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實證研究目錄26784一、緒論 緒論（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沒有縮小，但逐漸拉大，到2016年，二者的GDP差距幾乎是四倍，如何盡快趕超，縮小中西部地區的差距，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中之重，2015年習近平主席來到陜西開展調研，得出了“陜西正處在追趕超越階段”的重要結論，長期以來陜西的支柱產業是重工業，包括能源開采和化工等資源密集型行業。與東部省份相比，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建設存在較大差距。從國內外形勢來看，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只有通過轉型和現代化建設，才能到達可持續發展的階段。而產業結構的轉型和現代化是適應經濟結構的中心任務，因此，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和現代化是經濟轉型和發展的最重要的一條主線，作為西部大省的陜西省面臨巨大壓力，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可能性和挑戰。本文借助計量模型和面板數據，對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根據陜西省自身經濟特點，提出優化產業結構、促進陜西省經濟增長的相關政策建議。對于豐富現有文獻、加速陜西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陜西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二）文獻綜述1.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國外研究綜述國外對產業結構變動如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已經非常成熟了。美國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大家羅斯托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從本質上來說，現代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一個產業部門不斷變遷的歷程。社會的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直接決定了經濟發展質量的好壞以及經濟增速的快慢，那么社會資源配置的效果如何則取決于產業結構的發展情況。Kuznets（1966）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借助現代數量經濟學的統計方法，他得出了結論：伴隨著經濟不斷地發展，第三產業將逐漸吸收部分來自第二產業的勞動力，與此同時，城鎮化的迅速發展將使第二、第三產業不斷吸納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羅斯托（1960）運用了非總量分析的方法研究經濟增長最本質的原因，他認為具有主導性產業的部門會促進經濟增長。這些產業會憑借自身的優越性保持迅速、穩定的增長，同時會促進其上有行業和下游行業的發展。Peneder（2003）則使用了非常先進的手段研究亞洲東部國家的經濟狀況，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明顯。他提出了“結構紅利這個概念”，即生產率高的生產部門吸納了來自較低生產率部門的生產要素后，將會使整個社會的生產率水平得到顯著提升。那么這種“結構紅利”也就是產業結構能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3]。Moro（2015）對產業結構服務化和經濟增長速度的關聯做了研究，他通過不均衡增長模型，得出：生產部門的技術落后、勞動的成本攀升是由于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異質性造成的[4]。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提高可以推動經濟增長，這種特征會因為需求側、供給側的加深而而更加顯著。。NishiandHiroshi（2016）就從需求端和供給端分別探究日本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經濟增長的互相作用關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經濟增長速度會受到具有較高異質性的不平衡增長路徑[5]。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國內研究綜述關于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國大部分研究通過實證分析檢驗了“結構紅利說”的存在，然而一部分專家學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結構減速說”，即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沒有促進作用，甚至會抑制經濟增長。由于經濟發展具有區域差異性，因此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不同地區會有完全不同的表現。陳兆明（2016）借助門檻效應模型及面板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在不同區域的關系表現，研究發現：在東部城鎮化較高的地區，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在西部城鎮化較低的地區則呈現抑制的影響[6]。鄭蕊等人（2017）研究了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內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彈性系數，結論顯示：在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能促進經濟增長，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會抑制經濟增長[7]。李翔等（2018）借助了空間計量的模型對東、中、西三個地區進行實證研究，研究成果顯示在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受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影響較大，而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主要受到產業高級化的作用，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最為特殊，經濟增長受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均不顯著。[8]。崔宏凱等人（2018）的觀點是我國整體經濟增長受到產業結構高級化抑制作用[9]。陳龍等（2019）在農村，經濟增長受到產業結構變遷的促進作用，此外，產業結構的優化會對金融規模產生正向的影響[10]。嚴太華等（2020）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在資源密集型的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提高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作用，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水平提高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作用[11]。張乃麗等（2019）研究了日本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日本都道府縣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12]。賀珍瑞等（2017）基于山東省的地級市的面板數據，探究了不同時期山東省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表現，他認為山東省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顯著性比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顯著性要小，而這種影響的差距將會受到工業的發展而降低[13]。袁富華（2012）以近10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的趨勢特征以及三次產業從業人員占比變化路徑為基礎，提出了“結構性減速”的觀點，他認為在勞動生產率較低且發展平緩的服務業，產業結構向服務化變遷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生產率降低，從而抑制經濟增長。他還提出，與發展成熟的股價相比，我國在收入水平處于低谷時，“結構性減速”會很明顯[14]。楊博等（2018）以我國個省近20年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產業結構向服務化變遷的確會造成“結構性減速”[15]。干春暉、鄭若谷和余典范（2011）通過大量實證研究提出了我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具有時期差異性的重要觀點[16]。崔玉泉、王儒智和孫建安（2011）把山東省的地級市作為研究數據，提出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的首要因素是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在一個合適的區間[17]。陳宇、賴小瓊（2013）選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福建省各市的數據，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發現，在福建省，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18]。曹文彬、張貴成（2016）研究了無錫的狀況，發現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具有協整關系，產業高級化的影響更為顯著[19]。傅元海等（2016）也提出產業結構合理化會促進經濟增長，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會抑制經濟增長[20]。陶桂芬、方晶（2016）以我國東、中、西三大不同區域為研究對象，提出東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水平均在全國處于絕對領先位置，并且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更加顯著。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影響更顯著[21]。文獻評述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其一，目前經濟學界對于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文獻較多，大多數學者都通過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認為產業結構變動會帶來“結構性紅利”，即產業結構變遷能促進經濟增長。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結構性減速”，即產業結構變動會抑制經濟增長；其二，對于產業結構變動的衡量上，大多數學者從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角度；其三，在不同區域，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呈現不同的影響；其四，對于該論題的研究，目前大都是在全國或者幾個省之間進行研究，對省內的研究還不夠完善。（三）研究內容本文旨在探究陜西省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研究內容包含以下四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總結梳理匯總國內外學者關于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作用機理的研究，然后將相關研究觀點進行分類，了解國內外研究的幾大主要觀點，為之后的理論分析以及實證分析提供思路。第二部分主要描述陜西省及陜西省各市三次產業的發展情況及產業結構特征，梳理陜西省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歷史變化，了解產業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的狀況。第三部分就產業結構變對經濟的增長影響進行經驗檢驗，根據選取的陜西省10個市的近11年內的面板數據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揭示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第四部分是研究結論及建議，對回歸結果進行總結，分析目前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加速產業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對策建議。

二、陜西省產業結構發展現狀分析長時間以來，陜西省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能源化工類的資源密集型企業，從三次產業的構成及三次產業之間的比重角度分析，可以發現西部能源大省陜西呈現出“二三一”的產業結構特征。（一）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分析1.第一產業占GDP比重逐步降低陜西省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9.98%下降至2020年的8.89%，這個遞減的趨勢和全國趨勢保持一致，但從總體來看，陜西省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處于高于全國的水平。圖SEQ圖\*ARABIC1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2.區域間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差異較大2010﹣2020年，陜西省11個市第一產業占比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2018年之后，西安市、榆林市第一產業占比最低，而咸陽市、渭南市、漢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第一產業占比仍然較高。圖SEQ圖\*ARABIC2陜西各市第一產業占比3.第一產業內部結構以農業為主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組成第一產業的主體結構，所以應該從這四個部門對第一產業內部結構變動情況做分析。2010﹣2020年農業總產值始終保持持續增長的態勢，并且增長趨勢十分顯著。牧業的產值在2010-2014年保持著上升趨勢，在2015年之后開始下降，但畜牧業產值總體還是呈現出降低的趨勢。林業產值保持著平穩持續增加的態勢，然而因為林業比重很小，而且發展不快，對于整體的影響不值得過于關注。從地理上來看，陜西很大一部分地區都是在黃土高原上，氣候干旱，水資源匱乏，只有陜南很小的一部分地區具備發展漁業的自然條件，所以漁業的產值比其他三個部門小得多，但好在保持著增加的趨勢。綜上所述，陜西的第一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圖SEQ圖\*ARABIC3第一產業內部結構變化（二）第二產業比重及增長分析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在2012年達到峰值54.85%，之后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依然保持著固有的主體部門的地位。表明了工業依舊是陜西省經濟增長的主導性產業。不過，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是逐年降低的。因為陜西省第二產業發展主要依賴于能源為主的資源密集型行業，受到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很大的制約，不具有可持續增長的潛力。圖4第二產業比重及增長率（三）第三產業比重及區域差異分析第三產業占比自2010年起一直保持著增長趨勢，這個趨勢符合陜西省經濟發展總體態勢，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推動產業高級化水平不斷提高。而且第三產業增長率水平一直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說明陜西省正平穩過渡到走向“三二一”的產業發展路徑。圖5各市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從圖中可以看出，陜西省11個市中西安市、商洛市的第三產業占比較高，而且西安市第三產業比重呈現出逐年上漲的趨勢，是全省第三產業占比最高的城市，和西安旅游業、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具有因果關系，旅游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明顯促進西安市經濟增長，并且呈現產業多元化局面。漢中市、延安市第三產業占比逐步回落，但整體第三產業占比還處于較高水平。而寶雞市、咸陽市、榆林市是傳統的工業城市，第三產業占比處于較低水平，而且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綜上可以發現：關中地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較為落后，而第二、三產業發展迅速，第三產業的發展速率更是超過了另外兩個地區；陜北地區資源豐富，主要依托能源產業，因此，第二產業發展水平高，而第一、三產業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產業結構單一；陜南地區第一產業的發展速度是第一名，但是相應的工業發展速度慢、水平低，但第二產業的發展態勢是正向的。從GDP占比來看，關中地區依然位于領先于全省，陜南、陜北地區相對來說產業結構整體水平較低，因此區域間差異明顯。2010年陜西省人均GDP的極差為9905元，而到2020年增長為74702元，擴大了7.5倍，年均增長6479.7元，標準差由7534.104元增漲至22335.15元，擴大了近3倍，年均增長約1300元。三、陜西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本節以陜西省10個市11年的數據作為面板數據，并使用計量軟件Eviews10進行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檢驗。（一）樣本選取以及數據來源說明本文共選取了西安、銅川、寶雞、咸陽、渭南、延安、漢中、榆林、安康、商洛10個市近11年的指標用于實證分析，其中延安、榆林地區屬于陜北，西安，寶雞，渭南，咸陽等市屬于關中，商洛，漢中，安康屬于陜南。關中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在全省是最好的，工業發展水平高、第一產業占比較低；陜北地區的主要依托能源型產業，一、三產業發展水平均不高；而陜南地區的第二產業相對落后，但第一、第三產業的占比較高。以此作為樣本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所有的數據均來源于2020年十五《陜西省統計年鑒》以及近10年各市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變量選擇本文旨在研究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以被解釋變量是經濟增長，具體用GDP增長率衡量。解釋變量是產業結構變動，學界對于產業結構變動的衡量有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本文借鑒了呂明元（2013）使用的衡量方法，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大角度去衡量產業結構的變動。關于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指標選取，借鑒鄭若谷（2011）的觀點，他認為現階段大部分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第三產業增長速度隨著新型產業的迅猛發展超過了第二產業的增速，所以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TS)度量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如果TS值增加，表示產業結構向服務化變遷。本文選取泰爾指數（TL）來度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泰爾指數是由泰爾(TheilandHenri，1967)提出的，王少平和歐陽志剛(2007）用泰爾指數研究地區收入差異。干春暉對泰爾指數進行了完善和改進，計算公式是:其中，L代表從業人員數量，Y代表經濟總產值，i代表某一具體產業，Yi/Y代表某一產業產值比重，Li/L代表其就業占比。如果結構是均衡的，則有TL=0；泰爾指數不為0，表明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狀態，產業結構不合理。在控制變量的選取上，本文根據經濟增長計算公式，選取從業人數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作為控制變量。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TS最大值為3.47，最小值為0.41，標準差為0.72；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TL最大值是243.9，最小值是0.19，標準差是24.33，說明近十年來產業高級化進程非常迅速。從控制變量來看，從業人數增長率RL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GZ的標準差較大，說明影響GDP增長的因素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表2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變量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GDP109.703.31101.10118.30TS1.940.720.413.47TL122.0724.340.19243.94RL5.121.653.296.95GZ14.9011.80-15.9045.70相關性檢驗滯后階數的自相關的系數接近于0，p值小于0.05，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說明各變量之間相關性不大，沒有多重共線性問題，變量的選取是比較合理的。階數自相關檢驗是否自相關自相關系數P值1-0.120.02否2-0.020.01否3-0.020.01否4-0.020.02否50.020否60.020否7-0.010否800否表SEQ表\*ARABIC2相關性檢驗（五）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為了較全面地考察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對GDP增長率、TS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TL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RL從業人數增長率和GZ固定資產增長率五個序列進行分析，且每個序列樣本區間為2010﹣2020年。運用ADF檢驗法，滯后階數按AIC準則選擇。借助計量軟件Eviews10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3。根據表3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只有TL序列平穩，其余序列的p值均大于0.05，說明此時序列是不平穩的。表SEQ表\*ARABIC3平穩性檢驗變量名ADF檢驗是否平穩統計量P值GDP-1.61920.0527否TS-1.2560.6582否TL13.2750.0012是RL-2.4600.4301否GZ-2.5320.3265否對各個序列一階差分，檢驗結果表明此時各個序列的p值都小于0.05，拒絕了有單位根的原假設，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穩的。表SEQ表\*ARABIC4差分后的平穩性檢驗變量名ADF檢驗是否平穩統計量P值DGDP-3.142680.0219是DTS8.84290.0000是DTL-4.57620.0158是DRL7.39550.0001是DGZ-2.94060.0311是(六)模型的建立對于模型的建立,參考了付凌暉（2010）及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0）有關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長期影響機制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建模。解釋變量用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產業結構合理化,。GDP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控制變量選擇上考慮能夠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選擇人力資本增長率（從業人數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進行研究。在模型上選擇面板數據模型，設定面板數據模型:（1）該模型反應了陜西省10個市的GDP增長率在控制資本增長率與從業人數增長率的情況下,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產業結構升級而變化的關系。首先,在進行面板回歸之前,要對我國2010﹣2020年10個市級面板數據進行檢驗,以確定即將構造的面板數據模型是混合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首先，進行固定效應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確定面板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ｐ值大于0.05，說明接受是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由于經濟發展中GDP增長率的內生性問題,引入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在原市級面板數據模型當中引入GDP增長率的滯后一期增長率作為工具變量，模型如下:（2）本文為了克服內生性問題,運用了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對原方程進行改進，選用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為了確保工具變量的是外生的，本文在此處對動態面板模型進行Sargan檢驗,Sargan檢驗的原假設為H0:所有工具變量為有效的。本文對動態面板模型進行了檢驗,結果如表。表SEQ表\*ARABIC5sargan檢驗sargan檢驗H0:工具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檢驗結果Prob=0.57通過表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p=0.57,可以接受所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原假設,即動態面板模型（2）所選用的被解釋變量滯后一階作為工具變量是嚴格外生的,動態面板模型（2）有效克服了原模型（1）的內生性問題,可以選用系統GMM估計方法對動態面板模型（2）進行估計。（七）回歸結果及其分析根據計量經濟學常用的面板估計方法,并結合上文所構建的隨機效應模型的具體情況,對原面板數據模型（2）的系數進行估計。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表SEQ表\*ARABIC6回歸結果變量系數t統計量P值DGDP-0.299-3.8790.002DTS-0.187-4.2750.001DTL0.0161.8720.032DRL0.0453.3030.013DGZ0.0695.3710.000R20.723變量系數t統計量P值AdjustedR20.859Prob(F-statistic)0.000通過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產業結構髙級化對GDP增速具有抑制作用,系數為-0.19,即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每加速1%,GDP增速下降0.19%,且P小于0.05,即大概率條件下顯著。這意味著自2010﹣2020年以來,陜西省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陜西省經濟增速具有減速作用。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系數等于0.016,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率有促進的作用,且p值顯著小于0.05,統計上顯著。即是說,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提高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速度,二者具有正向作用。控制變量的p小于0.05,說明在統計上是顯著的，控制變量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結論與對策（一）結論首先，本文通過對陜西省及其各市產業結構發展現狀的分析，發現目前陜西省第一產業比重逐步減小，但仍以農業為主；第二產業占比很大，對工業的依賴性較高，但增速逐步下降；第三產業產值穩步增長，但區域發展差異較大。其次，從陜西省2010﹣2020年10個市區的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發現：2010年至2020年間，陜西省產業結構髙級化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其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作用，目前陜西省第三產業雖然在不斷發展，但主要依賴于低端服務業，一味的擴大第三產業規模及其比重對經濟增長沒有正向的作用；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對策1.創新體制機制，激發發展活力立足陜西省產業結構發展現狀，要促進供給端的結構優化，立足供給側，通過供給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新的需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供給側推動產業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首先要完善和優化制度，給經濟創新和發展的環境。以創新促進發展，首先進行制度創新，從而使經濟體的創新熱情和動力被充分發揮，以此提高經濟活力。社會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所以要通過制度的引領作用，使得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被充分發揮，實現市場創新要素資源的有效配置。正確認識到第二產業的重要作用，不可偏廢，但同時要認識到能源、化工等資源密集型產業的不可持續性，著力于由“制造”向“智造”轉變。建設一個以創新為特色、體現陜西特點的先進產業結構。與此同時，在這樣一個資源日益耗盡、生態破壞嚴重的大背景之下，我們要思考如何實現金山和青山都獲得，經濟發展是首要任務，可是不能一味的追求經濟高速發展而忽略了生態環境的保護，制度應具有前瞻性，為了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必須重視產業結構的優化。即減少對資源密集型、重工業的依賴，探尋不同產業部門間資源如何合理配置能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首先要提高產業部門內部的資源調整，重視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提升產業部門的生產力水平，為部門可持續發展打好基礎。此外，政府還可以完善政策和制度，引領產業的發展路徑和進度。例如政府可以成立一些基金和貸款項目，給與稅收優惠，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扶持。除了鼓勵性措施，還可以指定懲罰性制度，例如對污染嚴重、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傳統企業實習淘汰制度，把資源配置給有潛力的科技型新興企業,促進社會生產要素與資源向科技水平高的企業傾斜。2.優化產業結構，提升整體競爭力產業結構向高級化邁進是經濟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趨勢。首先，產業結構高級化在一定時期內對經濟增長是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但是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體現在較長時期的發展內，而且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所以,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是產業政策制定中需要考慮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農業作為陜西省重要的基礎產業，必須在推動產業高級化和產業合理化轉型的過程中穩固農業的基礎地位。要加快從小農經濟向現代化農業轉變，要重視新型農業示范點的建設，加大經濟作物種植力度，推動現代農業快速發展。對于第二產業，陜西省政府應當積極探索工業結構如何快速轉型升級，加大力度發展生產力水平高、能耗少、技術水平高的那部分的發展，同事要淘汰和舍棄粗放型、高能耗、低技術水平的那部分，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推動新型制造業發展，提高行業整體競爭力水平。陜西省作是全國工業大省，有完善的制造業基礎條件。所以，制造業基礎較好。陜西省高校多，人才資源豐富，所以，陜西省應借助應借助高等人才資源優勢，加大力度推進科學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產品化轉化，提高“智造業”的比重，發展新型科技型產業，促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3.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進程中,陜西省政府應加大對互聯網、新興科技及技術服務等方面的發展的關注力度。此外,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的大背景下,政府應充分的尊重市場,以此為基礎，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和進步,從而實現高端服務性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推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必須要將目前的產業鏈條進一步加深,促進循環經濟,進而提高資源利用率以及產業的附加值等,降低環境污染。總之,要在合理發展第三產業的基礎上,推動陜西省第三產業對第一二產業的促進作用。陜北、陜南、關中三個區域產業結構存在差異，因此,需要針對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制定不同的政策,要實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目前這個階段,面對著融資困難的第三產業的中小企業，是發展的嚴峻困難。政府應該妥善給出對策，比如通過制定政策對私營的金融證券類公司進行規范和引導，并且要給與政策傾斜，對這些第三產業中的中小企業提供大力支持,給予這些中小企業財政補貼,從而支持和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提高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服務業的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提高；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表征，服務業現代化更是產業結構優化的必然趨勢和提高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提升生產性服務業水平。參考文獻[1]Kuznets,Simon.1955.EconomicGrowthandIncomeInequality[M].AmericanEconomicReview45(March):1-28.[2]Rostow,WaltWhitman.1960.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3]PenederM.IndustrialStructuralChangeandAggregateGrowth[J].StructuralChange&EconomicDynamics,2003,14(4).[4]AlessioMoro.StructuralChange,Growth,andVolatility[J].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7(3).[5]HiroshiNishi.StructuralchangeandtransformationofgrowthregimeintheJapaneseeconomy[J].EvolutionaryandInstitutionalEconomicsReview,2016,13(1).[6]陳兆明,李敏.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門檻特征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9,35(22):139-142.[7]鄭蕊,何珊,王曉娟.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