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與內容”己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無論是哲學、宗教，還是藝術，都離不開這兩者關系的討論。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開始就有了“形式與質料”的理論。他提出了“四因說”即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同時他提出形式因是事物的本質，就使得形式因、動力因、目的因是一致的，于是就形成“形式”與“質料”這一對概念。其后，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又將形式與內容真正的作為一對范疇來看待。黑格爾的這對范疇涉及廣泛包括繪畫、建筑、詩歌等，當然也包括音樂藝術。只是亞里士多德更加注重形式，我們可以說他是理在事中，而黑格爾更加注重內容，就是說形式是服務于內容的，即“理在事外”。1音樂的自律和他律性周海宏“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梳理—兼再談音樂美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中指出音樂既是自律也是他律，音樂所要的表現對象是“他在”的東西，是對音樂形式的構成具有制約作用的，從這一角度看音樂的發展法則有他律的成分。但是在音樂的構成中還有許多結構的要素是不能用音樂之外的制約作用來解釋的，比如和聲進行中的傾向性、經典的曲式結構、旋律發展中的起、承、轉、合，音與音之間結構的張力等等，這些都是人類聽覺審美經驗對音樂音響結構的要求，而并不是外在表現對象所提出的要求。所以音樂的發展也是受音樂自身的結構原則制約的，從這一點看音樂也是自律的。2音樂的意義與音樂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周海宏“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梳理—兼再談音樂美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中指出，滿足人的聽覺感性需要是音樂藝術的根本意義與本質功能。從音樂審美實踐的事實來看，沒有更復雜的內容表現就不能激發聽眾更多的聯想，產生更加豐富與復雜的感性體驗。音樂藝術的這部分價值的實現主要是由音樂作品的內容控制的。但形式的不同安排是影響美感體驗的原因,改動一個音的音高，一個和弦的強弱都會立刻生產“好”、“壞”即審美價值高低的變化。因此感性體驗的良好即純音樂的美，是由音響的結構樣式控制的，而不是由表現對象決定的。于潤洋音樂形式問題的美學探討（下）中認為，以感性的樂音結構體的方式存在的音樂形式，必定蘊含著某種“意義”這種“意義”不同于其它藝術中的“意義”之處正在于，它基本排除了概念性的和具象性的因素，而主要寓干“情感表現”之中。并舉出相關學者觀點，如黑格爾把美和藝術，包括音樂在內，看作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理念即“意義”。蘇珊·朗格將音樂看成是藝術中最典型的“人類情感生活的符號表現。”從語義學的基本常識上講，符號之所以能存在和成立，根本的條件是:即要具有一個標志物作為符號，同時還要具有一個被標志物作為對象，而這對象就是符號的意義或內容。在音樂中，其感性形式有其自身的獨特面貌,其中所表達的感受和體驗的具體類型和表達的方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因此，對以純樂音結構體的面貌出現的音樂作品中的“意義”問題，就應該有符合其自身本來面目和性質的、特殊的理解。FourBooksforthePianistTheTechniqueofPianoPlayingbyJózsefGátReviewbyFrankDawes中指出，“技巧”可以孤立地進行研究。但是，如果音樂概念和技術不是有機的體系，他們的練習曲十沒有任何有價值的。并且，這些練習曲的演奏是有害的，因為如果這些在作品沒有表達任何東西，那么鋼琴家的作品只能是機械的，沒用的。只是手指的肌肉訓練。我們應該用擬人化的觀點來看待鋼琴的旋律，并賦予琴弦以意識。3音樂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周海宏“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梳理—兼再談音樂美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中認為，首先不能否定社會現實對主體精神狀態的巨大影響作用，這種影響作用無疑會反映在音樂作品之中；但同時要充分認識到人的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心靈的廣闊性及所有時代與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人性特征對音樂作品精神特征的影響。因此強調音樂藝術作品與社會政治、經濟、生存現實之間的關系，與肯定人的主體能動性，人的超越時代、超越現實的精神生活的共同性，及主體個人氣質與性格傾向對音樂作品的研究同樣重要。重視音樂與社會現實的關系，同時應該重視音樂與人的關系。音樂與現實的關系，以及引伸開來是音樂與生活、社會存在的關系，是音樂美學最核心的間題之一。唯心主義唯物主義美學在這一點上斗爭最激烈、最尖銳。葉純之、蔣一民《音樂美學導論》緒言中提出了音樂反應這一觀點，千百年來的歷史實踐證明，聽眾對于音樂所起的反應,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從作曲家與聽眾來看，時代、國家、民族、階級的差異都使音樂信息與音樂反應都會產生差異，這就是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性的問題。但音樂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超越時代、國家，民族階級而能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對專業工作者來說，如果對音樂學有一個比較全面、正確的了解，包括音樂的與人民，音樂與社會的關系。必將幫助他對音樂的理解，更好地發揮才能，更自覺地與國整個社會主義音樂事業成為一體。于潤洋音樂形式問題的美學探討（下）也指出，音樂形式是一個歷史范疇。這就是說，音樂形式，它的種種不同形態，是在不同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不同的音樂文化發展條件下的產物；而音樂形式自身，則處于不斷的變化和演進的歷史過程中。音樂形式不僅是個藝術事實，而且是個歷史事實。同一個作品，作曲家的同時代人和我們今天的當代人對它的感受、理解和解釋是絕不會相同的。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識形態狀況，不同的生活體驗和心理差異，都會使這同一部音樂作品在不同社會歷史時代的人們面前展示出不同的藝術世界。它所蘊涵的歷史內容是連創作這部作品的作曲家本人都很難意識得到的。一種新出現的音樂形式對它的同時代人精神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這種新的音樂形式往往為聽者培育了一種新的感受能力，從舊的感情世界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感覺力。這個過程對人的內在心生活、社會態度、思想傾向乃至世界觀的形成都將產生潛移默化的、無形的微妙影響。4音樂內容與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于潤洋在音樂形式問題的美學探討(上)中指出，形式是內容的外在顯現，由內容所決定的，沒有內容，形式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黑格爾是這樣表述的:“遇到一件藝術作品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它接呈現給我們的東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蘊和內容。前一個因素是外在的因素，用處在于指引我們到達他內在的意蘊”另一方面，黑格爾又指出“藝術作品的內容如果沒有感性形式將其外化，這內容就無從談起?！币虼?，黑格爾對藝術作品中形式內容的二元理解是建立在二者間辨證統一的基礎之上的。周海宏“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梳理—兼再談音樂美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在音樂審美的實踐中認為，“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確實是存在的。這個問題從發生上看，是認識活動中的結論與感性活動中經驗事實之間的矛盾：從我們對音樂本質屬性的客觀認識來看，音樂的音響具有非空間性，因此不能描摹造型性的東西，它也同時具有非語義性，因此不能表述概念性的東西；但音樂審美的感性體驗中，存在著活躍的視覺形象的聯想與思想觀念的領悟及情感、情緒的體驗。這個矛盾是在音樂美學中提出“內容”與“形式”問題的根本原因，也是這一問題的發生原點。于潤洋音樂形式問題的美學探討（下），筆者采用唯物辨證的方法來探討音樂中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問題，筆者指出一部音樂作品，例如一部交響曲,其中所蘊涵的內在精神性的東西—人的心理的、情感的種種體驗，與這部交響曲呈現在聽眾聽覺感知面前的外在聲音形式,這二者是融為一體的，是一個根本無法分割的整體。作曲家通過他的創造活動，將一種內在精神性心理性的、無形的東西“物化”為外在的具有特定高度、長度、強度、色彩、組織結構的可聽的聲音形式。使無形的心理性的現象與可聽的物理性的現象之間發生了轉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實現了轉化之后，也就是音樂作品產生之后,音樂的內容和形式是融合在音樂作品這個統一體中，它們不過是一個事物的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5結語研究者們對音樂的內容和形式之間關系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這個問題先是在西方存在了很長時間現在國內也是一直存在著爭議，國外對音樂的形式與內容的研究是從19世紀開始，但國內對于音樂美學中音樂的形式與內容問題的研究卻幾乎是從20世紀初期開始的。初步統計，關于音樂的形式與內容的研究就國內來說約計39篇，發展于名學術期刊共計33篇，碩士學位論文3篇，博士學位論文1篇。我們簡要的將什么是音樂的形式、什么是音樂的內容和音樂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做了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對音樂形式、內容的概念雖然各抒己見但也可從中尋得一定規律。研究范圍主要是從音樂的形式是什么、音樂的內容是什么、音樂的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之間做了研究和探討。對音樂的“內容”來說，研究者首先都確定了音樂確實又內容，周海宏對內容的定義是“音樂的內容是審美主體賦予音樂并從音樂中體驗到的精神內涵”，大多學者都認同他的觀點。對于“形式”這個名詞的解答，學者們都分了很多層次和方面去解答，并有很多研究深刻文章。更有提出對于音樂形式的研究的另一重要的層面，在審美的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豐富的文獻。對音樂，學者都談到了音樂的本質，音樂的價值和意義，或者音樂內容與主觀情感之間的關系。以及音樂與社會人民的關系，將音樂升華到了一個關系于社會發展與民族進步的高度。對音樂的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系研究文獻非常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