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的貢獻與影響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學術領域也面臨著古今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與交融。在史學領域，傳統史學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沖擊，如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視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挖掘其思想內涵，成為眾多史學家關注的焦點。吳懷祺投身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浪潮中應運而生。當時，西方史學理論如實證主義、年鑒學派等思想大量涌入中國，對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國內史學界一方面積極學習借鑒西方先進的史學理念和研究方法，推動史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中國傳統史學的價值與意義，試圖從本土史學資源中探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在此背景下，吳懷祺意識到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致力于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以深入挖掘中國史學的思想精髓，傳承和弘揚民族史學傳統。吳懷祺的貢獻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從學術角度來看，他的研究成果填補了中國史學思想史領域的諸多空白，為后人進一步研究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通過對大量史學文獻的梳理和分析，系統闡述了中國史學思想從古代到近代的演變過程，揭示了中國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獨特價值。例如，在其著作《中國史學思想史》中，吳懷祺詳細論述了從原始歷史意識到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等不同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特點，使人們對中國史學思想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從學科建設角度而言，吳懷祺的努力推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獨立與發展。他明確了該學科的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培養了一批專業的研究人才，為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他所倡導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如注重史學與哲學、經學等其他學科的聯系，強調從時代背景中理解史學思想的演變等，為學科發展指明了方向，促進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從文化傳承與民族精神塑造方面來說，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史學思想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智慧和精神內涵。通過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增強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認同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動力。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國內對于吳懷祺學術成果及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眾多學者高度評價吳懷祺在該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肯定他為學科體系構建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汪高鑫指出，吳懷祺精心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數十年，其《宋代史學思想史》《中國史學思想史》以及主編的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等論著，對史學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對象、學科性質與研究方法等進行了深入闡述，為構建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江湄認為吳懷祺的《中國史學思想史》將史學置入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整體中，貫通了史學與哲學等傳統學術之間的思想聯系，展示了史學史研究的新思路。曹文益則強調吳懷祺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時，重視史學家和思想家兩方面的貢獻，比較全面、準確地總結了中國古代的史學思想發展史。在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發展脈絡梳理方面，學者們進行了多維度探討。有研究聚焦于他對不同歷史時期史學思想演變的分析，如對先秦時期史學思想起源與發展的研究，探討了原始歷史意識如何逐漸演變為系統的史學思想，以及這一時期史學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緊密聯系。對秦漢至明清時期史學思想的研究，則分析了各個朝代史學思想的特點和變化，以及不同朝代之間史學思想的傳承與創新。例如，在研究唐代史學思想時，探討了唐代史學在官方修史制度、史學理論發展等方面的成就，以及這些成就對后世史學的影響；在研究明清時期史學思想時，關注了這一時期史學思想的多元化趨勢，以及史學家對歷史批判和反思的深化。在其學術方法研究上，學者們探討了吳懷祺如何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將史學與經學、哲學、文學等學科相結合，深入挖掘史學思想內涵。例如，在研究《周易》與史學的關系時，吳懷祺通過對《周易》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與史學著作中歷史觀念、敘事方法的對比分析，揭示了《周易》對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深刻影響。他還注重從史家個體的學術背景、人生經歷出發，分析其史學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點，為史學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國際上，隨著中國文化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史學思想史逐漸受到國外學者關注。然而，專門針對吳懷祺及他所建設的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研究仍相對較少。部分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史學史時，涉及到中國史學思想的相關內容，但往往缺乏對吳懷祺學術成果的深入了解和系統研究。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史學時，由于文化背景和學術傳統的差異，對中國史學思想的理解和解讀存在一定的偏差，未能充分認識到中國史學思想的獨特價值和豐富內涵。盡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處。在研究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上，對吳懷祺一些相對小眾但具有重要價值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挖掘不夠。例如，他在史學與其他學科交叉領域的一些創新性觀點，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討和應用。在研究視角方面，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對吳懷祺學術成果本身的分析，而從學術史發展脈絡、學術傳承與創新等角度進行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對于吳懷祺所構建的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進一步推動該學科的國際化發展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的貢獻。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通過廣泛搜集和整理吳懷祺的學術著作、論文、演講稿等一手資料，以及與他的學術觀點相關的研究文獻，深入挖掘其思想內涵。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宋代史學思想史》等著作進行細致研讀，梳理他對不同歷史時期史學思想的闡述，分析其學術觀點的形成與發展脈絡。同時，參考國內外關于中國史學史、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包括經典史學著作、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從宏觀學術背景下把握吳懷祺學術成果的價值與地位。案例分析法也將貫穿研究始終。以吳懷祺對某些具體史學思想、史家或史著的研究為例，深入剖析其研究方法與學術觀點。在研究他對司馬遷史學思想的分析時，探討他如何從司馬遷的家學背景、時代環境以及《史記》的文本內容等多方面入手，挖掘司馬遷史學思想中蘊含的通變觀念、實錄精神等。通過對這些具體案例的分析，更直觀地展現吳懷祺的學術研究路徑和獨特見解。本研究在視角和內容上具有一定創新之處。在研究視角方面，從學術傳承與創新的角度出發，不僅關注吳懷祺學術成果本身，還深入探討他的學術思想如何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對后世史學思想史研究的影響。通過梳理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脈絡，分析吳懷祺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和所起到的推動作用，為理解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在內容上，本研究將加強對吳懷祺在史學與其他學科交叉領域研究成果的挖掘。以往研究雖提及他對史學與經學、哲學關系的探討，但缺乏深入系統的分析。本研究將進一步深入研究他如何通過跨學科研究，揭示史學思想與其他學科思想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融，從而豐富對中國史學思想內涵的認識。例如，深入分析他在《易學與史學》中對易學與史學關系的研究，探討易學思維方式如何影響中國古代史家的歷史觀念和敘事方法，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開拓新的內容領域。二、吳懷祺的學術生涯與學術思想形成背景2.1學術生涯回顧吳懷祺于1938年出生在貴州省貴陽市，籍貫為安徽廬江，其家學淵源深厚，為他日后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父親吳孟復是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治學融合皖江南北之長，著有《訓詁通論》《古書讀校法》等專著，在文字音韻學和文獻目錄學方面造詣頗深，吳懷祺的相關功底便得益于父親的熏陶。舅舅馬茂元作為桐城派殿軍馬其昶之孫，在楚辭、唐詩研究領域成就斐然，其文論中對通變的重視，也對吳懷祺早期關注史學的通變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1961年，吳懷祺從合肥師范學院（今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隨后被分配到廣德中學從事教學工作。盡管身處中學教學崗位，但他對學術研究的熱情從未減退，期間發表了數篇學術論文，展現出對史學研究的濃厚興趣和學術潛力。1964年，他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史學史研究生，卻因故未能入學，這一挫折并未使他放棄學術追求。直到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考試，吳懷祺迎來了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再次報考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并被錄取，有幸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教授攻讀碩士學位。在白壽彝教授的指導下，吳懷祺深入學習史學史相關知識，接受了系統而嚴謹的學術訓練。白壽彝教授在史學理論、史學史研究等方面的深厚造詣和獨特見解，對吳懷祺產生了深遠影響，引導他在史學史研究領域不斷探索前進。碩士畢業后，吳懷祺留校任教，任職于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從講師逐步晉升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在此期間，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學與科研工作中，致力于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與學科建設。他先后承擔了人文社科基地的重大國家項目《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研究》以及教育部基金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社會實踐》等重要科研任務，為推動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貢獻力量。1996年，吳懷祺教授憑借在學術領域的卓越貢獻，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此后，他在學術交流方面也十分活躍。1998年至2006年，他先后赴臺灣，參加史學史、中古制度史學術討論會，促進了兩岸史學界的學術交流與合作。2004年8月至2005年2月，他受聘為臺灣中正大學客座教授，為大學部講授“中國史學思想概論”課程，為研究所的碩士博士生講授“易學與史學”課程；同年還前往東吳大學、中興大學、輔仁大學和嘉義大學作學術講演，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進一步傳播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成果。2005年，吳懷祺被聘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985創新工程”教授，同年被聘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易學與科學專業委員會”的理事。他的學術影響力不斷擴大，其主編的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在2005年秋全部出版發行后，臺灣地區史學史研究者為其舉辦了“臺灣當前史學發展workshop”，這充分體現了學術界對他在史學思想史研究領域成就的高度認可。吳懷祺一生筆耕不輟，發表論文200余篇，著作頗豐，主要包括《宋代史學思想史》《中國史學思想史》《鄭樵評傳》《易學與史學》《20世紀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等。他還主編并參與撰寫了6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論》以及16卷本《中國史學思想會通》等。這些學術成果涵蓋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的各個方面，從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演變，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支撐和實證研究。2.2學術思想形成的時代與學術背景20世紀，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深刻影響著學術領域，也為吳懷祺學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獨特的時代背景。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國經歷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為學術研究創造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使得學者們能夠更加自由地探索學術問題。經濟上，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經濟向工業化、現代化經濟轉型，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社會的物質基礎，也促使學術界對社會發展規律進行深入思考，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動力。在文化領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文化憑借著其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優勢大量涌入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巨大沖擊。傳統的學術觀念、研究方法面臨著嚴峻挑戰，同時也獲得了創新發展的機遇。在史學領域，西方史學理論如實證主義史學、蘭克史學、年鑒學派等思想的傳入，使中國史學家開始反思傳統史學的不足，積極借鑒西方史學的先進理念和方法，推動中國史學的現代化進程。實證主義史學強調史料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注重對歷史事實的考證和分析，這促使中國史學家更加重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提高史學研究的科學性。年鑒學派則關注社會結構、經濟、文化等因素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拓寬了中國史學研究的領域，使史學家們開始從更宏觀的角度研究歷史。20世紀中國史學界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一方面，傳統史學在延續自身發展脈絡的同時，不斷吸收新的思想和方法進行自我革新。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傳統考據學在這一時期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力，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精湛的考據方法為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許多史學家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傳統，在史料考證、史事辨析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史學迅速興起并逐漸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自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中國史學研究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深入發展。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以及階級分析方法，這些觀點為中國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深刻影響了中國史學的發展方向。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吳懷祺的學術思想逐漸形成并發展。西方史學理論的傳入讓他意識到中國史學需要在借鑒西方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他積極學習西方史學理論，但并非盲目照搬，而是注重將其與中國史學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研究道路。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時，他借鑒西方史學的分析方法，對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分析，挖掘其中蘊含的獨特價值和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也對吳懷祺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認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認為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在研究過程中，他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方面分析史學思想產生的背景和原因，揭示史學思想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思想時，他注重考察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基礎對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史學思想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傳統史學的深厚底蘊則是吳懷祺學術思想的重要根基。他自幼受到家學熏陶，對中國傳統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扎實的基礎。在學術研究中，他深入挖掘中國傳統史學的思想精髓，繼承和發揚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如注重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強調史家的道德修養和社會責任等。他對《史記》《漢書》等傳統史學經典進行深入研究，汲取其中的史學思想營養，為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理論支持。時代與學術背景為吳懷祺學術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強大的動力。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史學界多元化發展的環境下，他博采眾長，將西方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史學和中國傳統史學有機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術思想體系，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三、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理論貢獻3.1明確學科研究對象與范圍吳懷祺在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的過程中，首要任務便是明確該學科的研究對象與范圍，這為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石。他認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史學思想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規律”。這一定義簡潔而精準，強調了對史學思想動態發展過程以及內在規律的探尋。從其對研究對象的界定來看，吳懷祺注重從宏觀的歷史視角出發，考察中國史學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他將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從原始的歷史意識萌芽開始，歷經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直至近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每個階段都緊密相連，相互影響。在探討原始歷史意識時，他通過對遠古神話、傳說以及早期祭祀活動等資料的分析，揭示了人類最初對自身歷史和周圍世界的認知方式，這些原始的認知觀念為后來史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隨著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不斷塑造和改變著史學思想，吳懷祺通過對各個時期代表性史家、史著以及史學思潮的研究，深入剖析了這些因素對史學思想演變的影響。在劃定研究范圍時，吳懷祺展現出了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創新精神。他突破了以往僅關注史官史家史學思想的局限，將研究范圍拓展到眾多思想家的歷史觀點和史學理論。他認為，在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雖然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史學家，但他們在對歷史過程的探討中，提出了諸多杰出的見解，這些見解同樣是中國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中都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觀念和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思考。儒家強調“六經皆史”，通過對歷史的闡釋來宣揚其道德倫理和政治主張；道家則從自然無為的角度對歷史的發展變化進行反思；法家以歷史的變革為依據，提出了一系列變法圖強的理論。吳懷祺將這些思想家的歷史觀點納入研究范圍，使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內容更加豐富和全面。吳懷祺還十分重視史學與經學、玄學、理學、事功之學、經世之學、實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將其納入研究范圍。他認為，史學與這些學科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整體。經學作為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對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多史學家在撰寫史著時，往往以經學為指導思想，運用經學的觀點和方法來解釋歷史事件和人物。《春秋》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其“微言大義”的筆法對后世史學的敘事方式和價值評判標準產生了重要影響。玄學、理學等思想流派也在不同歷史時期與史學相互滲透，為史學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玄學的思辨精神影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哲學思考，使史學更加注重對歷史現象背后深層次原因的探討；理學的興起則促使宋代史學更加關注道德倫理在歷史中的作用，強調以史為鑒，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秩序。吳懷祺所劃定的研究范圍具有很強的合理性。它全面涵蓋了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各個方面，不僅包括了傳統史學領域的內容，還涉及到與史學密切相關的其他學科領域，使人們能夠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這種研究范圍的劃定有助于打破學科壁壘，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深入挖掘中國史學思想的內涵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吳懷祺的觀點也具有創新性。在他之前，很少有學者如此全面地將思想家的歷史觀點和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納入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范圍。他的這一創新舉措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引領了學界對該學科研究范圍的重新思考和拓展，激發了更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史學思想進行研究，推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研究對象與范圍的明確，為該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他的界定和劃定既具有合理性，又富有創新性，使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擺脫了傳統的狹隘觀念，走向更加全面、深入和多元化的發展道路，為后人進一步研究中國史學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框架。3.2辨析學科性質與研究方法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性質有著深刻而獨到的理解。他認為，中國史學思想史既屬于史學史的分支學科，又具有自身獨特的性質。從學科歸屬來看，它與史學史密切相關，是在史學史研究的基礎上，對史學思想的專門探討。然而，它又不僅僅局限于傳統史學史對歷史編纂、史家生平、史學流派等方面的研究，而是更側重于對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演變規律以及思想內涵的挖掘，具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價值。在吳懷祺的觀念中，中國史學思想史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它融合了歷史學、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他指出，史學思想的發展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不能孤立地進行，而需要將其置于整個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從歷史學角度，要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歷史文獻進行細致的考證和分析，以準確把握史學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在研究先秦史學思想時，需要對《尚書》《春秋》等先秦時期的歷史文獻進行深入研究，了解當時的歷史事件、政治制度等，從而更好地理解先秦史學思想的形成和特點。從哲學角度，史學思想與哲學思想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許多史學思想中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考，而哲學思想也為史學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儒家的“天人合一”“中庸”等哲學觀念對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中的歷史觀、價值觀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需要借鑒哲學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史學思想中的哲學內涵，揭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從文化學角度，史學思想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中的“大一統”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統一、和諧的文化精神密切相關。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要從文化學的視角出發，探討史學思想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內在聯系，挖掘其文化價值。基于對學科性質的認識，吳懷祺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研究方法，其中跨學科研究方法是其核心。他強調要打破學科壁壘，將史學與經學、哲學、文學、社會學等學科進行交叉研究。在《易學與史學》中，吳懷祺深入探討了易學與史學的關系，展現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應用。他指出，中國史學與易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從先秦史官到秦漢以后的歷代大史學家，大多通曉《周易》。易學的思維方式，如陰陽觀念、變易思想等，對中國古代史家的歷史思維產生了重要影響。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傳統，“正《易傳》”是司馬遷的使命之一，易學的通變思想是司馬遷史學思想的核心。通過對易學與史學關系的研究，吳懷祺揭示了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吳懷祺還重視從史家個體的學術背景、人生經歷出發，分析其史學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點。他認為，史家的個人經歷和學術背景是影響其史學思想的重要因素。司馬遷因李陵之禍遭受宮刑，這一人生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史學觀念，使他在《史記》中更加關注那些身處逆境卻奮發有為的人物，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在研究鄭樵的史學思想時，吳懷祺詳細考察了鄭樵的生平事跡、學術成就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指出鄭樵一生致力于學術研究，不求仕進，其獨特的人生經歷使他能夠以一種獨特的視角看待歷史，提出了“會通”的史學思想。此外，吳懷祺倡導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史家的史學思想進行比較分析。通過比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史學思想的發展變化以及不同史家史學思想的異同。他對司馬遷和班固的史學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司馬遷的《史記》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注重人物的個性和歷史的變化；而班固的《漢書》則更強調正統觀念，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系統性。通過這種比較研究，使人們對漢代史學思想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性質的辨析，為該學科的定位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使人們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該學科的內涵和特點。他提出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和實用性，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路徑，推動了該學科的深入發展。這些研究方法不僅有助于挖掘中國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揭示其發展規律，還能夠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3.3對史學思想史重大理論問題的見解吳懷祺在史學思想演變規律、史學與社會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深刻且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不僅豐富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理論內涵，也為深入研究中國史學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在史學思想演變規律方面，吳懷祺認為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呈現出階段性與連續性相統一的特點。他將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多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和思想特征。在先秦時期，史學思想從原始的歷史意識逐漸萌芽發展，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主要圍繞著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初步認識展開，體現了人類對自身歷史的探索和思考。到了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史學思想強調正統觀念和大一統思想，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史學思想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出現了對人物品評、民族關系等方面的深入探討。隋唐宋元明時期，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注重歷史的借鑒作用和對史學方法的總結。吳懷祺指出，這些不同階段的史學思想雖然各具特色，但它們之間又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后一階段的史學思想往往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體現了史學思想發展的連續性。這種階段性與連續性相統一的觀點，使人們能夠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理解不同歷史時期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吳懷祺還強調史學思想的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政治因素在史學思想演變中起著重要作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環境會影響史家的歷史觀念和價值取向。在封建王朝時期，史官的修史往往受到統治者的干預，其史學思想中會體現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傾向。經濟發展水平也對史學思想產生影響，經濟的繁榮為史學研究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社會需求，促使史家關注經濟現象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文化傳統和學術思潮的演變同樣與史學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對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儒家的道德觀念、政治理念等成為史家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標準，儒家經典也為史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理論依據。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以及玄學、理學等學術思潮也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史學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豐富了史學思想的內涵。在史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吳懷祺認為史學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方面，社會的發展變化是史學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不同的社會形態、政治制度、經濟結構等決定了史學的內容和形式。在奴隸社會，史學主要記錄奴隸主階級的活動和歷史事件，為維護奴隸制度服務；而在封建社會，史學則更多地關注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帝王將相的事跡以及社會秩序的維護。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史學研究開始關注經濟史、社會史等領域，反映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史學對社會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它不僅能夠記錄歷史，傳承文化，還能夠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啟示。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人們可以總結經驗教訓，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從而為當前的社會決策提供參考。司馬遷的《史記》通過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敘述，展現了歷史的興衰成敗，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治國理政的借鑒。史學還能夠激發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吳懷祺指出，史學的社會功能體現在多個方面。它具有資政功能，為統治者提供歷史經驗，幫助他們制定合理的政策，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史學還具有育人功能，通過對歷史人物的事跡和精神的傳承，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史學研究也有助于推動學術文化的發展，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吳懷祺強調史學工作者要具有社會責任感，關注社會現實，以史為鑒，為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他認為史學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而要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發揮史學的社會價值。在當今時代，史學工作者應深入研究中國歷史，挖掘其中蘊含的智慧和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歷史借鑒和精神動力。吳懷祺對史學思想史重大理論問題的見解，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他對史學思想演變規律的分析，使人們能夠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深入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他對史學與社會關系的闡述，明確了史學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些見解對于推動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促進史學研究更好地服務于社會，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四、吳懷祺的主要學術成果對學科建設的推動4.1《宋代史學思想史》的開創意義《宋代史學思想史》是吳懷祺在史學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早期代表作，于1992年由黃山書社出版。這部著作在宋代史學思想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范例。從研究內容來看，《宋代史學思想史》首次對宋代史學思想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梳理。在吳懷祺之前，學界雖有對宋代個別史家或史著的研究，但缺乏對整個宋代史學思想的宏觀把握和深入分析。吳懷祺在書中廣泛涉獵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探討了這些因素對宋代史學思想的影響，從而呈現出宋代史學思想發展的豐富內涵和多元性。他不僅研究了歐陽修、司馬光、朱熹、呂祖謙等著名史學家的史學思想，還關注到了二程等思想家的歷史觀。在闡述歐陽修的史學思想時，吳懷祺分析了歐陽修在《新唐書》《新五代史》中的編纂理念和歷史評論，指出歐陽修強調正統觀念，注重史書的褒貶作用，通過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來宣揚儒家的道德觀念和政治主張。對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吳懷祺深入探討了司馬光的編年體史學方法、歷史借鑒思想以及他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觀記述，揭示了《資治通鑒》在史學思想上的創新和對后世史學的深遠影響。吳懷祺在研究中注重從時代背景出發，分析宋代史學思想產生的原因。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時期，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加強、科舉制度的完善，經濟上的商業繁榮、城市發展，文化上的理學興起、教育普及等，都對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吳懷祺認為，宋代中央集權的加強使得統治者更加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希望通過修史來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為當前的統治提供參考。科舉制度的完善為史學發展提供了人才基礎，許多文人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他們在史學研究中融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素養。理學的興起則為宋代史學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理學強調道德倫理和天理觀念，影響了史家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標準，使宋代史學更加注重歷史的道德教化作用。《宋代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具有創新性。吳懷祺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將史學與哲學、經學、文學等學科相結合，深入挖掘宋代史學思想的內涵。他探討了宋代史學與理學的關系，分析了理學思想如何滲透到史學研究中，影響史家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其史學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朱熹強調天理的至高無上，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天理的體現，他在史學研究中注重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評判，以天理為標準來褒貶歷史。吳懷祺還從文學角度分析了宋代史著的敘事風格和語言特色，揭示了文學對史學表達的影響。宋代史著在敘事上注重情節的連貫性和生動性，語言上追求簡潔明了、富有文采，這些特點與宋代文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在研究思路上，吳懷祺打破了傳統史學研究只注重歷史事件和人物記述的局限，更加關注史學思想的演變和發展規律。他通過對宋代不同時期、不同史家史學思想的比較分析，揭示了宋代史學思想從北宋到南宋的發展脈絡和變化趨勢。北宋時期，史學思想主要圍繞著對前代歷史的總結和借鑒展開，強調正統觀念和歷史的借鑒作用；南宋時期，隨著理學的興盛，史學思想更加注重道德倫理的闡釋和歷史的教化功能。這種對史學思想發展規律的探討，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框架。《宋代史學思想史》的出版，為后續的宋代史學思想研究提供了范例。它啟發了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宋代史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推動了宋代史學研究的繁榮。許多學者在吳懷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如對宋代地方史學、民間史學思想的研究，對宋代史學思想與社會變革關系的研究等。它也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其研究方法和思路被廣泛應用于其他歷史時期史學思想的研究中，促進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4.2《中國史學思想史》構建學科體系的作用吳懷祺的《中國史學思想史》在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它猶如一座燈塔，為該學科的發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這部著作系統展現了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從原始歷史意識的萌芽到近代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興起，涵蓋了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在闡述原始歷史意識時，吳懷祺通過對遠古神話、傳說以及早期祭祀活動等資料的研究，揭示了人類最初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方式。這些原始的歷史意識雖然簡單、樸素，但卻是中國史學思想的源頭，為后來史學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隨著歷史的演進，先秦時期的史學思想開始逐漸形成，《尚書》《春秋》等經典文獻中蘊含的歷史觀念和價值判斷，標志著中國史學思想的初步發展。吳懷祺詳細分析了這一時期史學思想的特點，如強調天命觀、注重道德評判等，展現了先秦史學思想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緊密聯系。秦漢時期，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對史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懷祺在書中探討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所代表的史學思想，分析了它們在歷史編纂、歷史觀念等方面的創新和貢獻。《史記》首創紀傳體通史的編纂體例，體現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史學思想，對后世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漢書》則強調正統觀念，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系統性，為后世正史的編纂樹立了典范。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史學思想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吳懷祺研究了這一時期的史學流派、史家觀點以及史學著作，揭示了史學思想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隋唐宋元明時期，中國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史學著作更加豐富，史學理論也更加成熟。吳懷祺對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進行了全面梳理，分析了唐代史學的繁榮、宋代史學的理學化傾向、元代史學的民族特色以及明代史學的變革等。在研究唐代史學時，他探討了唐代官方修史制度的完善以及史學理論的發展，如劉知幾的《史通》對史學方法和史學批評的貢獻；在研究宋代史學時，他強調了理學對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史學思想上的創新。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和中國社會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開始在中國興起。吳懷祺在書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分析了李大釗、郭沫若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史學思想的貢獻。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中國史學研究，為中國史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郭沫若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通過對中國史學思想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中國史學思想史》為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它使人們能夠清晰地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過程，把握其內在的規律和特點。這種系統的研究方法為學科體系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框架，使得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能夠在一個清晰的脈絡下進行深入研究和發展。該著作對不同歷史時期史學思想的分析，明確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研究內容和范圍。它不僅關注傳統史家的史學思想，還將思想家的歷史觀點納入研究視野，拓寬了學科的研究領域。吳懷祺在書中探討了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歷史觀念，以及經學、玄學、理學等思想流派與史學思想的關系，使人們認識到中國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多元性。這種對研究內容和范圍的明確，有助于學科的規范化和專業化發展，為學者們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明確的方向。《中國史學思想史》還通過對史學思想演變規律的揭示，為學科體系的構建提供了理論支持。吳懷祺認為，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歷史時期的史學思想具有不同的特點和發展趨勢。他通過對歷史資料的分析和研究，總結出史學思想演變的規律，如史學思想與社會變革的相互作用、史學思想的繼承與創新等。這些理論觀點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理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學科體系更加完善和科學。《中國史學思想史》在構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體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系統展現了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明確了學科的研究內容和范圍，為學科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理論支持。這部著作的出版，推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使該學科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為中國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4.3主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的價值吳懷祺主編的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是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鴻篇巨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從內容上看，這部通史全面涵蓋了中國史學思想從遠古到近代的發展歷程，是一部系統呈現中國史學思想全貌的重要著作。它以豐富詳實的史料為基礎，深入挖掘各個歷史時期的史學思想內涵，展現了中國史學思想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在先秦卷中，通過對《尚書》《春秋》等經典文獻以及諸子百家思想的研究，揭示了先秦時期史學思想的起源和初步發展，展現了當時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思考方式。秦漢卷則著重探討了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所代表的史學思想，分析了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對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這一時期史學思想在歷史編纂、歷史觀念等方面的創新。魏晉南北朝卷關注了這一時期社會動蕩背景下史學思想的多元化發展，研究了史學流派的興起、史家觀點的爭鳴以及史學著作的特點。隋唐宋元明卷對這一漫長歷史時期的史學思想進行了細致梳理，展現了唐代史學的繁榮、宋代史學的理學化傾向、元代史學的民族特色以及明代史學的變革等。近代卷則闡述了西方文化傳入和中國社會變革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以及傳統史學思想的近代轉型。《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拓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研究邊界。在研究深度方面，它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不僅關注史學思想的表面現象，還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在研究宋代史學思想時，不僅分析了宋代著名史學家的史學觀點和著作，還探討了理學對宋代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揭示了理學思想如何滲透到史學研究中，改變了史家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在研究明代史學思想時，深入分析了明代實學思潮對史學的影響，以及明代史家在歷史批判和反思方面的成就。在研究廣度方面，它突破了以往史學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將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更廣泛的領域。除了關注傳統的史官史家的史學思想外，還重視思想家的歷史觀點和史學理論，以及史學與經學、玄學、理學、事功之學、經世之學、實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中，對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歷史觀念進行了深入探討，分析了它們對中國史學思想發展的影響。還研究了史學與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相互關系，展現了中國史學思想與其他學科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特點。這部通史的編寫體現了吳懷祺獨特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他注重從宏觀的歷史視角出發，把握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同時又關注微觀的歷史細節，對具體的史家、史著和史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他強調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背景的緊密聯系，認為史學思想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研究過程中，他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將歷史學與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學科相結合，從不同角度對史學思想進行分析和解讀。在研究唐代史學思想時，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對唐代的歷史事件和政治制度進行考證，運用哲學的方法分析唐代史學思想中的哲學內涵，運用文化學的方法探討唐代史學思想與唐代文化的關系。《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它為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研究范例，使后來的研究者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和特點。它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也為學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推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發展。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時，都以這部通史為重要參考，借鑒其研究思路和方法，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相關研究。它還促進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學術交流和合作，推動了學科的整體發展。這部通史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圍繞其展開討論和研究，促進了不同學術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4.4其他著作與論文的貢獻除了上述幾部重要著作外，吳懷祺的其他著作與論文也在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補充和深化作用，從多個角度豐富了該學科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體系。《易學與史學》是吳懷祺深入探討史學與經學關系的一部力作，對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具有獨特的貢獻。在這部著作中，吳懷祺系統闡述了中國史學與易學之間深厚的淵源。他指出，從先秦史官到秦漢以后的歷代大史學家，大多通曉《周易》。先秦史官依據《周易》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和解說歷史變化，使他們的歷史思維更加活躍，歷史眼光更加深邃，歷史思想更加豐富。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傳統，“正《易傳》”是司馬遷的使命之一，易學的通變思想是司馬遷史學思想的核心。通過對易學與史學關系的深入研究，吳懷祺揭示了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這一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史學思想根源的認識，也進一步拓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研究領域，使人們認識到經學對史學思想發展的重要影響，為從跨學科角度研究史學思想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吳懷祺的論文《中國史學的會通思想》對中國史學中的會通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深化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特定領域的研究。他在論文中指出，會通思想貫穿于中國史學發展的始終，是中國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司馬遷的《史記》“通古今之變”到鄭樵的“會通”史學思想，再到章學誠的“通史家風”，會通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都體現了史家對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和連續性的追求。吳懷祺通過對不同史家會通思想的分析，探討了會通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內涵以及對中國史學發展的影響。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人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國史學思想的獨特性和內在邏輯，為研究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規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在《20世紀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吳懷祺對20世紀中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發展進行了全面回顧和總結。他梳理了20世紀中國史學在西方史學理論影響下的變革與發展，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興起和壯大，以及傳統史學在這一時期的傳承與演變。通過對這一時期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研究，吳懷祺揭示了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時代特征和內在動力，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現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他的研究成果使人們能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中國史學在20世紀的演變過程，為進一步推動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歷史經驗和啟示。吳懷祺的其他著作與論文在補充學科細節、深化特定領域研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與他的主要著作相互補充、相互印證，共同構建了一個更加完整、豐富的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體系。這些成果不僅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理論支持，也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廣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借鑒，推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不斷向縱深發展。五、吳懷祺學術觀點的特色及對學科發展的獨特影響5.1重視揭示歷史思維民族特性吳懷祺對中國歷史思維民族特性的揭示是其學術觀點的一大特色，他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史學與經學、理學、諸子學等的關系，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開辟了獨特視角。在《易學與史學》中，他系統闡述了中國史學與易學的緊密聯系，深刻揭示了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吳懷祺指出，中國史學從早期就與易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先秦史官大多通曉《周易》，他們依據《周易》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和解說歷史變化。先秦史官在記錄軍國大事、解說其發展趨勢時，《周易》成為重要依據。《周易》作為卜筮之書，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史官們借助其中的陰陽觀念、變易思想等，使自己的歷史思維更加活躍，歷史眼光更加深邃，歷史思想更加豐富。這種運用《周易》思維解說歷史的方式，不僅豐富了史學思想，也為《周易》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歷史事實的支撐，體現了中國古代史學與經學相互交融的獨特民族特性。秦漢以后，從司馬遷到章學誠再到郭沫若，諸多史學大家皆精通易學。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傳統，“正《易傳》”是他的使命之一，易學的通變思想更是其史學思想的核心。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受易學通變思想影響，提出“通古今之變”的史學主張，他通過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記述，展現了歷史的發展變化，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和變革性。這種通變思想與西方史學中強調的線性發展觀念有所不同，體現了中國歷史思維注重事物變化和發展的民族特性。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也受到了易學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六經是古代史事的記錄，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思想，這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與經學在思想上的緊密聯系，是中國歷史思維民族特性的又一體現。吳懷祺對中國歷史思維民族特性的挖掘，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研究視角的拓展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的史學思想史研究往往側重于對史學流派、史家觀點的分析，而吳懷祺從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出發，將史學與經學、哲學等學科緊密聯系起來，使研究視角更加多元化。這種研究視角的拓展，使學者們認識到中國史學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時，不能僅僅局限于史學本身，還需要從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和分析，從而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國史學思想的內涵和發展規律。從歷史思維民族特性的角度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有助于打破學科壁壘，促進跨學科研究的發展。吳懷祺通過對易學與史學關系的研究，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啟發更多學者從不同學科的角度研究史學思想。可以從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角度，分析它們對史學思想的影響，從而豐富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內容和方法。這種跨學科研究不僅能夠拓寬研究視野，還能夠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帶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動學科的不斷發展。吳懷祺重視揭示歷史思維民族特性的學術觀點，為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研究視角，促進了跨學科研究的發展，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5.2強調史學與經學、理學等的關系吳懷祺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時，高度重視史學與經學、理學等學科之間的緊密聯系，他的相關觀點為理解史學思想發展動力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吳懷祺認為史學與經學之間存在著深厚的淵源。在中國古代學術體系中，經學占據著核心地位，對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從史學思想的形成來看，經學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許多經學經典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觀念和價值判斷，成為后世史家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尚書》作為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被尊為“政書之祖，史書之源”，其中記載的大量政治、宗教、思想、哲學等方面的內容，不僅是當時歷史的記錄，也為后世史學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儒家經典《春秋》，以其“微言大義”的筆法，通過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貶，表達了儒家的道德觀念和政治主張，對后世史學的敘事方式和價值評判標準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世史家在撰寫史著時，常常以經學的觀點來解釋歷史事件，評判歷史人物，使經學思想滲透到史學研究的各個環節。在歷史編纂方面，經學的義例和方法也對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古代史家在編纂史書時，往往遵循經學的義例，注重史書的正統性和權威性。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就借鑒了經學的編纂方法，他以本紀、世家、列傳等體例來記載歷史人物和事件，其中本紀以帝王為中心，體現了正統觀念，世家則記載諸侯和重要人物，列傳則記錄了各類人物的事跡，這種編纂體例既體現了歷史的連續性，又突出了重點，與經學的義例有著密切的關系。班固的《漢書》在編纂上也深受經學影響，它強調正統觀念，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和系統性，將西漢的歷史視為一個完整的整體進行敘述，體現了經學思想在史學編纂中的具體應用。史學與理學的關系也是吳懷祺關注的重點。理學作為宋代以后的主流思想，對史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宋代，理學的興起使史學思想發生了重要轉變，史學更加注重道德倫理的闡釋和歷史的教化功能。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學思想深受理學影響。朱熹強調天理的至高無上，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天理的體現，他在史學研究中注重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評判，以天理為標準來褒貶歷史。他的《通鑒綱目》以“春秋筆法”為指導，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和評論，宣揚了儒家的道德觀念和政治主張，成為理學影響史學的典型代表。理學的思辨精神也影響了宋代史學的哲學思考，使史學更加注重對歷史現象背后深層次原因的探討。宋代史家在研究歷史時，常常運用理學的思維方式，從哲學的角度分析歷史事件和人物，試圖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評論，表達了對歷史興衰成敗的思考，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這種對歷史的綜合分析體現了理學思辨精神對史學的影響。吳懷祺強調史學與經學、理學等學科關系的觀點，對理解史學思想發展動力具有重要幫助。經學和理學作為中國古代的重要思想流派，它們與史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融，為史學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經學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為史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基礎，推動了史學思想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理學的興起則為史學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史學更加注重道德倫理和哲學思考，拓展了史學思想的內涵和外延。這種學科之間的相互作用，促進了史學思想的創新和發展，使中國史學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特點。吳懷祺的觀點也有助于我們從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史學思想的發展。史學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經學、理學等學科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通過研究史學與經學、理學等的關系，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脈絡，從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史學思想的發展動力和歷史意義。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思想時，只有將其置于經學、理學等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產生的原因和發展的動力，揭示其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價值。5.3推動民族史學話語權建設吳懷祺的學術努力在推動民族史學話語權建設方面成效顯著，有力地提升了中國民族史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強了民族史學話語權。在國際學術交流中，吳懷祺積極傳播中國史學思想，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民族史學的獨特價值。他憑借深厚的學術造詣和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史學界逐漸嶄露頭角。1998年至2006年，他多次赴臺灣參加史學史、中古制度史學術討論會，與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者進行深入交流。2004年8月至2005年2月，他受聘為臺灣中正大學客座教授，為大學部講授“中國史學思想概論”課程，為研究所的碩士博士生講授“易學與史學”課程；同年還前往東吳大學、中興大學、輔仁大學和嘉義大學作學術講演。通過這些學術交流活動，吳懷祺將中國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傳播到臺灣地區，促進了兩岸史學界的相互了解與合作，也為中國民族史學在更廣泛的區域內贏得了關注和認可。吳懷祺的學術成果也為中國民族史學在國際上贏得了聲譽。他的著作如《中國史學思想史》《宋代史學思想史》以及主編的10卷本《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等，以其豐富的內容、深刻的見解和獨特的研究視角，引起了國際史學界的關注。這些著作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揭示了中國史學思想的民族特性和內在規律，讓國際學界認識到中國民族史學并非是簡單的歷史記錄，而是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文化價值。許多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史學時，開始關注并引用吳懷祺的研究成果，這表明中國民族史學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影響力逐漸增強，民族史學的話語權得到了提升。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打破西方史學理論在國際史學界的主導地位，為中國民族史學爭取平等的話語權。長期以來，西方史學理論在國際史學界占據著主導地位，其研究方法和價值觀念被廣泛傳播和應用。然而，西方史學理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和思想內涵，中國民族史學有著自身獨特的發展脈絡和文化背景。吳懷祺通過對中國史學思想的研究，揭示了中國歷史思維的民族特性，強調了史學與經學、理學等中國傳統文化學科的緊密聯系，為國際史學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框架。他的研究成果讓國際學界認識到，中國民族史學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和貢獻，應該在國際史學界擁有平等的地位和話語權。在全球化背景下，吳懷祺的學術努力對于增強民族文化自信，維護民族史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民族文化面臨著被同化的風險。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的研究，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民族史學的發展歷程和思想精髓，增強了民族文化自信。他強調中國民族史學的獨特性和價值，鼓勵中國史學研究者堅持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發，開展史學研究，維護了民族史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種對民族史學的堅守和傳承，有助于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個性，為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支撐。吳懷祺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傳播學術成果以及深入研究中國史學思想等方面的努力，有效地推動了民族史學話語權建設，提升了中國民族史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增強了民族史學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為中國民族史學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應有的尊重和認可。六、吳懷祺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人才培養的貢獻6.1教學理念與方法吳懷祺在教學中秉持著獨特而深刻的理念，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培養專業人才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他始終強調做學問、做人當以“老實”為準則，這種“老實”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治學的嚴謹精神。他認為，學生要認真閱讀原著，通過做札記積累心得，在此基礎上方能寫出原創性好文章。在他看來，只有扎實地掌握原始資料，深入研讀經典著作，才能真正領悟史學思想的精髓，避免學術研究的浮躁和淺薄。在教授中國史學思想史課程時，他會要求學生認真研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學經典，逐字逐句地分析其中蘊含的史學思想，通過做札記的方式記錄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從而培養學生對史學原著的敬畏之心和深入鉆研的能力。吳懷祺十分注重培養學生“好學”“樂學”的氣質，致力于養成學生讀書的自覺和創新的追求。他深知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因此在教學中，他總是以生動有趣的方式講解史學思想史的相關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講述先秦史學思想時，他會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如商周時期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等，生動地闡述《尚書》《春秋》等經典文獻中蘊含的史學思想，使學生仿佛穿越時空，置身于那個時代，感受到史學思想的魅力。他還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討論，發表自己的見解，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精神。在討論宋代史學思想與理學的關系時，他會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理學對史學思想的影響，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和看法，激發學生的思維活力。吳懷祺的教學方法豐富多樣且獨具特色，對學生的學術成長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他善于運用啟發式教學，通過提出問題、引導思考，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求知欲。在講解中國史學思想的演變規律時，他不會直接給出結論，而是先列舉不同歷史時期的史學現象，如先秦時期的天命史觀、秦漢時期的正統觀念等，然后引導學生思考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和聯系，讓學生在思考和討論中逐漸總結出史學思想的演變規律，培養學生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吳懷祺還注重學術研究方法的傳授，他會詳細介紹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在史學思想史研究中的應用。在教授文獻研究法時，他會教導學生如何搜集、整理和分析歷史文獻，如何辨別文獻的真偽和價值。在研究唐代史學思想時，他會指導學生查閱《舊唐書》《新唐書》《史通》等相關文獻，從文獻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分析唐代史學思想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在介紹跨學科研究法時，他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易學與史學》為例，講解如何將史學與經學、哲學等學科相結合，挖掘史學思想的內涵。他還會鼓勵學生運用比較研究法，對不同史家、史著的史學思想進行比較分析，加深對史學思想的理解。在指導學生撰寫論文時，吳懷祺更是耐心細致，從選題、資料收集到論文的結構布局、觀點闡述，他都會給予悉心指導。他會幫助學生選擇具有研究價值和可行性的選題，引導學生從自己的興趣和專業知識出發，結合學術前沿動態，確定研究方向。在資料收集階段，他會指導學生如何利用圖書館、數據庫等資源，廣泛搜集相關資料，并教導學生對資料進行篩選和整理。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他會嚴格要求學生遵循學術規范，注重邏輯嚴密、論證充分。他會認真審閱學生的論文初稿，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幫助學生不斷完善論文。吳懷祺的教學理念和方法成效顯著。在他的悉心指導下，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先后畢業并成為學術界的中堅力量，其中有不少已經是著名學者。他的學生在學術研究中，繼承和發揚了他的治學精神和研究方法，在史學思想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些學生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某一特定時期或某一史家的思想，取得了創新性的研究成果；還有一些學生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開展了史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研究，拓展了史學思想史研究的領域。這些學生的成長和成就，充分證明了吳懷祺教學理念和方法的正確性和有效性，也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6.2培養的杰出人才及其影響在吳懷祺的悉心指導下，一批優秀的碩士、博士研究生茁壯成長，他們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成為推動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發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汪高鑫便是深受吳懷祺學術影響的杰出代表之一。汪高鑫在吳懷祺的指導下，深入研究中國史學思想史，在史學理論、史學史研究等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他的研究成果豐富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內容，推動了該學科在相關領域的深入發展。他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思想時，運用吳懷祺倡導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將史學與哲學、經學相結合，對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中的歷史觀、價值觀等進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不僅在國內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周文玖也是吳懷祺培養的優秀學生之一，在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領域成績斐然。他深入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發展脈絡，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體系、編纂方法以及史學流派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繼承和發揚了吳懷祺的學術理念，注重從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角度分析史學思想的演變。他的著作和論文為中國史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理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通過對中國古代史學著作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獨特價值，使人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更加全面和深入。這些杰出人才在學術界的成就，對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不斷探索創新，拓展了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研究深度和廣度。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學科的理論體系，也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他們在學術交流中積極傳播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吸引了更多學者關注該學科，促進了學科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許多年輕學者受到他們的影響，投身于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為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些杰出人才還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史學人才，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他們將吳懷祺的治學精神和學術理念傳承下去，使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七、吳懷祺學術貢獻的局限性與學科發展的新方向7.1學術貢獻的局限性分析盡管吳懷祺在學術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中國史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但從時代局限和研究方法局限等角度審視，其學術貢獻仍存在一定不足之處。從時代局限來看，吳懷祺的學術研究主要開展于20世紀后半葉至21世紀初，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快速發展和變革之中，學術研究的外部環境和資源條件也在不斷變化。在早期研究階段，受到當時學術資料獲取渠道相對有限的制約，吳懷祺在研究中對一些珍稀文獻和海外相關研究成果的掌握不夠全面。由于國際學術交流不夠頻繁，他難以獲取西方史學界關于中國史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和前沿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研究視野的拓展和研究深度的進一步提升。在研究中國近代史學思想時，對于一些在海外保存的近代中國史家的手稿、書信等第一手資料，由于獲取困難，可能導致研究不夠全面深入，對某些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分析不夠精準。隨著時代的發展，史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斷更新。吳懷祺的部分學術觀點可能未能及時跟上時代的步伐，對一些新興的史學研究領域和熱點問題關注不足。在當今數字化時代，史學研究與信息技術的結合日益緊密，出現了數字史學、歷史大數據分析等新興研究領域。吳懷祺的研究成果中較少涉及這些新興領域，未能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為史學思想史研究帶來的便利和創新機遇。在研究方法上，他雖然運用了跨學科研究方法，但在某些方面可能還不夠深入和系統，對一些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研究還停留在表面，未能充分挖掘不同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影響。在研究方法局限方面，吳懷祺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傳統的文獻研究法，雖然這種方法能夠深入挖掘歷史文獻中的史學思想，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文獻資料本身存在著主觀性、片面性和缺失性等問題，單純依賴文獻研究可能會導致對歷史事實的理解不夠全面和客觀。某些歷史文獻可能受到當時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存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歪曲或片面記載，吳懷祺在研究中可能難以完全避免受到這些因素的干擾。在研究古代史家的史學思想時，由于史家的著作可能存在版本差異、后人篡改等問題，僅依據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可能會得出不準確的結論。他的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方面存在不足。在研究史學思想的發展演變時，缺乏對相關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難以從量化的角度對史學思想的傳播范圍、影響力等進行評估。在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趨勢時，如果能夠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對不同時期史學著作的數量、史家的數量、史學思想在社會各階層的傳播程度等進行量化分析，將使研究結果更加科學、準確。但吳懷祺的研究中較少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使得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數據支持，說服力相對較弱。在研究視角上，雖然吳懷祺努力拓展研究范圍，將思想家的歷史觀點和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納入研究視野，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對一些邊緣地區、少數民族的史學思想關注不夠，未能充分挖掘這些地區和民族獨特的史學思想資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其史學思想也各具特色。但在吳懷祺的研究中，對少數民族史學思想的研究相對較少，這使得中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不夠全面，未能充分體現中國史學思想的多元性和豐富性。7.2基于其研究的學科發展新方向探討在吳懷祺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上，結合當前學術發展趨勢，中國史學