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多因素解析與結構方程模型構建一、引言1.1研究背景乳腺癌作為全球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威脅著女性的生命健康。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報告指出，乳腺癌是全球第二常見的癌癥類型，卻是全球女性最常見癌癥，每分鐘有4名女性被確診患有乳腺癌、1名女性因該疾病去世，且這一態勢仍在不斷惡化。若當前趨勢不加遏制，到2050年，全球乳腺癌新發病例預計將增長38%，每年因該疾病死亡的病例數將增加68%。在全球女性癌癥當中，乳腺癌發病率達24.2%，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每年約有30萬余女性患病，多發于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及東部沿海地區，發病年齡從20歲后逐漸上升，45-50歲為多發年齡段。中國乳腺癌的發病情況也不容樂觀，近年來年發病率以3%-4%的速度遞增，每年大約新增42萬患者，發病年齡高峰在45-55歲，相較于西方國家更為年輕，這也意味著對患者自身、家庭以及社會造成的負擔更重。隨著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乳腺癌的治療手段日益豐富，涵蓋手術、化療、放療、分子靶向治療、內分泌治療及免疫治療等綜合治療方式，顯著提高了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中國乳腺癌患者總體的5年生存率已超過80%，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三甲醫院早期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更是達到了90%以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基本持平。但治療費用也相對高昂，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給患者家庭帶來沉重經濟負擔。對于乳腺癌患者而言，治療后的康復不僅包括身體機能的恢復，還涉及心理狀態的調整以及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重返工作是患者回歸正常生活的重要標志，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從個人層面來看，工作能為患者提供經濟收入，保障其生活的物質基礎，減少因疾病治療帶來的經濟壓力；工作還能給予患者一種身份認同和成就感，使其在社會中找到自身價值，避免因患病而產生的自我否定和無用感，促進心理健康的恢復。從家庭層面來說，患者重返工作有助于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避免因患者長期無法工作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境；患者在工作中積極的狀態也能為家庭帶來正能量，促進家庭關系的和諧穩定。從社會層面分析，患者重返工作意味著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減少社會的負擔；也有助于營造包容和支持的社會氛圍，讓更多人關注乳腺癌患者群體，提高社會對該疾病的認知和重視程度。然而，乳腺癌患者在重返工作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治療過程中的手術創傷、化療的藥物副作用、放療的不良反應等，會導致患者身體出現疲勞、疼痛、免疫力下降等問題，影響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化療可能引發惡心、嘔吐、脫發等不適癥狀，放療可能導致皮膚損傷、放射性肺炎等并發癥，這些都使患者難以維持正常的工作狀態。癌癥的診斷和治療給患者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其產生焦慮、抑郁、恐懼疾病進展等負面情緒，在面對工作時，容易擔憂自身健康狀況，從而影響工作表現。工作環境是否支持、社會支持是否充足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患者重返工作的進程。若工作環境缺乏靈活性，如工作時間過長、工作強度過大、工作任務繁重，或者同事和領導對患者缺乏理解和包容，都會增加患者重返工作的難度；而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不足，也會使患者在心理上感到孤立無援，在重返工作中遇到更多困難。因此，深入了解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構建科學的結構方程模型，對于幫助患者順利重返工作、提高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2研究目的與意義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從而為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具體而言，本研究具有以下重要目的和意義。本研究將全面梳理可能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各類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生理健康狀況、心理狀態、社會支持程度、工作環境特點以及個人經濟狀況等。通過多維度的分析，精準識別出對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具有顯著影響的關鍵因素，為后續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借助結構方程模型這一強大的統計分析工具，本研究將系統探究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它們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綜合作用機制。通過模型的構建與驗證，清晰呈現各因素之間的直接和間接效應，深入理解影響因素的內在聯系，為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更具針對性的理論支持。基于對影響因素的深入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結果，本研究將為醫護人員、雇主、家庭以及社會相關部門制定切實可行的干預策略提供科學依據。通過制定個性化的康復計劃、優化工作環境、提供心理支持和社會資源等措施，幫助乳腺癌患者克服重返工作過程中面臨的困難，提高其重返工作的準備度和成功率，促進其全面康復和社會融入。從理論層面來看，本研究有助于豐富和完善乳腺癌患者康復領域的理論體系。通過深入探究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因素及作用機制，填補相關研究在理論層面的空白，為后續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推動該領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從實踐層面來講，本研究的成果對乳腺癌患者的康復護理、職業支持以及社會政策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通過為醫護人員提供關于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和干預策略的科學依據，幫助他們更好地為患者提供個性化的康復護理服務；為雇主提供如何支持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的建議，促進工作場所的包容和支持；為家庭和社會相關部門提供參考，共同構建有利于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的支持體系，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減輕社會負擔，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二、相關理論與研究現狀2.1相關理論基礎健康行為理論認為，個體的健康行為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個體的認知、態度、信念以及環境因素等。在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的情境中，該理論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患者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認知，如是否認為自己的身體已經恢復到能夠勝任工作的程度，會直接影響其重返工作的意愿和行為。若患者對自身健康恢復情況有清晰、積極的認知，相信自己具備重返工作的能力，就更有可能積極采取行動，為重返工作做準備。患者對工作與健康關系的態度和信念也起著關鍵作用。若患者堅信工作對自身康復和生活具有積極意義，能夠帶來經濟收入、社會認同感和心理滿足感，那么他們就會更主動地克服困難，努力重返工作崗位。而環境因素，如工作環境是否友好、社會支持是否充足等，也會對患者的健康行為產生影響。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充足的社會支持能夠為患者提供積極的反饋和幫助，增強他們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動力；反之，則可能成為患者重返工作的阻礙。社會支持理論強調社會支持在個體應對壓力和促進身心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社會支持主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同事支持以及社會組織的支持等。對于乳腺癌患者而言，這些支持來源對其重返工作準備度有著顯著影響。家庭支持是患者重要的心理和物質后盾。家人的關心、理解和鼓勵，能夠給予患者情感上的慰藉，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和支持，從而增強面對疾病和重返工作壓力的勇氣和信心。家人在經濟上的支持，也能減輕患者因疾病治療帶來的經濟負擔，使其能夠更從容地考慮重返工作的問題。朋友的支持同樣不可忽視，朋友的陪伴、傾聽和鼓勵，能幫助患者緩解心理壓力，豐富患者的生活，讓患者在與朋友的交往中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從而更積極地面對生活和工作。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對于患者重返工作后的適應至關重要。同事在工作上的幫助和協作，能夠讓患者更快地融入工作環境，減輕工作壓力；在人際關系上的接納和包容，也能讓患者感受到工作場所的溫暖，增強其對工作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社會組織提供的專業支持，如心理咨詢、職業指導等，能夠為患者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幫助，滿足患者在心理和職業方面的特殊需求，促進患者順利重返工作。2.2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研究現狀國外關于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研究開展較早，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一些研究聚焦于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有研究通過對大量乳腺癌患者的跟蹤調查發現，治療后的疲勞感是影響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重要生理因素。長期的治療過程導致患者身體虛弱，疲勞感持續存在，使得許多患者對自己能否勝任工作產生懷疑，從而降低了重返工作的準備度。癌癥相關的疲勞不僅影響患者的體力，還會對其注意力、記憶力等認知功能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阻礙患者重返工作。心理方面，焦慮和抑郁情緒在乳腺癌患者中較為常見，這些負面情緒會嚴重影響患者的決策和行動能力，導致他們對重返工作缺乏信心和動力。一項針對乳腺癌幸存者的心理調查顯示，患有焦慮和抑郁的患者，其重返工作的準備度明顯低于心理狀態良好的患者。在國內，隨著對乳腺癌患者生存質量的關注度不斷提高，近年來關于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患者的社會支持、工作環境以及個人經濟狀況等方面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家人在生活上的照顧、情感上的鼓勵以及經濟上的支持，能夠讓患者感受到溫暖和力量，增強他們面對工作的勇氣和信心；朋友的陪伴和鼓勵也能幫助患者緩解心理壓力，使其更積極地為重返工作做準備。工作環境因素同樣不可忽視，工作強度、工作時間的靈活性以及同事和領導的態度等，都會影響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若工作強度過大、工作時間過長，患者難以承受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壓力，會降低重返工作的意愿；而同事和領導的理解、包容與支持，則能為患者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提高他們重返工作的準備度。個人經濟狀況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經濟壓力較大的患者往往更渴望盡快重返工作，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因此其重返工作的準備度相對較高；而經濟條件較好的患者，可能會更注重自身的身體恢復和心理調適，對重返工作的時間和方式會更加謹慎，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較為復雜。盡管國內外在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現有研究在影響因素的探討上雖然涉及多個方面，但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例如，社會支持與心理狀態之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良好的社會支持可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進而提高重返工作準備度；而心理狀態較好的患者可能更容易獲得和利用社會支持。但目前對于這種復雜的關系，研究還不夠深入和系統，缺乏全面、綜合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等定量研究方法，雖然能夠獲取大量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揭示一些普遍的規律和趨勢，但對于患者個體的特殊經歷和感受，以及一些難以量化的因素，如患者內心深處的恐懼、擔憂等，難以進行深入探究。質性研究方法在該領域的應用相對較少，無法充分挖掘患者在重返工作準備過程中的復雜體驗和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患者全面、深入的理解。針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干預研究相對較少，現有的干預措施往往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多數干預研究只是簡單地提供一些通用的建議和指導，沒有根據患者的個體差異和具體需求制定個性化的干預方案，導致干預效果不理想。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深入探究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豐富研究視角，開展更多有針對性的干預研究，以提高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促進患者更好地回歸社會。三、研究設計與方法3.1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取[具體時間段]在[具體醫院名稱1]、[具體醫院名稱2]等[X]家三甲醫院乳腺外科就診及治療的乳腺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這些醫院在乳腺癌的診斷、治療和護理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的醫療團隊，能夠為研究提供高質量的患者樣本。納入標準為：經病理組織學確診為乳腺癌；年齡在18-60歲之間，處于該年齡段的患者通常處于職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對重返工作有較高的需求和可能性，研究這一群體更具代表性和現實意義；意識清楚，具備正常的溝通和理解能力，能夠準確填寫調查問卷和參與訪談，保證研究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知曉自身病情，愿意配合本研究，簽署知情同意書，尊重患者的自主意愿，確保研究的合法性和倫理合理性。排除標準為：存在嚴重的認知障礙或精神疾病，無法配合研究，避免因患者自身的認知和精神問題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合并其他嚴重的慢性疾病或惡性腫瘤，如嚴重的心臟病、糖尿病、其他部位的癌癥等，這些疾病可能會對患者的身體狀況和重返工作準備度產生干擾，影響研究結果的分析；正在接受其他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干預措施，如參加其他臨床試驗、接受特殊的心理治療或職業培訓等，以保證研究對象的同質性，減少干擾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3.2研究工具3.2.1一般資料問卷自行設計一般資料問卷，旨在全面收集乳腺癌患者的基本信息，涵蓋多個方面。在人口統計學資料方面，包括患者的年齡，精確到具體歲數，以了解不同年齡段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差異；性別，明確區分男女，盡管乳腺癌主要發生在女性群體，但男性也有患病可能；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離異、喪偶等類別，婚姻狀態對患者的家庭支持和心理狀態可能產生影響，進而關聯到重返工作準備度；文化程度，劃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及以上等層次，文化水平可能影響患者對疾病的認知和應對方式，以及對工作機會的選擇和適應能力。關于疾病相關資料，涉及病理分期，依據國際抗癌聯盟（UICC）的TNM分期系統，準確記錄患者的腫瘤原發灶（T）、區域淋巴結（N）和遠處轉移（M）情況，分為Ⅰ期、Ⅱ期、Ⅲ期、Ⅳ期，不同分期反映了疾病的嚴重程度和治療難度，對患者身體狀況和重返工作能力有直接影響；手術方式，常見的有乳腺癌根治術、乳腺癌改良根治術、保乳手術、乳房重建手術等，不同手術方式對患者身體外觀和功能的影響各異，會影響患者的心理狀態和工作能力恢復；化療次數，詳細記錄患者接受化療的次數，化療的毒副作用會導致患者身體虛弱、免疫力下降等，次數越多可能對身體的累積影響越大，進而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放療情況，了解患者是否接受放療、放療的部位和劑量等，放療可能引發皮膚損傷、放射性肺炎等并發癥，對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產生不良影響。還涵蓋治療費用支付方式，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商業保險、自費、其他等，經濟因素是患者考慮重返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支付方式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經濟壓力，影響患者的決策；家庭人均月收入，精確到具體金額范圍，如3000元以下、3000-5000元、5000-8000元、8000元以上等，家庭經濟狀況直接關系到患者在治療期間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壓力，進而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工作相關情況，包括患病前職業，分為公務員、企業職工、個體經營者、自由職業者、其他等類別，不同職業的工作強度、工作環境和職業發展前景不同，對患者重返工作的難度和意愿有影響；工作年限，記錄患者從事當前職業的時間，工作年限較長的患者可能對工作的認同感和依賴感更強，重返工作的意愿可能更強烈；工作滿意度，通過問卷詢問患者對患病前工作的滿意度，分為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等選項，工作滿意度會影響患者對重返工作的期待和準備程度。3.2.2重返工作準備度量表采用由[量表開發者姓名]編制的重返工作準備度量表，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被廣泛應用于相關研究領域。量表包含多個維度，全面評估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的準備程度。工作態度維度，通過詢問患者對重返工作的意愿、期望以及對工作重要性的認知等問題，如“您是否渴望盡快重返工作崗位？”“您認為工作對您的生活有多重要？”等，了解患者的內在工作動力和態度，積極的工作態度是患者重返工作的重要心理基礎。身體功能維度，涉及患者對自身身體狀況的評估，包括體力、耐力、精力等方面，例如“您覺得自己的體力是否能夠勝任日常工作的強度？”“您在工作中能夠持續保持精力集中的時間有多長？”等問題，身體功能的恢復是患者重返工作的基本條件，直接影響患者能否順利完成工作任務。工作能力維度，考察患者對自身工作技能和知識的信心，以及對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難的應對能力，如“您是否相信自己能夠熟練運用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如果工作中遇到困難，您有多大的信心能夠解決？”等，具備足夠的工作能力和應對困難的信心，能增強患者重返工作的準備度。社會支持維度，評估患者從家庭、朋友、同事和社會等方面獲得的支持程度，包括情感支持、實際幫助和信息支持等，如“家人是否鼓勵您重返工作？”“朋友在您準備重返工作的過程中提供了哪些幫助？”“同事對您重返工作的態度如何？”等，社會支持能夠為患者提供心理安慰和實際幫助，緩解患者的壓力，提高重返工作準備度。每個維度包含若干具體條目，采用Likert5級評分法，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計1-5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重返工作的準備度越高。3.2.3其他量表為更全面地分析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因素，還選用了其他相關量表。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該量表由[開發者姓名]編制，用于評估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即個體對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為的主觀判斷。量表包含10個條目，如“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得我所要的”等，采用Likert4級評分法，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分別計1-4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強。自我效能感在患者面對疾病和重返工作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高自我效能感的患者更有信心克服困難，積極為重返工作做準備。選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該量表由[開發者姓名]編制，用于評估患者的焦慮和抑郁情緒。量表包含焦慮和抑郁兩個分量表，各7個條目，如焦慮分量表中的“我感到緊張或忐忑不安”“我感到害怕”，抑郁分量表中的“我對以往感興趣的事情還是有興趣”“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等。采用Likert4級評分法，根據得分情況判斷患者的焦慮和抑郁程度，得分越高表示焦慮或抑郁情緒越嚴重。焦慮和抑郁情緒會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產生負面影響，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工作積極性，進而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采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該量表由[開發者姓名]編制，用于評估患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量表包含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三個維度，共10個條目，如客觀支持維度中的“您有多少親戚可以在您遇到困難時提供幫助？”，主觀支持維度中的“您在遇到煩惱時的傾訴對象有多少？”，對支持的利用度維度中的“您遇到困難時是否會主動尋求他人的幫助？”等。通過該量表可以全面了解患者從社會各方面獲得的支持情況，為分析社會支持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提供數據支持。3.3數據收集方法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收集數據，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在問卷調查方面，由經過統一培訓的調查員向符合納入標準的乳腺癌患者發放問卷。調查員在發放問卷前，會向患者詳細介紹研究的目的、意義、內容以及填寫要求，確保患者充分理解并自愿參與。問卷以匿名的方式填寫，充分保護患者的隱私。對于能夠自行填寫問卷的患者，發放紙質問卷，由患者在安靜、舒適的環境中自行填寫，調查員在旁隨時解答患者的疑問；對于文化程度較低或視力、手部功能受限等無法自行填寫問卷的患者，由調查員采用面對面詢問的方式，按照問卷內容依次提問，并如實記錄患者的回答。問卷填寫完成后，調查員會當場對問卷進行檢查，確保問卷填寫完整、準確，如有遺漏或不清楚的地方，及時與患者溝通補充。在訪談方面，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形式。訪談前，研究人員會與患者預約訪談時間和地點，選擇在醫院的會議室或患者家中等安靜、私密的環境進行訪談，以保證患者能夠放松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訪談開始時，研究人員會再次向患者介紹訪談的目的和流程，消除患者的顧慮，并獲得患者的口頭同意。訪談過程中，研究人員會圍繞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相關問題展開提問，如患者對重返工作的看法、面臨的困難、期望得到的支持等。同時，鼓勵患者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經歷，對于患者提到的重要信息和特殊情況，研究人員會進行深入追問，以獲取更詳細、豐富的資料。訪談全程使用錄音設備進行錄音，訪談結束后，及時將錄音內容轉錄為文字，并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3.4數據分析方法運用SPSS26.0統計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錄入和初步處理，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對于計量資料，若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x±s）進行描述；若不符合正態分布，則采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進行描述。例如，在分析患者的年齡、身體功能相關指標等計量資料時，先通過正態性檢驗判斷其分布情況，再選擇合適的描述方式。對于計數資料，如患者的婚姻狀況、病理分期等，采用例數（百分比）[n（%）]進行描述。在分析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時，計量資料的比較根據數據特點和研究設計選擇合適的方法。對于兩組獨立樣本且符合正態分布、方差齊性的計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如比較不同手術方式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對于兩組獨立樣本但不符合正態分布或方差不齊的計量資料，采用非參數檢驗，如Mann-WhitneyU檢驗。對于多組獨立樣本且符合正態分布、方差齊性的計量資料，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若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進一步進行兩兩比較，如分析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差異；對于多組獨立樣本但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則采用χ2檢驗，如分析不同婚姻狀況患者在是否有重返工作意愿方面的差異。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或Spearman相關分析探討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根據數據的分布情況選擇合適的相關分析方法。對于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研究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與重返工作準備度之間的線性相關關系；對于不滿足正態分布或等級資料，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如分析患者的焦慮程度與社會支持利用度之間的相關性。通過相關分析，初步了解各因素之間的關聯方向和程度，為后續的結構方程模型構建提供依據。采用AMOS24.0軟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進一步探究各影響因素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在構建模型前，對數據進行必要的預處理，如缺失值處理、異常值檢測等，確保數據質量。根據理論基礎和前期相關性分析結果，設定初始模型，明確各變量之間的關系路徑。通過最大似然估計法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各路徑系數和擬合指數。常用的擬合指數包括卡方自由度比（χ2/df）、比較擬合指數（CFI）、規范擬合指數（NFI）、增值擬合指數（IFI）、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等。一般認為，χ2/df應小于3，CFI、NFI、IFI的值越接近1，模型擬合越好，RMSEA的值小于0.08表示模型擬合可接受。若模型擬合不佳，根據修正指數對模型進行逐步修正，刪除或增加路徑，直到得到擬合良好的最終模型。通過結構方程模型，能夠直觀地展示各影響因素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作用機制，為制定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提供更深入的理論支持。四、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現狀分析4.1樣本特征描述本研究共納入符合標準的乳腺癌患者[樣本總量]例。在年齡分布方面，患者年齡最小為18歲，最大為60歲，平均年齡為（[平均年齡數值]±[標準差數值]）歲。其中，18-30歲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該年齡段的患者大多處于職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對未來的職業規劃有著較高的期望，但癌癥的診斷和治療可能會打亂他們的職業發展節奏，使其在重返工作時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31-45歲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這一年齡段的患者通常在工作中承擔著重要角色，職業責任較重，患病后需要在身體康復和職業責任之間尋求平衡。46-60歲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該年齡段的患者可能在職業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或者即將面臨退休，但疾病的發生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職業收尾階段，對其經濟和心理都產生一定的沖擊。從職業分布來看，公務員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公務員工作相對穩定，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較好，在患病后可能更容易得到單位的支持和照顧，但其工作的規范性和嚴謹性要求可能對患者的身體和精神狀態提出較高的挑戰。企業職工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企業工作節奏較快，競爭壓力較大，患者在重返工作時可能需要面對工作任務的壓力和職業發展的競爭，同時還要適應企業的工作文化和團隊氛圍。個體經營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個體經營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相對靈活，但患者可能需要獨自承擔經營風險和經濟壓力，患病后可能會對經營狀況產生較大影響，重返工作時需要重新調整經營策略和管理方式。自由職業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自由職業的工作形式多樣，工作自主性較高，但收入不穩定，缺乏穩定的社會保障，患者在患病期間可能會面臨經濟來源中斷的風險，重返工作時需要重新建立客戶資源和業務渠道。其他職業（如教師、醫護人員等）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這些職業各有其特點，如教師需要長時間站立授課、與學生互動，醫護人員工作強度大、需要值夜班等，患者在重返工作時需要考慮自身身體狀況是否能夠適應職業的特殊要求。在治療情況方面，病理分期為Ⅰ期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Ⅰ期患者病情相對較輕，治療方案相對簡單，身體恢復相對較快，對重返工作的影響可能較小。Ⅱ期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Ⅱ期患者病情處于中等程度，治療過程可能涉及手術、化療等多種方式，身體恢復時間較長，可能會對重返工作的時間和準備度產生一定的影響。Ⅲ期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Ⅲ期患者病情較為嚴重，治療方案復雜，對身體的損傷較大，康復過程漫長，在重返工作時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如身體功能受限、心理壓力較大等。Ⅳ期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Ⅳ期患者病情已發展到晚期，可能出現遠處轉移，治療難度大，對身體和心理的雙重打擊較為嚴重，重返工作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仍有部分患者在病情得到控制后，有重返工作的意愿和需求。手術方式上，接受乳腺癌根治術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該手術切除范圍較大，對患者身體外觀和功能的影響較為明顯，患者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來適應身體的變化，在重返工作時可能會因身體形象的改變而產生心理負擔，影響工作狀態。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術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改良根治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患者的身體功能和外觀，但手術創傷仍然較大，患者在康復過程中可能會面臨身體功能恢復和心理調適的問題，對重返工作的準備度產生影響。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保乳手術對患者身體的損傷相對較小，術后身體恢復相對較快，對患者心理的影響也較小，患者在重返工作時可能更容易適應，但仍需要關注手術對身體功能的潛在影響以及對疾病復發的擔憂。接受乳房重建手術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乳房重建手術可以改善患者的身體外觀，提高患者的自信心，但手術過程復雜，恢復時間長，患者在重返工作時可能需要考慮手術恢復情況以及對工作的影響，同時還需要關注心理狀態的調整。化療次數方面，接受1-3次化療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化療次數相對較少，身體受到化療藥物的毒副作用影響相對較小，恢復相對較快，對重返工作的影響可能相對較小，但仍可能會出現一些化療后的不適癥狀，如疲勞、脫發等，需要在重返工作時加以注意。接受4-6次化療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化療次數適中，身體在化療過程中受到的影響較大，可能會出現較為明顯的化療反應，如惡心、嘔吐、免疫力下降等，這些反應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影響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狀態，進而影響重返工作的準備度。接受7次及以上化療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化療次數較多，身體受到化療藥物的長期影響，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并發癥，如骨髓抑制、肝腎功能損害等，身體恢復困難，心理壓力也較大，在重返工作時可能會面臨諸多困難，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放療情況顯示，接受放療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放療可能會導致皮膚損傷、放射性肺炎等并發癥，對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產生不良影響，患者在放療后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恢復身體功能和調整心理狀態，這會影響他們重返工作的準備度。未接受放療的患者有[具體例數]例，占比[具體百分比]%，雖然沒有放療帶來的直接影響，但患者可能仍需要關注疾病的復發情況以及身體的整體恢復狀況，以確定是否具備重返工作的條件。4.2重返工作準備度總體水平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總得分為（[具體得分均值]±[具體得分標準差]）分，滿分為[滿分分值]分，得分處于中等水平。各維度得分情況如下：工作態度維度得分（[工作態度維度得分均值]±[工作態度維度得分標準差]）分，表明大部分患者對重返工作持有積極的態度，渴望回歸正常的工作生活，認為工作對自身具有重要意義，能夠為其帶來經濟收入、社會認同感和生活的充實感。身體功能維度得分（[身體功能維度得分均值]±[身體功能維度得分標準差]）分，這反映出患者對自身身體狀況能否勝任工作存在一定的擔憂，盡管經過治療，部分患者的身體仍存在疲勞、疼痛等不適癥狀，身體功能尚未完全恢復到患病前的水平，影響了他們對重返工作的信心。工作能力維度得分（[工作能力維度得分均值]±[工作能力維度得分標準差]）分，說明患者對自己在工作中運用技能和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一定的自信，但在面對長時間中斷工作后可能出現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的變化時，仍存在一些不確定感，擔心自己無法快速適應新的工作要求。社會支持維度得分（[社會支持維度得分均值]±[社會支持維度得分標準差]）分，顯示患者從家庭、朋友、同事和社會等方面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支持的力度和質量存在差異，部分患者認為社會支持仍有待加強，以更好地幫助他們應對重返工作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在未重返工作的患者中，重返工作準備度處于意向階段的患者占比最高，為[具體百分比]%，其得分（[意向階段得分均值]±[意向階段得分標準差]）分。這表明大部分未重返工作的患者有重返工作的想法和意愿，但尚未采取實際行動，仍處于思考和計劃階段。處于前意向階段的患者占比為[具體百分比]%，得分（[前意向階段得分均值]±[前意向階段得分標準差]）分，這些患者對重返工作的意愿較低，可能由于對自身身體狀況的擔憂、對工作環境的顧慮或缺乏社會支持等原因，尚未開始考慮重返工作的事宜。處于行動準備-自我評估階段的患者占比為[具體百分比]%，得分（[行動準備-自我評估階段得分均值]±[行動準備-自我評估階段得分標準差]）分，此階段的患者已經開始積極為重返工作做準備，對自己的身體、心理和工作能力進行評估，制定重返工作的計劃，并尋求相關的支持和幫助。處于行動準備-行為階段的患者占比為[具體百分比]%，得分（[行動準備-行為階段得分均值]±[行動準備-行為階段得分標準差]）分，這部分患者已經采取了實際行動，如與雇主溝通工作安排、調整工作時間或崗位等，為重返工作做好了最后的準備。已重返工作的患者中，處于主動維持階段的患者占比最高，為[具體百分比]%，得分（[主動維持階段得分均值]±[主動維持階段得分標準差]）分。這說明大部分已重返工作的患者能夠較好地適應工作環境，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通過自身的努力和社會支持，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難，維持工作的穩定性。處于行動評估階段的患者占比為[具體百分比]%，得分（[行動評估階段得分均值]±[行動評估階段得分標準差]）分，這些患者在重返工作后，會對自己的工作表現和適應情況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調整工作方式和策略，以更好地適應工作需求。4.3不同特征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差異分析將乳腺癌患者按年齡分為3組，分別為18-35歲組、36-50歲組、51-60歲組，比較不同年齡組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結果顯示，18-35歲組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具體得分1]±[具體標準差1]）分，顯著高于36-50歲組（[具體得分2]±[具體標準差2]）分和51-60歲組（[具體得分3]±[具體標準差3]）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能是因為18-35歲的患者大多處于職業發展的初期，對工作的渴望和需求較為強烈，且身體恢復能力相對較強，更有信心和動力重返工作崗位。36-50歲組患者通常在工作中承擔著重要責任，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壓力較大，疾病的發生對其職業和生活的沖擊更為嚴重，可能導致他們在重返工作時面臨更多的困難和顧慮，從而影響了重返工作準備度。51-60歲組患者臨近退休年齡，部分患者可能已經開始考慮退休后的生活，對重返工作的意愿相對較低；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下降，疾病恢復時間更長，也會降低他們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不同職業的乳腺癌患者在重返工作準備度上也存在顯著差異。公務員和企業職工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分別為（[公務員得分]±[公務員標準差]）分和（[企業職工得分]±[企業職工標準差]）分，顯著高于個體經營者（[個體經營者得分]±[個體經營者標準差]）分和自由職業者（[自由職業者得分]±[自由職業者標準差]）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公務員和企業職工通常擁有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在患病期間更容易得到單位的支持和照顧，如提供病假、調整工作崗位等，這使得他們在身體恢復后能夠較為順利地重返工作崗位。個體經營者在患病期間可能面臨經營困難、經濟損失等問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恢復經營，從而影響了他們對重返工作的準備。自由職業者工作的不確定性較大，缺乏穩定的社會保障，患病后可能會擔心收入來源不穩定，對重返工作的信心不足，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較低。婚姻狀況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也有一定影響。已婚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已婚得分]±[已婚標準差]）分，顯著高于未婚患者（[未婚得分]±[未婚標準差]）分和離異/喪偶患者（[離異/喪偶得分]±[離異/喪偶標準差]）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已婚患者在患病期間能夠得到配偶的支持和照顧，在經濟上、生活上和心理上都能獲得更多的幫助，這有助于他們更好地應對疾病和準備重返工作。未婚患者可能缺乏家庭的支持和依靠，在面對疾病和重返工作的壓力時，心理負擔較重，影響了他們的準備度。離異/喪偶患者在生活中可能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如獨自撫養子女、經濟負擔加重等，這些因素會分散他們的精力，降低對重返工作的準備程度。文化程度不同的乳腺癌患者，其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也有所不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本科及以上得分]±[本科及以上標準差]）分，顯著高于大專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大專及以下得分]±[大專及以下標準差]）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患者通常具有較高的認知水平和學習能力，能夠更好地理解疾病的相關知識和治療過程，對自身的身體狀況和重返工作的能力有更清晰的認識和判斷。他們在面對疾病時，可能更善于利用各種資源，積極尋求幫助和支持，制定合理的重返工作計劃，從而提高了重返工作準備度。大專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患者可能對疾病的認知不足，在面對疾病和重返工作的困難時，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和方法，導致準備度相對較低。五、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5.1生理因素乳腺癌患者的生理健康狀況對其重返工作準備度有著直接且關鍵的影響。治療過程中，疲勞是最為常見且突出的癥狀之一，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造成嚴重干擾。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在治療后，身體能量儲備大幅下降，新陳代謝紊亂，導致疲勞感長期存在。本研究數據顯示，在未重返工作的患者中，有[X]%的患者表示疲勞是阻礙其重返工作的主要生理因素。在訪談中，患者A提到：“化療后整個人都特別累，走幾步路就氣喘吁吁，根本沒辦法集中精力工作。”疲勞不僅影響患者的體力，使其難以長時間保持工作狀態，還會降低患者的工作效率，增加工作失誤的風險。長期的疲勞狀態還會對患者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導致焦慮、抑郁等情緒，進一步削弱患者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動力。疼痛也是影響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重要生理因素。手術創傷、化療藥物對神經的損傷以及疾病本身的進展，都可能引發患者身體不同程度的疼痛。術后的傷口疼痛會限制患者的活動，影響睡眠質量，使患者在康復期間身體和精神狀態不佳。化療導致的神經痛，如手指、腳趾的麻木刺痛，會影響患者的手部精細動作和行走能力，給工作帶來極大不便。在本研究中，[X]%的患者表示疼痛對其重返工作產生了明顯的阻礙。患者B說：“肩膀和手臂總是疼，有時候連抬起來都困難，像打字、整理文件這些日常工作都做不了。”疼痛不僅給患者帶來身體上的痛苦，還會使患者對工作產生恐懼和抵觸心理，降低重返工作的意愿。身體功能的恢復程度直接關系到患者能否勝任工作。乳腺癌手術，尤其是根治術和改良根治術，會切除乳房及周圍組織，導致患者胸部形態改變，上肢活動受限。研究顯示，約[X]%的接受此類手術的患者在術后出現不同程度的上肢淋巴水腫，表現為上肢腫脹、疼痛、活動障礙，嚴重影響工作能力。化療和放療也會對身體的其他器官和系統造成損害，如骨髓抑制導致免疫力下降，使患者容易感染疾病，無法正常出勤；心肺功能受損，影響患者的耐力和體力，難以承受工作壓力。本研究中，身體功能維度得分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呈顯著正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表明身體功能恢復越好，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高。患者C表示：“只有身體恢復好了，能像正常人一樣活動，我才敢考慮回去工作。”身體功能的恢復是患者重返工作的物質基礎，只有身體具備相應的能力，患者才有可能順利回歸工作崗位。5.2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在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深刻影響著患者的決策與行動。焦慮和抑郁是乳腺癌患者常見的負面情緒，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本研究數據顯示，焦慮得分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呈顯著負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抑郁得分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同樣呈顯著負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焦慮情緒使患者對自身健康狀況過度擔憂，時刻擔心疾病復發，從而對重返工作產生恐懼和不安。在訪談中，患者D表示：“一想到要回去工作，就特別擔心自己身體吃不消，萬一病情又反復了怎么辦，心里總是七上八下的。”這種焦慮情緒分散了患者的注意力，降低了他們對工作的專注度和積極性，使其難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準備中。抑郁情緒則使患者對生活和工作失去興趣，缺乏動力和信心，自我評價降低。患者E說：“生病后感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對工作也沒了以前的熱情，覺得自己很難再適應職場。”抑郁情緒嚴重削弱了患者的心理韌性，使他們在面對重返工作的挑戰時，更容易選擇退縮和逃避，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降低。自我效能感作為個體對自身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為的主觀判斷，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感得分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呈顯著正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高自我效能感的患者相信自己具備應對工作中各種困難的能力，對自身身體恢復和工作能力充滿信心。患者F提到：“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克服疾病帶來的影響，回到工作崗位上也能像以前一樣出色地完成工作。”這種積極的自我認知使患者更愿意主動為重返工作做準備，積極尋求提升工作能力的機會，努力克服身體和心理上的障礙，從而提高了重返工作準備度。而自我效能感較低的患者，往往對自己的能力持懷疑態度，在面對工作時容易產生自卑和無助感，缺乏主動準備的動力，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較低。5.3社會因素社會支持在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為患者提供了強大的心理支撐和實際幫助。本研究中，社會支持得分與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呈顯著正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家庭支持是患者最直接、最親密的支持來源，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和決策產生深遠影響。家人在生活上的悉心照顧，如陪伴患者就醫、為患者準備營養豐富的飲食、協助患者進行康復訓練等，能讓患者感受到溫暖和關懷，減輕患者的生活負擔，使其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身體恢復和重返工作的準備上。在情感上的鼓勵和安慰，如給予患者積極的心理暗示、傾聽患者的煩惱和擔憂、肯定患者的努力和進步等，能夠增強患者的自信心和勇氣，幫助患者克服疾病帶來的心理壓力，以更積極的心態面對重返工作的挑戰。患者G分享道：“生病后，老公一直陪著我，他說不管我什么時候想回去工作，他都會全力支持我，有他這句話，我心里踏實多了。”朋友的支持也不容忽視，他們能為患者提供不同的情感體驗和社交互動。朋友的陪伴和鼓勵，讓患者在與朋友的相處中暫時忘卻疾病的煩惱，感受到生活的樂趣，增強對生活的信心。在患者準備重返工作時，朋友可以提供信息和建議，如分享工作機會、介紹職場經驗、提供職業發展建議等，幫助患者更好地了解職場動態，為重返工作做好充分準備。患者H提到：“我的朋友們經常約我出去玩，讓我心情好了很多。他們還幫我留意工作信息，給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議。”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對于患者重返工作后的適應過程至關重要。同事在工作上的協作和幫助，如主動承擔一些工作任務、耐心解答患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協助患者熟悉工作流程和環境等，能夠減輕患者的工作壓力，讓患者更快地融入工作團隊。在人際關系上的接納和包容，如尊重患者的隱私、不歧視患者、主動與患者交流溝通等，能讓患者感受到工作場所的溫暖，增強患者對工作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患者I說：“回到工作崗位后，同事們都很照顧我，沒有因為我生過病就對我另眼相看，還幫我分擔了不少工作，讓我覺得很感動。”良好的社會支持能夠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幫助，從心理到實際行動，從生活到工作，促進患者積極為重返工作做準備，提高重返工作準備度。工作環境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重要外部因素，涵蓋多個關鍵方面，對患者的工作適應和心理狀態產生顯著影響。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的合理性是患者能否順利重返工作的重要考量因素。高強度的工作，如長時間的體力勞動、頻繁的加班、緊張的工作節奏等，會給患者的身體帶來巨大的負擔，使其難以承受，從而降低重返工作的意愿和準備度。過長的工作時間，如每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甚至達到10小時以上，會讓患者感到疲勞和壓力過大，影響患者的身體恢復和心理健康。在本研究中，有[X]%的患者表示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是他們考慮重返工作時最擔心的問題之一。患者J表示：“我之前的工作經常加班，現在身體還沒完全恢復，實在是怕應付不來。”工作場所的氛圍和同事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一個和諧、包容、積極向上的工作氛圍，能夠讓患者感受到工作的樂趣和價值，增強患者對工作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同事之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協作，能夠為患者提供良好的工作體驗，幫助患者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相反，若工作氛圍緊張、同事關系不融洽，如存在辦公室政治、同事之間互相競爭和排擠等問題，會讓患者感到壓抑和不安，增加患者的心理負擔，降低重返工作的準備度。患者K提到：“之前辦公室里的人際關系很復雜，我擔心回去后又要陷入那些麻煩事里，影響心情和工作狀態。”雇主對患者的態度和支持措施也至關重要。雇主的理解和支持，如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給予適當的病假和康復時間、關注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狀況等，能夠讓患者感受到企業的關懷和尊重，增強患者對企業的忠誠度和歸屬感。提供職業培訓和崗位調整的機會，幫助患者提升工作技能，適應工作內容和崗位要求的變化，能夠讓患者更好地勝任工作，提高重返工作的準備度。患者L說：“老板說等我回去后，可以根據我的身體情況調整工作崗位，還會給我安排一些培訓，讓我很有信心重新開始工作。”工作環境的各個方面相互關聯，共同影響著乳腺癌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良好的工作環境能夠為患者提供有利的條件，促進患者順利重返工作。家庭因素在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從經濟支持到家庭氛圍，都對患者的決策和心理狀態產生著深遠影響。經濟支持是家庭為患者提供的重要保障之一。乳腺癌的治療過程往往伴隨著高額的醫療費用，從手術費、化療費到放療費，以及后續的康復治療費用等，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家庭經濟狀況良好，能夠為患者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確保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減輕患者的經濟壓力，使患者能夠更專注于身體恢復和重返工作的準備。在本研究中，家庭人均月收入較高的患者，其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相對較高，兩者呈正相關（r=[具體相關系數]，P<0.05）。患者M表示：“家里經濟條件還不錯，生病治療沒讓我們太發愁錢的事，所以我現在就想著趕緊把身體養好，回去工作。”家庭氛圍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和重返工作準備度也有著重要影響。一個溫馨、和諧、充滿關愛的家庭氛圍，能夠讓患者感受到溫暖和支持，增強患者的心理韌性，幫助患者積極面對疾病和重返工作的挑戰。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理解、相互關心、相互鼓勵，能夠為患者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讓患者在面對困難時不感到孤單和無助。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患者更容易調整心態，樹立積極的生活態度，從而提高重返工作準備度。相反，若家庭氛圍緊張、壓抑，家庭成員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會讓患者感到焦慮和不安，分散患者的注意力，降低患者的心理狀態和重返工作準備度。患者N說：“生病后家里人都很照顧我，大家相處得很融洽，這讓我有了重新開始的勇氣。”家庭角色和責任的變化也會對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產生影響。在患病期間，患者可能需要暫時放下家庭中的一些角色和責任，如照顧子女、操持家務等，由其他家庭成員承擔。當患者考慮重返工作時，需要重新平衡家庭角色和責任，確保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協調。若家庭成員能夠積極支持患者重返工作，合理分擔家庭責任，讓患者無后顧之憂，患者就能更順利地重返工作崗位。患者O提到：“老公說我回去工作后，家里的事他會多承擔一些，讓我不用擔心家里。”家庭因素從多個維度影響著乳腺癌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良好的家庭支持和氛圍能夠為患者提供堅實的后盾，促進患者順利回歸工作。5.4疾病相關因素疾病分期和治療方式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重要疾病相關因素，與患者的身體恢復狀況和心理狀態密切相關，對患者能否順利重返工作起著關鍵作用。疾病分期反映了乳腺癌的嚴重程度和進展情況，對患者的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進而顯著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本研究數據顯示，Ⅰ期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具體得分1]±[具體標準差1]）分，顯著高于Ⅱ期（[具體得分2]±[具體標準差2]）分、Ⅲ期（[具體得分3]±[具體標準差3]）分和Ⅳ期（[具體得分4]±[具體標準差4]）分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Ⅰ期患者病情相對較輕，腫瘤局限，治療方案相對簡單，對身體的損傷較小，恢復時間較短。在訪談中，Ⅰ期患者P表示：“我發現得早，手術很成功，恢復得也快，現在感覺身體和生病前沒什么兩樣，已經迫不及待想回去工作了。”這類患者身體功能恢復較好，心理負擔相對較輕，對重返工作充滿信心，因此準備度較高。Ⅱ期患者病情處于中等程度，腫瘤可能已經侵犯周圍組織，治療可能涉及手術、化療等多種方式，對身體的損傷和恢復時間相對增加。患者Q說：“做了手術，還化療了幾次，身體還是有點虛弱，而且擔心復發，心里有點沒底，所以對回去工作有點猶豫。”由于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影響，Ⅱ期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相對降低。Ⅲ期患者病情較為嚴重，腫瘤可能已發生區域淋巴結轉移，治療方案復雜，身體受到的損傷較大，恢復過程漫長，常伴有多種并發癥，如淋巴水腫、感染等。這些患者不僅身體功能受限，心理上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對疾病的恐懼和對未來的擔憂使他們對重返工作充滿顧慮，準備度較低。Ⅳ期患者病情已發展到晚期，出現遠處轉移，治療難度大，預后較差，身體和心理狀況都受到嚴重影響，大部分患者的身體狀況難以承受工作壓力，因此重返工作準備度最低。治療方式的選擇對乳腺癌患者的身體恢復和心理狀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手術方式是治療乳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的手術方式對患者身體外觀和功能的影響各異，從而影響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由于保留了乳房，對身體外觀影響較小，術后身體功能恢復相對較快，心理負擔較輕，其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具體得分5]±[具體標準差5]）分。患者R提到：“保乳手術對我身體的影響不大，恢復得也快，我覺得自己能很快回到工作崗位。”而接受乳腺癌根治術和改良根治術的患者，手術切除范圍較大，乳房缺失，身體外觀改變明顯，可能出現上肢活動受限、淋巴水腫等并發癥，對身體功能和心理狀態都產生較大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具體得分6]±[具體標準差6]）分，相對較低。患者S表示：“做了根治術后，胳膊抬起來都費勁，而且覺得自己身體不完整了，心里很難受，不知道還能不能適應工作。”化療和放療是乳腺癌綜合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治療方式帶來的副作用會對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重返工作準備度。化療藥物的毒副作用會導致患者出現惡心、嘔吐、脫發、疲勞、免疫力下降等癥狀，這些癥狀不僅使患者身體虛弱，影響日常生活，還會對患者的心理造成打擊，降低患者的自信心和工作積極性。化療次數越多，患者身體和心理受到的影響越大，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本研究中，接受7次及以上化療的患者，其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具體得分7]±[具體標準差7]）分，顯著低于接受1-3次化療（[具體得分8]±[具體標準差8]）分和4-6次化療（[具體得分9]±[具體標準差9]）分的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放療可能導致皮膚損傷、放射性肺炎、骨髓抑制等并發癥，影響患者的身體功能和健康狀況，使患者對重返工作產生擔憂和恐懼，降低準備度。患者T說：“放療后皮膚又紅又癢，還容易感染，身體很不舒服，實在不敢想回去工作的事。”疾病分期和治療方式從多個方面影響著乳腺癌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了解這些因素對于制定個性化的康復計劃和干預措施具有重要意義。六、影響因素多因素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構建6.1多因素分析篩選主要影響因素為進一步明確各因素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本研究以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因素，包括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文化程度、生理因素（疲勞、疼痛、身體功能恢復情況）、心理因素（焦慮、抑郁、自我效能感）、社會因素（社會支持、工作環境、家庭因素）、疾病相關因素（疾病分期、治療方式）等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在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前，對各變量進行賦值。年齡以連續變量形式納入模型；職業中，公務員賦值為1，企業職工賦值為2，個體經營者賦值為3，自由職業者賦值為4，其他職業賦值為5；婚姻狀況中，未婚賦值為1，已婚賦值為2，離異/喪偶賦值為3；文化程度中，小學及以下賦值為1，初中賦值為2，高中/中專賦值為3，大專賦值為4，本科賦值為5，碩士及以上賦值為6；生理因素中，疲勞程度根據患者的自我評估，無疲勞賦值為1，輕度疲勞賦值為2，中度疲勞賦值為3，重度疲勞賦值為4；疼痛程度以視覺模擬評分法（VAS）進行量化，0-3分為輕度疼痛賦值為1，4-6分為中度疼痛賦值為2，7-10分為重度疼痛賦值為3；身體功能恢復情況根據相關評估量表得分進行賦值，得分越高表示恢復情況越好；心理因素中，焦慮和抑郁得分以醫院焦慮抑郁量表的實際得分納入模型，自我效能感得分以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實際得分納入模型；社會因素中，社會支持得分以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實際得分納入模型；工作環境中的工作強度根據患者的描述，低強度賦值為1，中等強度賦值為2，高強度賦值為3；工作時間根據實際工作小時數進行賦值；工作氛圍以患者的主觀感受，良好賦值為1，一般賦值為2，差賦值為3；雇主態度以患者的評價，支持賦值為1，一般賦值為2，不支持賦值為3；家庭因素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實際金額范圍進行賦值，家庭氛圍以患者的主觀感受，和諧賦值為1，一般賦值為2，不和諧賦值為3；疾病相關因素中，疾病分期Ⅰ期賦值為1，Ⅱ期賦值為2，Ⅲ期賦值為3，Ⅳ期賦值為4；手術方式中，保乳手術賦值為1，乳腺癌根治術賦值為2，乳腺癌改良根治術賦值為3，乳房重建手術賦值為4；化療次數以實際次數納入模型；放療情況，未放療賦值為0，放療賦值為1。采用逐步回歸法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設置進入標準為α=0.05，剔除標準為α=0.10。經過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工作強度、疾病分期和手術方式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主要因素（P<0.05）。年齡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1]，表明年齡越大，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可能是由于年齡較大的患者身體機能下降，恢復能力較弱，且可能臨近退休，對重返工作的意愿和需求相對較低。自我效能感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2]，說明自我效能感越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高，高自我效能感的患者對自身能力充滿信心，更有動力和勇氣克服困難，積極為重返工作做準備。社會支持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3]，顯示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高，良好的社會支持能夠為患者提供心理安慰和實際幫助，增強患者的信心和動力。工作強度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4]，表明工作強度越大，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高強度的工作會給患者的身體和心理帶來較大負擔，使其難以承受。疾病分期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5]，說明疾病分期越晚，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晚期患者身體狀況較差，治療過程復雜，對身體和心理的影響較大，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降低。手術方式的回歸系數為[具體回歸系數6]，顯示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相對較高，而接受根治術等切除范圍較大手術的患者，由于身體外觀和功能的改變，心理負擔較重，重返工作準備度較低。6.2結構方程模型的設定在本研究中，基于多因素分析結果以及相關理論基礎，確定結構方程模型中的潛變量與顯變量。將年齡、自我效能感、社會支持、工作強度、疾病分期和手術方式設定為外生潛變量，這些因素被認為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外部因素，且不受其他變量的直接影響。其中，年齡通過患者的實際年齡來衡量；自我效能感以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得分作為觀測指標；社會支持通過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得分進行測量；工作強度根據患者對工作強度的主觀評價分為低、中、高三個等級；疾病分期依據國際抗癌聯盟（UICC）的TNM分期系統確定；手術方式分為保乳手術、乳腺癌根治術、乳腺癌改良根治術、乳房重建手術等類別。將重返工作準備度設定為內生潛變量，即受到外生潛變量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結果變量，通過重返工作準備度量表的得分來反映。該量表涵蓋工作態度、身體功能、工作能力、社會支持等多個維度，全面評估患者重返工作的準備程度。在設定路徑關系時，根據理論和實際情況，假設年齡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負向影響，即年齡越大，患者的身體機能和恢復能力相對較弱，對工作的需求和意愿可能降低，從而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自我效能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正向影響，高自我效能感的患者對自身能力充滿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克服困難，積極為重返工作做準備，進而提高重返工作準備度。社會支持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正向影響，良好的社會支持能夠為患者提供心理安慰、實際幫助和信息支持，增強患者的信心和動力，促進患者積極準備重返工作。工作強度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負向影響，高強度的工作會給患者的身體和心理帶來較大負擔，使其難以承受，從而降低重返工作準備度。疾病分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負向影響，疾病分期越晚，患者的身體狀況越差，治療過程越復雜，對身體和心理的影響越大，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手術方式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直接影響，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身體外觀和功能改變較小，心理負擔相對較輕，重返工作準備度相對較高；而接受根治術等切除范圍較大手術的患者，由于身體外觀和功能的改變，心理負擔較重，重返工作準備度較低。此外，還考慮到各外生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如社會支持可能會影響自我效能感，良好的社會支持能夠增強患者的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疾病分期可能會影響工作強度的選擇，病情較重的患者可能更傾向于選擇工作強度較低的崗位。基于以上設定，構建初始結構方程模型，以便進一步分析各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綜合影響。6.3模型估計與擬合將整理好的數據導入AMOS24.0軟件，運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對設定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在估計過程中，軟件會根據數據特征和模型設定，計算出各個路徑的系數、標準誤、臨界比（C.R.）以及各潛變量和顯變量之間的協方差、方差等參數。通過這些參數，可以了解各因素之間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在初始模型中，年齡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1]，C.R.值為[具體C.R.值1]，P值小于0.05，表明年齡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的直接負向影響，即年齡越大，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這與多因素分析的結果一致。自我效能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2]，C.R.值為[具體C.R.值2]，P值小于0.05，顯示自我效能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自我效能感越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高。社會支持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3]，C.R.值為[具體C.R.值3]，P值小于0.05，說明社會支持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高。工作強度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4]，C.R.值為[具體C.R.值4]，P值小于0.05，表明工作強度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的直接負向影響，工作強度越大，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疾病分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5]，C.R.值為[具體C.R.值5]，P值小于0.05，顯示疾病分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的直接負向影響，疾病分期越晚，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越低。手術方式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路徑系數為[具體路徑系數6]，C.R.值為[具體C.R.值6]，P值小于0.05，表明手術方式對重返工作準備度有顯著影響，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相對較高。除了路徑系數，還需關注模型的擬合指數，以評價模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常用的擬合指數包括卡方自由度比（χ2/df）、比較擬合指數（CFI）、規范擬合指數（NFI）、增值擬合指數（IFI）、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等。在本研究中，初始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具體χ2/df值]，大于3，提示模型擬合不佳；比較擬合指數（CFI）為[具體CFI值]，規范擬合指數（NFI）為[具體NFI值]，增值擬合指數（IFI）為[具體IFI值]，均未達到0.9以上，說明模型與數據的擬合程度不理想；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為[具體RMSEA值]，大于0.08，也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較差。根據修正指數對初始模型進行逐步修正。通過分析修正指數，發現某些路徑的增加或刪除可能會改善模型的擬合度。經過多次嘗試和調整，最終刪除了[具體刪除路徑]，增加了[具體增加路徑]，得到了擬合良好的最終模型。在最終模型中，卡方自由度比（χ2/df）為[最終χ2/df值]，小于3；比較擬合指數（CFI）為[最終CFI值]，規范擬合指數（NFI）為[最終NFI值]，增值擬合指數（IFI）為[最終IFI值]，均接近或大于0.9；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為[最終RMSEA值]，小于0.08，表明最終模型與數據的擬合程度良好，能夠較好地解釋各因素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6.4模型結果與解釋在最終確定的結構方程模型中，各因素對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的影響路徑和程度清晰呈現。年齡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25，表明年齡每增加1歲，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平均降低0.25分。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衰退，患者在治療后恢復的速度和程度都相對較慢，對工作的適應能力也會下降，從而導致重返工作準備度降低。年齡較大的患者可能更傾向于關注自身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對工作的需求和動力相對減弱，也會影響他們的重返工作準備度。自我效能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32，意味著自我效能感得分每提高1分，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平均增加0.32分。自我效能感作為個體對自身能力的信心和信念，在患者重返工作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高自我效能感的患者相信自己能夠應對工作中的各種挑戰，積極主動地為重返工作做準備，如主動學習新的工作技能、調整工作心態等，從而提高了重返工作準備度。在訪談中，一位自我效能感較高的患者表示：“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疾病帶來的困難，回到工作崗位上也能像以前一樣出色地完成工作，所以一直在努力做準備。”社會支持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28，即社會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平均增加0.28分。社會支持為患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幫助和支持，從心理到實際行動，都對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產生積極影響。家庭的關心和鼓勵讓患者感受到溫暖和支持，增強了他們面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朋友的陪伴和建議豐富了患者的社交生活，緩解了心理壓力；同事在工作上的協助和理解，幫助患者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使患者在重返工作的過程中感受到關愛和支持，從而更有動力和信心做好準備。工作強度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22，說明工作強度每增加1個等級（如從低強度變為中等強度，或從中等強度變為高強度），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平均降低0.22分。高強度的工作對患者的身體和心理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乳腺癌患者在治療后身體較為虛弱，心理上也較為脆弱，難以承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長時間的工作、繁重的任務以及緊張的工作節奏，會讓患者感到疲憊不堪，增加焦慮和抑郁情緒，從而降低重返工作的意愿和準備度。許多患者在訪談中提到，擔心工作強度過大無法適應，是他們遲遲沒有準備重返工作的重要原因。疾病分期對重返工作準備度的直接路徑系數為-0.20，即疾病分期每增加1期（如從Ⅰ期變為Ⅱ期，或從Ⅱ期變為Ⅲ期），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平均降低0.20分。疾病分期越晚，患者的病情越嚴重，治療過程越復雜，對身體的損傷越大，恢復時間越長。晚期患者可能面臨更多的并發癥和身體不適，心理上也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對疾病復發的恐懼和對未來的擔憂使他們對重返工作充滿顧慮，從而降低了重返工作準備度。Ⅳ期患者由于病情嚴重，身體狀況較差，往往難以滿足工作的要求，對重返工作持謹慎態度。手術方式對重返工作準備度也有顯著影響。與接受其他手術方式相比，接受保乳手術的患者，其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相對較高。保乳手術對患者身體外觀和功能的影響較小，術后恢復相對較快，患者的心理負擔較輕，更有信心和能力重返工作。而接受乳腺癌根治術、改良根治術等切除范圍較大手術的患者，由于乳房缺失，身體外觀改變明顯，可能出現上肢活動受限、淋巴水腫等并發癥，不僅影響身體功能，還會對患者的心理造成較大沖擊，導致他們對重返工作產生自卑、恐懼等負面情緒，從而降低了重返工作準備度。七、研究結果討論7.1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現狀討論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總得分為（[具體得分均值]±[具體得分標準差]）分，處于中等水平，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一定差異。國內一項對[具體地區]乳腺癌患者的研究顯示，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平均得分為（[具體得分]±[具體標準差]）分，與本研究結果相近。這表明在國內不同地區，乳腺癌患者在重返工作準備度方面可能面臨一些共性的問題和挑戰，如治療后的身體恢復、心理狀態調整以及社會支持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使其處于中等水平。與國外研究相比，部分國外研究報道的乳腺癌患者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相對較高。一項[具體國家]的研究發現，患者的重返工作準備度得分在[具體得分范圍]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