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洞察中國哲學的思維根基與演進脈絡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中國哲學源遠流長，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精神塑造和文化傳承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哲學形成了獨特的概念、范疇和思維方式，成為世界哲學寶庫中的璀璨明珠。“制作”與“生生”作為中國哲學中的兩個隱喻原型，貫穿于中國哲學發展的始終，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深入探究這兩個隱喻原型，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哲學的本質和內涵，還能為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對“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一方面，這兩個隱喻原型涉及到中國哲學中的諸多核心議題，如宇宙生成論、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通過對它們的研究，可以深入挖掘中國哲學的內在邏輯和思想體系，填補相關領域的研究空白，豐富和完善中國哲學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將“制作”與“生生”作為隱喻原型進行研究，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隱喻作為一種重要的認知工具，能夠幫助我們突破語言和概念的局限，更加直觀地理解和把握抽象的哲學思想。從隱喻原型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揭示“制作”與“生生”概念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文化意義和思維模式，從而為中國哲學的研究開辟新的路徑。在當代社會，對“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的深刻變革，人類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如生態危機、價值沖突、精神困境等。中國哲學中的“制作”與“生生”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智慧，能夠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示。“生生”思想強調宇宙萬物的生生不息、和諧共生，倡導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倫理觀念，這對于我們應對生態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制作”思想則注重人的創造性和實踐能力，強調通過合理的制作和運用器物來滿足人類的需求，同時注重制作過程中的道德和倫理規范，這對于我們在科技時代正確處理人與技術的關系、避免技術異化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1.2研究現狀綜述目前，學界對于中國哲學中“制作”與“生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制作”方面，部分學者從科技史視域對傳統科技思想進行梳理，將“制器”觀念納入研究范疇，探討其在歷史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不少科技史研究將傳統科技思想視為重要組成部分，但這類研究多未將“制器”從單純概念上升為具有豐富內涵的觀念，缺乏從中國文化整體性角度的深入挖掘。從哲學視域出發，有學者對古代技術思想進行專題辨析，圍繞道器關系、工匠形象、造型工藝等話題展開討論，然而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程度上以儒家為子學的認識傾向，對經學層面材料的利用和思想分析不夠充分。在中西會通與比較視域下，一些學者探究“制作”觀念，通過對比“生生”與“制造”，分析東西方思想體系的差異與特質，或者考察古代思想家對“作”的理解來剖析中國古代創作觀，推動了中國哲學中“制作”問題的研究。關于“生生”思想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眾多學者從《易經》的“生生”學說入手，探討其作為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內涵和意義。熊十力認為“生生”是萬物始終處于舍舊生新的變化過程，體現了萬物的本性。張岱年指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處在時時變化之中，“生生”即生而又生、日新。在變易根源的探討上，方東美認為來自乾元，羅光則認為是剛柔相推引起。在人的本性與創造方面，熊十力強調宇宙實體是創造的來源，人能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創造；張岱年明確提出人的本性即是創造；羅光認為宇宙存在創造主，其創造力是萬物的最終動力因；方東美突出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須發揮創造精神才能德配天地。在人的創造性發揮上，熊十力主張儒家的“仁”使“天工、人事兩相融合”以發揮創造力；張岱年強調實踐；方東美主張通過心性修養；羅光認為是“人的靈魂的自由”。還有學者從“生生”思想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生態倫理等當代問題的聯系出發，探討其當代價值。然而，當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對于“制作”與“生生”的研究多是分別展開，較少將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進行深入比較和關聯性分析，未能充分揭示它們在中國哲學體系中的相互關系和內在邏輯聯系。另一方面，在研究深度上，雖然對“制作”與“生生”的概念、內涵等有一定闡述，但對于其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心理、隱喻思維模式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哲學流派中的演變和發展，缺乏系統而全面的挖掘。此外，在研究視角上，缺乏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未能充分結合文化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進行綜合研究。本文將以“制作”與“生生”作為中國哲學中的兩個隱喻原型為切入點，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通過系統梳理二者的內涵、特征、發展脈絡，深入剖析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差異，從隱喻思維的角度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和認知模式。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綜合哲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知識，全面而深入地探討“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作用和當代價值，以期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制作”與“生生”這兩個隱喻原型。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方法。通過廣泛查閱古代經典文獻，如《易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深入挖掘其中關于“制作”與“生生”的思想內涵，梳理其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哲學流派中的演變脈絡。同時，充分參考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學術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等，了解學界對這兩個概念的研究現狀，汲取有益的觀點和研究思路，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將抽象的理論具象化。在研究“制作”隱喻原型時，選取中國古代的典型科技發明和工藝制作案例，如四大發明、絲綢紡織、陶瓷燒制等，分析這些制作活動背后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以及制作主體的思維方式和實踐智慧。在探討“生生”隱喻原型時，以自然界中的生物生長、繁衍現象以及人類社會中的文化傳承、民族發展等為例，深入闡釋“生生”思想在具體情境中的體現和應用，從而更好地理解其內涵和特征。比較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一方面，對“制作”與“生生”這兩個隱喻原型進行內部比較，分析它們在概念內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差異與聯系，揭示它們在中國哲學體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系。另一方面，將中國哲學中的“制作”與“生生”思想與西方哲學中的相關概念進行跨文化比較，如西方哲學中的“制造”“生成”等概念，通過對比分析，凸顯中國哲學中這兩個隱喻原型的獨特性和民族性，同時也借鑒西方哲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拓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本研究在研究視角和理論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對“制作”與“生生”分別研究的局限，將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從隱喻原型的角度進行系統研究，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思路。同時，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融合哲學、文化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進行綜合分析，打破學科壁壘，豐富研究內容，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在理論分析上，本研究深入挖掘“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心理和認知模式。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和案例的研究，揭示這兩個隱喻原型所反映的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以及它們在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探討“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在當代社會的價值和意義，為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提供新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實現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古今貫通和中西融合。二、“制作”隱喻原型：內涵、起源與發展2.1“制作”隱喻原型的內涵剖析“制作”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蘊含著豐富而獨特的內涵，它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生產制造行為的表述，更承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意義。從本質上講，“制作”隱喻體現了人類通過自身的智慧和實踐，對自然、社會以及自身進行改造和塑造的過程，它反映了人類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構建，追求秩序、規范和價值的努力。以荀子的“先王制禮論”為例，能更為深入地剖析“制作”隱喻原型的內涵。荀子認為，“先王制禮”的命題包含“禮義”“先王”“制作”三個緊密相連的環節。“禮義”在這一體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它關涉著禮義以何種方式對現實秩序產生規范效應。在荀子看來，禮義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是人們行為的準則和規范。它通過明確社會成員之間的身份、地位和權利義務關系，使社會形成一種有序的結構，從而避免因混亂和無序而導致的社會動蕩。禮義規定了人們在不同場合下的行為舉止，如在祭祀、禮儀活動中的儀式規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準則等，這些規范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引導人們走向符合社會道德和價值觀念的道路。“制作”觀念傳達的是荀子對世界由“偏險悖亂”向“正理平治”轉化的理想圖景。在荀子生活的時代，社會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戰亂頻繁，道德淪喪，人們的生活陷入困境。荀子認為，先王正是洞察到這種混亂局面的根源在于人們的欲望無度和行為失范，因此通過“制作”禮義來對社會進行改造和規范。先王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和人們的需求，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禮義制度，這套制度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通過實施這套禮義制度，先王希望能夠引導人們的行為，調節人們的欲望，使社會逐漸走向穩定、和諧與有序，實現“正理平治”的理想狀態。“先王”則是其“禮義”所以能成為普遍法則的權威性保證。在荀子的思想中，先王具有超凡的智慧和品德，他們是社會的楷模和領導者。先王憑借著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崇高威望，制定出的禮義才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和遵循。先王的權威性不僅來自于他們的地位和權力，更來自于他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和對人民福祉的深切關懷。他們所制定的禮義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而是為了實現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因此，人們對先王充滿敬畏和信任，愿意接受先王所制定的禮義的約束和規范。這三個環節環環相扣，構成了一個邏輯完整的體系。“禮義”是“制作”的內容和目標，“制作”是實現“禮義”的手段和過程，而“先王”則是“制作”和“禮義”的權威性來源和保障。它們共同體現了“制作”隱喻原型在荀子“先王制禮論”中的深刻內涵，即通過先王的智慧和權威，制作出禮義這一規范體系，來實現對社會秩序的轉化和塑造，使世界從混亂走向有序，從無序走向和諧。2.2“制作”隱喻原型的起源追溯“制作”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哲學的奠基階段，也是各種思想流派蓬勃發展的時期。“制作”隱喻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思想發展密切相關，它反映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改造方式，以及對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追求。先秦時期，社會處于大變革之中，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手工業的進步，各種制作活動如制陶、冶煉、紡織、建筑等日益繁榮。這些制作實踐不僅滿足了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還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技藝和經驗體系。人們在制作過程中，深刻體會到了人類的智慧和創造力對物質世界的改造作用，從而為“制作”隱喻的產生提供了現實基礎。在制陶工藝中，工匠們通過對泥土的塑形、燒制，將原本普通的泥土變成了實用且精美的陶器，這一過程體現了人類對自然材料的加工和創造，也讓人們意識到人類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事物的形態和功能。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圍繞著社會秩序、道德倫理、政治治理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和爭鳴。“制作”隱喻作為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被諸子百家廣泛運用，以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荀子的“先王制禮論”便是“制作”隱喻在儒家思想中的典型體現。荀子生活在戰國末期，目睹了社會的動蕩和混亂，認為只有通過制定禮義制度，才能規范人們的行為，實現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他以工匠制作器物的過程為隱喻，將先王比作工匠，禮義比作器物，認為先王通過對人性和社會現實的洞察，制作出禮義這一規范體系，以矯正人們的行為，使社會從混亂走向有序。這種觀點強調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制作”隱喻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應用。道家雖然主張順應自然，反對過度的人為制作，但在其思想中也蘊含著對“制作”的反思和批判。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強調自然的無為而治，反對人類過度干預自然和社會。他認為，過度的制作和有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人性的迷失。在他看來，人類應該遵循自然之道，減少不必要的制作和干預，讓事物自然發展。莊子也繼承了老子的思想，主張“法天貴真”，反對人為的雕琢和造作。他通過講述“混沌之死”的寓言，表達了對過度人為制作的批判。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為中央之帝混沌鑿七竅，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這個寓言警示人們，過度的人為制作可能會破壞事物的自然本性，導致不可挽回的后果。道家對“制作”的反思和批判，從反面說明了“制作”隱喻在先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也促使人們思考人類制作活動的邊界和限度。墨家則強調“尚力”，重視人類的勞動和制作能力。墨家認為，人類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制作，可以創造出更多的財富，改善生活條件。墨家主張“節用”“節葬”，反對浪費和奢侈，提倡合理地利用資源進行制作。他們注重制作的實用性和功能性，認為制作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為了追求奢華和虛榮。墨家對制作的重視，體現了“制作”隱喻在墨家思想中的積極意義，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中下層人民對勞動和創造的重視。在先秦時期的其他文獻中，也能發現“制作”隱喻的蹤跡。《考工記》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手工業技術專著，詳細記載了各種制作工藝和技術規范。它不僅反映了當時制作技術的水平，還體現了人們對制作過程的認識和理解。在《考工記》中，制作被視為一種技藝和藝術，工匠們需要具備精湛的技藝和豐富的經驗，才能制作出高質量的器物。書中對各種器物的制作工藝、材料選擇、尺寸規格等都有詳細的描述，這些描述不僅是對制作技術的總結，也蘊含著對制作過程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2.3“制作”隱喻原型在后世的發展演變隨著歷史的演進，“制作”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不斷發展演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漢代經學中，“制作”隱喻原型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和發展。漢代經學以儒家經典為研究對象，強調對經典的闡釋和傳承，“制作”隱喻在這一過程中與經學的發展緊密相連。在對《詩經》的闡釋中，漢代經學家們運用“制作”隱喻來理解詩歌的創作和意義。他們認為，《詩經》中的詩歌是先王或圣賢為了表達某種思想、情感或道德觀念而創作的，具有特定的制作目的和意圖。毛亨、毛萇在《毛詩序》中指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里將詩歌的創作視為一種由內心情志驅動的表達過程，類似于一種“制作”行為，通過語言、歌唱、舞蹈等形式將內在的情感和思想表達出來。這種觀點體現了“制作”隱喻在詩歌創作領域的應用，強調了詩歌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制作性和目的性。在對禮學的研究中，漢代經學家們也繼承了荀子的“先王制禮”思想，進一步強調禮義制度的制作和傳承。他們認為，禮義制度是先王為了規范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而制作的，具有權威性和神圣性。鄭玄在《三禮注》中對禮的起源、發展和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的注釋和闡釋，強調禮是先王根據天地之道和人性特點制作而成的，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他對各種禮儀制度的考證和解釋，體現了對先王制作禮義這一觀念的尊崇，也反映了“制作”隱喻在禮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漢代經學中的“制作”隱喻，不僅強化了儒家經典和禮義制度的權威性，還為漢代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宋明理學時期，“制作”隱喻原型呈現出與理學思想相結合的新特點。宋明理學以“理”為核心概念，強調天理的至高無上性和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制作”隱喻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與理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論緊密相關。朱熹作為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中體現了“制作”隱喻的新發展。朱熹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本體，萬物皆由理而生，這一過程類似于一種“制作”。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在朱熹看來，理就像一個“制作”的模板或藍圖，氣則是實現“制作”的材料，天地萬物就是由理通過氣的運動變化而“制作”出來的。這種觀點將“制作”隱喻上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為宇宙萬物的生成和存在提供了一種解釋框架。在認識論方面，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認為通過對事物的研究和探究，可以認識到事物背后的理，這一過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制作”知識的過程。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里，格物的過程就是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和研究，從而“制作”出關于事物之理的知識，致知則是這種“制作”知識的結果。這種觀點將“制作”隱喻應用于認識論，強調了人類通過實踐和學習來獲取知識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道德修養方面，朱熹認為，人要通過道德修養來實現對天理的體認和遵循，這一過程類似于工匠對器物的雕琢和制作。他強調“存天理，滅人欲”，認為人要去除私欲的蒙蔽，恢復天理的清明，就需要不斷地進行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這就像工匠對粗糙的材料進行精心雕琢，使其成為符合標準的器物一樣。朱熹的這種觀點將“制作”隱喻與道德修養聯系起來，強調了道德修養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提供了指導和規范。除朱熹外，宋明理學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程顥、程頤、陸九淵、王陽明等，也在各自的思想中體現了“制作”隱喻的影響。程顥、程頤強調“天理”的權威性和普遍性，認為人的行為應該符合天理的要求，這一觀點與“制作”隱喻中強調的規范性和目的性相契合。陸九淵提出“心即理”的觀點，認為心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人的道德修養在于發明本心，這一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對內心道德準則的“制作”和呈現。王陽明則主張“致良知”，認為良知是天理在人心中的體現，人要通過致良知的工夫來實現道德的完善，這同樣體現了“制作”隱喻在道德修養領域的應用。宋明理學中的“制作”隱喻，不僅豐富了理學的思想內涵，還對中國古代的教育、倫理、政治等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強調了人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追求道德境界和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同時，它也強化了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秩序，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和諧起到了積極作用。三、“生生”隱喻原型：內涵、根源與哲學表達3.1“生生”隱喻原型的內涵闡釋“生生”作為中國哲學中的重要隱喻原型，其內涵深邃而豐富，集中體現于《易經》之中。《易經》有言：“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兩句話高度凝練地概括了“生生”的核心內涵，揭示了宇宙萬物的生命本質和發展規律，成為理解“生生”隱喻原型的關鍵所在。“生生之謂易”，強調了宇宙處于永恒的變化和生成之中，“生生”即是這種變化和生成的具體體現。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時刻處于舍舊生新的動態過程之中。熊十力對“生生”的理解深刻而獨到，他認為“前一瞬間，舍舊生新，新者方生，便復成舊。后一瞬間，又舍舊生新。如此則每一個瞬間都是舍舊生新，是為生生不已”。在他看來，“生生”是萬物的本性，生和滅相互涵攝，說生已有滅在，說滅已有生在，萬物本無固定性，剎那剎那頓起頓滅，頓滅頓起，生生不已。這種觀點生動地描繪了宇宙萬物不斷變化、更新的動態圖景，展現了“生生”隱喻中蘊含的宇宙變化的內涵。“天地之大德曰生”，則突出了天地對生命的重視和關愛，強調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天地孕育萬物，賦予萬物以生命，這是天地最大的美德。生命的誕生和延續是宇宙間最為珍貴的事情，萬物在天地的滋養下茁壯成長，展現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這種對生命的尊崇和敬畏，體現了“生生”隱喻中生命延續的內涵，也反映了中國哲學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從自然現象來看，四季的更替是“生生”隱喻的生動體現。春天，大地復蘇，萬物生長，新的生命破土而出，展現出蓬勃的生機；夏天，萬物繁茂，生命在陽光雨露的滋養下茁壯成長，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秋天，果實成熟，生命完成了一個階段的成長，同時也為下一個階段的生命延續奠定了基礎；冬天，萬物蟄伏，看似生命的沉寂，實則是生命在積蓄力量，等待著來年春天的再次萌發。四季的循環往復，正是生命生生不息的過程，體現了“生生”隱喻中宇宙變化和生命延續的內涵。生物的繁衍也是“生生”隱喻的重要體現。以人類為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生命在不斷的延續中得以發展。父母孕育子女，子女又繁衍后代，人類的生命在這種不斷的傳承中得以延續和發展。每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都帶來了新的希望和可能，他們繼承了先輩的基因和文化，又在新的時代中創造和發展，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在自然界中，各種生物也通過繁殖來延續自己的物種。動物的交配、產卵、孵化，植物的開花、結果、播種，都是生命繁衍的方式。這些生物通過不斷地繁殖，使自己的物種得以延續和發展，展現了生命的頑強和不息。在人類社會中，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同樣體現了“生生”隱喻的內涵。從古代的詩詞歌賦到現代的文學藝術，從傳統的手工藝到現代的科技發明，人類的文化在不斷地傳承和創新中得以發展。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地學習、吸收和創新，將優秀的文化傳統發揚光大，同時也創造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以來，歷經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發展和傳承，到漢代的獨尊儒術，再到宋明理學的興起，儒家文化在不斷地傳承和創新中，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現代社會，儒家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它的仁愛、禮義、忠信等思想觀念，依然是人們道德修養和社會行為的重要準則。這種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體現了“生生”隱喻中生命延續和發展的內涵，也展示了人類社會在文化領域的不斷進步和創新。3.2“生生”隱喻原型的根源探究“生生”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有著深厚的根源，與中國古代的宇宙生成論、陰陽學說密切相關，這些思想體系為“生生”隱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對世界和生命的認知方式。中國古代宇宙生成論認為，宇宙萬物皆有其生成和發展的過程，而“生生”隱喻正是對這一過程的生動體現。《易經》提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論述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太極作為宇宙的本原，蘊含著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它通過陰陽的相互作用，衍生出天地萬物。在這一過程中，陰陽的交感、變化是宇宙萬物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力，體現了“生生”隱喻中生命不斷繁衍和發展的內涵。從太極到兩儀，再到四象、八卦，每一個階段都是一次生命的創生和演化，宇宙萬物在這種不斷的生成和演化中，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這種宇宙生成論在后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闡釋。漢代的董仲舒提出“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將陰陽與五行相結合，進一步豐富了宇宙生成的理論體系。他認為，陰陽的相互作用產生了四時的更替和五行的相生相克，從而推動了宇宙萬物的發展變化。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宇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萬物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宇宙系統。宋代的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對宇宙生成論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他認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周敦頤的宇宙生成論強調了動靜、陰陽的相互轉化和相互依存，認為宇宙萬物的生成是一個由無極到太極，再由太極通過陰陽的相互作用而衍生出萬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陰陽的變化是宇宙萬物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因，體現了“生生”隱喻中生命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內涵。陰陽學說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生生”隱喻原型緊密相連。陰陽學說認為，宇宙萬物皆可分為陰陽兩個方面，陰陽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它們的相互作用推動了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易經》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觀點，深刻地揭示了陰陽學說的核心要義，強調了陰陽的相互關系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在自然界中，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男為陽，女為陰。這些陰陽的對立統一構成了自然界的和諧與平衡。在人類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妻等關系也可以用陰陽學說來解釋，強調了相互之間的責任和義務，以及和諧共處的重要性。陰陽的相互作用表現為交感、相蕩、互補等形式，這些形式促進了事物的“生生”。陰陽交感是指陰陽之間的相互感應和相互作用，是萬物化生的基礎。《易經》中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之間的陰陽之氣相互交融，產生了萬物；男女之間的陰陽結合，繁衍了人類。陰陽相蕩則是指陰陽之間的相互激蕩和相互沖突，這種沖突推動了事物的發展和變化。在自然界中，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就是陰陽相蕩的結果。陰陽互補則是指陰陽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協調，以達到平衡和和諧的狀態。在人體中，陰陽的平衡是維持身體健康的關鍵，一旦陰陽失調，就會導致疾病的發生。在中醫學中，陰陽學說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與“生生”思想緊密結合。中醫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臟腑器官都可以分為陰陽兩個方面，陰陽的平衡和協調是維持人體健康的基礎。如果陰陽失調，就會導致疾病的發生。中醫通過調整陰陽的平衡來治療疾病，體現了“生生”思想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在治療過程中，中醫會根據患者的癥狀和體征，判斷其陰陽的盛衰和虛實，然后采用相應的治療方法，如滋陰補陽、清熱瀉火等，以調整陰陽的平衡，促進人體的自我修復和康復。陰陽學說還與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秩序密切相關。在儒家思想中，陰陽學說被用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君臣、父子、夫妻等關系中的尊卑有序和相互責任。儒家認為，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這種陰陽關系要求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遵守相應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以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道家思想中，陰陽學說則被用來強調自然的和諧與平衡，主張人們順應自然，不要過度干預自然的發展。道家認為，陰陽的平衡是自然的本質，人類應該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實現生命的“生生”不息。3.3古代哲學家對“生生”思想的哲學表達“生生”思想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內容，在古代哲學家的思想體系中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哲學表達，他們從不同角度對“生生”思想進行了繼承與創新，使其在哲學體系中煥發出獨特的光彩。熊十力是現代承接《易經》“生生”思想脈絡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生生”哲學在與佛、道思想的辯論中得以闡發。熊十力對“生生”的理解獨具特色，他認為“生生”是萬物始終處于舍舊生新的變化過程。“前一瞬間，舍舊生新，新者方生，便復成舊。后一瞬間，又舍舊生新。如此則每一個瞬間都是舍舊生新，是為生生不已”。在他看來，生和滅相互涵攝，萬物本無固定性，剎那剎那頓起頓滅，頓滅頓起，生生不已，這便是萬物的本性。熊十力的“生生”思想與他的本體論緊密相連。他立足于“生生”思想，賦予生生以本體層面的含義，通過生生將仁體、恒轉、本心、本性串聯起來，打造了一個生生不息、創進不已、圓融無礙的宇宙整體。恒轉強調本體之變，本性強調本體即本心，而生生仁體融攝了超越義和升進義兩個層面，實際上是融攝了恒轉和本性兩個層面。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本心的展開即是宇宙萬物的展開，宇宙萬物的恒變不已和生滅不息即是本心剛健不已、創化不息的表現。真正意義上的生命是我與萬物為一的宇宙大生命，是本體意義上的生生存在。可以說，熊十力將生命哲學中帶有生物性、心理性的生命存在提升為本體層面的生命，是超越形體、小我的大我或宇宙大生命。在人的本性與創造方面，熊十力認為宇宙的實體是創造的來源。人是萬物發展的最高級階段，具有主觀能動性，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他說：“吾人于一方面當然承認人類之自由創進，創進者，言人類的進步是由其自力創造得來。另一方面當知吾人的生命元是稟受于天，天者，宇宙實體之名。未可曰人力無來源也。天工人事兩相融合，乃著此奇跡。”基于新儒家的立場，熊十力主張儒家的“仁”能夠使“天工、人事兩相融合”，使人的創造力得以充分發揮。“仁者，生生不息真幾，此即生命之德”。他視孔子仁學以敦仁立其大本，愛智、格物以行其達道。仁道廣大，無所不包，成物成己，一切皆依據仁。人只要依據本性之仁，就能夠創造一切。敦仁是日新之學，愛智和格物是通向仁的兩條路徑。愛智在于歸仁，歸仁才能格物，這里的格物就是科學。張岱年也是對“生生”思想有著深刻見解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中，“生生”與創造緊密相連。張岱年明確提出人的本性即是創造，將天地視為生生不已的創造歷程，將宇宙的創造視為自發，將人的創造視為自覺。“人由物的生生演化中來，又投身生生的創造過程中去。前者生生是不自覺的，后者生生則是自覺的。后者更顯人的本質力量。”他認為人的最高本質是自覺的創造，調整自然，參贊化育，改造自然與人性，以達到理想境界，人研求生之意義，亦即求自覺。人生意義是創造出，且在創造中。張岱年的“生生”思想還體現在他的“兼和”思想中。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就提出了“兼和”思想，認為“宇宙大化有三極：一元極，二理極，三至極”。“兼和”是在“至極”中提出的，“兼賅眾異”的“兼”可釋為同時涉及或具有多種事物集于一體之意，“賅”具有完全、完備之意，“眾異”指眾多的差異，“兼和”的文意可理解為眾多的差異會合在一起并處于平衡狀態之中。他認為宇宙事物發展的最高價值準則就是使事物發展中眾多差異（矛盾）會合在一起，并處于一種平衡的狀態，即“兼和”。“兼和”思想是對我國傳統哲學的提煉和繼承，正確地表達了事物發展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哲學傳統的結合。在張岱年看來，“生生”思想所體現的變化和發展，與“兼和”思想中追求的平衡與和諧是相輔相成的。宇宙萬物在生生不息的變化中，通過“兼和”的作用，實現了對立與統一，達到了一種動態的平衡，推動了事物的發展和進步。四、“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的比較分析4.1思維模式差異“制作”隱喻原型所代表的人為建構思維，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事物發展和秩序構建中的主導作用。以荀子的“先王制禮論”為例，先王被視為具有超凡智慧和權威的制作者，他們洞察社會的混亂局面，憑借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制定出禮義制度，以此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實現社會由“偏險悖亂”向“正理平治”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先王的制作行為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人為活動，他們根據自己對社會秩序的理解和期望，運用各種手段和方法，對社會進行改造和塑造。這種思維模式體現了人類對自身能力的自信，相信通過積極的行動和創造性的努力，可以改變世界的面貌，創造出符合人類需求和價值觀念的社會秩序。這種人為建構思維在科技發明和工藝制作領域也有明顯體現。古代的工匠們在制作器物時，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技藝，以及對器物功能和美觀的理解，精心設計和制作每一個細節。他們運用各種工具和材料，將自己的想法轉化為具體的實物，這些器物不僅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求，還體現了工匠們的智慧和創造力。在制作過程中，工匠們需要對材料進行選擇、加工和組合，對工藝進行設計和改進，這些都需要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思維。與之相對，“生生”隱喻原型蘊含的自然生成思維，則強調事物的發展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和內在的生命力。《易經》中的“生生之謂易”，深刻地體現了這種思維模式，宇宙萬物處于永恒的變化和生成之中，這種變化和生成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人為意志的強制干預。天地之間的陰陽交感、四時更替，自然界中生物的生長、繁衍，都是自然生成思維的生動體現。在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長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從種子的萌發、幼苗的生長，到開花、結果，每個階段都遵循著自然的規律。植物在陽光、雨露、土壤等自然條件的滋養下，自然而然地生長發育，展現出生命的活力和美好。在人類社會中，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體現了自然生成思維。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人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信仰等的總和。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和傳承，自然而然地延續下來的。民間的傳統手工藝、民俗文化等，都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和傳承的，它們反映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人為建構思維注重人的主觀意志和外在的規范，通過制定規則、制度和標準，來引導和約束事物的發展；而自然生成思維則強調事物的內在生命力和自然規律，認為事物在自然的環境中會自然而然地發展和變化。在對待社會秩序的問題上，人為建構思維主張通過制定法律、制度等外在規范來維護社會秩序；而自然生成思維則認為，社會秩序應該是在人們的相互交往和互動中自然形成的，只要人們遵循自然的規律和道德的準則，社會就會自然地保持和諧與穩定。在對待教育的問題上，人為建構思維強調通過系統的教育和培訓，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培養他們的思維能力和行為習慣；而自然生成思維則注重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自我發展，認為學生在自然的學習環境中，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求，自然而然地獲取知識和成長。4.2價值取向不同“制作”隱喻原型所蘊含的價值取向，著重于實用價值和秩序構建。以荀子的“先王制禮論”為例，先王制作禮義的目的在于規范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荀子看來，人性本惡，若任由人性自由發展，必然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無序。因此，先王通過制作禮義，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使人們能夠遵守社會的道德和法律準則，從而達到社會的“正理平治”。這種價值取向體現了對社會秩序的追求，強調通過人為的規范和制度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科技制作領域，這種實用價值和秩序構建的價值取向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古代的工匠們制作各種器物，如農具、兵器、生活用具等，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實際生活需求，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在制作農具時，工匠們會根據農業生產的需要，設計和制作出適合耕種、收割等不同環節的工具，以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這些器物的制作不僅具有實用價值，還體現了一定的秩序和規范。工匠們在制作過程中，會遵循一定的工藝標準和制作流程，以確保器物的質量和性能。這些標準和流程的制定，有助于保證制作活動的有序進行，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體現了對秩序的追求。相比之下，“生生”隱喻原型的價值取向更側重于生命價值和自然和諧。《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深刻地體現了對生命價值的尊崇。在“生生”思想中，生命被視為宇宙間最寶貴的存在，萬物皆有其獨特的生命價值和意義。自然界中的生物，無論是微小的昆蟲還是龐大的動物，它們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保護。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應該尊重和保護其他生物的生命，與它們和諧共處。“生生”思想強調自然和諧，認為宇宙萬物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整體，應該保持和諧共生的關系。在自然界中，各種生物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生態關系，它們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了一個和諧的生態系統。人類應該尊重自然的規律，保護自然的生態環境，避免過度開發和破壞自然資源，以維護自然的和諧與平衡。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主張“道法自然”，強調人類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不要過度干預自然的發展。道家認為，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人類的行為應該與自然相協調，否則就會破壞自然的和諧，導致各種問題的出現。這種思想體現了“生生”隱喻原型中對自然和諧的追求，強調了人類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在人類社會中，“生生”思想也體現為對人際關系和諧的追求。人們應該尊重他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相互關愛、相互幫助，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儒家思想強調“仁愛”，主張人們要關愛他人，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尊嚴，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在儒家看來，只有當人們都能夠踐行“仁愛”之道，社會才能實現和諧與穩定。這種思想與“生生”隱喻原型中對生命價值和自然和諧的追求是一致的，都強調了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4.3相互關系探究“制作”與“生生”雖在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上存在差異，但在中國哲學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呈現出辯證統一的關系。這種關系體現在多個層面，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哲學的發展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根源上看，“制作”與“生生”都源于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改造需求。“生生”隱喻原型源自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生命過程的觀察與體悟，自然界中生物的生長、繁衍，四季的更替等，讓人們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和自然的偉大力量，從而形成了“生生”的觀念。而“制作”隱喻原型則來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人們在制作器物、構建社會秩序等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將自己的想法和意圖轉化為現實，這一過程體現了“制作”的思維方式。無論是“生生”還是“制作”，都是人類在面對世界時，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展而產生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在社會發展中，“制作”與“生生”相互促進。“生生”思想所蘊含的生命價值和自然和諧觀念，為“制作”活動提供了價值導向。人們在進行制作活動時，會受到“生生”思想的影響，注重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對生命的尊重，避免過度開發和破壞自然資源，追求制作活動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古代的建筑制作中，人們會遵循自然的規律和美學原則，選擇合適的材料和建造方式，使建筑與周圍的自然環境相融合，體現了“生生”思想對“制作”活動的指導作用。“制作”活動也為“生生”思想的實踐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人類通過制作各種工具和器物，提高了生產效率，改善了生活條件，為生命的延續和發展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在農業生產中，人們制作的農具和灌溉工具，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保證了糧食的豐收，為人類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質保障。科技的進步和制作技術的提高，也為人們認識自然、探索生命的奧秘提供了更先進的手段和工具，促進了“生生”思想在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中的應用。在哲學思想的發展中，“制作”與“生生”相互交融。儒家思想既強調“生生”的生命價值和道德修養，又重視“制作”的社會秩序構建。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生命的價值，同時也重視禮義制度的建設，認為禮義制度是規范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在儒家看來，“生生”思想是“制作”禮義制度的內在依據，而禮義制度的制作則是“生生”思想在社會層面的具體體現。道家思想雖然主張順應自然，反對過度的人為制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認可“制作”的合理性。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在自然無為的基礎上，人類可以進行適當的制作活動，但要遵循自然之道，不違背自然的規律。莊子也主張“法天貴真”，反對過度的人為雕琢和造作，但他并不完全否定人類的創造性，認為人類可以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在中國哲學中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哲學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當代社會，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和把握“制作”與“生生”的辯證統一關系，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做出貢獻。五、“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對中國哲學發展的影響5.1對本體論的影響“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作為中國哲學中獨特的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塑造了中國哲學對世界本質和存在的獨特理解，形成了與西方哲學本體論截然不同的理論形態和思想特質。“制作”隱喻原型為中國哲學本體論提供了一種人為建構的視角，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本體構建中的作用。以荀子的“先王制禮論”為例，先王通過制作禮義來規范社會秩序，實現社會的“正理平治”。在這一過程中，禮義被視為社會秩序的本體，它是先王根據對社會現實的洞察和對理想秩序的追求，運用自身的智慧和權威制作出來的。這種觀點體現了“制作”隱喻原型對本體論的影響，即認為本體并非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通過人的創造性活動構建出來的。在荀子看來，禮義作為社會秩序的本體，具有權威性和規范性，它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引導著社會的發展。在宋明理學中，“制作”隱喻與本體論的關系進一步深化。朱熹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而“理”的呈現和實現需要通過人的“格物致知”和道德修養來完成。在這個過程中，人通過對事物的研究和對自身行為的規范，不斷地“制作”和完善自己對“理”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實現與“理”的合一。朱熹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里的“格物”就是對事物的研究和探索，類似于一種“制作”知識的過程；“致知”則是通過這種“制作”而獲得的對“理”的認識。這種觀點將“制作”隱喻應用于本體論的認識過程，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認識和把握本體中的重要作用。“生生”隱喻原型則為中國哲學本體論賦予了自然生成和生命延續的內涵，強調本體的動態性和生命性。《易經》中的“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深刻地體現了“生生”思想對本體論的影響。在《易經》看來，宇宙萬物的本體是“生生”，即生命的不斷生成和發展。這種本體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處于永恒的變化和運動之中，具有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天地通過陰陽的交感和變化，孕育出萬物，萬物在“生生”的過程中不斷地生長、繁衍和發展，展現出生命的豐富多彩。熊十力的“生生”哲學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將“生生”提升到本體的高度，認為“生生”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和根源。熊十力說：“生生之謂易，此乃宇宙人生根本原理。”在他看來，宇宙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過程，萬物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舍舊生新，實現著生命的延續和發展。人的生命也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人通過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參與到宇宙的“生生”過程中，實現自我的價值和意義。這種觀點強調了本體的生命性和動態性，將宇宙和人生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體現了“生生”隱喻原型對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獨特貢獻。“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相互補充，共同豐富了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內涵。在儒家思想中，“制作”的禮義制度與“生生”的生命價值觀念相互結合，共同構成了儒家對社會和人生的本體論理解。禮義制度的制作是為了規范社會秩序，保障人們的生命和生活，而“生生”的生命價值觀念則為禮義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內在的依據和價值導向。在道家思想中，雖然強調順應自然，反對過度的人為制作，但也認可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創造和發展。道家認為，自然之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而人的創造活動應該遵循自然之道，與自然和諧共生。這種觀點體現了“制作”與“生生”在道家思想中的統一，即既尊重自然的生成和發展，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創造和改變。“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對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們不僅塑造了中國哲學對世界本質和存在的獨特理解，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自然的生成性在本體構建中的作用，還豐富了中國哲學本體論的內涵，使其更加注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種獨特的本體論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哲學區別于西方哲學的重要標志之一。5.2對認識論的影響“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作為中國哲學中兩種獨特的思維模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哲學的認識論，塑造了中國人獨特的認識世界、獲取知識的方式，形成了與西方哲學認識論截然不同的理論特色和思想路徑。“制作”隱喻原型強調人為建構，在認識論上，這種思維模式注重通過人的實踐活動和理性思考來認識世界，強調認識的主動性和建構性。荀子的“先王制禮論”體現了這一特點，先王通過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分析，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權威，制作出禮義制度，以規范社會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先王的認識不是被動地反映社會現實，而是主動地對社會進行建構和塑造。這種認識論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和思考，創造出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在宋明理學中，“制作”隱喻對認識論的影響進一步深化。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就是“制作”隱喻在認識論上的具體體現。朱熹認為，要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就需要通過“格物”的方法，即對事物進行觀察、分析和研究。在“格物”的過程中，人需要運用自己的理性思維，對事物的現象進行歸納和總結，從而得出關于事物的知識。這種認識過程類似于工匠制作器物的過程，需要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對材料進行加工和塑造，才能制作出符合要求的器物。朱熹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里的“窮其理”就是通過人的理性思考和實踐活動，對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進行深入探究，從而獲得知識。這種認識論強調了認識的過程性和建構性，認為知識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通過人的實踐和思考逐漸建構起來的。“生生”隱喻原型蘊含的自然生成思維，在認識論上則更注重對自然現象和生命過程的觀察與體悟，強調認識的直觀性和整體性。《易經》中的“生生之謂易”，體現了宇宙萬物處于永恒的變化和生成之中，這種變化和生成是自然而然的，不受人為意志的強制干預。在認識世界時，人們需要通過對自然現象和生命過程的觀察，體悟到其中蘊含的規律和道理。自然界中生物的生長、繁衍，四季的更替等現象，都可以讓人們直觀地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和自然的偉大力量，從而獲得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中國古代的道家思想也體現了“生生”隱喻對認識論的影響。道家主張“道法自然”，強調人類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不要過度干預自然的發展。在認識世界時，道家注重通過對自然的觀察和體悟，達到對“道”的認識。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這里的“觀其妙”和“觀其徼”就是通過對自然的觀察和體悟，來認識“道”的微妙和深遠。道家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本體，它存在于自然之中，通過對自然的觀察和體悟，人們可以感受到“道”的存在和作用，從而獲得對世界的深刻認識。這種認識論強調了認識的直觀性和整體性，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對自然現象的直觀感受，體悟到宇宙萬物的本質和規律，而不需要通過繁瑣的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相互補充，共同豐富了中國哲學的認識論。在儒家思想中，“制作”的禮義制度與“生生”的生命價值觀念相互結合，共同構成了儒家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體系。禮義制度的制作是為了規范社會秩序，保障人們的生命和生活，而對生命價值的體悟則為禮義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內在的依據和價值導向。在認識社會和人生時，儒家既注重通過對禮義制度的學習和實踐，來認識社會的規范和秩序，又注重通過對生命的觀察和體悟，來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道家思想中，雖然強調順應自然，反對過度的人為制作，但也認可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創造和發展。道家認為，自然之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而人的創造活動應該遵循自然之道，與自然和諧共生。在認識世界時，道家既注重通過對自然的觀察和體悟，來認識“道”的本質和規律，又鼓勵人們在順應自然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對世界進行積極的探索和改造。這種認識論體現了“制作”與“生生”在道家思想中的統一，即既尊重自然的生成和發展，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創造和改變，從而實現對世界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對中國哲學認識論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它們不僅塑造了中國哲學獨特的認識世界、獲取知識的方式，強調了認識的主動性與建構性、直觀性與整體性，還豐富了中國哲學認識論的內涵，使其更加注重人的實踐活動和對自然的體悟，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種獨特的認識論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中國哲學區別于西方哲學的重要標志之一。5.3對倫理學的影響“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作為中國哲學獨特的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哲學的倫理學，塑造了中國人獨特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準則，形成了與西方哲學倫理學截然不同的理論特色和價值取向。“制作”隱喻原型強調人為建構，在倫理學上，這種思維模式注重通過制定道德規范和禮儀制度來引導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強調道德的規范性和約束性。荀子的“先王制禮論”是這一思想的典型體現，先王通過制作禮義，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使人們能夠遵守社會的道德和法律準則，從而達到社會的“正理平治”。在荀子看來，人性本惡，若任由人性自由發展，必然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無序。因此，先王制作禮義，就是為了矯正人性的惡，引導人們走向善的道路。禮義作為一種外在的規范和約束，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人們必須遵守禮義的規定，否則將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懲罰。這種通過“制作”道德規范來引導人們行為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儒家強調“禮”的重要性，認為“禮”是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通過遵守“禮”的規定，可以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要遵守各種禮儀規范，如祭祀之禮、喪葬之禮、社交之禮等，這些禮儀規范不僅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愛，也有助于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政治生活中，統治者通過制定法律和政策，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保障社會的秩序和安全。這些法律和政策也是一種“制作”出來的道德規范，它們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要求人們必須遵守。“生生”隱喻原型蘊含的自然生成思維，在倫理學上則更注重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和對自然和諧的追求，強調道德的內在性和自覺性。《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體現了對生命價值的尊崇，認為生命是宇宙間最寶貴的存在，萬物皆有其獨特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因此，人們應該尊重和保護生命，關愛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儒家的“仁愛”思想與“生生”隱喻密切相關，“仁愛”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尊重，是對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孔子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人應該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關心他人的疾苦，幫助他人解決困難。孟子進一步發展了“仁愛”思想，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將仁愛之心從親人擴展到民眾，再擴展到萬物，體現了對生命價值的廣泛尊重。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也體現了“生生”隱喻對倫理學的影響。道家認為，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人類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不要過度干預自然的發展。在道德觀念上，道家主張人們要保持內心的自然和純真，不要被外在的功利和欲望所迷惑。老子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強調人們要回歸自然，保持樸素的生活方式，減少私欲的干擾，以達到內心的平靜和安寧。莊子也主張“法天貴真”，反對人為的雕琢和造作，認為人們應該順應自然的本性，追求自由和逍遙的境界。道家的這些思想，體現了對自然和諧的追求，強調了人類在道德行為中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相互補充，共同豐富了中國哲學倫理學的內涵。在儒家思想中，“制作”的禮義制度與“生生”的生命價值觀念相互結合，共同構成了儒家的倫理體系。禮義制度的制定是為了規范人們的行為，保障社會的秩序和安全，而“生生”的生命價值觀念則為禮義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內在的依據和價值導向。儒家認為，禮義制度應該以“仁愛”為核心，體現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和關愛，只有這樣，禮義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其規范和引導人們行為的作用。在道家思想中，雖然強調順應自然，反對過度的人為制作，但也認可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創造和發展。道家認為，自然之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而人的創造活動應該遵循自然之道，與自然和諧共生。在道德觀念上，道家主張人們要保持內心的自然和純真，不要被外在的功利和欲望所迷惑，同時也要發揮自己的創造力，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這種思想體現了“制作”與“生生”在道家思想中的統一，即既尊重自然的生成和發展，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創造和改變，從而實現道德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對中國哲學倫理學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它們不僅塑造了中國哲學獨特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準則，強調了道德的規范性與約束性、內在性與自覺性，還豐富了中國哲學倫理學的內涵，使其更加注重對生命價值的尊重和對自然和諧的追求。這種獨特的倫理學思想，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六、當代視角下“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的意義6.1對現代科技發展的啟示在現代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蘊含的深刻思想為科技發展提供了多維度的啟示，有助于引導科技朝著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續的方向前進。“制作”隱喻所代表的人為建構思維，在現代科技發展中有著顯著的體現。現代科技的發展過程，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人類不斷發揮主觀能動性，對自然規律進行探索和利用，從而制作出各種先進技術和產品的過程。在計算機技術領域，從早期的大型計算機到如今的微型計算機、超級計算機，再到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發展，每一次技術的突破都是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計算機科學家們根據對信息處理、存儲和傳輸等方面的需求，運用數學、物理學、電子學等多學科知識，設計和開發出各種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系統。這些系統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還推動了其他領域的科技進步，如醫療、交通、教育等。在醫療領域，醫學專家和科研人員根據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需求，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制作出各種醫療器械和藥物。從傳統的聽診器、體溫計到如今的核磁共振成像儀、基因檢測設備，以及各種新型的抗癌藥物、疫苗等，這些醫療科技產品的出現，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水平，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然而，“制作”隱喻在現代科技發展中也帶來了一些問題。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越來越深入，導致了生態環境的破壞、資源的過度消耗等問題。一些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渣，對空氣、水和土壤造成了嚴重污染；大規模的資源開采，導致了資源的短缺和生態平衡的破壞。此外，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倫理和社會問題，如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導致就業崗位的減少、隱私泄露等問題；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可能引發倫理爭議和社會風險。“生生”隱喻強調自然生成和生命價值，為現代科技發展中的人文關懷和生態保護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科技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尊重自然規律，注重科技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避免過度開發和破壞自然。在農業科技領域，我們可以借鑒“生生”思想，發展生態農業。生態農業強調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通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采用生態種植、養殖技術，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保護土壤、水源和生物多樣性，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我們也應該融入“生生”理念，打造生態城市。生態城市注重城市生態系統的平衡和協調，通過建設綠色建筑、發展公共交通、推廣可再生能源等措施，減少城市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生生”隱喻所蘊含的生命價值觀念，提醒我們在科技發展中要關注人的生命和尊嚴，注重科技的人文關懷。在醫療科技的發展中，我們應該以提高人類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為出發點，研發更加安全、有效的醫療技術和產品。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我們應該注重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避免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類的就業、隱私、安全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倫理準則，規范人工智能的發展，確保其能夠為人類的福祉服務。“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在現代科技發展中相互補充，共同為科技的發展提供指導。我們應該在發揮人類主觀能動性進行科技制作的同時，充分考慮自然的承受能力和生命的價值，實現科技與自然、科技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在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中，我們既要積極探索和開發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術，以滿足人類對能源的需求，又要注重這些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確保能源的可持續供應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在科技創新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將“制作”的創新精神與“生生”的和諧理念相結合，推動科技的創新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6.2對社會發展理念的影響“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作為中國哲學中獨特的思想資源，對當代社會發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解決當代社會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推動社會朝著更加可持續、和諧、包容的方向發展。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方面，“生生”隱喻所蘊含的自然和諧與生命延續的思想，為當代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可持續發展強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追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這與“生生”思想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高度契合。在生態保護領域，“生生”思想提醒我們要認識到自然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每一個物種都在生態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應該尊重自然的規律，保護生物的多樣性，避免過度開發和破壞自然資源，以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穩定。在森林保護中，我們要遵循森林生態系統的自然生長規律，合理進行森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避免過度砍伐和森林退化。通過植樹造林、森林撫育等措施，促進森林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和更新，實現森林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在資源利用方面，“生生”思想倡導節約資源、循環利用，以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我們應該樹立節約資源的意識，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廣垃圾分類和回收利用，將可回收資源進行再加工和再利用，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發展循環經濟，通過建立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鏈，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廢棄物的最小化排放，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制作”隱喻所體現的人為建構和創新精神，在可持續發展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人類通過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可以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在能源領域，科學家們不斷研發新能源技術，如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降低碳排放，實現能源的可持續供應。在制度創新方面，政府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引導和規范企業和社會的行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制定嚴格的環保法規，加大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和處罰力度；出臺鼓勵新能源發展的政策，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在和諧社會構建方面，“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也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導向。“制作”隱喻強調通過人為的努力和制度的建設來規范社會秩序，這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在社會治理中，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各種政策和制度，來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權益；加強法治建設，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的法治秩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生生”隱喻所強調的生命價值和人際關系和諧，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了內在的精神支撐。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應該尊重和關愛每一個生命，倡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弘揚仁愛精神，關心他人的疾苦，幫助他人解決困難，促進社會的互助和友愛。加強社區建設，營造和諧的社區氛圍，促進鄰里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歸屬感。在教育領域，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團隊合作精神，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培養合格的人才。“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相互結合，共同為社會發展理念提供了豐富的內涵。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我們可以將“制作”的科學性和“生生”的生態性相結合，打造生態宜居的城市。在城市規劃中，充分考慮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保護，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區，建設綠色交通、綠色建筑和生態景觀，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注重城市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保護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營造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氛圍，促進城市居民的文化認同和歸屬感，實現城市的和諧發展。“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對當代社會發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們為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和價值導向，有助于我們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實現社會的可持續、和諧、包容發展。6.3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的作用“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在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為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源源不斷的動力源泉。“制作”隱喻所蘊含的人為建構和創新精神，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從傳統文化的傳承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的眾多文化成果，如詩詞、繪畫、書法、建筑、手工藝等，都是歷代文人、工匠們通過精心制作而得以傳承下來的。以詩詞為例，古代詩人通過對文字的精心雕琢和創作，將自己的情感、思想和對生活的感悟融入其中，創作出了無數經典的詩詞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而且通過歷代文人的傳承和解讀，至今仍然閃耀著璀璨的光芒。在繪畫領域，畫家們運用各種繪畫技巧和表現手法，將自然景觀、人物形象、社會生活等描繪在畫卷上，這些繪畫作品不僅是藝術的結晶，更是歷史和文化的記錄。從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每一幅作品都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通過代代相傳，讓后人能夠領略到古代社會的風貌和人們的生活狀態。在文化創新方面，“制作”隱喻激發了人們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中國古代的科技發明，如四大發明，就是“制作”隱喻在創新領域的杰出體現。造紙術的發明，使得書寫材料更加便捷和廉價，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傳承；印刷術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書籍的復制效率，推動了知識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火藥的發明，不僅改變了戰爭的方式，還在民間發展出了豐富多彩的煙花文化；指南針的應用，為航海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這些科技發明都是古代中國人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創新的結果，它們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生生”隱喻所強調的生命延續和自然和諧觀念，為文化傳承與創新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價值導向。在文化傳承中，“生生”隱喻體現為對文化傳統的尊重和繼承，以及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發展。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情感。在文化傳承過程中，我們應該尊重和保護這些文化傳統，讓它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發揚光大。對傳統節日的傳承，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不僅是人們團聚、慶祝的日子，更是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在這些節日里，人們通過各種傳統習俗，如貼春聯、包粽子、賞月等，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祖先的懷念，同時也將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在文化創新方面，“生生”隱喻鼓勵人們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與自然和諧共生，汲取自然的靈感，創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中國的山水畫就是“生生”隱喻在文化創新中的典型體現。山水畫以自然山水為主題，畫家們通過對自然山水的觀察和感悟，運用筆墨技巧將自然之美描繪在畫卷上，表達了對自然的熱愛和敬畏之情。山水畫不僅是對自然景觀的描繪，更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表達，它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和諧共生的追求和向往。在現代文化創新中，我們也應該借鑒“生生”隱喻的思想，關注自然、關注生命，將自然元素和生命觀念融入到文化創作中，創造出更加貼近生活、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作品。“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相互結合，共同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在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制作”的創新精神與“生生”的傳承觀念相互交融，使得中國文化既保持了獨特的傳統特色，又不斷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在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中，工匠們在傳承傳統技藝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制作工藝和設計理念，將傳統手工藝與現代審美和生活需求相結合，創造出了許多既具有傳統韻味又符合現代時尚的手工藝品。這些手工藝品不僅在國內受到人們的喜愛，還在國際市場上展現了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在當代文化建設中，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制作”與“生生”隱喻原型的作用，推動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我們要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挖掘，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魅力。要鼓勵文化創新，激發人們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推動文化與科技、藝術等領域的融合，創造出更多具有時代特色和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產品。我們還應該倡導文化多樣性，尊重不同民族和地區的文化差異，促進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人類文化的繁榮發展。七、結論7.1研究成果總結本研究圍繞中國哲學中“制作”與“生生”兩個隱喻原型展開深入探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在內涵剖析方面，“制作”隱喻原型以荀子“先王制禮論”為典型，其內涵包含“禮義”“先王”“制作”三個緊密相連的環節。“禮義”是規范社會秩序的核心內容，“先王”憑借其權威性成為禮義成為普遍法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