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與改革開放下的中國出版業：變化、問題及前景〔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郵碼:___________〕

中國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也是出版業發生巨大而深刻變化的二十年。長期以來作為中共在思想文化戰線和政治領域的一個主要工具的出版業，近二十年來逐漸經歷了五個轉變過程，即由傳統的方案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把圖書發行當做單純的窗口行業向產業化開展轉變，由區域封閉型體制向開放型轉變，由原始的手工操作向以電腦管理為主要手段的現代化管理轉變，以及由均衡開展向不均衡開展轉變。而所有這一切都標志著中國出版業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而重要的變化。

本文主要研究中國大陸出版業自八十年代以來在出版的規模、結構、體制以及中共在出版政策和指導思想等方面的變化及原因，并分析和討論這些變化的意義。

一、出版業五十年來三個主要開展階段的簡略回憶

自1949年至今，五十年來出版業的開展過程可被粗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可被視為中共領導下出版業的初級開展階段。雖然1949年以前出版業即以存在，有不少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等，但由于以前中國經濟和教育等方面的落后，那時的出版業無論是品種、數量還是銷售額和利潤都相當少。1949年以后，大陸的出版業開始了一個新的起步和建設階段。由于政治體制的原因，出版業在這一階段主要是發揮意識形態工具的作用，當時出版量最大的圖書是?毛澤東選集?[1]；出版社的規模小，數量也不多，除北京、上海等少數大都市外，其他省根本上每省僅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經營方式那么屬典型的方案經濟模式，由國家投資、下達方案和任務，然后統一由新華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銷售；全國的出版業被政府完全壟斷，出版社之間不存在競爭，出版社以效勞政治為唯一目的，根本上不考慮利潤和經營狀況。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原因很簡單，中共剛建立政權不久，穩固政權、維護執政地位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當時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都是為中共的政治目標效勞，故而出版業完全不能考慮自主的市場開拓。這種沒有經營意識的出版體制使得出版業開展緩慢，完全仰賴政府的財務支持。

八十年代與上一階段相比，八十年代是圖書出版業的大開展階段。其最大的特點是，出版社的數量迅速增長，出書規模成倍擴大，圖書的內在和外在質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出版業中開始出現市場競爭，引入了市場經濟的意識，各出版社開始有了商業和自主意識。自從中共開始經濟改革以來，在經濟開展的刺激和要求下，有關部門開始對出版業實行自主開發、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政策，國家對出版業那么在政策上指導，經濟上鼓勵出版社自理。同時，各省、國務院各部委、各民主黨派也被允許組建各自的專業性出版社，有實力的大學也相繼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從此，圖書出版量大規模增加，出版業開始走向市場化。另外，在出版社內部也引進了競爭機制，部份地區的出版社還嘗試實行有限的承包制。這樣許多新成立的出版社表達出充份的活力。在圖書發行體系方面，除了傳統的新華書店這一發行系統外，也出現了所謂的“第二渠道〞，即集體、個體發行體系，并開始改革舊的購銷體系。[2]

九十年代這一時期是圖書出版業最繁榮的階段，出版業開始走上了國際化、多媒體化、多元化以及集團化的開展進程，在出版業的結構、編輯政策、發行體制等多方面都出現了很大變化，出版水平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中央、地方、大學、專業四大類出版社各據其長，互相競爭，同時，集體和個體圖書經營者開始更多地涉足圖書出版業的各個環節。出版界的業務量快速增長，利潤逐年遞增，開發了許多大型的出版工程，并建立了各種圖書評論和評介系統。還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多邊和國際合作，國外出版社開始向中國大陸這個潛在的超級圖書市場進軍，試圖在這個市場中占住一塊地盤，而中國的出版社也努力與國際接軌，積極面向世界圖書市場。從總體上來看，在這一階段出版業逐步走向成熟。[3]但與此同時，由于缺乏有效的相應法規，市場競爭秩序比擬混亂，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選題重復導致圖書質量差，粗制濫造；出版社的圖書積壓嚴重，造成經營虧損和資金周轉困難；發行體制雜亂無章，盜版橫行；集體和個人經營業者的不規那么介入，出版社大量出售書號；出版社內部體制理不順，出版社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劇烈等。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階段也是出版業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的時期。[4]

二、出版業八十年代以來發生的主要變化

過去二十年來，出版業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被動到主動、由國內到國外的開展歷程，尤其是在出版規模和經營方式等方面有了質的變化。

出版數量與規模

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中，出版數量與規模均有顯著變化。〔見表一〕

表一.改革開放前后圖書出版情況比擬

年份199619781984

圖書出版品種6,9678,94129,346

其中：新書4,5967,59422,007

總印數〔億冊〕21.8011.5730.85

總印張〔億〕48.4855.84158.72

年人均擁有圖書〔冊〕4.73.96.0

總用紙量〔萬噸〕11.3913.3237.30

總銷售金額〔億元〕4.89.324.5

年人均購書〔元〕0.650.972.36

資料來源：國家新聞出版署有關年度的統計資料。

1984年全國圖書出版種類近三萬種，比1978年增加兩倍多，比1966年那么增加了三倍多；1984年圖書銷售額比1978年增長近兩倍，比1966年增長四倍多。在這一時期，地方出版社不再甘心只扮演“地方軍〞或中央級出版社的配角，不愿意仍舊象以往那樣，僅僅出版黨政文獻、中小學課本等租型書以及單純地方型簡單讀物〔如配合當地中心工作的小冊子、介紹蔬菜種植之類的技術知識讀物和以地方戲為主的文娛演唱材料〕。[5]1979年12月，國家出版局在長沙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在會上提出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自訂方針。從此，地方出版社的出書品種迅速增加，并開始相互競爭。到了1984年，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出書數量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中央級出版社。[6]隨后，圖書出版量的增長逐漸放慢，出版社轉而關注圖書的內在和外在質量以及出版業從業人員的素質改善。[7]進入九十年代后，隨著讀者對圖書的需求日益增長，圖書出版量再度大幅度上升，1994年全國出書達10萬種，1997年那么增加到12萬種。[8]

出版社大量增加但冗員低效

1956年全國只有97家出版社，到了22年之后的1978年，出版社數量僅增加到105家。但是，在改革開放的頭幾年里，出版社的數量一躍而翻了兩番。其中，1983年新建出版社50家，1984年此數字為36家，1985年為86家。這樣，到1985年底全國的出版社已增加到416家。到1997年，全國的出版社總數已到達565家。[9]但是，隨著出版社數量的快速增加，也出現了印刷能力、紙張供給和發行渠道缺乏、出版社的編輯及審稿水平不高等問題，出版業管理部門開始擔憂“出版社開展過快，超過社會的物質承當能力〞。[10]中國的出版社還存在著另一類問題，即冗員多、效率低。中國稍大一些的出版社一般都有從業人員50人以上，普遍多于西方國家的出版社。同時，出版社仍有依靠“國家〞資助的心態，運作中不注重實效和經營。

出版物品種結構的變化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出版業出版的圖書品種逐漸多樣化。在當時思想界的活潑氣氛下，出版業出版了許多翻譯、編譯的書著。到了九十年代圖書品種的結構那么日益齊全，許多大型出版工程也相繼問世。九十年代下半期，中國的出版業開始從出版社的盲目擴張轉向提高圖書的內在和外在質量，適應讀者不斷變化的需要。[11]表二反映出八十和九十年代圖書品種結構的大致狀況。九十年代哲學、社會科學類圖書的比重有所上升，思想界知識分子的力作受到讀者越來越大的歡送，讀者的思想日漸活潑、視野變寬、觀察問題的深度加深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濟類圖書的出版數量迅猛增長。從1993年到1997年每年都出版6千到7千種經濟類圖書，不僅包括大量經濟學著作和普及讀物，還引進了許多國外的此類書著。同時，法律類圖書的出版成了一個新的熱點，每年的出版量都達3千至4千種。與社會科學、經濟法律類圖書的走俏相比照，傳統的政治經典書〔如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出版卻日益萎縮，每年的出版量從1993年的222種下降到1997年的138種，其數量已是微缺乏道。[12]這反映出，盡管宣傳部門堅持意識形態教育，但九十年代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傳統意識形態讀物感興趣的讀者越來越少了，傳統政治讀物的出版銷售每況愈下。[13]

表二.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圖書品種結構比擬〔分類數為％〕

年份198519931997

圖書出版品種總數45,60396,761120,106

其中：哲學、社會科學10.812.512.2

文化、教育42.345.147.9

文學、藝術13.915.516.0

自然科學、技術21.219.620.0

其他11.87.33.9

資料來源：國家新聞出版署有關年度的統計資料。

進入九十年代后，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音像放映電器市場〔如各類錄音機、錄像機以及CD、VCD、DVD播放設備〕的快速開展，音像產品市場急劇擴大。從1993年到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內，盒式音帶的品種增加了近3倍，激光唱片增加了近8倍，錄像帶增加了2倍多，VCD的出版品種數量那么激增了13倍。適應于舊式“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傳統娛樂方式的密紋唱片已根本消失。[14]但目前中國的音像產品的品種、質量和內容還很落后；而且缺乏有良好藝術素養的音像產品編輯和制作人，出版的音像產品往往顯得理念貧乏、選題陳舊；此外，中國也沒有建立獨立、高效的音像產品發行體系。

出版社之間的競爭、摩擦和整合

改革開放前，出版社之間并無多少矛盾。中央級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根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劃地而營，并無分工之必要。改革以來，隨著出版社數量的急劇增加，出版社之間的利益沖突越來越大，彼此爭奪作者和出版資源、分割圖書銷售市場，并進而在出版業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對立。

首先是中央級出版社與地方出版社之間出現了摩擦。由于集權體制的特性，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出版資源都集中在北京，因此設在北京的中央級出版社就有地利之便，能在圖書市場上憑借此地利優勢而占據較大份額；而地方級出版社要想占領圖書市場，就必須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準，由此導致本錢上升、書價提高。地方出版社對這種天然劣勢的狀態自然越來越不滿。而中央級出版社又受到中央政府較嚴格的約束，不能象地方出版社那樣突破現行出版管理體制、靈活經營，因此中央出版社對地方出版社利用地方體制環境寬松而施加競爭壓力也時有怨言。

在地方出版社之間，同樣存在著日益明顯的摩擦。在出版社數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地方出版社之間還存在著因隸屬關系而形成的行政性分工，由于分工“碼頭〞的不同〔如屬于政治經濟等綜合類出版社，或屬于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少年兒童、教育、美術、古籍等專業類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盈利能力有明顯差異。比方，教育類或少年兒童類出版社獲準出版各類教學輔導材料和參考書，這種書重版率高，銷售量大，本錢低，所以利潤極高。于是，“碼頭〞好的出版社從業人員可以少出力、多賺錢，而“碼頭〞差的某些專業類出版社的從業人員出力多卻掙錢少。由于有巨大的利益差異，很多政府部門就設立種種制度壁壘，以出版業的專業分工為借口，保護隸屬于本部門的出版社從事壟斷性經營。這種分工其實是集權體制的產物，是由行政權力制造出來的，并不是在市場競爭中自然形成的。[15]它不但阻礙了出版社之間的公平競爭，也阻礙了大型多元化、多媒體的出版集團的形成。

從1998年開始，在中國的出版體制改革中出現了以下幾種模式。其一是橫向開展模式，即出版社之間的聯合。其二是縱向開展模式，即出版社沿著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業縱向擴張。其三是橫向和縱向相結合的開展模式。[16]其四是報業出版集團模式，即以報紙為龍頭，聯合其他文化產業形成集團化經營，在這種集團當中，書刊出版根本上是個配角。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時代來臨的背景下，這種出版集團由于有報紙的牽頭，極可能從文化產業向文化傳媒產業過渡，而在這一過程中，其出版的書刊就可能從傳統式知識思想的載體轉變成一般信息的載體，即書刊被傳媒化。新成立的?光明日報?出版集團、上海的“新民文匯〞出版集團，就是集報紙、圖書、雜志的出版及舉辦俱樂部等多元化形式為一體。這條道路可能對中國形成新的出版模式產生重要影響。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級出版集團，大多數這樣的集團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統的翻版，無非是新瓶裝舊酒，其內部運行機制、分配原那么和功能協調并無創新。由于政治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中國的出版業還無法借鑒引進國外先進的出版運作模式和管理機制。

圖書發行方式與手段的轉變

中國的圖書發行體制自八十年代以來也經歷了重大變化，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除了傳統的“國營〞新華書店的發行系統之外，集體、個體及圖書俱樂部式等新發行方式也先后蓬勃興起，改變了舊的圖書發行體制，給圖書發行市場注入了活力，但同時也帶來了劇烈的競爭。1949年以前，私營的書店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絕大部份縣城沒有書店。從1950年到1956年，在大陸逐步形成了以新華書店為主的圖書發行體系，但同時全國也存在著2,400多處私營書店、書攤。但1956年將私營書店公私合營后再并入新華書店系統，由此形成了由新華書店獨家壟斷的圖書發行體制。[17]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集體或個體的書店、書攤、書販迅速增加，成了整個圖書銷售體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同時，也出現了寄銷、圖書連鎖店、書市展銷、直銷、郵購、出版社自辦發行等新的發行方式。[18]圖書發行體制的變化，特別是一系列新發行手段的采用，大大促進了圖書的發行量。從1993年到1997年，圖書銷售冊數增長了2倍多，銷售金額增長了4.5倍。

目前，國營的新華書店雖然仍是圖書銷售的主力，但它總共只有1萬多個售書點，全國平均每個城鎮只能攤到4家，遠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廣闊農村地區目前仍主要靠供銷社銷售圖書，每4萬農村人口才攤到一個售書點。1997年全國只有14萬圖書銷售人員，平均每8.5萬人口才攤到一人。雖然出現了大量的集體、個體售書攤、店，但它們無法有效地與國營書店的發行系統相融合。現在，中國的圖書發行體制是由國營、集體和個體的發行體系混合而成的，不僅各自奉行完全不同的運行規那么，而且彼此互相封鎖信息、互設障礙，因此難以建立全國性的圖書發行信息交換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圖書發行過程中經常出現梗阻：一方面出版社的備貨圖書大量積壓在倉庫和個別有門路后臺的批發商手中；另一方面，急需購書的讀者卻往往求購無門。

當前大陸圖書和音像制品發行體系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是，盜版現象非常猖獗。雖然直接參與盜版活動的多是個體戶，或一些出版單位的員工與個體戶內外勾結從事盜版活動，但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上面，如法制不健全、部份地區的地方保護主義作崇、盜版業者找到了官方后臺、對盜版活動打擊不力等。據國家新聞出版署的統計，在1997年盜版現象最嚴重的時候，正版產品銷路萎縮，通過對外合作正式合法出版的盒式錄音帶、錄像帶、CD、VCD的數量暴跌。例如，盒式錄音帶的產量從上年的301萬盒跌到1997年的44萬盒；錄像帶產量從上年的16.7萬盒下降到1萬盒；VCD數量從上年的37.4萬片掉到9.3萬片。隨后，出版業與司法部門合作開始打擊盜版活動，1998年各地版權局共受理各類版權案件1,182起，結案1,067起，各地版權機關收繳各類盜版制品611萬件。[19]但這些處理大多是“打蒼蠅不打老虎〞，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盜版現象也不會杜絕，只是隨著政府不定期的“打擊〞而高一陣、低一陣、明一陣、暗一陣而已。

出版物進出口業務和出版業對外合作的開展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出版業開始朝國際化的方向努力。這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引進外國的圖書版權，在國內翻譯、出版、銷售，或直接進口外國圖書在國內銷售[20]；另一方面是向國外出售中文圖書和版權。在八十年代初期，少數有遠見的出版社就開始與國際出版業合作，如科學出版社就分批派人出國聯系業務、參加各種書展。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以及出版社本身的人力財力條件局限，地方出版社的國際化步伐遠不如中央級出版社，而這又導致地方級出版社在視野、信息、方法、人員素質等方面往往落后于中央級出版社。目前，圖書進口業務主要仍由一些中央級出版社掌握。但隨著對外開放的延伸和地方自主權的增加，許多地方出版社正紛紛參加出版物進口的行列。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圖書、特別是音像制品的進口越來越活潑，同時，走私或偷印的盜版音像制品那么在市場上占據主要地位。由于政治上對允許進口的外國圖書的內容嚴格設限等原因，再加上發行渠道單一、價格高，外國圖書直接進入中國大陸銷售的數量仍然非常少。

目前中文圖書和音像制品的直接出口量很少，海外銷售對象主要是華人，內容也多半是關于中醫藥、衛生、食品烹調、健身、武術等，范圍很窄。而且，出口圖書的印刷質量遠落后于國外，售后效勞根本上是空白。只有通過大陸出版業自身的不斷開展和進步，才可能改善中文圖書出口的現狀。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對外合作出版活動，即由中外雙方共同投資完成一個出版工程，此類活動已非偶見。例如，美國的一家大型出版公司就投資幾百萬美元，與中國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在中國出版一種百科全書。[20]此外，中國也出現了一家中外雙方共同投資組建的“童趣出版公司〞，其主要業務是引進迪斯尼公司在國外市場上已經出版并受到歡送的圖書及其他產品，在中國的市場上出版發行。[21]這類合作帶來的新編輯思想、圖書內容、裝禎形式和經營方式，都將對中國的出版業產生沖擊和影響。一旦中國參加世貿組織，就可能逐步松動對外國出版資本進入的限制，捷足先登的外國出版公司有可能對大陸今后的出版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在某個領域內形成壟斷的局面，中國的出版業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對策。

在1992年5月中國正式參加世界版權公約〔伯爾尼公約〕之前，中國大陸的出版社翻印或翻譯外國書著時從不購置版權，而是徑自盜版或翻譯出版。目前，這一狀況已有明顯改變，20個省、市、自治區從30多個國家購置了一些出版物的版權；自1995年至1999年4月，大陸與國外的圖書版權貿易超過1.5萬項，購置對象國也從美、英、日等少數國家拓展到更多國家。[22]但是，目前中國的出版界仍存在著不嚴格標準地執行版權合同的情況。[23]

三、中國出版業過去二十年來變化的動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版業變化的根本趨勢是朝著市場化、國際化、標準化、法制化、專業化、商業化和多樣化的方向開展，這一系列變化出現在出版體制、編輯思想、經營方式、管理模式、與國際接軌等多個方面，是一種積極的、廣泛的、深刻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最終能否導致在中國大陸出現一個充份享有出版自由、完全市場化的出版體系，使出版業的地位從被執政黨掌握控制的政治及意識形態工具改變為一個為公眾效勞的傳播知識、文化、信息和從事教育的工具，現在還難以作出結論。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出版業這些年來的變化主要是由以下幾方面因素所促成的。

第一，經濟市場化對舊的出版體系構成強烈沖擊。改革開放前，大陸的出版社一直被當做“事業單位〞，仿照行政單位來管理。在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出版業仍然實行“事業單位性質、按企業管理〞的制度，即所得利潤交給財政，然后由政府撥款維持運營。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單位自主要求的增強，出版社的管理中也引進了所謂的“包干制〞，即每年向政府上繳一定數額的利潤，余下的利潤由出版社自行支配。這種利潤支配方式給了出版社很大的經濟自主權，大大激發了出版社的經營積極性。有些出版社甚至將經濟收入指標層層分解到編輯部和編輯個人，形成了出版社內全面包干的局面。1985年全國開始實行“利改稅〞的制度，把國營機構的上繳利潤改為繳稅[24]，這樣出版社就在經濟上逐漸與上級一年一定的經費控制脫勾，由原來的事業化管理逐漸走向市場化，這一體制上的根本轉變使出版業經歷了一個新的開展高潮。隨著政府逐漸斷絕對出版社的經濟支持，出版業只能立足于自負盈虧的生存模式，在市場競爭中開辟生存空間。但是，由于出版社內部的人事管理并未市場化，仍按照事業單位員工的傳統人事管理方式運作，在人員剛性的情況下，出版社內部機制無法理順，只能實行不健全的內部份層承包制。這導致了急功近利、選題失控、買賣書號、資金分散、重復出版等種種弊端。[25]

第二，政治控制有所松動。盡管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大陸的政治幾經起伏，先后出現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六四后反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等風波，但總體上政治控制仍顯示出逐漸有所松動的趨勢。過去，政府主管部門長期實行嚴格控制出版社選題的政策，出版社每年出版書著的所有選題必須層層上報至各級黨委宣傳部，獲準前方可編輯出版。從九十年代起，對出版社選題的控制有所松動，除涉及中共領導層的個人生活、敏感的政治話題、宗教、對港臺政策等領域的選題仍需事先上報獲批準之外，其他的選題方案根本上可以由出版社自己決定。同時，中央政府還逐步放寬了以往對引進版權、出國考察、出版社內部機構設置調整、出版機構外匯使用等事項的審批權力。另外，以往對于印刷廠和印刷材料的嚴格管制也放松了，印刷廠需要引進技術設備、選擇高檔紙張油墨時可以自主決定、而不再報批，也開始允許私人印刷企業的開展。在圖書銷售管理方面，允許集體和私營經濟的介入，各種私人的零售和二級批發系統已經出現。一旦政治上的壓力減輕了，出版業從出版到銷售各環節的活力必然大大增加，就可能出版更多受讀者歡送的書著。

第三，新技術的推動。八十年代末期激光照排技術的引進，使大陸許多出版社的文字出版辭別了“鉛與火的時代〞。至九十年代末，大陸的出版業已全部實現激光照排化，這種排版技術上的進步不但大大加快了圖書的出版速度，縮短了出版周期，而且提升了出版物的質量。許多有實力的印刷廠還引進了最新的印刷設備，如六色膠印機、一次多色膠印機、電腦控制系統等。[26]九十年代初開始，電腦的普及及互聯網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出版業的變化。編輯部內的稿件處理加工、編輯與作者的聯絡、出版社與印刷廠之間的往來、出版社與圖書發行公司和書店之間的交流、對國際出版界信息的檢索、獲取圖書情報、洽談版權貿易等，都因電腦的普及和應用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27]

第四，國內外出版物的競爭產生了動力和壓力。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的出版社之間無需競爭，國外的出版社也無法進入大陸市場。過去二十年來，隨著國內出版社數量的急劇增加、政府限制的減少、出版社必須自負盈虧的生存壓力，加上大量國外出版物進入大陸市場，導致國內外出版物開始相互劇烈競爭，這種局面有利于促進大陸出版業的開展。除了前述的“童趣出版公司〞的出版物外，世界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團的出版物、上海一出版社與美國一時裝雜志合作出版的?世界時裝之苑?、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多家大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書著等，都已成為中國大陸外鄉出版物的強力競爭對手。許多臺灣和香港的出版公司也半明半暗地在大陸開展業務活動，與大陸的出版機構合作出版刊物。這樣一種內外出版機構相互競爭的局面對中國大陸的出版業既是一個壓力，也是一個動力。在競爭日益劇烈的情況下，國內的出版機構不得不增加出書品種、改良書刊內容、縮短出版周期、因應讀者需求、尊重市場規律，這樣出版業整體的素質就逐漸提高了。[28]

第五，社會與公眾的需求品味的改變。文革以后，中國大陸的老百姓開始在政治上逐步覺醒，形成了獨立于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的自我意識，他們不再被動地單純閱讀“黨和政府要求讀〞的讀品，而是開始尋找自己想閱讀的讀物。同時，改革開放以來，讀者對國際社會的信息知識的需求量急劇增長，對圖書的內在、外在質量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在這樣的新的社會需求環境中，公眾對政治、經濟、文化、娛樂、休閑等類讀物的需求大幅度增長，特別是了解世界各國文化的欲望越來越強烈，這也促使中國大陸的出版業加快其國際化的步伐。

四、中國大陸出版業變化的政治意涵、存在問題及前景

中國大陸出版業過去二十年來變化的政治社會意涵可以被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正逐漸擺脫集權體制傳統的出版業控制模式。政府和執政黨八十年代為出版業所規定的準那么是，“堅持兩為方針〞，即為黨的中心工作效勞、為社會主義建設效勞。到了九十年代初的中共“十四大〞時，出版業的工作方針被修改成“向三個目標邁進〞，即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達出版事業開展的內在規律。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時，出版業的開展方針被進一步修改為“加強管理、優化結構、提高質量〞。從中共修改其管理出版業的指導方針的軌跡來看，意識形態的色彩逐漸淡化了，市場經濟的要求成了其方針的組成部份。

第二，政治和意識形態一統化的局面有所松弛。過去，中共視出版業為單純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控制工具。而現在，出版業已經演變成兼具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設功能的角色，其自主性增強了。這不僅表現為出版物的多樣性、多元性和現代化，還表現為出版業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交流和傳播新思想的重要角色。正因為出現了后一特點，才不時有一些中共不能接受的所謂“出格〞的出版物問世，這類出版物在市場上的熱銷是出版社冒險出版的動機之一。雖然出版了此類讀物的出版社事后會被宣傳部門警告、追究，但隨著中國參加并批準了聯合國的相關政治權利公約，宣傳部門追查此類出版物的姿態也越來越低。現在，宣傳部門很少使用正式官方文件公開禁止某一出版物，而往往改用非正式的口頭通知，甚至不許下級機構和出版社記錄在案；同時，查禁的理由也越來越含混，比擬少使用政治帽子，而是更多地用暗示手法要求下級機構和出版社領會其查禁意圖。

第三，中共仍然視出版工作為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并按此標準堅守其控制的底線。盡管過去二十年來大陸的出版業歷經多重變化，但出版社在政治上仍屬中共宣傳系統控制，允許出版業開放改革的底線是，不能偏離“黨的路線〞、不脫離“黨和國家的輿論和宣傳工具〞這一前提。換言之，出版業的一切變化和進步都必須服從于穩固中共的權力根底這一政治目標，而不能直接削弱這一權力。2000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丁關根曾明確強調，出版業必須“高舉旗幟，效勞大局，堅持正確導向〞，這里的“旗幟〞就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旗幟，“大局〞即維持統治的根本目標，所謂的“正確導向〞便是，出版業要依照宣傳部門的口徑和指揮引導社會群眾聽黨和政府的話。中宣部并要求大陸的出版業“要嚴格紀律，加強管理〞，要“自覺貫徹黨的出版方針政策，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29]在這樣的情勢下，指望大陸的出版業全面開放、充份自由地反映各種思想和觀念是不可能的。

中國大陸出版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體制轉變的不徹底性、出版業結構的不健全，構成了出版業進一步開展的阻力。例如，出版社仍劃歸宣傳部門領導，出版社的不少選題仍需層層上報各級主管部門批準，出版系統內官僚作風嚴重、往往用行政機關的手法處理出版業務致使矛盾成堆效率低下，圖書銷售體系一片混亂，上述政治方針與出版業的國際合作業務完全無法協調，等等。還有，大陸不是按照專業和讀者層次形成出版社之間的分工，而是按照行政轄區和含混的“大專業〞來實行分工，導致出版社之間重復出版等浪費現象層出不窮。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出版體系的徹底調整和重組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出版業日益國際化、集團化的背景下，如果大陸的出版業不能調整重組、解決發行體系等卡脖子問題、將“出版事業〞轉化為“出版產業〞，其進一步開展將困難重重。

第二，對出版業政治屬性的限定與出版業現行的市場運作方式難以協調。這一矛盾其實是中共堅持單一經濟改革方針的必然結果。出版機構經濟上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中共既拿不出錢來補貼并控制出版機構的運作，又不愿意看到經濟上獨立的出版機構自主運作，而在政治上設立種種限制，必然造成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矛盾。

第三，在出版業日益劇烈的競爭中，集體和私營出版機構或出版活動的活力使它們占據了越來越明顯的優勢，而完全聽命于官方的國有出版機構卻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以致于其中有些出版社是否能夠生存下去都成了問題。[30]

第四，從境外走私盜版光盤、境內盜版盜印活動的規模化和團伙化、出版社買賣書號等問題，不但久已存在，而且長期以來無法有效遏止。

目前，中國大陸的出版業由于不能正常開展而處于落后狀態，其質量、數量、方向、目的、手段、效果遠遠趕不上世界興旺國家的狀態。負責規劃和管理出版業務的國務院新聞出版署曾制定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出版開展規劃，把重點放在調整和優化行業結構、提高圖書的整體質量、提高出版社經營管理能力等方面，還提出要把出版社的布局轉變為以經濟和文化資源為根底，改變現行的按部門、行政區設立出版社的做法，還要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圖書市場，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圖書出版業。不可否認，這個“出版十年規劃〞是雄心勃勃的，但實行起來無疑也會困難重重。

【注釋】

[1]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三十五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1985年。

[2]仲巖，?1983年全國圖書發行工作概況?，1984年。

[3]?中國新聞出版統計資料匯編?，1997年。

[4]劉穎，“?人民文學?宣布‘斷奶’引發震動〞，?中華讀書報?。

[5]許力以，?對1985年圖書出版工作的回憶與展望?，1985年。

[6]所謂的中央級出版社，是指中央政府的出版管理機構及各部委直屬的出版社，也包括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總部直屬的出版社。所謂的地方級出版社，是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管理的出版社，也包括大學、城市政府管理的出版社。1984年，在中央級出版社中，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409種、商務印書館出書341種、人民出版社及三聯書店302種、中華書局239種、中國青年出版社150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37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14種，而在地方出版社當中，江蘇人民出版社出書1,151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書627種、福建人民出版社577種、北京出版社541種、遼寧人民出版社357種、廣東人民出版社267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均為205種、山東人民出版社141種、天津人民出版社129種、浙江人民出版社124種。在專業的科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