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生人成”到“內圣外王”：荀子人性論的邏輯演進與現代啟示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思想長河中，人性論始終是核心議題，引發歷代思想家的深入思考與激烈論爭。作為先秦儒學的殿軍，荀子以其獨特的人性論思想，為傳統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儒學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荀子生活在戰國末期，這是一個社會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禮崩樂壞”，舊有的社會秩序分崩離析，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會矛盾尖銳，戰亂頻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重建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行為，成為思想家們亟待解決的問題。荀子通過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提出了“性惡論”，認為人性本惡，人生來就具有各種欲望，如對物質利益、感官享受的追求，若不加以約束引導，必然會引發混亂。這一觀點與孟子的“性善論”形成鮮明對比，二者猶如雙峰并峙，共同構成了先秦人性論的兩大主流觀點。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人內心善的本質，認為人具有仁、義、禮、智的“四端”，肯定人與生俱來的善行，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高揚人的價值與尊嚴，注重通過內在的道德修養來實現人的善性。而荀子的“性惡論”則否定人的自然人性，重視能夠“化性”的禮法和教化，認為人性來自非人、非道德的“天”，需要通過后天的努力來矯正和引導人的本性向善發展。二者雖觀點各異，但目的都是通過所謂的“圣王之教”來教育感化民眾，實現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荀子的人性論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發展歷程來看，荀學思想對傳統儒學的發展貢獻巨大。郭沫若曾高度評價荀子，稱“他不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說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荀子的人性論思想為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內涵，豐富了人性論的研究維度，為后世學者思考人性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當代社會，荀子的人性論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從哲學層面來看，它為我們理解人性的本質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促使我們深入思考人性的復雜性以及人的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從社會層面而言，荀子強調后天教化和社會規范的重要性，這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加強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當今社會，人們面臨著各種誘惑和挑戰，如何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是社會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荀子的人性論提醒我們，要重視教育和法律的作用，通過教育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通過法律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此外，荀子的人性論還能為我們處理人際關系、解決社會矛盾提供有益的借鑒。在人際交往中，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性中的弱點和不足，理解他人的行為動機，以寬容和理性的態度對待他人。同時，我們也要注重自身的修養，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努力實現自我完善。在解決社會矛盾時，我們可以借鑒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綜合運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協調各方利益，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內，荀子人性論的研究成果豐碩且視角多元。早期研究中，學者們多聚焦于對荀子“性惡論”的解讀與評判。如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里，將荀子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對比剖析，指出二者對“性”的定義存在差異，荀子講性惡并非指人性至惡，惡是后天積成的。這一觀點為后續深入探討荀子人性論奠定了基礎。隨著研究的推進，更多學者從不同維度深挖荀子人性論的內涵。郝文麗提出“性危心知論”，認為荀子所謂“性”強調有導致惡的傾向，但本身并非先在的惡，“心知說”與“性危論”相互補充，共同構成荀子人性論的完整義涵。這一創新性觀點突破了傳統“性惡論”的框架，從新的視角解讀荀子對人性的看法。在對荀子“天生人成”思想的研究上，學界關注到這一思想與荀子人性論及社會治理理念的緊密聯系。有學者指出，“天生人成”體現了荀子對人性本惡的認知，強調人需通過后天的努力，即“偽”，來實現自身的發展與完善，這一過程與禮義、教化等社會規范的引導息息相關。這種解讀揭示了“天生人成”思想在荀子哲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對社會秩序構建的重要意義。關于“內圣外王”思想，國內研究主要圍繞其內涵演變、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及與現實社會的關聯展開。陳赟指出，現代通行理解將“內圣外王”誤解為個人修身既要成圣又要作王，或最好由圣人擔任最高統治者，而其原初語境和實質內核是以內外架構教化和統治兩大系統，使之在分離基礎上保持平衡、協調和連續。這一觀點為重新審視“內圣外王”思想提供了新的方向，引發學界對其本質的深入思考。在國外，對荀子思想的研究也逐漸興起。美國漢學家德效騫認為，荀子性惡學說并非意味著人性完全邪惡、無望成善，而是意指人性傾向于惡，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格外努力去發展本性以趨向于善，人性具有無限的能力朝著善的方向發展。這一觀點從跨文化的視角出發，為理解荀子人性論提供了新的思路，也體現了西方學者對荀子思想的獨特理解。然而，當前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在荀子人性論研究方面，部分觀點仍局限于傳統的“性惡論”框架，對荀子人性論的多元解讀還不夠深入全面，尚未充分挖掘荀子人性論與其他哲學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天生人成”和“內圣外王”思想研究中，對于這些思想在當代社會的具體應用和實踐轉化的研究相對薄弱，未能充分發揮這些傳統思想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價值。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深入剖析荀子視角下從“天生人成”到“內圣外王”的人性論重構。文獻分析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查閱《荀子》原著及歷代學者對荀子思想的注疏，如唐代楊倞的《荀子注》、清代王先謙的《荀子集解》等，深入挖掘荀子人性論的原始內涵。同時，全面梳理國內外關于荀子研究的學術著作、期刊論文，像郝文麗提出的“性危心知論”、陳赟對“內圣外王”原初語境的解讀等成果，準確把握學界研究動態，為論文提供堅實的文獻支撐。比較研究法貫穿始終，一方面，將荀子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進行對比。孟子從人的道德本心出發，認為人有“四端”之心，強調人性本善，注重內在道德修養的擴充；而荀子從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著眼，提出“性惡論”，突出后天教化和禮法制度對人性的改造作用。通過這種對比，凸顯荀子人性論的獨特性與價值。另一方面，把荀子的“天生人成”“內圣外王”思想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相關理念比較，揭示荀子思想在先秦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在創新點上，本研究從新的視角對荀子思想進行剖析。傳統研究多聚焦于荀子“性惡論”本身，而本文將“天生人成”與“內圣外王”思想納入荀子人性論的整體框架中，探討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展現荀子人性論從個體人性改造到社會秩序構建的完整思想脈絡，豐富和拓展了荀子人性論的研究維度。同時，深入挖掘荀子人性論的現代價值也是一大創新。在當代社會背景下，重新審視荀子思想對現代社會治理、道德教育以及個人修養的啟示。荀子強調后天教化和禮法規范的作用，這對現代社會加強法治建設、完善道德教育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解決現代社會中的人性問題和社會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二、荀子人性論的理論淵源2.1先秦人性論思想的多元態勢先秦時期，思想領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人性論作為重要的哲學議題，吸引了眾多思想家的關注與探討，形成了多元的思想態勢。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雖未對人性善惡作出明確判斷，但其“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卻為后世人性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論語?陽貨》中，孔子指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表明他認為人在先天本性上是相近的，而后天的習染，即環境與教育等因素，使得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異。孔子將人性分為天性與后天習得，強調后天環境和教育對人性塑造的重要作用。他主張通過“學而時習之”“有教無類”等理念，倡導人們通過學習和教育來提升自我，實現人性的完善，這一觀點體現了對人性可塑性的深刻洞察。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明確提出“性善論”，成為儒家思想中人性論的重要代表。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人都具備仁義之心，他在《孟子?告子上》中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以“四端”之心為基礎，認為這是人性善的萌芽，如同種子一般，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通過“教”的滋養得以擴充和發展。他還以“孺子將入于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為例，論證人天生具有善良的本性，惡是由于善的流失所致。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人的內在道德自覺，認為人可以通過存心養性、反求諸己等方式，充分發揮自身的善性，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境界，這一思想對后世儒家的心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與孟子同時代的告子，提出了“性無善無不善”的觀點，在先秦人性論中獨樹一幟。告子從“生之謂性”立論，認為人的自然屬性本不具道德意義，善惡的產生乃后天習俗所致。他以水為喻，稱“性猶端水也，央諸東方則東流，央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形象地表達了人性在善惡方面的中立性，如同水本身沒有固定的流向，其流向取決于外在的引導。他還以杞柳為喻，“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梧棬”，強調人性與仁義道德之間的關系并非先天固有，而是后天加工的結果。告子的觀點看到了“性”和“仁義”道德的聯系與區別，對后來人性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此外，道家的老子主張“道法自然”，認為人性應順應自然之道，摒棄人為的雕琢和約束，回歸到自然質樸的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人性無所謂善惡之分。莊子則進一步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強調個體的自由和逍遙，認為世俗的善惡觀念是對人性的束縛，人們應超越這些觀念，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脫。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認為人性本惡，人皆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在社會生活中表現為人們對利益的追逐和對自身欲望的滿足，因此需要通過法律和刑罰來約束和規范人的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先秦時期人性論思想的多元態勢，反映了當時思想家們對人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不同視角的探索。這些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為荀子人性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基礎，荀子正是在對前人思想的批判繼承中，構建起了自己獨特的人性論體系。2.2時代背景對荀子思想的塑造戰國時期，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與動蕩之中，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對荀子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塑造作用，成為荀子人性論構建的重要基石。當時，諸侯紛爭，戰火連綿，各國為了爭奪土地、人口和資源，頻繁發動戰爭。據史書記載，戰國時期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像著名的長平之戰，秦國與趙國投入大量兵力，趙國四十萬降卒被秦軍坑殺，這場戰爭不僅給雙方帶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更使得社會陷入極度的恐慌與混亂之中。這種長期的戰亂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流離失所，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禮崩樂壞”的局面日益加劇。原有的宗法制度、道德規范和禮儀秩序逐漸瓦解，人們的行為失去了傳統的約束，社會陷入了一種無序的狀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荀子深刻認識到人性中自私、貪婪等負面因素在缺乏約束時的危害性。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和欲望，往往不擇手段，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沖突不斷。荀子看到，人的自然欲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導和規范，就會引發社會的混亂和動蕩，如他在《荀子?性惡》中所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這表明荀子認為人性中的惡的傾向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源，而要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就必須對人性進行改造和約束。同時，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也為荀子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和廣闊的學術交流平臺。在這個時期，各個學派紛紛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如儒家的“仁政”思想、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等，不同學派之間相互辯論、相互借鑒，形成了一種思想碰撞和融合的局面。荀子作為一位博學多才的思想家，廣泛涉獵各個學派的思想，他在繼承儒家傳統思想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了道家、法家等其他學派的觀點，為自己的人性論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荀子對道家的“自然”觀念進行了改造，將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他認為人性是自然的產物，但不能任由其自然發展，而需要通過后天的努力和人為的改造來實現人性的完善。在與法家思想的交流中，荀子認識到法律和制度在規范人們行為、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他主張“隆禮重法”，將禮義與法治相結合，通過禮義來引導人們的內心，通過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達到治理社會的目的。此外，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也促使荀子對傳統的人性觀念進行反思和創新。隨著社會的發展，原有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逐漸被打破，新興的階層不斷崛起，人們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社會現實使得荀子認識到，人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教育、環境和自身的努力來改變的。他強調“化性起偽”，認為通過教育、學習和實踐，人們可以克服人性中的惡，培養出善良、正直的品質，實現人性的升華。三、“天生人成”：荀子人性論的基石3.1“天”與“人”的分野與關聯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天”與“人”的關系占據著核心地位，“天人相分”是其人性論的重要前提。荀子所言之“天”，乃是自然之天，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不具備人的意志、情感和道德屬性。他在《天論》中明確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這清晰地表明，自然界的運行有著自身恒定的規律，它不會因為人間統治者是圣明的堯還是暴虐的桀而改變。日月星辰的運轉、四季的更替、風雨的變化等自然現象，皆遵循著既定的規律，與人類社會的政治、道德狀況毫無關聯。荀子進一步闡述道：“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天不會因為人們厭惡寒冷就停止冬天的到來，地也不會因為人們嫌惡遼闊遙遠就縮小其面積。這生動地體現了自然之天的客觀性和獨立性，它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行，不受人類主觀意志的左右。這種對“天”的認知，打破了傳統的天命觀，將天從神秘的主宰地位拉回到自然的范疇，為人們正確認識自然和人類自身奠定了基礎。與自然之天相對應，“人”則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生活在社會中，遵循著社會的規則和道德規范。荀子強調，人不應盲目地順應天命，而應積極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這表明，與其尊崇天并對其進行空泛的思考，不如將天視為客觀的事物加以畜養和控制；與其順從天并對其進行歌頌，不如掌握自然規律并加以利用；與其盼望天時并消極等待，不如順應天時并加以運用。荀子以大禹和夏桀為例，說明同樣的天時，由于人的治理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大禹時期社會安定，夏桀時期社會混亂，這并非是天的原因，而是人的作為導致的。這充分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也進一步強調了“天人相分”的思想。然而，“天人相分”并不意味著天與人之間毫無關聯。在荀子看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自然。“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天有四時的變化，地有蘊藏的財富，人能夠治理社會，這就是人與天地相參。人雖然不能改變自然規律，但可以通過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同時，荀子也認識到，人的行為會對自然產生影響。如果人類過度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就會遭到自然的報復。因此，他主張人類在利用自然的過程中，要遵循自然規律，做到“不夭其生，不絕其長”，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3.2人性的“本始材樸”：自然之性的呈現荀子提出“性者，本始材樸也”，深刻闡述了人性的初始狀態，即人性在本然層面是質樸無華的，如同未經雕琢的原始材料，尚未沾染道德的色彩，不具備善惡的屬性。這種“本始材樸”的自然之性，是人性的基礎，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和欲求的體現。從生理本能來看，人天生就具有對物質的基本需求。荀子在《荀子?榮辱》中指出：“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無論是賢明的大禹還是暴虐的夏桀，在這些生理本能上是毫無二致的。當人處于饑餓狀態時，自然會產生對食物的強烈渴望；在寒冷的環境中，會本能地追求溫暖；勞作疲憊后，就想要休息。這種對生存基本條件的欲求，是人類生存和繁衍的基礎，是自然之性的直觀呈現。從心理欲求角度而言，人天生具有對利益的追求和對美好事物的向往。荀子認為“生而有好利焉”，人們往往希望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社會地位和名譽聲望等，這種對利益的追逐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努力工作以賺取更多的收入；在商業活動中，商人追求利潤最大化，這都是“好利”心理欲求的體現。同時，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對悅耳的聲音、美麗的景色、華麗的服飾等具有本能的喜愛和追求，這也是自然之性在心理欲求方面的表現。例如，人們喜歡欣賞美妙的音樂、觀賞絢麗的藝術作品，這些行為都源于人內心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然而，這種“本始材樸”的自然之性只是人性的初始狀態，它本身并不等同于惡，但卻潛藏著向惡發展的可能性。因為人的這些自然欲望和本能如果不加節制，任由其肆意發展，就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當人們過度追求物質利益時，可能會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擇手段，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導致社會的混亂和道德的淪喪。就像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為了爭奪資源而發生爭斗，甚至引發戰爭，這種行為違背了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所以，荀子認為雖然人性初始是質樸的，但必須對其加以引導和規范，通過后天的“偽”來實現人性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3.3“化性起偽”：后天塑造的關鍵路徑面對人性“本始材樸”且潛藏向惡傾向的狀況，荀子提出“化性起偽”，為實現人性向善轉化和社會和諧穩定指明關鍵路徑。“化性起偽”中的“偽”并非虛偽之意，而是指人為，是通過后天的教育、學習和實踐所付出的努力。荀子認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這清晰地闡述了“性”與“偽”的區別，性是先天自然形成的，而偽是后天人為造就的。教育在“化性起偽”中發揮著啟蒙與引導的關鍵作用。荀子高度重視教育對人性的塑造力量，他認為教育是依一定規矩對人加以改變的過程，就像木工對“枸木”進行“檃栝蒸矯”，使其變直一樣。通過教育，人們能夠學習到禮義道德知識，明白善惡是非的標準，從而引導自己的行為和思想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在學校教育中，教師傳授儒家經典，如《詩》《書》《禮》《樂》《春秋》等，讓學生在學習經典的過程中，領悟其中蘊含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學習是個體實現自我提升和人性轉化的重要途徑。荀子強調個體要積極主動地學習，不斷積累知識和道德。他在《勸學》中以“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來比喻學習和積累的重要性，只有通過不斷地學習和積累，才能使自己的品德修養達到更高的境界。一個人通過學習歷史典故，可以從古人的智慧和行為中汲取經驗教訓，明白為人處世的道理；學習哲學思想，可以提升自己的思維能力和道德境界，使自己更加理性地看待世界和人生。禮義規范則為“化性起偽”提供了具體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荀子認為禮義是圣人制定的，是社會秩序的基石，它能夠約束人們的行為，引導人們的欲望，使其符合社會的公序良俗。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遵循禮義規范，如尊老愛幼、誠實守信、尊重他人等，這些行為準則不僅能夠規范人們的外在行為，還能夠逐漸內化為人的道德品質，使人們在行為和思想上都能夠自覺地遵守社會的道德規范。在人際交往中，遵循禮義規范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減少沖突和矛盾，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化性起偽”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需要個體的自覺努力和社會環境的積極影響。個體要認識到人性中存在的不足，主動接受教育和學習，不斷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行為。社會也要為個體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和道德氛圍，通過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引導人們實現人性的轉化和提升。一個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品德修養，通過言傳身教，讓孩子從小就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觀念；學校加強道德教育，營造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社會倡導良好的道德風尚，通過輿論宣傳、榜樣示范等方式，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四、從“天生人成”到“內圣外王”的邏輯演進4.1“內圣”：個體道德修養的達成4.1.1心的認知與主宰作用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心在個體道德修養的達成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具有認知與主宰的雙重作用。荀子明確指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這表明心猶如身體的君主，是精神和意識的主宰，它能夠主動地發出指令，而不受其他事物的支配。心在人的認知活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人們獲取知識、辨別是非善惡的關鍵。從認知層面來看，心具有感知和思考的能力。荀子認為，通過心的感知，人們能夠接觸和了解外界事物，獲取感性認識。“心有征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心能夠對感官所獲得的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和判斷，從而使人們獲得對事物的理性認識。當人們看到紅色的蘋果時，眼睛首先感知到其顏色和形狀等外在特征，然后心對這些感官信息進行加工，將其與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相結合，從而判斷出這是一個蘋果，并進一步了解其具有的營養價值等屬性。這種認知過程離不開心的主導作用，心能夠引導人們深入思考，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心還是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荀子強調“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一個人能夠正確地判斷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就是有智慧的表現；反之，將對的視為錯的，將錯的視為對的，則是愚蠢的。而這種判斷能力源于心的認知和思考。在面對道德選擇時，心會依據人們所接受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對行為的后果進行分析和評估，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當人們面臨是否要幫助他人的抉擇時，心會根據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如善良、樂于助人等觀念，來判斷幫助他人是正確的行為，并驅使人們付諸行動。在心對行為選擇的主宰方面，荀子認為心能夠控制和調節人的行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心可以自我約束、自我驅使、自我奪取、自我獲取、自我行動和自我停止，它能夠根據道德準則和自身的判斷，對人的行為進行引導和規范。當人們想要追求物質利益時，心如果認識到這種追求可能會違背道德規范，就會發出指令，禁止人們的行為；反之，如果心認為某種行為符合道德要求，就會促使人們積極去做。一個人在面對金錢的誘惑時，如果心堅守誠實守信的道德原則，就會拒絕不正當的獲取方式，保持自己的道德操守。此外，心的主宰作用還體現在它能夠抵制外界的干擾和誘惑。荀子指出，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會面臨各種誘惑，如名利、聲色等，心若不能保持清醒和堅定，就容易被這些誘惑所迷惑，從而導致行為失范。“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如果心不發揮其主宰作用，即使黑白顏色擺在眼前，眼睛也看不見；即使雷聲和鼓聲在旁邊響起，耳朵也聽不見。只有心保持警覺，時刻以道德準則為指引，才能不為外界的誘惑所動搖，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在現代社會中，各種娛樂和消費主義盛行，人們很容易被這些外在的誘惑所吸引，忽視了自身的道德修養。此時，心的主宰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它能夠幫助人們保持理性，不盲目追求物質享受，而是注重內心的道德成長和精神追求。4.1.2修身的方法與境界荀子認為，個體要實現道德修養的提升，達到“內圣”的境界，需要通過一系列具體的修身方法，其中“虛壹而靜”和“積善成德”是最為關鍵的途徑。“虛壹而靜”是荀子提出的重要修身方法，它強調心在認知和修養過程中應保持的狀態。“虛”即虛心，指不預先存有偏見，能夠容納新的知識和觀念。荀子說：“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人們不應因已有的知識和經驗而妨礙對新知識的接受，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斷學習和吸收新的道德理念和智慧。在學習儒家經典時，不能因自己原有的理解而排斥其他學者的觀點，要虛心傾聽不同的解讀，從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以豐富自己的道德認知。“壹”即專一，要求心專注于某一事物，不分散精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具有認知能力，能夠同時接觸到多種事物，但人們應專注于其中之一，不被其他事物干擾，從而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在進行道德修養時，要專注于對道德準則的學習和實踐，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的品德上，不為外界的瑣事和誘惑所分心。一個人如果想要培養自己的仁愛之心，就應專注于關愛他人、幫助他人的行為實踐，不斷反思和改進自己的行為，而不是三心二意，同時追求多個不同的目標。“靜”即靜心，指心要保持寧靜，不為外界的干擾和內心的雜念所動搖。“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不能讓虛幻的夢境和雜亂的思緒擾亂自己的認知和判斷。在現實生活中，外界的各種信息和內心的各種欲望常常會干擾人們的內心平靜，使人無法專注于道德修養。通過“靜”的修煉，人們能夠排除這些干擾，使心保持清明和冷靜，從而更好地洞察自己的內心，遵循道德準則行事。在面對名利的誘惑時，能夠保持內心的寧靜，不為其所動，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通過“虛壹而靜”的修養方法，人們能夠使心達到“大清明”的境界。“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在“大清明”的狀態下，人們能夠清晰地認識萬物的形態和本質，對事物進行準確的判斷和評價，使萬物各得其所。這種境界下的心，能夠洞察道德的真諦，指導人們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從而實現道德修養的提升。“積善成德”是另一個重要的修身方法，強調道德修養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荀子以“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來比喻積善的重要性。就像積累泥土可以形成高山，匯聚水流可以形成深淵一樣，人們通過不斷積累善行，就能夠形成良好的品德。每一次幫助他人、遵守道德規范的行為，都是一次善的積累，這些善行逐漸內化為人的品德，使人們的道德境界不斷提升。一個人經常參與公益活動，關心弱勢群體，這些行為的不斷積累會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有愛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在積善的過程中，個體需要不斷地反思和自省，及時發現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君子廣泛地學習知識，并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就能使自己的智慧明達，行為沒有過錯。通過反思和自省，人們能夠總結自己在道德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自己的行為，從而更好地實現積善成德。在與他人交往中，如果發現自己的言語或行為傷害了對方，就應及時反思自己的過錯，向對方道歉，并在今后的交往中注意改正，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問題。通過“虛壹而靜”和“積善成德”等修身方法的實踐，個體能夠逐漸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達到君子、圣人的道德境界。君子是道德修養較高的人，他們能夠自覺地遵守道德規范，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君子學習道德知識，能夠入耳入心，并體現在自己的言行舉止中，成為他人的榜樣。而圣人則是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他們具有完美的品德和卓越的智慧，能夠洞察天地萬物的規律，以道德為準則治理天下。“圣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圣人是道德完備、完美無缺的人，他們的道德標準就像衡量天下的權衡一樣，為人們樹立了最高的道德典范。雖然達到圣人的境界并非易事，但通過不斷地修身養性，人們可以逐漸接近這一境界，實現“內圣”的目標。4.2“外王”：社會政治理想的構建4.2.1禮治與法治的融合荀子身處戰國亂世，目睹社會秩序的崩壞，深刻認識到重建社會秩序的緊迫性與重要性，從而提出“隆禮重法”思想，力求實現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這一思想是對儒家禮治思想的繼承與創新，同時汲取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精髓，將禮與法有機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治理理念。禮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是社會秩序的基石。荀子認為禮源于圣人對社會秩序的構建和對人性的洞察，“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人天生具有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產生追求，當追求沒有限度時就會引發爭斗，導致社會混亂。圣人制定禮義，就是為了確定人們的名分和界限，調節人們的欲望，使欲望與物質相互協調，從而避免社會的混亂。在古代社會，禮規范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的衣食住行到國家的政治活動，都有嚴格的禮儀規定。在祭祀活動中，人們必須遵循特定的禮儀程序，以表達對祖先和神靈的敬意；在君臣關系中，臣子要遵守君臣之禮，尊重君主的權威，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禮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能夠引導人們的行為和思想，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規范。荀子強調通過禮的教育和熏陶，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是端正自身行為的準則，老師是傳授禮的人，通過學習禮和接受老師的教導，人們能夠明白什么是正確的行為，從而自覺地遵守社會的道德規范。在學校教育中，教師通過傳授儒家經典和禮儀知識，培養學生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習慣，使他們成為有道德、有修養的人。然而，荀子也認識到，僅靠禮的教化不足以完全約束人們的行為，尤其是對于那些道德觀念淡薄、私欲膨脹的人，必須借助法的強制力。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具有明確的規范和嚴厲的制裁措施。“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法是治理國家的開端，而君子是制定和執行法的根源。有了君子，即使法律條文簡略，也足以治理好國家；沒有君子，即使法律完備，也會因為執行不當而導致社會混亂。法的作用在于對違反社會秩序的行為進行制裁，以威懾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逾德”。刑罰與罪行相適應就能產生威嚴，否則就會受到輕視；爵位與賢能相匹配就能使人尊貴，否則就會使人低賤。在古代社會，對于盜竊、殺人等犯罪行為，會根據法律規定給予相應的刑罰，如監禁、流放、死刑等，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禮與法在荀子的思想中并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關系。禮側重于道德教化，通過內在的修養和自律來引導人們遵守社會規范；法側重于外在強制，通過明確的規則和制裁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理國家的關鍵在于禮與刑的結合，君子通過修養自身，運用禮與刑來治理百姓，使國家安寧。在社會治理中，對于一些輕微的違法行為，可以通過禮的教化來引導人們改正；對于嚴重的違法行為，則必須依靠法的制裁來予以懲處。對于一些初犯且情節較輕的盜竊行為，可以通過道德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促使其認識到錯誤并改正；而對于慣犯或情節嚴重的盜竊行為，則要依法給予嚴厲的懲罰，以維護社會的秩序。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對后世社會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封建社會，統治者往往將禮與法結合起來，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漢朝時期，統治者在推崇儒家禮治的同時，也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形成了“禮法結合”的治國模式。唐朝的《唐律疏議》更是將禮與法高度融合，以禮為核心，以法為保障，使禮的精神滲透到法律的各個方面，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的典范。在現代社會，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社會治理中，我們既要加強道德建設，通過教育、宣傳等方式，提高人們的道德素質和社會責任感；又要完善法律制度，加強法治建設，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4.2.2圣王的角色與使命在荀子“內圣外王”的思想體系中，圣王處于核心地位，肩負著以道德和智慧引領社會、實現王道政治的重大使命，是社會秩序的構建者和維護者，其角色和使命對于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發展至關重要。圣王首先是道德的楷模，具備高尚的品德和完美的人格。荀子認為，圣王通過自身的修身養性，達到了“內圣”的境界，成為人們道德修養的榜樣。“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圣王能夠盡人倫之道，通曉萬物之理，其道德修養達到了極致。他們具有仁愛之心，關愛百姓，“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將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以關愛百姓為己任。圣王還具備誠信、正直、寬容等美德，言行一致，以身作則，為社會樹立了良好的道德風尚。在日常生活中，圣王嚴格要求自己，遵守道德規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和感染身邊的人，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道德的熏陶。除了道德楷模，圣王還是智慧的象征，擁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治國理政的智慧。他們能夠洞察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準確把握時代的脈搏，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圣王制定的政策體現了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能夠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政治治理方面，圣王善于選拔人才，“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根據人的品德和才能授予相應的官職，使人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圣王的使命在于實現王道政治，使天下歸心，達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仁政”，即以仁愛之心治理國家，關愛百姓，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圣王深知富民的重要性，只有百姓富足，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們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減輕賦稅、發展農業生產、推行教育等，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實現王道政治的過程中，圣王還注重社會秩序的維護和社會矛盾的化解。他們運用禮義與法治相結合的手段，規范人們的行為，調節社會關系。對于遵守社會規范的人，給予表彰和獎勵；對于違反社會規范的人，依法進行懲處。“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杰至矣；是非不亂，則國家治矣”。通過這種方式，圣王能夠營造良好的社會秩序，使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當社會出現矛盾和沖突時，圣王能夠以公正、公平的態度進行調解，化解矛盾，避免社會的動蕩。在處理民族關系時，圣王采取懷柔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促進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圣王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是理想的統治者，他們以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智慧，引領社會走向繁榮與和諧。雖然在現實中圣王難以完全實現，但荀子的這一思想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范式，激勵著他們不斷追求道德與政治的完美結合，為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而努力。五、荀子人性論的歷史影響與現代啟示5.1對后世思想發展的影響荀子的人性論思想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對后世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漢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說”深受荀子人性論的啟發。董仲舒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礎上指出“性善情惡”，開了“性三品說”的先河。他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上品是“圣人之性”，受命于天，近于全善；中品是“中民之性”，可善可惡；下品是“斗筲之性”，瞑而未覺，近于全惡。這一學說與荀子的人性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但通過后天的“偽”可以化惡為善。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荀子對人性的這種認識，他看到了人性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以及后天教育和環境對人性的影響。對于“中民之性”，董仲舒認為需要通過社會的教育才能養成道德品行，這與荀子強調后天教化的重要性是一致的。董仲舒從正面繼承發展了荀子的人性論，并部分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論，以陰陽二氣的屬性來解釋人性善惡的關系。他將人性論與天人感應相結合，為封建統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漢代及后世的政治和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宋明理學的“氣質之性”說也與荀子人性論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宋明理學在探討人性問題時，提出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概念。“天地之性”是先天的、至善的，而“氣質之性”則受到后天氣質的影響，有善有惡。這一觀點與荀子“性惡論”中關于人性需要后天改造的思想有相通之處。荀子認為人性本惡，需要通過“化性起偽”來改變人性；宋明理學則認為“氣質之性”需要通過后天的修養和教育來克服其中的惡，恢復“天地之性”的善。張載提出“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強調通過后天的努力可以克服氣質之性的局限，回歸天地之性的本善。這一思想體現了對荀子人性論中后天改造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宋明理學雖然在人性論上以孟子的性善論為主導，但荀子的思想仍然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此外，荀子的人性論對法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家認為人性本惡，人具有“好利惡害”“趨利避害”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這一觀點與荀子的“性惡論”有相似之處。荀子認為人的自然欲望如果不加節制，就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道德的淪喪。法家繼承了這一思想，主張以“法”的手段來約束和教育臣民。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是荀子的學生，他在吸收荀子人性論思想的同時，又吸取了道家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性惡論學說。他認為人性的自私自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以維護社會秩序。荀子的人性論為法家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使得法家思想在戰國時期得以迅速發展，并對后世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2在當代社會的價值體現在當代社會，荀子的人性論思想蘊含著豐富的價值，對道德教育、社會治理以及個人修養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能夠為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提供獨特的思路和方法。在道德教育領域，荀子“化性起偽”的思想為當代道德教育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他強調后天教育和環境對人性塑造的關鍵作用，這提示我們在當代道德教育中，必須高度重視教育的力量。學校作為道德教育的主陣地，應將道德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學的各個環節之中。通過系統地傳授道德知識，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使學生深刻理解道德的內涵和意義。可以開設專門的道德與法治課程，講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和重要性，讓學生明白誠實守信、尊老愛幼、關愛他人等道德準則的價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同時，教師要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言行舉止為學生樹立良好的道德榜樣，通過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習慣。家庭在道德教育中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家長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通過家庭中的言傳身教，培養孩子的道德品質。家長要教育孩子尊重他人、關心家人，培養孩子的愛心和責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可以通過講述道德故事、引導孩子參與公益活動等方式，讓孩子在實踐中感受道德的力量，逐漸形成良好的道德習慣。荀子的思想還啟示我們，道德教育要注重實踐，讓學生在實際行動中踐行道德準則。可以組織學生參與志愿服務活動，如社區義工、環保行動等，讓學生在幫助他人、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增強自己的道德體驗，培養自己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從而將道德知識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品質。在社會治理層面，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為當代社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禮義作為社會道德規范，能夠引導人們的行為和思想，使其符合社會的公序良俗。在當代社會，我們應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融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宣傳教育、文化活動等方式，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可以通過公益廣告、主題演講、文化展覽等形式，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和意義，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保障，具有明確的規范和嚴厲的制裁措施。我們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加強法治建設，確保法律的公正執行。對于違法犯罪行為，要依法予以嚴厲打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在打擊犯罪方面，公安機關要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違法者受到應有的懲罰。同時，要注重禮與法的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它們在社會治理中的協同作用。在處理一些社會問題時，既要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強制約束，又要借助道德的力量進行引導和教育。對于一些輕微的違法行為，可以通過道德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促使違法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加以改正；對于嚴重的違法行為，則要依法進行懲處，同時也要加強對違法者的道德教育，幫助他們改過自新。在個人修養方面，荀子的人性論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對自身的反思和警醒，認識到人性中存在的弱點和不足，通過不斷學習和修養，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我們要像荀子所倡導的那樣，保持“虛壹而靜”的心態，虛心學習，專注于自我提升，不為外界的干擾和誘惑所動搖。在面對各種信息和誘惑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盲目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