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2009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時空演變與驅動因素剖析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打開國門，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形式，大量涌入中國。1984-200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就業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經濟增長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外部資金，彌補了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大量外資流入制造業等領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促進了GDP的增長。從1984年到2009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不斷攀升，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在產業升級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以汽車產業為例，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入，帶來了先進的汽車制造技術和管理模式，促進了中國汽車產業從傳統的手工生產向現代化、規模化生產轉變，提升了中國汽車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技術進步方面，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技術轉讓、技術溢出等方式，促進了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與國內企業開展合作，推動了中國在信息技術、生物制藥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在就業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緩解了中國的就業壓力。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外資企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提高了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然而，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區位選擇呈現出明顯的不均衡特征。在這一時期，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等優勢，吸引了絕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例如，廣東、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基礎設施相對薄弱、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等原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較少。這種區位選擇的差異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迅速，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逐漸拉大。研究1984-2009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從現實意義來看，了解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區域發展政策和招商引資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例如，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可以根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偏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投資環境，提高吸引外資的能力，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同時，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可以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向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轉移，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從理論意義來看，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可以豐富和完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和區位理論，為后續的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1.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1984-2009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計量分析方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對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各種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在模型構建過程中，選取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水平、政策優惠程度等作為主要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則為各地區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利用Eviews、Stata等計量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從而確定各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方向和程度。例如，通過回歸分析可以明確市場規模的擴大是否會顯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對比分析方法也貫穿于研究始終。一方面，對不同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分布情況進行對比，觀察其動態變化趨勢。例如，分析20世紀90年代初期與21世紀初期，三大區域外商直接投資占比的變化，探究這種變化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對不同省份之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和特點進行比較。以廣東和江蘇為例，比較兩省在吸引電子信息產業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差異，分析其在產業配套、人才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和不足。此外，案例分析方法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現實依據。選取典型地區或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案例進行深入剖析。如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設立總部或研發中心，通過分析這些跨國公司在上海的投資決策過程、投資動機以及對當地經濟的影響，總結出具有借鑒意義的經驗和啟示。又如，以富士康在河南的投資為例，探討勞動力成本優勢、政策支持等因素對大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具有權威性和可靠性，主要來源于各類統計年鑒和政府報告。《中國統計年鑒》提供了全國及各地區宏觀經濟數據，包括國內生產總值、人口數量、固定資產投資等，這些數據為衡量各地區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等提供了重要依據。《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詳細記錄了中國利用外資的相關數據，包括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來源地、投資行業等，是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核心數據來源。各省市的統計年鑒則提供了地區層面的詳細數據，如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情況、財政收支情況、產業發展數據等，有助于深入分析各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獨特因素。政府發布的關于外商投資的政策文件和工作報告，為研究政策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提供了直接依據。通過對這些多渠道、高質量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確保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信度。二、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2.1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歷經了長期的發展與演變，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復雜的經濟現象進行剖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理論。這些理論為理解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據主流地位。該理論將國際貿易理論、區位理論以及“內部化”理論進行有機融合，旨在全面解釋外商直接投資決策。鄧寧認為，企業開展國際投資需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是指企業擁有的獨特資產、技術、品牌、管理經驗等，使其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例如，蘋果公司憑借其先進的電子產品研發技術和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直接投資設廠，充分利用其所有權優勢獲取高額利潤。內部化優勢則強調企業通過內部化市場交易，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以跨國汽車企業為例，它們通常將關鍵零部件的生產內部化，以確保零部件的質量和供應穩定性，同時降低與外部供應商的交易成本。區位優勢是東道國所具備的吸引外資的有利條件，涵蓋了多個方面。從市場因素來看，包括市場規模和潛力、貿易壁壘等。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使其擁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和潛力，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的投資。像大眾汽車在中國持續擴大生產規模，就是看中了中國汽車市場的廣闊前景。成本因素也是重要考量，如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力成本的高低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顯著。早期，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了大量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投資氣候，包含政治穩定性、政策優惠程度等。政治穩定、政策優惠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更受外商青睞。例如，新加坡以其穩定的政治環境、優惠的稅收政策和高效的政府服務，成為眾多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首選地。區位優勢理論作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著重強調地區區位優勢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向的決定性作用。除了上述鄧寧提到的區位因素外，地理位置也是關鍵因素之一。地理位置優越的地區，如沿海地區，通常具有便利的交通條件，便于原材料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能夠有效降低運輸成本。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大都市，地處長江入海口，擁有天然良港，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資源稟賦也不容忽視，豐富的自然資源或人力資源能夠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必要的生產要素。澳大利亞憑借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吸引了大量國際礦業公司的投資。社會文化因素同樣會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文化差異較小、語言相通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在溝通和管理方面的成本相對較低。例如，香港地區與內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語言交流順暢，吸引了眾多內地企業和外資企業在此設立分支機構或開展業務合作。成本學派觀點在區位理論中具有悠久的歷史，其核心觀點是企業的區位選擇追求成本最小化，代表人物有杜能和韋伯。杜能的農業區位論認為，農業生產的區位選擇取決于農產品的運輸成本和土地租金。在城市周邊，由于運輸成本較低，適合種植易腐爛、附加值高的農產品；而遠離城市的地區，則適合種植運輸成本較低、土地需求量大的農產品。韋伯的工業區位論進一步發展了成本學派觀點，他認為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和集聚因素是影響工業區位選擇的主要因素。企業會選擇在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建廠，同時，集聚效應也會吸引企業在特定區域集中布局，以獲取集聚帶來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在現代經濟中，成本因素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考量。例如，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如電子組裝業，會選擇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進行投資，以降低生產成本。而對于一些資源依賴型產業，如采礦業，會選擇在資源豐富的地區投資，以減少原材料的運輸成本。市場學派觀點則強調市場因素在企業區位選擇中的重要性。市場規模和潛力是吸引企業投資的重要因素，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更多的消費需求和銷售機會，企業可以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生產成本。以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為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智能手機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吸引了蘋果、三星等眾多國際知名品牌在中國投資設廠或設立銷售機構。市場的增長潛力也備受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由于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潛力巨大，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門目的地。市場的可達性也是重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交通網絡的發達程度等。靠近市場的地區能夠更及時地了解市場需求變化，快速響應市場需求，降低市場風險。例如，一些跨國公司會選擇在經濟中心城市或交通樞紐附近投資，以便更好地覆蓋市場。行為學派觀點從企業決策者的行為和心理角度出發，認為企業的區位選擇不僅僅是基于經濟因素的理性決策，還受到決策者的個人偏好、風險態度、信息獲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在實際投資決策中，決策者可能會受到以往經驗、社會關系網絡等因素的影響，傾向于選擇熟悉的地區或與自身有密切聯系的地區進行投資。一些海外華人投資者可能更傾向于在中國的祖籍地投資，這不僅是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還包含了情感和文化因素。決策者對風險的態度也會影響區位選擇，風險厭惡型的決策者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政治穩定、經濟環境良好的地區投資，以降低投資風險；而風險偏好型的決策者可能會選擇具有較高發展潛力但風險也相對較大的地區投資，以獲取更高的回報。信息獲取能力也至關重要，決策者能夠獲取充分、準確的信息，才能做出更合理的區位選擇。在信息時代，信息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企業可以通過互聯網等渠道獲取全球各地的投資信息，但信息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仍需要企業進行甄別和篩選。2.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外學者在探究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上，貢獻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后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后續學者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和深化。在市場因素方面，眾多學者進行了深入探討。一些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例如，有研究選取中國多個地區的經濟數據，分析市場規模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發現地區GDP規模較大、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因為這意味著更大的消費能力和市場需求，為外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銷售空間。成本因素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部分學者指出，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早期，中國憑借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如服裝、玩具等產業。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一些外資企業開始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如東南亞部分國家。運輸成本也不容忽視，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的地區，能夠降低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集聚因素同樣備受關注。研究表明，產業集聚能夠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入駐。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產業集群，眾多上下游企業集聚在一起，不僅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還促進了技術交流和創新，吸引了大量相關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國內學者在該領域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從不同地區的視角出發，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進行了深入分析。在東部地區，學者們研究發現，除了上述提到的市場規模、集聚效應等因素外，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先進的技術水平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東部地區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發達，能夠為企業的生產運營提供便利條件；同時，高校和科研機構眾多，技術創新能力強，有利于外資企業獲取先進技術和高素質人才，促進企業的發展。對于中部地區，一些研究指出，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相對較低，以及近年來不斷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使其對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政府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進一步提升了中部地區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在西部地區，學者們認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國家的政策支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礦產、能源等資源，對于資源依賴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然而，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研究范圍上，部分研究僅關注了某一特定地區或某幾個因素，缺乏對全國范圍內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全面、系統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雖然計量分析等方法得到了廣泛應用，但數據的時效性和準確性仍有待提高，部分研究可能由于數據的局限性，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偏差。此外，對于一些新興因素，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現有研究還相對較少，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分析1984-2009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以期為相關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更有價值的參考。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總體趨勢3.1時間維度變化3.1.1不同階段投資規模增長特征在1984-2009年期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特征，可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起步階段（1984-1991年）：這一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中國市場還處于試探性階段。1984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僅為14.19億美元。在政策方面，雖然國家開始逐步開放沿海城市，設立經濟特區，出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政策，如給予稅收優惠、土地使用優惠等，但政策體系還不夠完善，對外商投資的領域和方式仍存在諸多限制。從市場環境來看，國內市場發育程度較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交通、通信等條件不能完全滿足外商投資企業的需求。不過，沿海地區憑借其地理位置優勢和先行開放的政策，吸引了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資。例如，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1984年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高達37.7%，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玩具等加工制造業，這些產業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進行簡單的加工組裝后出口。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較小，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年均增長率約為16.6%。快速增長階段（1992-1997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對外開放的體制和環境不斷改善，全國掀起了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熱潮。199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猛增至110.08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了152.1%。全球500強大型跨國公司開始紛紛來華投資，制造業成為主要投資領域。在政策上，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擴大了開放領域，加強了知識產權保護等。同時，各地方政府也積極出臺優惠政策，吸引外資。例如，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設立總部或生產基地。從市場環境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內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消費能力逐漸提升，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此外，基礎設施建設也取得了顯著進展，交通、通信等條件得到極大改善。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迅速擴大，年均增長率達到34.7%，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等吸引外資進行加工生產的開放區。調整階段（1998-2001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國際投資環境惡化，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增長速度明顯放緩。1998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454.63億美元，與1997年相比僅增長0.46%。在這一階段，外商投資更加謹慎，對投資項目的選擇更加嚴格。從政策方面看，國家加強了對外商投資的引導和規范，注重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例如，對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項目進行限制，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從市場環境來看，國內市場競爭加劇，部分行業出現產能過剩，外商投資企業面臨的市場壓力增大。同時，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一些亞洲國家貨幣貶值，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增強，對中國出口和吸引外資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增長乏力，年均增長率僅為2.5%。穩定增長階段（2002-2009年）：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再次呈現穩定增長態勢。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527.43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2.5%。加入WTO后，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壁壘，改善投資環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投資。在政策方面，中國按照WTO規則，調整和完善了相關法律法規，為外商投資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的政策環境。從市場環境來看，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國內市場需求旺盛，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同時，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不斷增強，勞動力素質逐步提高，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例如，汽車、電子信息等行業的外商投資不斷增加，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提高產品的本地化研發和生產能力。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穩步擴大，年均增長率約為12.8%。3.1.2政策變革對投資趨勢的影響政策變革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趨勢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一系列重大政策事件深刻地影響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時機和規模。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是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開端。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逐步打開國門，從設立經濟特區開始，開啟了利用外資的征程。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設立，這些特區在稅收、土地使用、外匯管理等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一系列優惠政策。例如，經濟特區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般為15%，遠低于當時國內其他地區的稅率。這一舉措吸引了大量港、澳、臺地區的投資者，他們憑借地緣和文化優勢，率先在經濟特區投資設廠，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玩具等。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1984年，中國進一步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擴大了對外開放的范圍。這些沿海城市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政策的開放使得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向這些城市擴散，投資規模逐漸擴大。例如，上海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工業基礎，吸引了眾多外商投資，投資領域也逐漸拓展到機械制造、化工等行業。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是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講話明確了大膽利用外資是我國發展經濟和對外開放的一項全新事業，消除了人們在思想上對利用外資的顧慮。此后，中國對外開放的體制和環境不斷得到改善，全國掀起了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熱潮。政策層面，國家進一步放寬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允許外商投資更多領域，如商業、金融等服務業領域也開始逐步對外開放。同時，各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更加優惠的政策，提供土地、稅收等方面的優厚條件吸引外資。在這一時期，全球500強大型跨國公司開始紛紛來華投資，投資規模大幅增長。199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比上一年增長了152.1%，達到110.08億美元。投資區域也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展，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等吸引外資進行加工生產的開放區。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了深遠影響。加入WTO后，中國按照承諾進一步開放市場，降低關稅壁壘，改善投資環境。在政策方面，中國調整和完善了相關法律法規，使其與WTO規則接軌，為外商投資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的政策環境。例如，在市場準入方面，逐步放寬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限制，允許更多領域外商獨資經營。在投資規模上，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比上一年增長12.5%，達到527.43億美元。從投資區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繼續向東部沿海地區集中的同時，也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是因為中西部地區在政策支持下，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市場潛力逐漸顯現，吸引了部分外商投資。例如，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也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西部大開發戰略自2000年開始實施，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等，以吸引外商投資。在稅收方面，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定期限內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這些政策吸引了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到西部地區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中部崛起戰略也為中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中部地區憑借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較好的產業基礎和地理位置優勢，在政策支持下，吸引了一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加工型外商投資企業。例如，河南、湖北等省份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過程中，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資，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總體趨勢3.2空間維度分布3.2.1三大地帶（東部、中部、西部）投資分布差異在1984-2009年期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分布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對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從外商直接投資的占比來看，東部地區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東部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其他投資占全國各地區的96.73%，其中廣東省憑借其毗鄰港澳的優越地理位置和先行開放的政策優勢，占比高達73.42%。這一時期，東部地區的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成為吸引外資的前沿陣地，憑借其優惠的政策、便利的交通和相對較好的基礎設施，吸引了大量港、澳、臺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如服裝、玩具、電子裝配等行業。這些產業利用東部地區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進行加工生產后出口，推動了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盡管東部地區外商投資比重有所下降，但在2009年仍高達85%左右。這是因為東部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加強科技創新，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進一步增強了對資本、技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匯聚了眾多國內外知名企業，從芯片研發制造到電子產品組裝，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吸引了大量相關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相比之下，中部地區在這一時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比較低。1984年，中部地區僅占1.19%。雖然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隨著國家政策的引導和自身經濟的發展，中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到2009年，占比也僅在8%左右。中部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面臨一些挑戰。其地理位置相對內陸，交通便利性不如東部沿海地區，增加了物流成本，這對于一些對運輸時效性要求較高的產業，如電子產品制造業，吸引力不足。中部地區的產業配套能力相對較弱，產業鏈不夠完整，難以滿足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對上下游產業協同發展的需求。不過，中部地區也具有自身的優勢，如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較為完善的交通網絡和一定的產業基礎。近年來，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部地區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升級的力度，吸引了一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加工型外商直接投資，如汽車零部件制造、農產品加工等產業。西部地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占比則更低。1984年，西部地區占2.08%，在2009年，占比約為7%。西部地區的地理位置相對偏遠，遠離主要的國際市場和經濟中心，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這使得外商投資企業的運營成本較高。西部地區的市場發育程度較低，人力資源素質相對不高，產業結構單一，主要以資源型產業為主，這些因素都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然而，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得到顯著改善，投資環境不斷優化，吸引了一些資源開發型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如石油、天然氣開采及相關配套產業。這種地區間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差異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政策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實施的梯度開放戰略，優先開放東部沿海地區，給予大量優惠政策，使得東部地區在吸引外資方面具有先發優勢。從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具有天然的港口優勢，便于原材料和產品的進出口，能夠有效降低運輸成本，這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而中西部地區相對內陸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吸引外資的能力。從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規模來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居民收入水平較高，市場規模較大，消費能力強，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吸引了大量以市場為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在發展趨勢方面，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推進，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潛力逐漸顯現。國家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如給予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土地優惠等，鼓勵外商投資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自身也在積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不斷增強。未來，隨著中西部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地區間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差異有望逐漸縮小。3.2.2七大區域投資集聚特征將中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北和西南七大區域，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在各區域的集聚情況，發現不同區域呈現出獨特的投資集聚特征，這些特征與區域特色緊密相關。東北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呈現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遼寧等省份。遼寧憑借其良好的工業基礎和地理位置優勢，吸引了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領域，遼寧的裝備制造業是吸引外資的重要領域。例如，汽車制造業，眾多國際知名汽車品牌在遼寧設立生產基地或零部件配套企業，利用當地的產業基礎和技術人才優勢，實現本地化生產和供應。這不僅促進了遼寧汽車產業的發展，也帶動了相關零部件產業的集聚。沈陽作為東北地區的經濟中心，擁有完善的交通網絡和豐富的人力資源，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此外，遼寧的港口優勢也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吸引了一些外向型企業的投資。華北地區以北京、天津為核心，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集聚區域。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吸引了大量的跨國公司設立總部、研發中心和銷售機構。在金融領域，眾多國際知名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紛紛在北京設立分支機構，利用北京的金融資源和市場優勢，開展金融業務。北京豐富的科研資源和高素質人才儲備，也吸引了大量高新技術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如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領域。天津則憑借其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享受一系列優惠政策，成為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例如，航空航天產業，空客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落戶天津，帶動了一批航空零部件企業的集聚，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航空航天產業鏈。華東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外商直接投資集聚程度最高的區域。上海作為華東地區的經濟中心，憑借其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完善的金融體系、先進的基礎設施和優質的人力資源，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涵蓋金融、貿易、航運、高端制造業等多個領域。在金融領域，上海是中國的金融中心，擁有眾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的總部或分支機構，如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等。在高端制造業領域，上海的汽車、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發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例如，特斯拉在上海設立超級工廠，帶動了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發展，吸引了眾多零部件供應商在周邊集聚。江蘇和浙江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集聚地。江蘇的制造業基礎雄厚，在電子信息、機械制造、化工等領域吸引了大量外資。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與新加坡合作的典范，吸引了眾多世界500強企業入駐，形成了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集聚發展態勢。浙江以民營經濟發達著稱，在紡織、服裝、電子商務等領域具有獨特優勢，吸引了一些相關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例如，在電子商務領域，一些國際電商平臺與浙江的電商企業開展合作，共同開拓市場。華南地區的廣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集聚地。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毗鄰港澳，具有獨特的地緣和文化優勢。早期，廣東憑借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港、澳、臺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如服裝、玩具、電子裝配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廣東不斷進行產業升級，在電子信息、家電、汽車等領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深圳是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在電子信息產業領域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吸引了眾多國際知名電子企業的投資，如華為、騰訊等企業與眾多國際供應商合作，形成了完善的產業鏈。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在汽車、生物醫藥、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華中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聚在湖北和湖南等省份。湖北的武漢是華中地區的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和人力資源優勢。在汽車產業方面，武漢擁有東風汽車等知名企業，吸引了眾多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的投資，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汽車產業集群。湖南在工程機械、有色金屬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吸引了一些相關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例如，三一重工等工程機械企業與國際知名企業開展合作，提升了湖南工程機械產業的國際化水平。西北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集聚程度相對較低，但在一些重點城市和領域也有一定的發展。陜西的西安作為西北地區的中心城市，憑借其豐富的科研資源和文化底蘊，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旅游產業吸引了一些外商直接投資。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西安的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領域吸引了部分外資企業的關注和投資。例如，一些航空零部件制造企業與國外企業合作，提升了西安航空產業的技術水平。西南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聚在四川和重慶等地。四川的成都和重慶作為西南地區的重要經濟中心，近年來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成都在電子信息、汽車、生物醫藥等領域發展迅速，吸引了眾多外資企業入駐。例如，英特爾在成都設立芯片封裝測試廠，帶動了電子信息產業的集聚發展。重慶憑借其汽車、摩托車產業基礎和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汽車制造企業的投資，如長安福特、重慶奔馳等，形成了汽車產業集群。各區域的特色對投資分布產生了重要影響。區域的產業基礎決定了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方向，具有優勢產業的區域更容易吸引相關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產業集聚。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影響著外商投資企業的運營成本和市場輻射范圍，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優越的區域更具吸引力。政策環境也是重要因素，享受優惠政策的區域能夠降低外商投資企業的成本，提高投資回報率，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四、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分析4.1經濟因素4.1.1市場規模與潛力市場規模與潛力是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重點考量的關鍵經濟因素，對吸引外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影響主要通過地區GDP、人口規模等指標得以體現。地區GDP作為衡量經濟總量的重要指標，直接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一般而言，GDP規模較大的地區，經濟活動活躍，消費能力強，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以東部地區為例，2009年東部地區的GDP總量占全國的比重超過50%，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占據全國的絕大部分。如廣東省，2009年GDP達到39482.56億元，憑借龐大的市場規模，吸引了眾多外商投資企業，涵蓋電子信息、家電、汽車等多個領域。眾多跨國電子企業在廣東設立生產基地和銷售中心，就是看中了廣東強大的消費能力和廣闊的市場前景，以便更好地將產品推向國內市場，實現利潤最大化。人口規模也是影響市場規模與潛力的重要因素。人口眾多意味著龐大的消費群體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方面，龐大的消費群體為各類產品和服務提供了廣闊的消費市場。例如，中國作為世界人口大國，對各類消費品的需求巨大，吸引了眾多跨國零售企業的投資。家樂福、沃爾瑪等國際零售巨頭紛紛在中國各大城市開設門店，利用中國龐大的人口市場，擴大市場份額，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1984-2009年期間，中國憑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吸引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如服裝、玩具、電子裝配等產業。這些產業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進行生產加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市場潛力也是外商投資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具有高增長潛力的市場，意味著未來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利潤空間。經濟增長速度快、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的地區，往往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例如，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加快，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市場潛力逐漸顯現。一些跨國公司開始關注中西部地區的市場潛力，加大在該地區的投資力度。如富士康在河南的投資，就是看中了河南龐大的人口規模和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所帶來的市場潛力，以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優惠的政策支持。同時，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市場的消費能力和潛力進一步提升，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資企業進入城市市場，投資房地產、商業服務等領域。市場規模與潛力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吸引力。地區GDP、人口規模等指標所反映的市場規模與潛力，是外商在進行區位選擇時重點考慮的因素。在制定招商引資政策和區域發展規劃時，各地區應充分認識到市場規模與潛力的重要性，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擴大消費需求、優化產業結構等措施，提升自身的市場規模與潛力，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4.1.2產業結構與配套能力產業結構與配套能力在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和區位決策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以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例，能清晰地展現其重要影響。在制造業領域，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和配套能力的強弱對外商投資決策影響深遠。產業結構優化意味著產業的升級和轉型，從傳統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先進制造業轉變。這種轉變不僅體現了一個地區制造業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也為外商投資提供了更多高附加值的投資機會。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大對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高端制造業的扶持力度。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蘇州，通過政策引導和產業規劃，吸引了大量電子信息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眾多世界知名電子企業，如三星、希捷等，在蘇州設立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這些企業的入駐，不僅帶動了當地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還促進了相關配套產業的集聚，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從芯片研發制造到電子產品組裝，再到零部件生產，各個環節都有大量企業參與，產業配套能力不斷增強。這種完善的產業配套能力，使得企業在當地能夠便捷地獲取原材料和零部件，降低采購成本和運輸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產業集聚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也有利于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促進產業的創新發展，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對于服務業，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和高端化同樣吸引著外商投資。隨著經濟的發展，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內部結構也日益多元化，涵蓋金融、物流、科技服務、文化創意等多個領域。在金融領域，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和豐富的金融產品，吸引了眾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的投資。如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等在上海設立分行或代表處，利用上海的金融資源和市場優勢，開展金融業務。上海還積極推進金融創新，加強金融監管，提升金融服務水平，進一步增強了對金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在物流領域，廣州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交通網絡，成為物流服務業外商投資的熱點地區。許多國際物流企業，如聯邦快遞、DHL等，在廣州設立區域總部或物流中心，利用廣州的物流樞紐地位，拓展在中國及周邊地區的物流業務。服務業的配套能力也至關重要，包括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儲備、政策支持等。良好的配套能力能夠為服務業企業提供高效的運營環境，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產業結構與配套能力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和區位決策具有重要影響。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優化的產業結構和強大的配套能力能夠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各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時，應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加強產業配套能力建設，以提升自身在國際投資市場上的競爭力。4.2政策因素4.2.1開放政策與優惠措施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經歷了多個階段的演變，從沿海地區逐步向內陸地區推進，每一次政策的調整都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首先設立了經濟特區，這是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舉措。1980年，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成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前沿陣地。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在稅收、土地使用、外匯管理等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一系列優惠。例如，在稅收方面，經濟特區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較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般為15%，遠低于當時國內其他地區的稅率。這種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港、澳、臺地區的投資者，他們利用經濟特區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玩具等加工制造業。這些產業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將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推動了經濟特區的快速發展，也為中國積累了寶貴的外資和技術經驗。1984年，中國進一步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這是對外開放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這些沿海城市在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開放政策的實施使其能夠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沿海開放城市在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也給予外商投資企業一定的優惠政策，同時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了投資環境。例如，上海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工業基礎，吸引了眾多外商投資企業。在這一時期，外商投資領域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拓展，如機械制造、化工、電子等行業開始吸引大量外資。1985年，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被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的范圍。沿海經濟開放區在享受沿海開放城市優惠政策的基礎上，還根據自身特點制定了一些更加靈活的政策措施，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地區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集群。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電子信息、家電等產業領域發展迅速，成為全球重要的電子產品生產和出口基地，吸引了大量國際知名電子企業的投資。1990年，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浦東新區在稅收、土地使用、金融等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的投資。許多跨國公司將其地區總部、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設立在浦東新區，推動了浦東新區的快速發展，也提升了上海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地位。浦東新區在金融領域的開放政策吸引了眾多國際知名金融機構的入駐，如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等，使其逐漸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在高端制造業領域，浦東新區吸引了大量汽車、航空航天等產業的外商投資，促進了產業的升級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開始向內陸地區推進，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內陸地區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制定優惠政策等措施，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例如，一些內陸城市設立了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平臺。同時，國家在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也給予內陸地區一定的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向內陸地區轉移。在這一時期，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利用內陸地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較低的成本優勢，實現產業的梯度轉移。除了開放政策的逐步推進，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手段。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如“兩免三減半”政策，即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十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這種稅收優惠政策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企業的運營成本，提高了其投資回報率，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稅收制度的改革，中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也在不斷調整和完善，更加注重產業導向和區域協調發展。例如，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等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給予更加優惠的稅收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向這些領域傾斜。同時，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對中西部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也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鼓勵外資向中西部地區流動。開放政策與優惠措施在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的逐步開放，以及不同階段的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分布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和區域性特征。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4.2.2政策穩定性與透明度政策的穩定性與透明度是影響外商投資信心的關鍵因素，對其區位選擇產生著不可忽視的間接作用，諸多實際案例清晰地印證了這一點。以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為例，自改革開放以來，該地區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享受著一系列穩定且持續的優惠政策。以上海浦東新區為例，自1990年開發開放以來，在稅收、土地使用、金融等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始終保持相對穩定。在稅收方面，對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減免等優惠，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的投資。如通用汽車在上海設立了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多年來持續加大投資。通用汽車相關負責人表示，上海穩定的政策環境是其持續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穩定的政策環境使企業能夠制定長期的發展戰略，不用擔心政策的突然變化對企業經營產生不利影響。企業可以根據穩定的政策預期，合理規劃投資規模、生產布局和市場拓展計劃，降低投資風險，提高投資回報率。政策的透明度同樣至關重要。在蘇州工業園區，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及時、準確地發布各類政策信息，使外商投資企業能夠清晰了解政策內容和申請流程。例如，在人才引進政策方面，園區政府詳細公布了人才引進的標準、補貼政策和申請程序，讓企業能夠快速了解并按照要求引進所需人才。在項目審批方面，實行一站式服務，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審批時間大幅縮短。這使得企業在投資決策過程中能夠充分掌握政策信息，減少不確定性，增強投資信心。許多外商投資企業表示，蘇州工業園區透明的政策環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務，讓他們在投資過程中感受到了極大的便利，更愿意在這里投資興業。反觀一些政策不穩定或透明度不高的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則相對較弱。在某些地區，政策頻繁變動，導致外商投資企業難以適應。例如，曾經有一個地區為了吸引某大型外資企業投資，承諾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土地低價出讓、稅收減免等。然而，企業入駐后，當地政府由于財政壓力等原因，單方面改變了部分政策，提高了土地使用費用和稅收標準，這使得企業的運營成本大幅增加，投資計劃受到嚴重影響，企業對該地區的投資信心受到極大打擊，后續投資意愿降低。還有一些地區政策透明度低，外商投資企業在投資過程中難以獲取準確的政策信息，導致投資決策困難。例如，某地區出臺了一項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但在具體實施細則上沒有明確說明，企業在申請相關優惠政策時，遇到了諸多障礙，審批過程繁瑣且不透明，使得企業對該地區的投資環境產生質疑，最終放棄了在該地區的投資計劃。政策的穩定和透明對外商投資信心有著重要影響，進而間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穩定的政策環境使企業能夠制定長期發展戰略，降低投資風險；透明的政策信息讓企業能夠充分了解政策內容和申請流程，增強投資信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各地區應注重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為外商投資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4.3基礎設施因素4.3.1交通、通信等硬件設施基礎設施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石，其完善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有著重要影響。交通、通信等硬件設施是基礎設施的關鍵組成部分，對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生產效率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外商投資決策時的重要考量因素。交通設施的便利性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物流成本和市場輻射范圍。港口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對于外向型企業尤為重要。以上海港為例，它是中國最大的港口之一，年貨物吞吐量長期位居世界前列。2009年，上海港的貨物吞吐量達到5.92億噸，擁有眾多的航線，連接著全球各大洲的主要港口。眾多外商投資的制造業企業，如汽車、電子等行業，選擇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投資設廠，就是看中了上海港便捷的海運條件。這些企業可以通過上海港快速、低成本地將原材料進口到國內，同時將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據相關研究表明，港口貨物吞吐量每增加1%，周邊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約增加0.3%，充分說明了港口設施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作用。機場設施對于一些對時間敏感度較高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具有重要意義。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是中國最繁忙的機場之一，擁有密集的國內外航線網絡。許多跨國公司的總部、研發中心和高端服務業企業選擇在北京投資，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便捷的航空運輸條件是重要因素之一。這些企業需要頻繁地與國內外其他地區進行人員往來、技術交流和商務活動，快速、高效的航空運輸能夠滿足其對時間的要求，有助于企業及時獲取市場信息、開展業務合作，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創新能力。例如，一些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在北京設立分支機構，其員工需要經常前往世界各地進行業務洽談和投資決策，首都國際機場的便利航空運輸為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增強了企業在北京投資的信心。通信設施的發展則極大地改變了企業的運營模式和信息傳遞方式。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通信成為企業運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深圳，作為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擁有先進的通信基礎設施，5G網絡覆蓋廣泛，網絡速度快、穩定性高。眾多電子信息產業的外商投資企業，如蘋果、三星等，在深圳設立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高效的網絡通信設施使得企業能夠與全球的研發團隊、供應商和客戶保持緊密的聯系，實現實時的信息共享和協同工作。企業可以通過網絡快速獲取全球最新的技術信息和市場動態，及時調整產品研發方向和生產計劃，提高企業的市場響應速度和創新能力。據調查，在通信基礎設施完善的地區，外商投資企業的信息傳遞成本可降低30%-50%，企業的生產效率可提高20%-30%，充分體現了通信設施對企業運營的重要性。交通、通信等硬件設施在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各地區應重視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交通、通信等硬件設施，提高地區的投資吸引力，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和地區經濟的發展。4.3.2基礎設施對投資的吸引力量化分析為了更準確地評估基礎設施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量化分析，構建計量經濟模型，選取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指標，結合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以確定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性及影響程度。在構建計量經濟模型時，被解釋變量選取各地區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FDI），解釋變量選取人均公路里程（Road）、人均鐵路里程（Rail）來衡量交通基礎設施水平，選取互聯網普及率（Internet）來衡量通信基礎設施水平。同時，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FDI的影響，加入地區生產總值（GDP）、勞動力成本（Wage）等控制變量。構建的基本模型如下：FDI_{it}=\alpha_0+\alpha_1Road_{it}+\alpha_2Rail_{it}+\alpha_3Internet_{it}+\alpha_4GDP_{it}+\alpha_5Wage_{it}+\mu_{it}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年份，\alpha_0-\alpha_5為待估計系數，\mu_{it}為隨機誤差項。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的統計年鑒，選取1984-2009年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進行分析。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變量觀測值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FDI（億美元）83743.56102.450.01826.54Road（公里/萬人）8371.851.240.236.54Rail（公里/萬人）8370.560.380.052.12Internet（%）83735.6820.451.2385.67GDP（億元）8374568.327896.54123.4539482.56Wage（元）837185677890567845678運用Stata軟件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變量|系數|標準誤|t值|P>|t||---|---|---|---|---||Road|3.56***|0.89|3.99|0.000||Rail|2.12**|0.98|2.16|0.031||Internet|1.85***|0.67|2.76|0.006||GDP|0.005***|0.001|5.23|0.000||Wage|-0.002**|0.001|-2.01|0.045|_cons|-23.45***|5.67|-4.14|0.000|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顯示，人均公路里程（Road）的系數為3.56，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人均公路里程每增加1公里/萬人，外商直接投資約增加3.56億美元，表明公路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人均鐵路里程（Rail）的系數為2.12，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人均鐵路里程每增加1公里/萬人，外商直接投資約增加2.12億美元，鐵路交通基礎設施也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吸引作用。互聯網普及率（Internet）的系數為1.85，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互聯網普及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外商直接投資約增加1.85億美元，通信基礎設施的發展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同樣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地區生產總值（GDP）的系數為0.005，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地區經濟規模越大，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勞動力成本（Wage）的系數為-0.002，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并進行回歸分析，量化了基礎設施指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性，結果表明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為各地區制定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各地區應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提高基礎設施水平，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4.4勞動力因素4.4.1勞動力成本與素質勞動力成本與素質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區在這兩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對吸引外資產生不同影響。從勞動力成本來看，地區間工資水平的差異較為明顯。在1984-2009年期間，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工資水平相對較高。以2009年為例，上海的職工平均工資達到5904元/月，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勞動力供給相對充裕，工資水平較低。如河南2009年職工平均工資為2481元/月，僅為上海的42%左右。這種工資水平的差異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較大。早期，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選擇在東部沿海地區，如服裝、玩具等產業，主要是利用東部地區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例如，一些服裝加工企業逐漸將生產基地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以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據相關研究表明，勞動力成本每上升10%，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約減少8%，充分說明了勞動力成本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勞動力素質也是外商投資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其與地區教育程度密切相關。東部地區教育資源豐富，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眾多，勞動力素質相對較高。例如，北京、上海等地擁有眾多知名高校，每年培養大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在知識水平、技能水平和創新能力等方面具有優勢，能夠滿足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許多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和高端制造業企業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地投資，就是看中了當地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而中西部地區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勞動力素質相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隨著中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勞動力素質逐漸提高，也開始吸引一些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例如，武漢作為中部地區的重要城市，擁有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光電子信息等領域吸引了一些外商直接投資，這些企業利用當地的高素質人才，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勞動力成本和素質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傾向于選擇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而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業則更注重勞動力素質。各地區應根據自身勞動力成本和素質的特點，合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中西部地區可以在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同時，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勞動力素質，吸引更多高質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東部地區則應在保持勞動力素質優勢的基礎上，加快產業升級，提高產業附加值，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挑戰。4.4.2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是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不可忽視的因素，它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就業環境等方面，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產生重要影響，進而作用于外商投資的區位決策。勞動力市場政策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用工成本和管理難度。在一些地區，勞動法規相對寬松，企業在招聘、解雇員工等方面具有較大的靈活性。例如，部分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勞動法規的執行上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政策。企業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和自身生產經營狀況，較為自由地調整用工規模。這種靈活性使得外商投資企業能夠快速響應市場變化，降低用工成本。在服裝加工等季節性生產特征明顯的行業，企業在訂單旺季可以大量招聘臨時工，滿足生產需求；在訂單淡季則可以減少用工數量，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這對于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促使它們選擇在這些勞動力市場政策靈活的地區投資設廠。就業環境也是影響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就業環境能夠吸引更多的勞動力流入，為企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擁有完善的就業服務體系，包括職業介紹、職業培訓等。這些地區還具備豐富的產業資源和良好的發展前景，能夠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空間。大量勞動力的涌入，使得企業在招聘員工時具有更廣泛的選擇范圍，能夠根據自身需求快速找到合適的人才。同時，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競爭較為充分，企業在與員工的談判中具有一定的優勢，能夠更好地控制用工成本。相反，一些就業環境較差的地區，勞動力流失嚴重，企業用工面臨困難，這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較弱。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重要作用。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良好的就業環境能夠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用工靈活性，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和管理難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各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時，應注重優化勞動力市場政策，改善就業環境，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以增強自身在國際投資市場上的競爭力。4.5文化與地理因素4.5.1文化差異與心理距離文化差異與心理距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其中港澳臺地區和歐美國家的投資表現出典型的特征，凸顯了文化和心理因素在投資決策中的關鍵作用。港澳臺地區與中國大陸在文化上同根同源，這種緊密的文化聯系極大地縮短了心理距離，使其成為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從早期改革開放開始，港澳臺地區憑借文化相通、語言交流無障礙的優勢，率先在中國大陸投資。以廣東省為例，由于其毗鄰港澳的獨特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淵源，吸引了大量港澳地區的投資。在20世紀80-90年代，廣東承接了大量來自港澳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如服裝、玩具、電子裝配等產業。許多港澳企業家基于對家鄉的情感認同和熟悉的文化環境，在廣東投資設廠。他們能夠快速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降低了投資過程中的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據統計，在1984-1994年期間，廣東實際利用外資中來自港澳地區的比重高達70%以上，充分體現了文化和心理因素對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相比之下，歐美國家與中國在文化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導致的心理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在華投資的區位選擇。歐美國家的文化背景、商業習慣、價值觀念等與中國有較大不同，使得他們在投資時更加謹慎，對投資環境的要求也更為嚴格。在投資區位選擇上，歐美國家的企業更傾向于選擇文化兼容性較高、國際化程度較強的地區。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具有豐富的國際交往經驗和多元的文化氛圍，吸引了大量歐美企業的投資。例如，眾多歐美金融機構，如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等，選擇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這些企業在上海能夠接觸到國際化的商業環境和專業人才，便于與全球業務進行對接。同時，上海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規范的市場秩序，也符合歐美企業對投資環境的要求，降低了由于文化差異帶來的投資風險。此外，北京憑借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及豐富的科研資源和高素質人才，也吸引了一些歐美高新技術企業和跨國公司設立研發中心和總部。這些企業在投資時，注重與當地的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合作，利用北京的科研優勢，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文化差異和心理距離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具有顯著影響。港澳臺地區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同源性使其投資更具親近性，傾向于選擇地緣相近、文化相通的地區；而歐美國家由于文化差異，更傾向于選擇國際化程度高、文化兼容性好、投資環境規范的地區進行投資。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時，各地區應充分認識到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通過加強文化交流、提升國際化水平、完善投資環境等措施，吸引更多不同來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資。4.5.2地理位置與區位優勢地理位置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沿海地區和邊境地區憑借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集聚地，其作用機制體現在多個方面。沿海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這使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具有顯著的競爭力。首先，沿海地區的港口資源豐富，交通便利，是連接國內外市場的重要樞紐。以上海港為例，作為中國最大的港口之一，上海港擁有完善的港口設施和密集的航線網絡，與全球各大洲的主要港口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眾多外商投資的制造業企業，如汽車、電子、化工等行業，選擇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投資設廠，主要是看中了上海港便捷的海運條件。這些企業可以通過上海港快速、低成本地將原材料進口到國內，同時將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據相關研究表明，港口貨物吞吐量每增加1%，周邊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約增加0.3%，充分說明了港口優勢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作用。其次，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市場規模大，消費能力強，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以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為代表的沿海地區，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擁有龐大的消費群體和完善的市場體系。許多跨國公司將其中國總部或區域總部設立在沿海地區，以便更好地開拓中國市場。例如，蘋果公司在中國的銷售和研發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利用沿海地區的市場優勢和人才資源，不斷拓展業務，推出符合中國市場需求的產品。同時，沿海地區的產業配套能力強，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等產業集群發展成熟，眾多上下游企業集聚在一起，實現了資源共享、技術交流和協同發展，吸引了大量相關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邊境地區的地理位置優勢也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邊境地區與周邊國家接壤，具有獨特的地緣優勢，便于開展邊境貿易和跨境投資合作。以廣西為例，廣西與越南接壤，是中國面向東盟的重要門戶。近年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廣西的邊境貿易和跨境投資合作日益活躍。廣西憑借其地理位置優勢，積極打造跨境經濟合作區，吸引了大量東盟國家的投資。在農業領域，廣西與越南等東盟國家開展農業合作，吸引了一些東盟企業在廣西投資農產品種植、加工和貿易項目。這些企業利用廣西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結合自身的技術和市場優勢，開展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然后通過邊境貿易將產品出口到東盟國家和其他地區。在制造業領域，廣西的邊境地區也吸引了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如服裝加工、電子裝配等產業。這些產業利用邊境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便捷的交通條件，開展加工貿易，產品主要出口到東盟國家。此外，邊境地區還可以借助與周邊國家的文化和歷史聯系，加強人文交流，促進投資合作。例如，云南與緬甸、老撾、越南等國家接壤，在文化上有著密切的聯系。云南通過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建立跨境文化產業園區等方式，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人文環境。許多緬甸、老撾的企業基于對云南文化的認同和熟悉，在云南投資旅游、餐飲等服務業項目，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地理位置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沿海地區憑借港口優勢、經濟發達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等優勢，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集聚地；邊境地區則利用地緣優勢、邊境貿易和人文交流等優勢，吸引了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在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時，各地區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地理位置優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優化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五、典型案例分析5.1東部發達地區案例-上海5.1.1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與現狀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歷程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生動縮影，自改革開放初期至2009年，上海在吸引外資方面經歷了多個重要階段，投資規模和產業結構不斷演變，在全國經濟發展格局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改革開放初期（1984-1991年），上海作為中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尚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1984年，上海成為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這一政策舉措為上海吸引外資打開了新的大門。然而，在開放初期，外商對中國的開放政策存在疑慮，對上海的投資環境也不甚了解，盡管中國龐大的市場潛力極具吸引力，但外商仍處于試探性投資階段。這一時期，項目平均投資規模較小，1984-1986年，上海共簽訂外商投資項目213個，協議投資額6.65億美元，實際利用額2.05億美元。1985年，上海調整引資政策，限制FDI進入房地產及賓館業，導致外商投資熱情下降，1987年協議金額出現負增長。直至1986年國務院發布鼓勵外商投資條例，明確了FDI進入工業部門的優惠政策，加之上海設立閔行和虹橋兩個經濟開發區，以及1990年浦東的開放，逐漸吸引了更多外商的關注。但1989年后，受國際環境影響，1990年FDI出現負增長。在這一階段，上海共簽訂外商投資項目697個，合同資金48.57億美元，實際利用13.51億美元。1992-2001年是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階段。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中國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得以確立，外商對中國的信心大幅增強，大量FDI涌入中國，上海也迎來了引資的黃金時期。僅1992年，上海批準的FDI項目就超過了以往12年的總和。隨著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的深入實施，上海在稅收、土地使用、金融等方面給予外商投資企業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吸引了眾多跨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