實踐中，對于讓與擔保合同是否屬于該條文涵蓋范圍，存在不同理解。這種模糊性導致法官在裁判時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對類似案件的裁判結果可能存在差異。在一些案件中，法官認為既然《民法典》未明確規定讓與擔保，就不應認定其效力；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法官則根據合同的實質內容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認定讓與擔保合同有效。關于讓與擔保的公示方式及效力，《民法典》也未作出明確規定。在不動產讓與擔保中，雖辦理過戶登記可產生物權變動的公示效果，但對于動產讓與擔保，缺乏統一的公示規則。動產以交付為物權變動的公示方式，但在讓與擔保中，動產可能仍由擔保人占有使用，此時如何公示讓與擔保權，以及未公示的讓與擔保權對第三人的效力如何，法律規定不明確。這導致在實踐中，當涉及第三人利益時，讓與擔保權的效力容易引發爭議。若擔保人將已設立讓與擔保的動產再次轉讓給善意第三人，第三人是否取得該動產的所有權，以及讓與擔保權人能否對抗第三人的權利，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難以確定。4.3.2實踐中對讓與擔保形式與實質判斷的復雜性在實踐中，準確判斷讓與擔保的形式與實質存在較大困難。讓與擔保常以買賣合同、股權轉讓合同等形式出現，如何從這些合同中識別出其讓與擔保的實質，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在名為房屋買賣實為讓與擔保的案件中，要判斷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真實的房屋買賣意思表示，需考察房屋交易價格是否合理、交易時間與借款時間的關聯性、是否存在回購條款等。若房屋交易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且交易時間與借款時間相近，同時存在回購條款，很可能是以房屋買賣形式進行的讓與擔保。但在實際案件中，這些因素的判斷并非絕對，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復雜性。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難以準確認定。在讓與擔保中，當事人可能出于各種原因，故意隱瞞讓與擔保的真實目的，使合同表面上呈現出其他法律關系的特征。一些當事人為了規避法律規定或稅收等因素，可能會簽訂虛假的買賣合同，而實際上是為了設立讓與擔保。在這種情況下，法官需要通過審查合同的簽訂背景、當事人的行為、交易習慣等多方面因素，來推斷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但由于當事人可能提供虛假的證據或作出虛假陳述，使得法官在認定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時面臨較大困難。4.3.3與其他擔保制度的競合及處理難題讓與擔保與其他擔保制度存在競合的情況，這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處理難題。在同一標的物上，可能既設立了讓與擔保，又設立了抵押、質押等典型擔保。當出現這種競合時，如何確定各擔保權的優先受償順序，法律規定并不明確。根據擔保物權的一般原理，法定擔保物權優先于約定擔保物權，如留置權優先于讓與擔保權。但對于讓與擔保與抵押權、質押權的競合，情況較為復雜。在以不動產為標的設定讓與擔保時，若不動產抵押設定在先，讓與擔保設定在后，且兩者均辦理了登記，一般應以登記時間的先后來決定其受償順序，即不動產抵押權優先于讓與擔保權。但當讓與擔保以動產為標的時，其不以登記為必要，而動產抵押也不以登記為必要，此時兩者發生競合，應分多種情況處理。當讓與擔保與動產抵押均辦理了登記時，依登記時間先后來決定受償順序；當兩者均未辦理登記時，處于同一受償順序，按債權比例清償；當一個辦理了登記，另一個未辦理登記時，辦理了登記的優先受償。但在實踐中，對于這些規則的理解和適用存在差異，導致不同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裁判結果可能不同。在讓與擔保與其他擔保制度競合時，還涉及到擔保權的實現方式和程序問題。不同擔保制度的實現方式和程序存在差異，如何協調這些差異，保障各擔保權人的合法權益，也是司法實踐中需要解決的難題。在實現讓與擔保權時，若與抵押權、質押權的實現程序發生沖突，如何確定執行順序和方式，目前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這可能導致在執行過程中，各擔保權人之間產生爭議，影響擔保權的順利實現。五、完善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建議5.1立法完善建議5.1.1明確讓與擔保的法律地位和構成要件在未來的立法中，應明確讓與擔保的法律地位，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擔保類型納入擔保法律體系。具體而言，可以在民法典物權編或單獨的擔保法中，以專門章節或條款對讓與擔保進行規定，明確其定義、性質、設立、效力、實現等方面的內容。在定義方面，應明確讓與擔保是債務人或第三人將擔保標的物的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利轉移給債權人，以擔保債務履行的擔保方式。在構成要件上，應明確規定：讓與擔保的設立需以合法有效的債權債務關系為基礎，主債權債務關系的無效將導致讓與擔保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需有當事人之間關于設立讓與擔保的明確約定，約定應包括擔保的債權范圍、擔保物的種類、數量、權利轉移方式、債務履行期限、擔保權的實現方式等主要內容。需完成擔保物權利的轉移，對于不動產和需要登記的動產，應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對于一般動產，可通過交付權利憑證或占有改定等方式實現權利轉移。在某企業與金融機構的讓與擔保糾紛中，法院在認定讓與擔保效力時，依據明確的構成要件，審查了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否合法有效，合同約定是否明確具體，以及擔保物（不動產）的權利轉移是否完成（是否辦理過戶登記），從而準確判斷了讓與擔保的效力。5.1.2細化讓與擔保的公示方式和效力規則對于不動產讓與擔保，應規定以登記為公示方式，登記機關應明確為不動產登記機構。辦理登記后，讓與擔保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物權效力，第三人在與擔保人進行交易時，應查詢不動產登記信息，了解該不動產是否已設立讓與擔保。若第三人明知不動產已設立讓與擔保仍進行交易，其權利將受到讓與擔保權的限制。在某不動產讓與擔保案件中，擔保人將已設立讓與擔保的房屋再次轉讓給第三人，由于第三人在交易時未查詢不動產登記信息，不知曉房屋已設立讓與擔保，法院認定讓與擔保權優先于第三人的權利，保障了讓與擔保權人的合法權益。對于動產讓與擔保，可采用登記對抗主義的公示方式，在統一的動產擔保登記系統進行登記。登記后，讓與擔保權可對抗第三人；未登記的，讓與擔保權僅具有債權效力，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在動產交易中，第三人可通過查詢動產擔保登記系統，了解動產是否已設立讓與擔保。若第三人在交易時不知且不應知動產已設立讓與擔保，其取得的動產權利不受讓與擔保權的影響。在某動產讓與擔保糾紛中，擔保人將已設立讓與擔保的設備再次轉讓給善意第三人，由于讓與擔保未辦理登記，法院認定第三人取得設備的所有權，讓與擔保權人只能向擔保人主張違約責任。對于股權讓與擔保，應規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為公示方式。登記后，股權讓與擔保權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在與擔保人進行股權交易時，應查詢工商登記信息。若第三人明知股權已設立讓與擔保仍進行交易，其股權權利將受到讓與擔保權的限制。在某股權讓與擔保案件中，擔保人將已設立讓與擔保的股權轉讓給第三人，第三人在交易時未查詢工商登記信息，不知曉股權已設立讓與擔保，法院認定讓與擔保權優先于第三人的股權權利，保障了讓與擔保權人的合法權益。通過細化不同類型讓與擔保的公示方式和效力規則，可以增強讓與擔保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保護交易安全。5.2司法實踐完善建議5.2.1統一裁判標準，加強案例指導最高人民法院應制定關于讓與擔保效力認定的統一裁判指引，明確讓與擔保合同效力和物權效力的認定標準。在合同效力認定方面，明確只要讓與擔保合同滿足行為人具有相應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不違背公序良俗等條件，合同即成立并生效。在物權效力認定方面，依據擔保物的類型，分別規定其物權效力的認定規則，如不動產讓與擔保以登記為物權生效要件，動產讓與擔保以交付或登記為物權生效要件等。應充分發揮指導性案例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應定期發布讓與擔保相關的指導性案例，各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應參照指導性案例的裁判思路和裁判結果。通過指導性案例，明確讓與擔保在不同情形下的效力認定標準，如在名為買賣實為讓與擔保的案件中，如何判斷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如何認定合同的效力和物權效力等。這有助于減少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提高司法裁判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在某指導性案例中，法院通過審查合同的簽訂背景、交易價格、當事人的行為等因素，認定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法律關系為讓與擔保，并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認定讓與擔保合同有效，擔保權人享有優先受償權。此后，各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可參考該指導性案例的裁判思路，準確認定讓與擔保的效力。5.2.2提高法官對讓與擔保案件的審理能力法院應加強對法官的專業培訓，定期組織關于讓與擔保等非典型擔保的專題培訓和研討活動，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授課，提高法官對讓與擔保相關法律規定和理論的理解水平。培訓內容應包括讓與擔保的概念、分類、特征、效力認定規則，以及與其他擔保制度的區別和聯系等。通過培訓，使法官能夠準確把握讓與擔保的法律適用，提高審理讓與擔保案件的能力。在培訓活動中，可結合實際案例進行分析討論，讓法官深入理解讓與擔保在實踐中的應用和問題解決方法。法官自身也應加強學習和研究，關注學術動態和司法實踐中的新問題、新情況。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活動，與同行交流經驗，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和審判水平。在審理讓與擔保案件時，法官應全面審查案件事實，綜合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和裁判規則，準確認定讓與擔保的效力。注重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探究，從合同的簽訂背景、交易習慣、當事人的行為等多方面進行分析，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圖。在面對復雜的讓與擔保案件時，法官應保持謹慎的態度，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5.3當事人風險防范建議5.3.1簽訂完善的讓與擔保合同當事人在簽訂讓與擔保合同前，應充分了解讓與擔保的法律性質和相關規定，明確自身的權利義務。合同中應明確約定擔保的債權范圍，包括本金、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以及實現債權的費用等。明確約定債務履行期限，以便確定擔保權的行使時間。在一份讓與擔保合同中，應具體寫明借款本金為100萬元，年利率為6%，借款期限為1年，若債務人逾期還款，應按照未還款金額的每日千分之一支付違約金，同時債權人實現債權的費用（如律師費、訴訟費等）也由債務人承擔。合同中應詳細約定擔保物的情況，包括擔保物的名稱、數量、質量、狀況、所在地、所有權權屬等。對于不動產，應明確房產的具體地址、面積、產權證書編號等信息；對于動產，應明確設備的型號、規格、購置時間等信息。還應約定擔保物權利轉移的方式和時間，如不動產的過戶登記時間、動產的交付方式等。若以房屋作為擔保物，應約定在合同簽訂后的15個工作日內辦理房屋過戶登記手續。合同中應明確約定擔保權的實現方式，如采取變賣、拍賣或折價等方式。若約定變賣方式，應明確變賣的程序、價格確定方式等；若約定拍賣方式，應明確拍賣機構的選擇、拍賣時間等。在合同中約定，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