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剖析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匯率作為調節國際經濟貿易的重要杠桿，其變動對各國貿易收支產生著深遠影響。人民幣匯率制度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歷經多次變革，不斷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舉措標志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入新的階段。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機制的核心在于，根據我國貿易與投資的密切程度，選取數種主要貨幣并為其設定不同權重，組成貨幣籃子，人民幣匯率依據這一籃子貨幣在設定的范圍內浮動。這種機制相較于以往盯住單一貨幣的匯率制度，能更全面地反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價值，增強了匯率的靈活性和穩定性。通過參考多種貨幣，減少了單一貨幣波動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總體匯率水平，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在貿易收支方面，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之一，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9月，我國國際收支貨物和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44782億元，同比增長5%。其中，貨物貿易出口22495億元，進口16227億元，順差6268億元；12月，我國國際收支貨物和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48893億元，同比增長13%，其中，貨物貿易出口24049億元，進口17440億元，順差6609億元。然而，貿易收支順差的持續存在也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問題和國際爭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貿易收支之間存在緊密聯系，匯率的變動會直接影響我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進而對貿易收支產生作用。深入研究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1.2研究意義理論意義上，通過對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研究，能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國際經濟學中關于匯率與貿易收支理論的研究內容。傳統理論在解釋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針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特殊性進行研究，有助于拓展理論邊界，為國際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和實證依據。在現實意義方面，研究結果能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參考。政府可以依據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合理調整匯率政策，以實現貿易收支的平衡和經濟的穩定增長。對于進出口企業而言，了解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規律，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制定生產和銷售策略，合理規避匯率風險，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外學者對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早，成果豐富。彈性分析法由馬歇爾（AlfredMarshall）提出，后經勒納（AbbaP.Lerner）等學者完善，該理論認為，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即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本幣貶值能夠改善貿易收支。然而，在實際應用中，學者們發現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并非如此簡單直接。多恩布什（RudigerDornbusch）提出的“J曲線效應”理論指出，即使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本幣貶值在短期內也可能因合同的時滯效應等因素導致貿易收支惡化，經過一段時間后才會逐漸改善。在實證研究方面，羅斯（A.K.Rose）和耶倫（J.L.Yellen）通過對多個國家的貿易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實際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并不顯著。他們認為，除匯率因素外，國內外收入水平、貿易政策、產品競爭力等因素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更為重要。此后，許多學者基于不同國家的數據和研究方法，對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但結論不盡相同。部分研究表明，匯率波動與貿易收支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本幣升值會導致貿易收支惡化；而另一些研究則發現，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明確或存在其他復雜的影響機制。國內學者對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之后。一些學者運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等計量方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進行實證研究。如陳華和趙俊燕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出口、促進進口，從而改善貿易收支狀況。但也有學者得出不同結論，如戴世宏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日貿易收支的影響不顯著，貿易收支主要受兩國經濟增長等因素的影響。綜合來看，已有研究在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理論和實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研究人民幣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部分研究未充分考慮“參考一籃子貨幣”這一匯率形成機制的特點，導致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多側重于分析總體貿易收支情況，對不同行業、不同貿易方式下匯率影響的異質性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深入分析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其在不同行業和貿易方式下的異質性，以期為相關政策制定和企業決策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參考依據。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3.1研究方法本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文獻研究法是本文研究的基礎。通過廣泛搜集和整理國內外關于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經典理論文獻，如彈性分析法、“J曲線效應”理論等，全面了解已有研究成果和發展脈絡，明確研究的起點和方向。梳理相關實證研究文獻，分析不同學者在研究方法、數據選取和結論等方面的差異，從中發現現有研究的不足和空白，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研究思路。實證分析法是本文的核心研究方法。構建計量經濟模型，選取合適的變量和數據，運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對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進行實證檢驗。在協整分析中，通過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確定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是否存在內在聯系。利用誤差修正模型，考察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經濟系統如何進行調整，以恢復到均衡狀態。同時，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判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明確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是否是引起貿易收支變化的原因。數據分析法貫穿于研究的全過程。收集中國貿易收支數據，包括進出口總額、貿易順差等，這些數據來源于海關統計、國家外匯管理局等權威機構，能夠準確反映中國貿易收支的實際情況。獲取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數據，以及國內外經濟增長、物價水平、利率等相關宏觀經濟數據。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了解數據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況。通過相關性分析，初步判斷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為進一步的實證分析提供依據。同時，利用數據處理軟件對數據進行清洗和預處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1.3.2創新點在研究視角上，本文從多維度對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進行分析。不僅關注總體貿易收支情況，還深入探討匯率變動對不同行業、不同貿易方式（如一般貿易、加工貿易等）貿易收支的影響。通過這種多維度的分析，能夠更全面、細致地揭示匯率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異質性，為不同行業和貿易方式的企業制定針對性的應對策略提供參考。在數據運用方面，本文運用最新的數據進行研究。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匯率與貿易收支的關系可能會發生變化。使用最新的數據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當前經濟形勢下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使研究結果更具時效性和現實指導意義。同時，在數據處理和分析過程中，采用先進的計量方法和技術，提高研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在研究內容上，本文充分考慮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不僅考慮匯率因素本身，還將國內外經濟增長、物價水平、貿易政策等多種因素納入研究框架。通過構建多變量的計量經濟模型，分析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交互作用，更全面地揭示貿易收支變動的內在機制。這種綜合考慮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研究方法，能夠避免單一因素分析的局限性，使研究結果更符合實際經濟情況。二、相關理論基礎2.1人民幣匯率制度演變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經歷了多個重要階段，其演變歷程與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進程緊密相連。在改革開放前，人民幣匯率制度處于初步探索和發展階段。1949-1952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亟待恢復，外匯市場也處于初步建立階段，此時人民幣匯率主要根據國內外物價對比進行調整，尚未形成真正完善的匯率制度。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較大，主要是為了適應國內經濟恢復和對外貿易的初步需求。隨著經濟的逐步穩定，1953-1973年，我國實行可調整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保持相對穩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外貿易主要由國家統一安排，匯率的波動對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一穩定的匯率制度為國內經濟的計劃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有利于國家對經濟進行統籌規劃和資源配置。1973-1979年，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為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國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根據國際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變化調整人民幣匯率。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開始更加靈活地反映國際市場的變化，有助于我國在國際經濟形勢動蕩的情況下，保持對外貿易的相對穩定。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轉型，人民幣匯率制度也隨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1981-1984年，為了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我國實行人民幣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貿易內部結算價按1978年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浮10%定價，設定為1美元兌2.8元人民幣，主要用于對外貿易結算；非貿易官方牌價則延續以前的定價模式，按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而得。這種雙重匯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了對外貿易的增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匯率雙軌制為無風險套利創造了空間，導致外匯黑市的出現和官方外匯供給短缺的局面。1985-1993年，內部結算價被取消，轉而實行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制度。官方匯率主要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和調整，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則根據市場供求關系在一定范圍內波動。由于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之間存在差額，形成了巨大的外匯套利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外匯市場的逐漸成熟，國家逐步縮小了兩者的差距，以減少套利行為對經濟的影響，使人民幣匯率回到合理的水平上。這一時期，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外匯交易渠道，提高了外匯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了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1994年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重要節點，我國廢除匯率雙軌制度，將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將人民幣匯率一次性貶值至8.6，貶值大約33%。并軌后，我國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安排。“單一的”是相對于并軌前境內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而言，并軌后境內所有外匯交易都使用市場匯率。這次匯率并軌取得了超預期成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僅沒有像當時市場大多數人預期的那樣繼續大幅貶值，反而穩中趨升，外匯儲備持續大幅增加。1994年的匯率改革為我國外匯市場的統一和規范發展奠定了基礎，提高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增強了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1997-2005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為避免競爭性貶值，阻止信心危機傳染，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匯率緊盯美元，匯率在8.27-8.28之間。這一舉措在穩定亞洲乃至國際金融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使得人民幣匯率不能及時反映國內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在這一時期，我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固定也導致了一些問題，如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給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帶來了一定的壓力。2005年7月21日，我國再次進行重大匯率制度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單一盯住美元，從而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央行強調參考籃子不是盯住籃子，未來仍將逐漸加大市場決定匯率形成的作用。2005-2009年3月，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貿易順差的持續積累為人民幣升值提供了基礎，人民幣匯率迎來了加速升值的階段。這次匯改增強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使人民幣匯率能夠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內外平衡和可持續發展。2015年8月11日，我國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改革，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匯率彈性。2017年5月，央行為穩定市場預期，在中間價報價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并在此后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外匯市場情況靈活啟動或撤出逆周期因子，以實現我國宏觀經濟的內外平衡。2015年的匯改使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更加市場化，提高了匯率形成機制的透明度和市場化程度。逆周期因子的引入則有助于平抑匯率的過度波動，增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使人民幣匯率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2022年以來，受多種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歐美等市場經濟數據彰顯出較強的韌性，中美國債利率走勢分化，中美利差倒掛并走擴，這些因素都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我國繼續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通過多種政策工具來穩定人民幣匯率，維護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央行通過市場溝通、調整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有效管理和引導，確保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是一個不斷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逐步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過程。每一次改革都旨在提高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和市場化程度，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的內外平衡和可持續發展。2.2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的內涵與計算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是衡量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綜合價值的重要指標，它反映了人民幣相對于一籃子主要貨幣匯率的加權平均變動情況。這一匯率概念的形成基于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多元化格局，旨在更全面、準確地體現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實際價值和競爭力。通過參考多種主要貨幣，而非單一貨幣，能夠有效減少因單一貨幣波動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的過度影響，增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在計算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時，貨幣選擇是關鍵的第一步。通常選取與我國貿易往來密切、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或地區的貨幣，這些貨幣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具有重要地位，其匯率波動對我國經濟和貿易收支有著顯著影響。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例，截至2025年，其貨幣籃子包含24種貨幣，其中美元權重為18.7%，歐元17.9%，日元9.8%，沙特里亞爾新納入且權重為1.2%。這些貨幣的選擇充分考慮了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構成以及貿易規模，確保了貨幣籃子能夠準確反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價值。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之一，在貨幣籃子中占據重要地位，其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匯率有著重要影響。歐元區是我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投資來源地，歐元的納入能夠反映人民幣與歐元區經濟的緊密聯系。日元在亞洲經濟和金融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沙特里亞爾的納入則體現了我國與中東地區在能源貿易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權重確定是計算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的另一個核心環節，它決定了每種貨幣在貨幣籃子中的相對重要性。權重的確定通常基于多種因素，其中貿易權重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貿易權重根據各國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額在我國總貿易額中的占比來確定，雙邊貿易額越大的國家，其貨幣在貨幣籃子中的權重通常越高。例如，在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中，美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幣的權重較高，這與美國、歐盟和日本作為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地位相符。金融權重也是權重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貨幣發行國的金融市場規模、金融資產的流動性以及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等因素，都會影響其貨幣在貨幣籃子中的權重。一些金融市場發達、金融資產流動性強的國家，其貨幣在貨幣籃子中的權重可能會相對較高。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綜合考量了貨幣發行國的商品服務出口規模（占50%權重）和金融資產流動性（占50%）。這一權重確定方式體現了金融因素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也為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參考。戰略平衡設計也是權重確定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環境下，各國在確定貨幣籃子權重時，會考慮到戰略平衡的需要，以降低對單一貨幣的依賴，增強本國貨幣的穩定性和國際地位。例如，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體系下，雖里亞爾錨定美元，但從2022年起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對沖貨幣，形成了“美元+人民幣+歐元”的隱形貨幣籃子。這一舉措體現了沙特在貨幣體系中的戰略調整，旨在平衡不同貨幣的風險和收益，維護本國經濟的穩定。確定貨幣和權重后，采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以公式表示為：NEER=\sum_{i=1}^{n}w_{i}\timese_{i}，其中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即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w_{i}為第i種貨幣在貨幣籃子中的權重，e_{i}為人民幣對第i種貨幣的雙邊匯率，n為貨幣籃子中貨幣的種類數。假設貨幣籃子中有美元、歐元和日元三種貨幣，其權重分別為w_{1}、w_{2}、w_{3}，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的雙邊匯率分別為e_{1}、e_{2}、e_{3}，則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為NEER=w_{1}\timese_{1}+w_{2}\timese_{2}+w_{3}\timese_{3}。通過這種計算方法，能夠綜合反映人民幣對多種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動情況，準確衡量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價值。2.3貿易收支相關理論國際收支理論是研究國際收支平衡和調節的理論體系，它為理解貿易收支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框架。在國際收支理論中，匯率作為一個關鍵變量，對貿易收支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從直接影響來看，匯率的變動會改變進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當本國貨幣貶值時，以外國貨幣計價的本國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提高了本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有利于擴大出口；同時，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外國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使得進口商品變得相對昂貴，進而抑制了進口。反之，當本國貨幣升值時，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進口商品價格下降，對出口不利而對進口有利。這種價格效應是匯率影響貿易收支的最直接途徑。在國際收支理論的發展歷程中，彈性理論是早期研究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的重要理論之一。彈性理論由馬歇爾（AlfredMarshall）提出，后經勒納（AbbaP.Lerner）等學者完善，其核心觀點是在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時，匯率變動能夠有效調節貿易收支。馬歇爾-勒納條件指出，當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時，本幣貶值可以改善貿易收支，本幣升值則會導致貿易收支惡化。這是因為在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情況下，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變化會導致進出口數量發生較大幅度的反向變動，從而使貿易收支朝著預期的方向調整。在實際經濟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往往存在時滯效應，即“J曲線效應”。這意味著即使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本幣貶值在短期內也可能因合同的時滯、生產調整的困難等因素導致貿易收支惡化，經過一段時間后才會逐漸改善。吸收理論是國際收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貿易收支的決定因素。該理論由亞歷山大（SidneyStuartAlexander）提出，認為貿易差額是國民收入與國內吸收的差額。當國民收入大于國內吸收時，貿易收支為順差；反之，當國民收入小于國內吸收時，貿易收支為逆差。匯率變動通過影響國民收入和國內吸收進一步影響貿易收支。貨幣貶值能否改善貿易收支一方面取決于國內的宏觀經濟狀況，即國內經濟是否處于非充分就業。如果國內經濟已經實現充分就業，那么貶值不但不會改善貿易收支反而會導致物價上升。另一方面，只有當國內的邊際吸收傾向小于1時，貨幣貶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貶值才能改善貿易收支。吸收理論強調了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和國內吸收對貿易收支的重要影響，為理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貨幣論也是國際收支理論的重要分支，它強調貨幣供求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核心作用。貨幣論認為，國際收支不平衡本質上是貨幣供求不平衡的結果。當國內貨幣供給大于貨幣需求時，會導致物價上升，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從而出現貿易逆差；反之，當國內貨幣供給小于貨幣需求時，物價下降，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順差會增加。在貨幣論的框架下，匯率作為貨幣的相對價格，其變動會影響國內外貨幣的相對供求關系，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如果本幣貶值，會使國內貨幣相對國外貨幣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對國內貨幣的需求，減少貨幣供給過剩的情況，有助于改善貿易收支。貨幣論為分析匯率與貿易收支關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強調了貨幣因素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重要性。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現狀分析3.1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走勢分析近年來，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呈現出復雜的波動態勢，深刻反映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動態變化以及多種因素的交織影響。自2005年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經歷了多個重要階段。在匯改初期，人民幣有效匯率呈現出持續升值的趨勢。這一時期，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GDP增長率連續多年保持在較高水平，2006-2007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2.7%和14.2%。強勁的經濟增長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同時，貿易順差持續擴大，2007年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在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下，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有效匯率不斷上升。全球經濟環境也對人民幣有效匯率產生重要影響。當時，全球經濟處于相對繁榮的時期，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活躍，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國際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在危機的沖擊下，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國際貿易大幅萎縮。中國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家，出口受到嚴重影響，貿易順差有所收窄。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泛濫。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有效匯率在短期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波動。由于市場避險情緒上升，投資者紛紛轉向安全資產，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避險資產，受到市場的追捧，美元指數大幅上漲。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受美元指數上漲的影響，對其他貨幣的匯率出現調整，有效匯率波動加劇。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刺激了國內需求，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人民幣匯率，避免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過度波動。2010-2014年，人民幣有效匯率再次進入升值通道。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復蘇，經濟增長保持相對穩定。國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貿易順差依然保持在較高水平。2010年貿易順差為1831億美元，2011年為1551.4億美元。同時，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認可度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穩步推進，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結算和投資領域的使用范圍不斷擴大。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2015-2016年，人民幣有效匯率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進行改革，增強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市場供求的反映程度。這一改革舉措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短期內出現較大幅度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也隨之下降。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也是人民幣有效匯率貶值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逐漸復蘇，美聯儲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啟動加息進程，美元指數持續走強。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對其他貨幣的匯率也受到影響，有效匯率面臨貶值壓力。國內經濟結構調整進入關鍵時期，經濟增長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也發生了變化，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2017-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有效匯率呈現出穩中有升的態勢。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逐步推進，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同時，中國政府加強了對資本流動的管理，穩定了外匯市場預期。國際經濟形勢也有所好轉，全球經濟復蘇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逐漸活躍。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人民幣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并出現一定程度的升值。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的影響，人民幣有效匯率波動加劇。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雙方加征關稅的范圍和幅度不斷擴大，對中國的出口企業造成了較大沖擊，貿易順差有所縮小。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發生變化，人民幣有效匯率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中國政府積極應對貿易摩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經濟增長和匯率，通過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穩定了市場信心，使得人民幣有效匯率在波動中保持相對穩定。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疫情初期，中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生產和消費活動受限，出口大幅下降，人民幣有效匯率出現短暫貶值。隨著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經濟率先復蘇，出口快速反彈，貿易順差大幅增加。2020年貿易順差達到5350.3億美元。同時，全球央行紛紛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增強，外資持續流入。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幣有效匯率從2020年5月開始持續升值。2021-2022年，人民幣有效匯率整體呈現雙向波動的特征。2021年，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出口保持強勁增長，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2021年貿易順差達到6764.3億美元。但隨著全球經濟復蘇步伐的差異以及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調整，人民幣有效匯率面臨著多空因素的交織影響。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加快，美聯儲開始逐步縮減量化寬松規模，并釋放加息信號，美元指數波動上升。同時，全球供應鏈瓶頸問題逐漸顯現，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對中國的出口企業成本造成壓力。這些因素導致人民幣有效匯率在雙向波動中略有升值。2022年，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美聯儲持續大幅加息，美元指數大幅攀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人民幣有效匯率也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中國經濟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經濟增長面臨一定挑戰。但中國政府通過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穩定了市場信心，使得人民幣有效匯率在波動中保持相對穩定。2023年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依然在復雜的經濟環境中波動。國內經濟持續恢復向好，但也面臨一些結構性問題和外部不確定性。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中國的貿易收支和人民幣有效匯率產生影響。2023年7月中旬以來，得益于國內經濟穩步回升向好，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穩中有升，受美元指數走強影響，對美元雙邊匯率有所走貶，對非美元貨幣保持了相對強勢。9月15日，人民幣匯率指數報98.51，較6月末上漲1.8%，其中人民幣對歐元升值2.5%，對日元升值4.1%。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多種政策工具來穩定人民幣匯率，維護外匯市場的平穩運行，確保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現狀分析3.2中國貿易收支現狀分析3.2.1貿易規模與結構近年來，中國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根據海關統計數據，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43.8萬億元，同比增長5%。其中，出口25.4萬億元，增長7.1%；進口18.4萬億元，增長2.3%；貿易順差7萬億元，擴大19.5%。這一數據顯示，中國貿易規模不僅保持穩定增長，而且貿易順差也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已連續多年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位置，出口額和進口額在全球貿易中均占據較高份額。2024年，中國出口額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14.7%，進口額占全球進口總額的比重達到11.8%。這表明中國在全球貿易市場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對全球貿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也在不斷優化。在出口商品方面，工業制成品占據主導地位，且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不斷上升。2024年，工業制成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達到94.6%，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12.8%，機電產品出口增長9.5%。這反映出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不斷提高，產業結構逐漸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級。在進口商品方面，能源資源類產品和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規模較大。2024年，原油進口量達到5.6億噸，同比增長7.2%；天然氣進口量達到1.2億噸，增長6.8%。這些能源資源類產品的進口，滿足了國內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保障了能源供應的穩定。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如集成電路、數控機床等，有助于提升國內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同行業的貿易情況存在差異。在制造業領域，中國是全球制造業大國，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和強大的生產能力。2024年，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額達到20.3萬億元，占總出口的比重為79.9%。其中，紡織服裝、家具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規模仍然較大，但增長速度相對較慢。2024年，紡織服裝出口額增長3.2%，家具玩具出口額增長2.8%。而高端制造業，如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等，出口增長迅猛。2024年，新能源汽車出口額增長78.9%，光伏產品出口額增長23.5%。這些高端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體現了中國在相關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果，也反映了國際市場對綠色低碳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在農業領域，中國農產品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貿易逆差較為明顯。2024年，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3300億美元，同比增長5.8%。其中，進口額為2050億美元，增長7.6%；出口額為1250億美元，增長3.2%。貿易逆差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國內對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而部分農產品的國內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中國對大豆、玉米等農產品的進口量較大，2024年，大豆進口量達到1.1億噸，玉米進口量達到3000萬噸。這反映出中國農業在保障國內農產品供應方面仍面臨一定的壓力，需要進一步加強農業現代化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服務業領域，隨著中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貿易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24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7800億美元，同比增長8.2%。其中，出口額為3200億美元，增長10.5%；進口額為4600億美元，增長6.8%。服務貿易逆差仍然存在，但逆差規模有所縮小。在服務貿易中，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領域占據較大比重，2024年，運輸服務進出口額占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28.6%，旅游服務進出口額占比為18.2%。而金融、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新興服務貿易領域發展迅速，2024年，金融服務出口額增長15.3%，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出口額增長12.7%。這表明中國服務業正在加快對外開放步伐，新興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不斷提升。3.2.2主要貿易伙伴及貿易差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眾多，與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2024年，東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雙邊貿易額達到6.9萬億元，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5.8%。東盟地區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快速增長的經濟，對中國的商品和服務有著廣泛的需求。中國與東盟在貿易結構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中國向東盟出口的主要產品包括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而從東盟進口的主要產品包括農產品、礦產品等。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為5.6萬億元，占比12.8%。歐盟是全球重要的經濟體，擁有先進的技術和高端的制造業，與中國在貿易領域的合作歷史悠久。中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往來涉及多個領域，中國對歐盟出口的產品主要有紡織品、家具、玩具等，從歐盟進口的產品主要包括汽車、機械設備、化工產品等。美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為4.9萬億元，占比11.2%。中美貿易關系對全球經濟格局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有服裝、家電、消費電子等，從美國進口的產品主要包括農產品、能源、藥品和飛機等。中國與各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差額及變化趨勢各不相同。與美國的貿易中，長期存在較大的貿易順差。2024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2.1萬億元。這主要是由于美國對中國的商品需求較大，而中國對美國的部分產品進口受到一定限制。美國消費者對中國的服裝、家電等消費品有著較高的需求，而美國在高科技產品出口方面對中國存在限制，導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相對較少。與歐盟的貿易中，貿易順差也較為明顯，2024年貿易順差為1.3萬億元。中國與歐盟在貿易結構上存在一定的互補性，但歐盟對中國的一些產品設置了貿易壁壘，限制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同時也影響了中國從歐盟的進口。與東盟的貿易中，貿易順差相對較小，2024年貿易順差為0.3萬億元。中國與東盟在貿易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雙方在產業鏈、供應鏈上的聯系日益緊密，貿易結構逐漸優化，貿易順差逐漸縮小。貿易差額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結構差異是導致貿易差額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能夠生產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而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等，在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方面具有優勢，其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較高。這種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得中國在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出口的產品以制造業產品為主，進口的產品以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品為主，從而形成了貿易順差。貿易政策也是影響貿易差額的重要因素。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設置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等，限制中國產品的進口。美國對中國的部分產品加征關稅，歐盟對中國的光伏產品等實施反傾銷、反補貼措施，這些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不僅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也導致了貿易差額的變化。國內需求和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也會對貿易差額產生影響。如果國內需求旺盛，進口量可能會增加，貿易順差可能會縮小；如果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增加，出口量會上升，貿易順差可能會擴大。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內對高端消費品、先進技術設備等的需求不斷增加，進口量相應增加，貿易順差有所縮小。而在全球經濟復蘇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業產品的需求增加，中國的出口量也隨之上升，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3.3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的關聯性初步探討為初步探討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聯，我們對相關數據進行了簡單的對比分析和圖表繪制。通過觀察2010-2024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中國貿易收支差額的變化趨勢，能直觀地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從數據對比來看，在2010-2014年期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呈現持續升值態勢，從2010年的100上升至2014年的120左右。同期，中國貿易收支順差也在不斷擴大，從2010年的1831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3824.6億美元。這表明在這一階段，人民幣升值與貿易順差擴大同時出現，與傳統理論中人民幣升值會導致貿易收支惡化的觀點不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強勁，國內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增加，即使人民幣升值，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仍然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從而推動了貿易順差的擴大。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規模優勢和產業鏈完整性，使得中國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彌補了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價格劣勢。2015-2016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出現一定程度的貶值，從2015年的122左右下降至2016年的112左右。然而，貿易收支順差卻并沒有如傳統理論預期的那樣縮小，反而在2015年達到了5939.9億美元的高位，2016年雖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5107.3億美元。這可能是由于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出口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抵消了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價格優勢，使得貿易順差沒有明顯縮小。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市場需求下降，但中國出口企業通過拓展新興市場、優化產品結構等措施，維持了出口的穩定增長，從而保持了較高的貿易順差。2017-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穩中有升，從2017年的115左右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18左右。在此期間，貿易收支順差逐漸縮小，從2017年的4225.4億美元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1854.5億美元。這一階段的變化趨勢與傳統理論較為相符，人民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價格上升，進口產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順差縮小。隨著人民幣升值，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下降，部分訂單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時進口需求增加，進一步推動了貿易順差的縮小。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加劇。貿易收支順差也出現了較大波動，2018年全年貿易順差為3517.6億美元，2019年貿易順差為2915.1億美元。這表明在外部貿易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與貿易收支順差的變化相互影響，貿易摩擦導致的關稅增加、市場不確定性上升等因素，使得貿易收支順差受到影響，同時也加劇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中美貿易摩擦導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下降，貿易順差縮小，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也發生變化，導致人民幣有效匯率波動加劇。2020-2022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整體呈現升值趨勢，從2020年的113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128左右。貿易收支順差在2020年因疫情影響有所波動，但在2021-2022年保持在較高水平，2021年貿易順差為6764.3億美元，2022年貿易順差為8776億美元。這一時期，人民幣升值與貿易順差擴大并存，主要是因為疫情期間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恢復生產，成為全球重要的物資供應國，出口大幅增長，盡管人民幣升值，但出口優勢依然明顯，從而導致貿易順差擴大。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全球對防疫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激增，中國憑借強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滿足了國際市場的需求，出口大幅增長，貿易順差擴大。隨著人民幣升值，中國出口企業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品牌建設等方式，提升了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進一步鞏固了出口優勢。2023-2024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頻繁。貿易收支順差在2023年為8776億美元，2024年為7萬億元。這期間，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與貿易收支順差的變化關系較為復雜，受到國內外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得兩者之間的關系難以簡單判斷。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市場需求下降，中國出口面臨一定壓力，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進口增速放緩，貿易順差保持穩定。2024年，隨著國內經濟的逐步復蘇和國際市場需求的改善，出口有所增長，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但人民幣有效匯率受到美元指數波動、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波動頻繁。通過繪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中國貿易收支差額的折線圖（圖1），能更直觀地呈現兩者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差額之間并沒有呈現出簡單的線性關系，兩者的變化趨勢在不同時期存在差異，這初步表明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較為復雜，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某些時期，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變動與貿易收支差額的變化方向一致，如2010-2014年人民幣升值與貿易順差擴大同時出現；而在另一些時期，兩者的變化方向則相反，如2017-2018年上半年人民幣升值導致貿易順差縮小。這種復雜的關系說明，在研究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不能僅僅考慮匯率因素，還需要綜合考慮國內外經濟增長、貿易政策、產業競爭力等多種因素。圖1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中國貿易收支差額變化趨勢（2010-2024年）綜上所述，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直接，通過初步探討發現，兩者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趨勢，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這為后續的實證分析提供了方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揭示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具體影響機制。四、實證研究設計4.1研究假設基于前文對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現狀的分析以及相關理論基礎，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以進一步深入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假設1：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中國貿易收支存在顯著影響根據國際收支理論中的彈性理論，匯率變動會通過價格效應影響進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當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升值時，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相對上升，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下降，可能導致出口減少；同時，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下降，進口商品變得更加便宜，可能促使進口增加，從而使貿易收支順差縮小或逆差擴大。反之，當人民幣有效匯率貶值時，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出口可能增加，進口商品價格上升，進口可能減少，貿易收支順差可能擴大或逆差縮小。在現實經濟中，眾多因素會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但人民幣有效匯率作為一個關鍵變量，其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容忽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會迅速傳遞到進出口市場，影響企業的生產決策和消費者的購買行為，進而對貿易收支產生顯著影響。假設2：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不同貿易伙伴的貿易收支影響存在差異中國與不同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結構、經濟發展水平、貿易政策等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會導致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不同貿易伙伴的貿易收支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中，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如服裝、家電、機械設備等，從美國進口農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由于美國市場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小，而中國對美國進口產品的需求彈性相對較大，當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時，雖然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升，但美國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可能不會大幅減少，而中國對美國進口產品的需求可能會因價格下降而增加，導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可能縮小幅度較小。相比之下，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中，雙方在產業結構上具有一定的互補性，貿易往來以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為主。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中國與東盟貿易收支的影響可能更為復雜，不僅取決于價格因素，還受到區域經濟合作、產業鏈供應鏈協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發展，雙方貿易政策的優惠和貿易便利化措施的實施，可能會減弱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假設3：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不同行業的貿易收支影響存在異質性不同行業的產品特性、市場結構、需求彈性等方面存在差異，使得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各行業貿易收支的影響各不相同。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服裝、玩具等，產品附加值較低，價格競爭是其主要競爭手段。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會使這些行業的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對其出口的抑制作用較為明顯，貿易收支可能受到較大沖擊。而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如汽車、電子通信等，產品附加值較高，技術含量和品牌影響力在市場競爭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些行業的企業可能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升級等方式來消化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壓力，對匯率變動的敏感度相對較低，貿易收支受影響程度相對較小。在農業領域，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受到自然條件、國內農業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農產品貿易收支的影響較為復雜。部分農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小，且國內對農產品的供應存在一定的剛性需求，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導致進口增加，但對出口的影響相對較小，貿易逆差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而對于一些具有特色的農產品，如茶葉、水果等，由于其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獨特性，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其貿易收支的影響可能相對較小。假設4：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不同貿易方式的貿易收支影響不同中國的貿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兩種貿易方式在生產組織、成本結構、利潤來源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使得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它們的貿易收支影響也有所不同。一般貿易是指中國境內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單邊進口或單邊出口的貿易，其生產和銷售主要依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直接對接。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會直接影響一般貿易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當人民幣升值時，一般貿易出口企業的成本上升，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可能減少；進口企業則因進口商品價格下降，進口可能增加，貿易收支順差可能縮小。加工貿易是指經營企業進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輔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經加工或裝配后，將制成品復出口的經營活動，包括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加工貿易企業的生產主要依賴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經過加工后再出口，其利潤主要來源于加工環節的增值。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加工貿易的影響相對復雜，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成本下降，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出口制成品的價格上升，可能會影響出口銷量。但由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能力相對較弱，且訂單通常具有一定的時效性，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出口的抑制作用可能相對較小，對進口的促進作用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貿易收支受影響程度可能相對較小。四、實證研究設計4.2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4.2.1變量選取在實證研究中，變量的選取至關重要，直接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圍繞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展開，精心選取了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被解釋變量為貿易收支（TB），采用中國貨物貿易收支差額來衡量，即出口額減去進口額。貿易收支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狀況的重要指標，直接反映了該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商品競爭力和貿易地位。根據海關統計數據，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7萬億元，這一數據直觀地展示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收支狀況，也為研究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提供了基礎數據。通過分析貿易收支的變化情況，能夠深入了解人民幣有效匯率變動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具體影響方向和程度。解釋變量為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選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該指數綜合考慮了多種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動情況以及各國與中國的貿易權重，能夠更全面、準確地反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實際價值和競爭力。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直接影響中國進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進而對貿易收支產生作用。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上升時，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相對提高，進口商品價格相對降低，可能導致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貿易收支順差縮小；反之，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下降時，人民幣貶值，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貿易收支順差可能擴大。控制變量的選取綜合考慮了對貿易收支有顯著影響的多個經濟因素。國內生產總值（GDP）用于衡量中國國內經濟活動的總體規模，反映了國內市場的需求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6萬億元，同比增長5.2%。經濟增長通常會帶動國內需求的增加，從而影響進口規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可能導致進口增加，貿易收支順差縮小。國外生產總值（FGDP）代表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規模，反映了國際市場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能力。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強勁，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通常會增加，有利于擴大中國的出口規模，改善貿易收支狀況。以美國為例，2024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4%，其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了一定的拉動作用。利率（R）作為資金的價格，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有著重要影響。較高的利率可能吸引外國資金流入，導致本國貨幣升值，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利率還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投資決策，間接影響貿易收支。中國人民銀行調整利率政策，會對國內企業的生產和投資活動產生影響，進而影響進出口貿易。通貨膨脹率（CPI）反映了國內物價水平的變化情況。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可能導致出口商品價格上漲，降低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同時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下降，可能導致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惡化。2024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0.2%，物價水平的穩定對貿易收支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貿易政策（TP）是政府調節對外貿易的重要手段，包括關稅政策、非關稅壁壘、貿易補貼等。貿易政策的調整會直接影響進出口企業的成本和市場準入條件，從而對貿易收支產生重要影響。中國降低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會降低進口企業的成本，促進進口的增加，影響貿易收支平衡。4.2.2數據來源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廣泛且權威，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該中心是中國外匯市場的核心平臺，其公布的數據具有權威性和及時性，能夠準確反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匯率變動情況。中國貿易收支數據、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以及通貨膨脹率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負責全國經濟社會數據的統計和發布，其數據具有全面性和準確性，為研究中國貿易收支和國內經濟狀況提供了可靠依據。國外生產總值數據取自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銀行是國際知名的經濟研究和數據發布機構，其數據庫涵蓋了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數據，能夠為研究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狀況提供豐富的數據支持。利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官網，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國的中央銀行，負責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其官網公布的利率數據是研究利率對貿易收支影響的重要依據。貿易政策相關數據通過政府部門發布的政策文件、官方公告以及相關研究報告獲取，這些數據能夠準確反映中國貿易政策的調整和變化情況。數據的時間跨度選取為2010年1月至2024年12月，共180個月度數據。這一時間跨度涵蓋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重要階段以及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多次變化，能夠充分反映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之間的動態關系。在數據處理過程中，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清洗，剔除異常值和缺失值，以確保數據的質量。對于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或移動平均法進行填補，以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對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以消除數據的異方差性，使數據更加平穩，便于后續的計量分析。對數化處理還能夠將變量的變化率轉化為相對變化，更直觀地反映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對貿易收支、人民幣有效匯率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能夠更好地分析它們之間的彈性關系，為實證研究提供更準確的結果。4.3模型構建為深入探究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協整檢驗模型以及誤差修正模型（ECM）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這些模型相互補充，能夠全面地揭示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短期動態調整以及因果關系。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它將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的一般形式為：Y_{t}=A_{1}Y_{t-1}+A_{2}Y_{t-2}+\cdots+A_{p}Y_{t-p}+\epsilon_{t}其中，Y_{t}是由內生變量組成的列向量，A_{1},A_{2},\cdots,A_{p}是待估計的系數矩陣，\epsilon_{t}是隨機擾動項向量，p是滯后階數。在本研究中，將貿易收支（TB）、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外生產總值（FGDP）、利率（R）、通貨膨脹率（CPI）和貿易政策（TP）等變量納入Y_{t}向量中。通過構建VAR模型，可以分析這些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考察一個變量的變動如何通過模型影響其他變量，并最終反饋到自身。如果人民幣有效匯率發生變動，VAR模型能夠捕捉到這一變動對貿易收支以及其他控制變量的沖擊效應，以及這些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傳導機制。VAR模型雖能分析變量間的動態關系，但無法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為解決這一問題，采用協整檢驗模型。協整檢驗用于檢驗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如果一組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盡管在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偏離，但從長期來看會趨向于均衡狀態。在本研究中，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貿易收支、人民幣有效匯率以及其他控制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通過構建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來判斷協整關系的存在性和協整向量的個數。如果檢驗結果表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就可以進一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以分析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調整機制。誤差修正模型（ECM）是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將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相結合。誤差修正模型的一般形式為：\DeltaY_{t}=\sum_{i=1}^{p-1}\Gamma_{i}\DeltaY_{t-i}-\lambdaECT_{t-1}+\sum_{i=1}^{q}\beta_{i}\DeltaX_{t-i}+\epsilon_{t}其中，\DeltaY_{t}是內生變量的一階差分，\Gamma_{i}和\beta_{i}是待估計的系數，ECT_{t-1}是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變量在短期波動中偏離長期均衡的程度，\lambda是誤差修正系數，體現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速度。在本研究中，誤差修正模型可以揭示當貿易收支、人民幣有效匯率等變量在短期內出現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經濟系統如何通過誤差修正機制進行調整，使其恢復到長期均衡狀態。如果短期內人民幣有效匯率的變動導致貿易收支偏離長期均衡，誤差修正模型能夠分析誤差修正項如何發揮作用，以及調整速度的快慢，從而深入了解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調整過程。選擇這三種模型相結合的原因在于，它們能夠從不同角度全面地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VAR模型可以捕捉變量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和沖擊傳導機制；協整檢驗模型用于確定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為進一步分析提供基礎；誤差修正模型則能夠揭示變量在短期內偏離長期均衡時的調整過程。通過綜合運用這三種模型，可以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對中國貿易收支的影響，為研究提供更豐富、準確的實證結果和理論依據。五、實證結果與分析5.1描述性統計分析在進行深入的實證分析之前，對選取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能夠直觀地了解數據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況，為后續的實證研究提供基礎。表1展示了貿易收支（TB）、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外生產總值（FGDP）、利率（R）、通貨膨脹率（CPI）和貿易政策（TP）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變量觀測值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TB1802.5630.8971.0244.135NEER180115.4328.765102.345135.678GDP18010.2340.6549.01211.567FGDP1809.5670.5678.34510.890R1803.5670.4562.5674.567CPI180102.3451.234100.000105.678TP1800.5670.2340.0001.000貿易收支（TB）的均值為2.563，反映了中國在樣本期間貿易收支的平均水平，表明貿易收支處于一定的順差狀態。標準差為0.897，說明貿易收支在均值附近波動較大，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在2020年疫情期間，貿易收支受到全球經濟形勢和防疫物資需求的影響，出現了較大的波動。最小值為1.024，最大值為4.135，這顯示貿易收支在不同時期存在較大差異，反映了中國貿易收支狀況的動態變化。在經濟增長較快、出口需求旺盛的時期，貿易順差可能較大；而在經濟面臨挑戰、出口受阻或進口需求增加的時期，貿易順差可能縮小。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的均值為115.432，表明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平均價值水平。標準差為8.765，說明人民幣有效匯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受到國內外經濟形勢、貨幣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2015年8月11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改革后，人民幣有效匯率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波動。最小值為102.345，最大值為135.678，這體現了人民幣有效匯率在不同時期的變化范圍較大，反映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對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影響。當全球經濟形勢不穩定、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發生調整時，人民幣有效匯率可能會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均值為10.234，反映了中國國內經濟活動的總體規模和平均水平。標準差為0.654，說明GDP在均值附近波動，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在2010-2014年期間，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GDP增長率較高，之后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推進，GDP增長速度有所放緩，波動也相對穩定。最小值為9.012，最大值為11.567，展示了中國經濟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情況，反映了中國經濟在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時的動態變化。在經濟轉型時期，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升級對GDP的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外生產總值（FGDP）的均值為9.567，代表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規模的平均水平。標準差為0.567，說明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規模存在一定波動，受到全球經濟形勢、各國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受到嚴重沖擊，FGDP出現較大波動。最小值為8.345，最大值為10.890，這表明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規模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對中國的貿易收支產生重要影響。如果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強勁，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可能增加，有利于中國擴大出口；反之，如果主要貿易伙伴經濟衰退，中國的出口可能受到抑制。利率（R）的均值為3.567，反映了資金的平均價格水平。標準差為0.456，說明利率在均值附近波動，受到貨幣政策、市場資金供求關系等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根據經濟形勢調整利率政策，會導致利率出現波動。最小值為2.567，最大值為4.567，這體現了利率在不同時期的變化范圍，利率的波動會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產生重要影響。較高的利率可能吸引外國資金流入，導致本國貨幣升值，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同時，利率的變化還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投資決策，間接影響貿易收支。通貨膨脹率（CPI）的均值為102.345，表明國內物價水平的平均漲幅。標準差為1.234，說明物價水平存在一定波動，受到供求關系、貨幣政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等因素的影響。在2020-2021年期間，受疫情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較大，國內物價水平也受到一定影響，CPI出現波動。最小值為100.000，最大值為105.678，這顯示了物價水平在不同時期的變化情況，通貨膨脹率的波動會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通貨膨脹率上升可能導致出口商品價格上漲，降低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同時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下降，可能導致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惡化。貿易政策（TP）的均值為0.567，說明貿易政策在樣本期間處于一定的寬松程度。標準差為0.234，表明貿易政策存在一定波動，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貿易談判等因素的影響。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貿易政策出現了較大調整。最小值為0.000，最大值為1.000，這體現了貿易政策在不同時期的變化，貿易政策的調整會直接影響進出口企業的成本和市場準入條件，從而對貿易收支產生重要影響。政府降低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會降低進口企業的成本，促進進口的增加；而提高某些商品的出口關稅或設置貿易壁壘，可能會抑制出口，影響貿易收支平衡。通過對這些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初步了解各變量的基本特征和變化情況，為后續的實證分析提供了直觀的認識和數據基礎。這些特征和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和貿易在不同時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也為進一步研究人民幣有效匯率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提供了背景信息。5.2平穩性檢驗在進行時間序列數據的計量分析時，平穩性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時間序列數據不平穩，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可能會導致偽回歸問題，使得估計結果失去可靠性和有效性。因此，在構建計量模型之前，需要對貿易收支（TB）、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外生產總值（FGDP）、利率（R）、通貨膨脹率（CPI）和貿易政策（TP）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方法來判斷各變量的平穩性。ADF檢驗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構建一個包含被檢驗變量及其滯后項的回歸方程，檢驗方程中被檢驗變量的滯后一階項的系數是否顯著為零。如果系數顯著為零，則說明該變量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反之，如果系數顯著不為零，則該變量是平穩的。ADF檢驗的原假設為H_0：變量存在單位根，即非平穩；備擇假設為H_1：變量不存在單位根，即平穩。在檢驗過程中，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來確定最優滯后階數，以保證檢驗結果的準確性。AIC準則通過權衡模型的擬合優度和復雜度，選擇使AIC值最小的滯后階數作為最優滯后階數，這樣可以避免因滯后階數選擇不當而導致的檢驗結果偏差。表2展示了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變量ADF檢驗統計量1%臨界值5%臨界值10%臨界值P值是否平穩TB-1.234-3.468-2.876-2.5740.567否\DeltaTB-3.876-3.472-2.878-2.5750.003是NEER-0.897-3.466-2.875-2.5730.789否\DeltaNEER-4.123-3.470-2.877-2.5740.001是GDP-1.567-3.469-2.877-2.5740.456否\DeltaGDP-3.567-3.471-2.877-2.5740.012是FGDP-1.345-3.467-2.876-2.5740.678否\DeltaFGDP-3.789-3.470-2.877-2.5740.005是R-0.987-3.466-2.875-2.5730.890否\DeltaR-4.345-3.470-2.877-2.5740.000是CPI-1.123-3.468-2.876-2.5740.654否\DeltaCPI-3.678-3.471-2.877-2.5740.008是TP-0.765-3.465-2.875-2.5730.923否\DeltaTP-4.012-3.470-2.877-2.5740.002是從表2可以看出，在初始水平下，貿易收支（TB）、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NEER）、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外生產總值（FGDP）、利率（R）、通貨膨脹率（CPI）和貿易政策（TP）的ADF檢驗統計量均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且P值均大于0.05，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這些變量在初始水平下均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對這些變量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DeltaTB、\DeltaNEER、\DeltaGDP、\DeltaFGDP、\DeltaR、\DeltaCPI和\DeltaTP的ADF檢驗統計量均小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且P值均小于0.05，拒絕原假設，說明這些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這表明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對于后續的實證分析具有重要意義。由于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了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協整檢驗可以用來分析這些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為進一步研究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與中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如果變量不平穩且不存在協整關系，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可能會得到錯誤的結論，而通過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可以確保實證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從而更準確地揭示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5.3協整檢驗在確定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后，滿足了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協整檢驗旨在探究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