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效益分析〔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郵碼:___________〕

【摘要】剩余勞動力由低勞動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向高勞動生產率的非農產業，將改善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益，并能促進經濟增長。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較大規模的轉移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真正開始的。那么迄今為止，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現狀如何？這一轉移究竟在中國經濟開展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或者說其再配置效益到底有多大？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農業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益

【ABSTRACT】TheTransferofsurpluslaborforcefromthelessprofitableagriculturalsectortotheprofitablenon-agriculturalsectorscanhoisttheoverallnationaleconomicgains.Theeconomicgrowtharisingfromsuchtransferisaresultofrearrangementofresources.BymeansofStatisticsandQuantitativmodels,thisarticleviewsthetransferofChina’sagriculturesurpluslaborsandthegainsstemmingfromthistransfersincetheoutsetofChina’sreform..

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中國從鄉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工業社會這一歷史轉型最為突出的特征，也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開展的主要成果與標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向外轉移，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全方位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且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因為這一轉移拉開了以勞動力資源流動為龍頭的全國經濟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序幕。

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較大規模的轉移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真正開始的。那么迄今為止，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現狀如何？這一轉移究竟在中國經濟開展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或者說其再配置效益到底有多大？本文試圖對這一問題做一探討。

一、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盡管農業生產率遠遠低于工業，但勞動力生產要素的人為滯留，使得中國大批勞動力被長期禁固在農業而處于隱性剩余之中。表1顯示出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農業從業人員為1.7億，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3.5％，非農產業從業人員僅為0.3億，比重為16.5％，農業大國的特征非常突出。從1952～1970年，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相當緩慢，18年間非農產業勞動力增加0.3億，農業就業比重僅比1952年下降2.8個百分點。從1970年到改革前的1978年，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開始有所推進，8年間，農業就業比重下降了10.2個百分點，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增加0.5億，是前18年增加人數的1.6倍。

1978年之后，農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將大批隱性農業剩余勞動力變為顯性，從而增大了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在此根底上，農村非農產業迅速開展起來，從而帶動了較大規模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1978～1999年，非農產業從業人員由1.18億迅速升至3.51億，21年中增加了2.32億，是改革開放前26年增加總數的2.7倍，年均增長率為5.3％。1999年，中國農業與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分別為50.3％與49.7％。

分階段看，1978～1985年是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最快的時期，短短7年中，農業就業份額由70.5％迅速下降到62.4％，非農就業比重由29.5％升至37.4％。非農就業人員由1.18億，增加到1.87億，增加了0.69億人，年均遞增6.8％。1986～1990年，由于中國宏觀經濟受到通貨膨脹與市場“皮軟〞的雙重影響，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農業就業人員比重僅下降2.3個百分點，非農產業勞動力增加0.67億，比重升至39.9％。1991～1995年，中國經濟進入到了一個較快的開展時期。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中國經濟的快速開展帶來了契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有所快。統計數據說明，僅1991～1995年的5年中，非農就業量凈增加0.7億人，是1985~1990年增加人數的1.04倍。1996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由供應約束轉向需求約束，由于種種原因，國內消費、投資需求增長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國商品出口的增長，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國經濟增長趨緩，1999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率為7.1%，比1995年的11.5%下降了4.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國內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的增長也開始放慢，1996~1999年的4年中僅增加了0.26億人，年均增加642萬人，比改革21年來平均增加人數的1105萬人少463萬人。1999年，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為50.3%，又比1997年、1998年有所上升。

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以鄉鎮企業為載體的就地轉移，另一是進入城鎮就業的異地轉移。

表2的資料顯示，從1979～1999年的21年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絕對數為1.16億，年均轉移555萬人，增長速度為8.9％。從進入的不同產業看，轉向效勞業的人員多于轉向工業的人員，前者的年均轉移數329萬人，后者226萬人，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2.8％與6.5％。從不同的時期看，轉移的速度也有差異。整個80年代〔1979～1990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最快，年均增長11.9％，其中1979～1985年的增長速度高達16.3％。進入90年代以來，這一速度開始放慢，年均增長率降為5.3％。其中，轉向農村工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年均增長率降至3.4％，轉向效勞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年均增長率降至6.9%。盡管90年代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相對于80年代有所下降，但轉移規模仍是上升的。表2的資料顯示，從1991～1999年，每年平均轉向農村非農產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為590萬人，而1979～1990年的年均轉移人數為529萬人。與對表1的分析相一致，1979～1985年，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的轉移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速度上，均是這幾個階段中相對較好的時期，而1996~1999年，那么是較差的時期。

由于城鄉壁壘的存在以及其他較為復雜的原因，每年轉移到城鎮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有限，1979~1999年的全部轉移量約0.34億人，只占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量的23%左右。從現有統計數據看〔表3〕，1979~1999年，平均每年轉向城鎮的農村勞動力約為166萬人，其中1979～1990年的平均數為149萬人，1991～1999年的平均數為188萬人。表3列出了不同時期轉向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平均規模，同時也列出了1978年以來我國通過向農村非農產業以及城鎮轉移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與規模。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的21年中，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及城鎮轉移的數量達1.5億左右，其中近半數是近入90年代后轉移的。與表1的變動相仿，1986~1990年間轉向城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少，年均轉移量為146萬人，但與轉向農村非農產業變化不同的是，轉向城鎮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6~1999年間的年均轉移人數最大為198萬人。

二、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效益

勞動力轉移效益即為勞動力再配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屬于資源再配置效益或結構轉換效益問題。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是以不同部門間的勞動生產率不同為前提的，勞動力從低效益部門向高效益部門轉移，勢必提高勞動力的總體收益率，因此測量在具有不同邊際生產率的部門之間勞動力轉移對增長的作用，就要比擬生產率總增長率與生產率部門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兩者之間的差距就是勞動力再配置或勞動轉移效益。

一個比擬簡單的測算模型可以從總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公式中得到。總產出為總勞動生產率與投入的總勞動力數量L之積：

〔1〕

由〔1〕式可得到總產出的增長率為投入的全部勞動力的增長率與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和：

〔2〕

如果將部門只劃分為兩個部門，即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話〔分別記為i=1,2〕，總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可進一步進行如下分解：

〔3〕

式中為不同部門在總產出〔GDP〕中的比重，代表不同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代表不同部門就業比重的變化率。〔3〕式說明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由兩項因素構成：一是勞動者人均產出的部門增長率的加權平均數，即不同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記為；二是具有不同勞動生產率的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可見，第二項代表了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之間就業變化對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影響，我們視其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再配置效益，記為。因此，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奉獻及對總產出增長的奉獻分別為

〔4〕

〔5〕

在我們的具體測算中，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是通過〔2〕式由總產出〔GDP〕的增長率與總勞動投入的增長率之差決定的；同樣，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再配置效益是通過〔3〕式由總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與分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加權和之差決定的。

農業剩余勞動力再配置效益的表現是，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轉向高效率的非農業部門引致了全社會總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事實上，剩余勞動力從低效益的農業轉向高效益的非農業，不僅可以提高全社會總體勞動生產率，還可以提高農業部門自身的勞動生產率。表1顯示出，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由1978年的929元/人年增加到1999年的2003元/人年，增長了1.1倍，年均遞增3.7％；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由3339元/人年增加到10811元/人年，增長了2.2倍，年均遞增5.7％；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由1640元/人年，增加到6377元/人年，增加了2.8倍，年均遞增6.6％。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中國勞動生產率，無論是農業部門，還是非農業部門，或者是全社會總體勞動生產率，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表4進一步列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而帶來的資源再配置效益。

從表4可以看出，以1990年不變價計的中國GDP從1979~1999年年均遞增9.59％，勞動力增長2.72％，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6.68％。勞動力增長對GDP增長的奉獻為28.4％，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GDP增長的奉獻為69.7％，兩者共同作用的不可分解因素的奉獻為1.9％。可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進一步的分解說明，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由于勞動力由低效益的農業轉向高效益的非農產業帶來的奉獻約為19.9％，因此在GDP增長中源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奉獻率約13.8％，這也正是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再配置效益。

分階段看，1979～1990年的整個80年代，是中國農村率先進行改革的時期。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一方面極大地調動了廣闊農村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一大局部農業剩余勞動力擺脫了農業、尤其是種植業的長期束縛而轉向從事非農生產與效勞，農業勞動生產率及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均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測算結果顯示，在這一時期中，GDP年均增長率為高達9%，勞動力與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95%與4.87%，兩者對GDP增長的奉獻率分別為43％與54％。在生產率的增長中，來自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奉獻高達26.1％，這一轉移對GDP增長的奉獻率為14.1％。

1991~1999年的整個90年代，中國勞動力增長放慢，年均增長率為1.11%，但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卻相對較快，年均增長率達9.14%，勞動力的增長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對該時期中國GDP增長的奉獻分別為10.7%與88.3%。生產率增長的奉獻比80年代高出34個百分點。但這一時期由于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增長放慢，盡管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對GDP增長的奉獻為14.7%，與80年代相差無幾，但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奉獻卻降到16.6%。

從更細分的時期看，1979~1985年，是改革開放以來的較好時期。這期間，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1％與.46%，農業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超過非農產業。這一時期，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84%，其中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奉獻率為65.9%。在這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中，由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局部占26.1%，在各時期中最高，而這一時期中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的奉獻也高達17.2%。

1986～1990年，由于中國經濟既經歷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又經歷了國內首次市場“皮軟〞的影響，宏觀環境較差，從而使經濟效益出現較大程度的滑坡，GDP年均增長率為降至7.9％。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絕對下降引起了全社會總體勞動生產率的降低，它對GDP增長的奉獻也因此降到33.7％；另一方面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使其對GDP增長的奉獻降到7.5%。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奉獻下降到17.8％，進而又使得這一轉移對全社會GDP增長的奉獻受到影響，奉獻率下降到6％。

1991～1995年，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期，DGP年均增長率高達12％。同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高達10.6%，但勞動力增長較慢，年均增長率僅為1.2％，勞動生產率增長與勞動力增長對DGP的增長奉獻分別為88.6％與10.3％，前者遠遠超過后者。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由農業勞動力轉移帶來局部占21.8％；農業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奉獻升至19.4％。

1996～1999年，中國盡管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但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緊縮。GDP年均增長率降為8.3％，勞動力與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降到0.9％與7.3％。雖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